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6月17日，這天上午，成都川漢鐵路公司內(nèi)的一座戲臺，被臨時改做了一個講壇。臺下，熙熙攘攘坐定兩千多人，躁動和不安彌漫在整個會場。 　　四川省諮議局副議長羅綸起身登壇，先向滿場的人作了個揖，開口便說：“各位股東！我們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chǎn)――拿給盛宣懷給我們出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說罷，嚎啕大哭。頓時，全場不分老少，哭聲震天。
　　一個月前，清廷頒布“鐵路國有”上諭，將商辦的川漢鐵路收歸國家，由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向列強借款興建。消息傳到四川，大小股東及各界代表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
　　羅綸“砰”的一聲在桌上砸了一拳，喊道：“我們要誓死反對！”臺下一片響應。隨即，羅綸倡議，成立一個聯(lián)絡各界民眾，反對鐵路國有、拒債廢約的組織，名字就叫“保路同志會”。臺下山呼通過。
　　保路運動愈演愈烈，兩個月后，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急急從川滇邊務中抽身，趕赴成都收拾亂局。
　　誰知，這一去，點燃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線，也讓他本人身首分離。
　　
　　鐵路亂局
　　19世紀后半葉，當火車第一次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時，人們一度把它當做“怪物”。不過，時過境遷，到了世紀之交，清廷急欲通過新政變革圖強，興建鐵路、打通血脈，已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環(huán)。
　　同時，由民間集資、獨立筑路的呼聲，從一開始便沸反盈天。
　　1903年7月，四川總督錫良上奏清廷，請求“自設川漢鐵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權”，第一條拒絕外資的鐵路就此發(fā)端。次年1月，公司正式成立，初為官辦，后來純粹商辦。
　　按計劃，川漢鐵路自漢口起，經(jīng)宜昌、重慶等地，最終到達成都，全長約2000余公里。所需巨額資金，大部分來自于每年對川人田賦的抽租，也就是說，全川7000萬人，均成為了這條鐵路的股東，那兩條細窄的鐵軌，牽涉著驚人的利益。
　　而趙爾豐，正是川漢鐵路公司的主要創(chuàng)辦者之一。
　　這位漢軍正藍旗出身的官員，起初只是個抄寫公文的小角色，后來在山西當縣令時，遇見了貴人，時任山西巡撫的錫良一眼相中他，一路提拔，最終帶到了四川。1904年11月，趙爾豐在錫良保舉下當上了川漢鐵路公司督辦，搭建了公司最初的骨架。他還為鐵路找來了最好的工程師――1907年代理四川總督期間，趙爾豐一封電報拍到郵傳部，邀請詹天佑主持大局。
　　只是，趙爾豐肯定想不到，請來了“大廚”，卻未必能做出好菜。
　　1909年12月10日，川漢鐵路正式開工。半年后，詹天佑深入工地視察時，見到的情形觸目驚心：工程質(zhì)量差、施工管理混亂、職工及學員工作懈怠甚至品行不端者比比皆是。
　　詹天佑在工地嚴肅批評了一個工作不認真的負責人，并責成他上交相關數(shù)據(jù)一覽表，結果該負責人對詹天佑的指示竟然不予理睬，并擅自離職辦理私事去了，氣得詹天佑七竅生煙。后來給朋友的一封信，他寫道：“這里沒有可依靠之人，卻還要把他們當做是善良的同僚。一俟我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謀他職。”
　　實際上，令詹天佑大光其火的亂象，幾乎存在于當時所有商辦鐵路中。由于缺乏有效監(jiān)督、管理機制，相當一部分商紳只將鐵路當做一本萬利的發(fā)財機會，公司內(nèi)部任人唯親、貪污浪費，效率低下達到驚人的程度，更遑論技術和資金上的種種難題了。
　　直到1911年5月，川漢鐵路只修通了不到18公里。
　　就在這個月，清政府一道諭令，風向變了。
　　
　　川漢死結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經(jīng)過長時間權衡，頒布上諭，提出將鐵路干線收歸國有的政策，以期改變商辦鐵路的亂象。至于資金，由郵傳部尚書盛宣懷與英、法、美、德的銀行財團締結借款合同。當時的情形下，這個政策無可厚非。
　　但是，一個要緊的問題，盛宣懷的精明用錯了地方。
　　對于川漢鐵路補償辦法，他指出，已用在鐵路上的股金，國家換發(fā)保利股票；至于經(jīng)營不善所造成的虧損，以及被公司高管拿到上海錢莊投機而虧空的銀子，朝廷沒有必要負責。
　　他進一步說到，政府的錢來自全國百姓，政府沒有權力慷全國百姓之慨，來彌補四川商辦鐵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機損失。
　　1911年6月，朝廷關于川漢鐵路補償辦法的電文一公開，四川全省輿論一片嘩然。人們將這個補償方案解讀為“不但奪路，而且謀財”。
　　以今天的眼光看，盛宣懷的方案并不理虧，但日薄西山的大清，顯然已經(jīng)不具備足夠的公信力來解釋這個政策。事實上，就在推出“鐵路國有”政策的前一天，朝廷還剛剛端出了“皇族內(nèi)閣”，民心大失。在這樣的氛圍下，強制推行既定政策，只能將川漢鐵路的鐵軌，擰成一個解不開的死結。
　　6月17日上午，“保路同志會”正式成立，選舉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當天下午，大會全體成員浩浩蕩蕩開赴督署衙門請愿。
　　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躲過了這場風波，其時他在外處理邊務。接待他們的，是護理總督王人文。據(jù)郭沫若回憶，王藩臺“朝服衣冠”走出署衙，滿臉堆笑，很心平氣和地說，大家的來意已經(jīng)由羅副議長傳達了，他會向朝廷力爭到底，只要他在任，決不負眾望。
　　他隨即提筆，為川路公司代奏中央，請求收回成命。作為一線的官員，他明白其中的利害。
　　但是，廟堂之上的清廷并不打算聽取他的意見。王人文等來的，是一紙免職的命令。
　　朝廷期待的是一個能夠力挽狂瀾、將既定政策實行下去的干將。在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和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的一再催促下，1911年8月，趙爾豐終于從川滇邊務中抽出身來，趕赴成都。一個燙手的山芋，終究將由他來接。
　　
　　四面楚歌
　　如果沒有保路運動，趙爾豐也許將作為一位能臣，名留史冊。
　　1905年3月，清廷駐藏大臣鳳全路經(jīng)巴塘，遭當?shù)厣�俗上層擒殺。趙爾豐受命平叛，一舉剿辦巴塘七村溝，聲名大震。
　　1906年，清廷設立川滇邊特別行政區(qū)，趙爾豐受命為川滇邊務大臣，兩年后又兼任駐藏大臣。在職期間，推行“改土歸流”，革新習俗，興辦教育，對藏區(qū)發(fā)展與穩(wěn)定的貢獻不可磨滅。
　　他還懂得體恤民情。據(jù)說，有一次，趙爾豐道宿鄉(xiāng)村，見一家三口無隔夜之糧，當面斥責糧員道：“百姓窮困到?jīng)]有吃的，你還懵然不知，民之父母，是這么當?shù)模俊彼鞂⑵鋰缿汀?
　　1911年初，趙爾豐的兄長趙爾巽卸任四川總督一職，推薦弟弟繼任。此時，趙爾豐已經(jīng)是一名65歲的老人了。
　　然而，相對于邊區(qū)的刀光劍影，已成為一鍋沸水的成都，更加險惡。
　　1911年8月2日，趙爾豐抵達成都就任。三天后，川漢鐵路特別股東大會召開，趙爾豐在這次浪潮中首次露面。
　　當時，面對臺下眾人，趙爾豐承諾：“必代川人盡能盡之力，倘有棘手之處，仍望大家來討論，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孰料股東會副會長張瀾快步上臺，先駁斥了趙爾豐對于鐵路國有政策的解釋，進而高喊：“如若我們四川的股東，四川的人民并未死心，并不是全無心肝，大家起來，爭爭爭保路呀！破約呀！”會場響起一次次震耳欲聾的掌聲。
　　第二天來到署衙，有同僚仍然氣憤難平：“大帥才到任，張瀾就把大帥責備一番，尤其荒唐。”趙爾豐卻平靜地說：“政府這回舉動未免太快一點，無怪四川人埋怨，總督是代表政府的，自然該替政府受點埋怨。張瀾也是責備政府，不見得是責備我�！�
　　實際上，趙爾豐手頭，正揣著一張朝廷五天前發(fā)來的電報，命他到任后，對路事“多派員弁，實力撣壓”。
　　先前經(jīng)營川邊時，趙爾豐素以行事狠辣著稱，現(xiàn)在卻以一副柔軟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人們有些摸不著頭腦。用郭沫若的話說，趙爾豐上任后，“大家以為他定會有一番舉動的。但是他到了一兩個月，竟也一籌莫展。那樣有名的屠戶上任的當初為甚么不立即放出三把火來，這正表明當時的運動已經(jīng)深入于民間，所以他不敢造次�！�
　　趙爾豐姿態(tài)柔軟，朝廷卻等不及了。
　　8月6日，由朝廷派遣的查賬小組，接收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總經(jīng)理李稷勛提交的公司賬目。消息傳出，保路勢力立即將李稷勛視為叛徒，股東會決議撤銷其職務，誰知清廷反而任命李稷勛為宜昌鐵路公司總辦，這無異于火上澆油。
　　據(jù)時任勸業(yè)道的周善培回憶，消息傳到川漢鐵路公司，“全場幾百人立即哄起來，都說政府要硬搶鐵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還做什么生意！立刻決議罷市�！�
　　8月24日，不到一個鐘頭的時間內(nèi)，成都店鋪全關門了。
　　趙爾豐心急如焚。8月28日，他會同成都將軍玉昆致電內(nèi)閣和攝政王載灃，表示“人心一失，不可復收”，“ 應懇圣明俯鑒民隱，曲顧大局，準予暫歸商辦�！笔胫�次日，趙爾豐即遭端方參劾：“庸懦無能，實達極點�！�
　　9月1日，趙爾豐再次上書彈劾盛宣懷。一天后，朝廷的回應是，命端方率武昌新軍2000人入川彈壓。隨后又給趙爾豐發(fā)來電文，警告他再任由民眾滋事，貽誤大局，定要治他的罪。
　　趙爾豐已經(jīng)被逼到了絕境。
　　
　　致命的轉身
　　端方的軍隊在開進四川的路上。與此同時，保路運動也有了武裝反抗的苗頭。1911年9月5日，川漢鐵路公司特別股東大會會場上，忽然有人散發(fā)起了一本叫《川人自保商榷書》的小冊子，號召“編練國民軍、制造軍械，實現(xiàn)川人自�！薄�
　　是夜，四川官員們七嘴八舌探討了危機的形勢，一同起草了一篇電奏，請政府收回成命，并稱事情已經(jīng)到了萬分危急之時，如果三天之內(nèi)不回電，就只得矯旨辦理了。
　　隨后，眾人來到督署，叫醒了已經(jīng)睡下的趙爾豐，拿電稿給他細細看了很久。看到“矯旨”兩個字，趙爾豐駭然說：“這卻是不可隨便玩的�！苯�(jīng)周善培勸解，趙爾豐終于點頭，答應將電報第二天一早發(fā)出。司道們回家時，已是凌晨一點多了。
　　矯旨還是遵旨，趙爾豐到了做出最后選擇的關頭。
　　這幾乎是一個沒有正確選項的選擇。
　　9月7日，又是股東大會召開。據(jù)股東會代表石體元回憶，其時羅綸登臺對大家說，趙爾豐剛剛派來一位軍官，告之內(nèi)閣的回電到了，請保路同志會眾領導去看�？呻S后，羅綸等一干被請去的人遲遲未回，會場外卻已經(jīng)布滿了軍隊。
　　這一天，趙爾豐以看電報為名，將保路同志會的領袖蒲殿俊、羅綸以及川漢鐵路股東會的領袖顏楷、張瀾等9人引誘至督署，予以扣押。
　　下午1點，成千民眾包圍了總督府，要求放人。
　　據(jù)周善培回憶，當時司道們正想回家，忽聞外面請愿的人來了，已經(jīng)走不脫。趙爾豐說：“他們消息真靈，又聚眾起來，要求釋放扣留的人了。一天不開市，這些人就得扣留一天的�！�
　　正說著，巡捕說：“請愿的人已沖進西轅門了�！壁w爾豐說：“叫他們舉幾個代表來，我有話對他們說�！�
　　但是，群眾們不舉代表，只是要一起見大帥，于是，趙爾豐帶領司道們來到大堂。
　　此時群眾已經(jīng)沖進了儀門，趙爾豐叫人大聲說：“快舉代表，不許沖進牌坊�！�
　　群眾又沖進牌坊，趙爾豐叫人說“不許再沖一步，再沖一步，就要開槍了”。
　　群眾還要向大堂沖上來。趙爾豐說：“擋不住了，沒有法了”，下令開槍。一排子彈飛去，當場打死30多人，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
　　隨后，趙爾豐下令全城戒嚴。
　　從柔軟到強硬，趙爾豐的轉身，引來了致命的后果。
　　當晚，同盟會成員將成都的情況寫在一個個木板上，上面涂以桐油，投在河中，漂流到下游各處，叫各地的同志會起義，火速救援。附近州縣群起響應，紛紛組成保路同志軍，數(shù)日之內(nèi)，隊伍發(fā)展到20多萬人。
　　四川局勢瀕于失控，這是朝廷沒有料想到的。端方急率兩個團的武昌新軍前來鎮(zhèn)壓。1911年10月10日，留守武昌的新軍趁城中防備空虛，首義成功。一場由鐵路國有政策釀成的保路運動，竟然導致大清進入了倒計時。
　　清廷直到此時才終于回過神來。就在武昌首義同一天，攝政王載灃發(fā)布上諭，同意了對川漢鐵路更優(yōu)厚的補償條件，可是為時已晚。
　　為挽回局面，10月14日，清廷令岑春煊為四川總督，趙爾豐被貶回川滇邊務大臣。盡管后來岑春煊因起義蔓延未能上任，但遵旨行事的趙爾豐，顯然已經(jīng)成為了一枚棄子。
　　更有甚者，先前不斷指責趙爾豐“無能”的端方，也上書彈劾其“構成冤獄”。不聽話被彈劾，聽話也被彈劾，趙爾豐氣極，對周善培說：“端老四連我也參了，是否自有公論。我如果聽他的話早拿人早就弄糟了。今天他好意思把罪名推在我一個人身上！只要大局不糟，我一個人丟官也值得。你想想做官有什么意思呢？”
　　11月6日，朝廷令端方署理川督，并著其速派人將趙爾豐押解來京，以“申川民怨憤之氣”。伴隨著各省獨立風潮，趙爾豐意識到，他走向清廷祭壇的命運接近了。
　　他已經(jīng)不得不另謀出路。
　　
　　孤城落日
　　11月10日，趙爾豐從友人電報中得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京師失守，皇帝與攝政王已逃出北京。
　　當時，成都與外界通訊基本斷絕。趙爾豐相信了這個誤傳的消息，這也加快了他規(guī)劃善后的步調(diào)。他對親信說，“官我是做傷心了。朝廷既不要四川，我拿著四川有什么用？但是交了兵權政權，四川人不諒解我，誰保護我呢？”在憂慮和凄涼中，11月14日，趙爾豐下令釋放了先前逮捕的諸人。
　　經(jīng)過各方協(xié)商，有人拿出了一個可行的交權方案，趙爾豐表示滿意，他對諸人說道：“我以前對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對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壞了，只盼望你們趕快替我補救�！�
　　11月22日，趙爾豐與蒲殿俊等簽訂了《四川獨立條約》。五天后的11月27日，由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都督、駐軍司令朱慶瀾為副都督的“大漢四川軍政府”正式成立。就在同一天，端方率領的湖北新軍在四川資州嘩變，端方及其弟弟均被殺。相對于政敵，趙爾豐似乎實現(xiàn)了平穩(wěn)著陸。
　　但是，他顯然高興得太早。
　　12月8日，蒲殿俊不顧勸阻，在局勢未穩(wěn)之際執(zhí)意舉行閱兵，果然，途中因軍餉問題談不攏，發(fā)生兵變，亂兵四處搶劫，成都一片血雨腥風。
　　此時，蒲殿俊早已不知蹤影，羅綸在署衙里抱著旗桿痛哭。一些商民又一次想起了趙爾豐，紛紛求其出面穩(wěn)定局面。沒有多想，趙爾豐以“前任四川總督”的名義發(fā)布了一道告示，令亂兵迅速到衙門受撫，不咎既往，一概從寬。
　　這為他找來了大麻煩。告示一出，立即有人懷疑趙爾豐是一切的幕后主使。趙爾豐得知后，緊接著發(fā)表了一篇《為防軍變亂辯誣文》，氣憤地說道：“鄙人當大權在手之時，何事不可為，與其破壞于后，曷若不讓與先。 ”意思是我要破壞你們，早就破壞了。然而，這無助于澆滅對他的猜忌之火，相反，硬邦邦的辯解，讓越來越多的人將矛頭指向他。
　　12月9日，在兵變之后上臺的尹昌衡改組軍政府，自任都督。新政權需要立威，也需要為兵變給大家一個說法。于是，尹昌衡連夜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他們決定借“成都血案”劊子手趙爾豐的人頭一用。
　　無論如何，趙爾豐都要為當初那個致命的轉身負責，只是此時他還蒙在鼓里。當尹昌衡向趙爾豐建議，交出其身邊尚存的三千衛(wèi)隊時，老人居然很輕易地答應了。
　　12月22日清晨，尹昌衡發(fā)兵，將失去保護的趙爾豐家團團圍住，然后派敢死隊沖進其住處，將臥病的趙爾豐當場活捉，押赴皇城明遠樓側。手起刀落，趙爾豐身首分離。
　　“趙爾豐假使不病，或許他早已設法逃跑了？他病了，全無抵抗地遭了別 人的屠殺，盡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經(jīng)以‘屠戶’目之，待他一死，對他卻隱隱有些惋惜。他在經(jīng)營西藏上，大約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紀才五十上下，頭發(fā)都已經(jīng)白了�！惫�沫若描述了趙爾豐死后，人們的復雜心情。能臣，抑或屠戶？一瞬間，人們似乎很難把趙爾豐的兩副面孔聯(lián)系在一起。
　　在人生的最后一張照片中，趙爾豐的頭顱滾落于地，眼睛微微張開，仿佛依舊在為當初的選擇尋找一個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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