編者按: 　　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從中國青島到日本福岡的直線距離僅945公里,神州赤縣與東瀛扶桑密切對望、晴雨互知。兩國兩千年的交流,有徐福東渡、使者往來的佳話,可謂“同文同種”,另一面也暗潮涌動、時而兵戎相向,徊于歷史的十字路口。日本民族最為突出的性格是崇強鄙弱,遵從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日本以弱小夷狄身份納入到中國的朝貢體系。自圣德太子始,日本派出留學人員前往中國學習,而中國相應回訪,這一互動在唐全盛時期同步達到了鼎盛。日本就此拷貝了幾近全套中國制度文化在島上踐行,而隨著唐朝中期以后的衰落以及學習完成,日本方面也審時停止了留學生交流。
　　近代到來,日本迅速確定了新的學習對象,進行“明治維新”以脫亞入歐。而閉關自守的舊中國被狂熱追求資源的日本軍國所踐踏。中日關系發(fā)生了徹底逆轉。
　　但值得欣慰的是,兩國民間的友好交流與和平努力一直延續(xù)。晚清及民國,中國革命思潮源起大部分在日本。日本民間對中國留學生及革命人士的支持力度是世界各國罕見的。同是這種民間力量,在半個多世紀后推動了友好和約的締結。
　　二戰(zhàn)后國際格局變動,中國政治地位不斷上升。緊隨中美破冰之旅,中日在官方主導與民間推動下恢復了正常邦交。“一強一弱”的利益格局得到了有效緩和。縱使不和諧聲音仍在,矛盾間歇性爆發(fā),僅就中國而言,所迫切需要的仍是虛心學習,發(fā)展實力,使兩國早日進入“兩強”的雙贏博弈局面。
　　延綿兩千多年的中日關系,周恩來曾用“2000年友好, 50年對立”予以精辟概括。縱覽兩千年,“和則兩利,斗則兩敗俱傷”已逐漸成為共識。和平友好作為歷史的主基調,已是兩國民眾鑒古察今后的共同愿景。
　　
　　同居遠東,“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既有同文同種、友好往來,又有反目成仇、劍拔弩張的時段,中日兩千年來關系路線圖的走勢,則與雙方民族性及利益格局密不可分。但和則兩利,斗則兩敗俱傷,已逐漸成為兩國民眾共識,和平友好成為鑒古察今的樸素愿景。
　　
　　徐福東渡:帶三千童男童女漂洋過海
　　
　　2007年,日本前首相羽田孜應邀參加了在江蘇贛榆舉行的“徐福節(jié)”,聲稱“羽田家族之根來自中國”,并為此感到驕傲。日語中“羽田”與“秦”發(fā)音相同,追根溯源其祖先姓秦,隨徐福一起東渡至日本。雖未經(jīng)嚴格考證,但至少可見徐福東渡對中日兩國影響之深。
　　司馬遷《史記》中記載最早:傳說秦始皇東巡時見海市蜃樓,徐福于是上書,建議委任自己率團前往海中蓬萊、方丈、瀛州三座神山去求仙問藥,秦始皇依準。前兩次無功而返,公元前210年,徐福第三次滿載童男童女、技工藝師、稻種醫(yī)藥驅舟遠去,到了溫瑞宜人的“平原廣澤”之地,不復思歸。
　　司馬遷曾到過徐福的故鄉(xiāng),東渡不過發(fā)生在幾十年前。遺憾的是,《史記》沒有記載徐福渡海后所到的確切地點。而日本和歌山縣編撰的《和歌山縣史跡名所志》則言之鑿鑿:“秦徐福之墓在新宮町�！边@里每年都要舉行祭祀徐福的活動。在佐賀的金立市鄉(xiāng)村里,徐福作為一個知識和醫(yī)藥之神受到人們的膜拜。當?shù)剡�流傳徐福與土著酋長女兒的愛情故事。富士山地區(qū)則傳說他死后變成一只仙鶴,經(jīng)常依戀盤旋在原野上空。
　　諸多文獻、史跡,都為徐福東渡到達日本這一千古傳奇提供了佐證。徐福不但把上千名中國人帶去了日本,同時把中國的農(nóng)作物種子和各種工藝、文化典籍帶到了日本。原來以漁獵和采集經(jīng)濟為主的日本,很快出現(xiàn)了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nóng)耕文化和鐵器、青銅器文化。這說明了徐福東渡對日本的巨大影響。我們可以把徐福看作是中日友好交流中有名字可考的首位重要使者,是中國文化對日本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第一位杰出人物。
　　
　　圣德太子與遣隋使:汲取隋朝先進文化
　　
　　圣德太子在日本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他的故事在后世的影視文學中被戲說不休,連《搞笑動漫日和》里都會開他的玩笑。圣德太子觀察到隋王朝是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為了迅速汲取大陸文化,充實國力,也為了擺脫與大陸交往中歷來的屈從地位,607年,他派遣使臣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朝。其所攜國書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字樣,語多傲慢,有人甚至擔心隋帝看后會大怒并斬殺來使。出于遠交近攻的外交需要,隋煬帝盡管心中不快,最終還是接待來使,并于次年派出了使臣回訪日本。小野妹子隨回訪團一起回到日本,并聲稱隋朝的國書在途中不慎丟失,而這其中很可能包含了對日方敏感字樣的批評。從而巧妙避免了可能由國書引發(fā)的緊張關系,促成了回訪成功。
　　公元609年,小野妹子受圣德太子之命第二次出使隋朝,這次帶來的國書更進一層,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顯示出與強大隋朝分庭抗禮的野心和姿態(tài)。這次還帶來了一群留學生與學問僧,這也是日本向中國派遣留學生的開端。這些使節(jié)、留學生和學問僧長期在中國生活學習,直至充分掌握中國的文化制度后方才回國。這些人在日本日后的“大化改新”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圣德太子后來制定的融會著中國經(jīng)史的《十七條憲法》以及之后“大化革新”的實踐,使日本以一個全新面貌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
　　
　　遣唐使:古代中日文化交流高潮
　　
　　唐帝國的版圖進一步擴張,政經(jīng)文化全面開花,呈現(xiàn)一派中國古代罕有的盛世局面。這自然給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周邊各國施以積極影響。兩國使節(jié)往來絡繹不絕,兩國間的友好關系進入了一個高潮。
　　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間,日本共任命遣唐使達19次,正式派遣而到達唐朝的共有13次。他們中的不少人留唐長達二、三十年,但隨著唐的由盛轉衰,開始出現(xiàn)逐漸縮短的傾向,到了末期更是明顯縮短為一、兩年,其大部分原因是貪婪地吸收中國文化的風氣已經(jīng)開始衰退。
　　遣唐使的使命在于學習唐朝的先進文明,將其施用于當時的日本改革,從體制到民俗建筑,基本上全套襲自唐制。今天中國的西安街頭,已經(jīng)很難尋覓到當年長安的清晰輪廓了,而日本京都當年就是按照長安的結構和建筑規(guī)劃建設起來的城市,至今保存完好。
　　眾多遣唐使當中,阿倍仲麻呂對中日文化交流貢獻最為卓著。他19歲時隨第七批遣唐使來中國,當時正逢“開元盛世”,他入太學學習,通過科舉成為了唐朝的官吏,最終官至秘書監(jiān)(相當于國立圖書館館長)。他交游廣泛,與唐朝詩人李白、王維等結成莫逆之交。當年老后,他思鄉(xiāng)心切,決定隨唐朝回訪團一起返回自己闊別幾十年的土地。
　　王維聽說他要回國,曾寫下充滿惜別之情的《送秘書晁監(jiān)還日本國》。后來他乘坐的船只在海上遭遇風暴,大詩人李白以為他已遇難,悲痛地寫下了“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的詩句。幸而船只漂流至越南,阿倍仲麻呂得以生還,回到唐朝。晚年他逝世于長安,埋骨唐土,在中日兩國歷史上被引為佳話。
　　
　　鑒真東渡 :日本律宗開山祖師
　　
　　在日本遣唐使和留學生頻繁往來之時,一批中國的僧人也東渡弘法,傳播盛唐文化,對日本文化發(fā)展作出了杰出貢獻。這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鑒真法師。
　　鑒真法師渡日之前,在中國律宗的領域早已是聲望極高的高僧,受日本僧人強力邀請,決定東渡至日本傳戒。他十二年間六次東渡、歷盡磨難,雙目失明,幾遭牢獄之災,兩逢海難,有一次甚至漂流到了海南,然而這些都無法抵擋他不屈不撓的精神。753年,日本遣唐使來到揚州,再次懇請鑒真東渡。當時唐玄宗信奉道教,不許鑒真出海,鑒真便秘密搭遣唐使大船第六次東渡,終于抵達日本,時年67歲。
　　鑒真受到天皇的盛大禮遇。他將律宗傳至日本,成為日本律宗開山祖師。他在東大寺中起壇,為皇族和僧侶約500人授戒。他還建起了奈良的唐招提寺。756年,鑒真被封為“大僧都”,統(tǒng)領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規(guī)的戒律制度。
　　他從中國帶至日本的學問僧和藝術家為日本佛教理論和藝術的發(fā)展做出畢生貢獻,許多人在日本度過余生。鑒真雖雙目俱盲,但憑嗅覺鑒定藥物,為日本民眾看病,治愈疑難病癥,他還帶去了一批有專業(yè)知識人材,在佛教、醫(yī)藥、書法等方面,對于日本都有深遠的影響。763年5月,鑒真以76歲高齡在奈良圓寂。臨終前由其弟子為其塑成的像,形神兼?zhèn)?傳達出其不凡意志和風度,是一件珍貴的藝術杰作,被日本人民奉為“國寶”。
　　1965年,日本人民在鑒真登陸的地方建立了鑒真大師紀念碑。1980年4月,鑒真像在唐招提寺住持森本長老陪同下前往揚州和北京展出。為紀念鑒真像“回國探親”,當時的日本裕仁天皇特意向唐招提寺贈送了一只香爐。
　　
　　福澤諭吉:脫亞入歐,鼓動擴張
　　
　　一般國家的紙幣上,都是印著開國之父或歷史名君的頭像,但日本卻有些特別,在最高面值的萬元大鈔上面印的頭像是穿和服的福澤諭吉(1834―1901年),而他對于日本的影響確實異常深遠。
　　福澤諭吉,日本近代維新派的精神領袖,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正是他不遺余力推動和促成了“明治維新”,也奠定了日本一個多世紀“脫亞入歐”國策的思想理論基礎。他生于日本一個下級武士家庭,在年輕時三次出訪歐美,在目睹了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富國強兵和工商繁榮后,反思東方的沒落,遂萌生“脫亞入歐”的思想。福澤諭吉明確提出,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體系,使日本成為歐洲型的民族國家。他的著作《勸學篇》振聾發(fā)聵,轟動一時,甚至深刻地影響維新政府的政策。國民幾乎人手一部,視其為金科玉律。
　　當然,在中日關系領域,福澤諭吉的影響是非常負面的。他竭力鼓吹了民族沙文主義和皇權思想,認為不接受西方文明的種族就是劣等民族。劣等民族就沒有生存的權利。福澤諭吉甚至在文章中用“丑類”、“烏合草賊”、“狂暴土匪”等極盡蔑視的詞語形容中國人,公然鼓吹“誅殺丑類,一個不留”,“蹂躪支那帝國四百余州”。甲午戰(zhàn)爭中日軍旅順屠城,福澤諭吉聞訊竟然狂喜,不禁帶領學生游行到達日本皇宮,高呼“萬歲”。
　　1901年2月3日,福澤諭吉因腦溢血癥復發(fā)去世,引得舉國震動,他所設計的軍國道路軌跡流傳下來。日本的戰(zhàn)略家們更是秉承其思想,不斷研究和制訂滅亡中國的周密計劃。1927年,田中義一制訂的占滿蒙、滅中國的詳細計劃,對中國研究細致程度與計劃之險惡周密,令人吃驚。日本在做著文明夢的同時,也將殺戮與掠奪恣意擴張到了友好鄰邦,并最終導致了二戰(zhàn)中亞洲特別是中國戰(zhàn)場的生靈涂炭。
　　
　　晚清與民國留學生:
　　革命思潮源自日本
　　
　　近代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而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趨向更多是中國向日本學習。自甲午戰(zhàn)爭之后,晚清痛定思痛,欲以變革度過劫波,認識到人才的重要,而日本成功的教育經(jīng)驗開始為晚清當局所重視。如實藤惠秀所說:“想速成地學習正在消化西方文化的日本,以便能夠立即應用。日本可以說是被選作臨時教員。”
　　從1896年中國派出首批留學生開始到1930年間,先后有數(shù)十萬中國留學生赴日本學習,許多中國官員學者赴日考察新政。同時日本亦有不少教師學者來華。特別是當慈禧太后廢除了科舉制度后,中國留日學生人數(shù)進入高潮。當時的留日學生學習的內(nèi)容方方面面,但以法律、政治、軍事為多。代表人物從早期的康有為開始,到黃興、宋教仁、秋瑾、徐錫麟、蔡鍔、蔣介石、周恩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董必武、彭湃、閻錫山、何應欽、郭沫若、郁達夫、田漢、夏衍等等。
　　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都與日本人士結下了莫逆之交。而國父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的友誼,尤其值得大書一筆。孫文自1895年首次來日后頻繁來訪,在這期間,宮崎滔天竭力幫助孫中山,甚至丟下了妻兒,作為說唱藝人而到各地演出籌款。他不僅將孫中山引薦給日本政經(jīng)界要人,還將革命志士黃興引薦給孫中山相識,為即將成立的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夯實基礎。早期共產(chǎn)黨人李大釗、陳獨秀也都是在日本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可以說,中國晚清以來的革命思潮起源就在日本。
　　
　　老兵東史郎:日本二戰(zhàn)懺悔的代表
　　1912年出生的東史郎,1937年應征參加了侵華戰(zhàn)爭和南京大屠殺,親身參加了南京大屠殺,雙手曾沾上了鮮血。戰(zhàn)后,東史郎對自己的加害行為充滿悔恨,幡然醒悟,站出來對侵略戰(zhàn)爭進行反省,真誠地向中國人民反省謝罪,在日本各地集會上發(fā)表演講,揭露日軍暴行。1987年,他公開了自己的戰(zhàn)時日記《東史郎日記》。此后曾7次到南京謝罪。
　　在日記中,他揭露日軍當年的殘暴行徑。面對日本右翼的責問與恐嚇,東史郎不怕圍攻、謾罵和威脅,一直頑強地堅持著懺悔之路。右翼勢力在東史郎家門口焚燒物品,并且用高音喇叭騷擾他家,他都不為此退縮。他曾長跪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并對每一個見到的中國人鞠躬謝罪,表達他的懺悔。
　　2006年1月,東史郎在日本京都府因病逝世,享年95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立即給東史郎先生的親屬及支援會發(fā)去了唁電。他的真誠懺悔,不僅得到了中國人的原諒,更贏得了對他信心與勇氣的尊敬。這一切,使得他成為戰(zhàn)后幾十年來日方民間懺悔謝罪的代表,修補中日歷史創(chuàng)痕的民間友好大使。
　　
　　田中角榮:推動中日邦交正�；�
　　
　　二戰(zhàn)后,日本佐藤榮內(nèi)閣長期追隨冷戰(zhàn)政策,阻撓中國恢復聯(lián)合國合法席位,兩國戰(zhàn)爭狀態(tài)實際上并未結束。而隨著國際局勢變化,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于1972年2月訪華,這使長期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佐藤內(nèi)閣十分被動,對華政策走進了死胡同。日本國民與在野黨要求與中國恢復邦交的呼聲日益高漲。
　　出身于農(nóng)村,有政治遠見和勇氣的田中角榮取代佐藤出任首相,上任當天他發(fā)表講話說:“在動蕩的世界形勢下,應該加速實現(xiàn)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并明確提出日中邦交正�；�的“時機正在成熟”。
　　1972年7月,田中內(nèi)閣召開會議并通過文件說:“為了謀求邦交正�；�,日中政府間開始進行負責的會談,是當務之急�！�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訪華,經(jīng)過中日雙方會談,于29日發(fā)表了聯(lián)合聲明,實現(xiàn)了中日邦交正�；�。
　　啟程訪華之前,田中角榮收到許多右翼以死亡相威脅的恐怖電話,有人甚至揚言:除非乘直升飛機,否則他將寸步難行。訪華回國后,在兩院大會上,他仍然受到了長達四個半小時的圍攻,被許多議員罵作“國賊”。女兒田中真紀子從十四五歲起,平時出訪必陪他身旁,但這次被父親嚴厲拒絕。據(jù)說田中角榮曾對她說:“萬一我被刺死,你千萬不要驚慌失措,而要鎮(zhèn)定地處理后事。我此行意義極為重大,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中日普通國民能夠自由往來。我是為實現(xiàn)這樣的時代而去!為堅定自己的政見而去!”
　　田中的果斷行動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回應。會談期間,田中首相題了日本圣德太子的名言“信為萬事之本”相贈,周總理則以孔子的“言必信,行必果”回贈。國家互信,成為下一步中日友好關系得以存續(xù)發(fā)展的基石。中日恢復邦交正�；�,及幾年之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生效,也終使兩國損失了千百萬人的生命、蒙受了巨量財富損失的戰(zhàn)爭狀態(tài)在法理上名副其實地結束。中日關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日本影響力之電視節(jié)目:隨處可見中國“克隆”版
　　日本是世界人均看電視時間最長的國家,也是世界上電視科教節(jié)目占電視節(jié)目比重最大的國家。電視對日本國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中國同樣如此,打開電視機,你很容易看到日本電視節(jié)目在中國的“克隆”。曾在大陸熒屏上火極一時的戀愛婚配類節(jié)目(如《玫瑰之約》),綜藝娛樂性節(jié)目(如《快樂大本營》),鑒寶類節(jié)目(如《鑒寶》)都是照搬自日本。
　　
　　日本影響力之速食食品 :圖的就是省事和快
　　速食食品是為了適應日本上班族高效率快節(jié)奏生活而發(fā)明的,當然東西最好能拿出來就可以吃喝。方便面是1958年安藤百福于日本大阪府池田市發(fā)明的。安藤百福在發(fā)明方便面后,創(chuàng)立日清食品公司,販售“雞湯拉面”口味方便面。中國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從日本引進了一百多條生產(chǎn)線開工生產(chǎn),剛開始的方便面甚至成了要加收糧票才能買的奢侈品。而如今中國方便面的產(chǎn)量已經(jīng)占到了世界的二分之一。
　　又如速溶咖啡產(chǎn)生于1899年。由發(fā)明真空干燥法的日本人加藤覺博士所發(fā)明。那時日本的咖啡需求量不大,為尋求市場,他到美國取得專利權,而打開了銷路。今天面對中國年輕群體這樣一個消費速溶咖啡的巨大市場,固執(zhí)如星巴克也是無法保持淡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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