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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軒鴿的“稅道蒼黃” 稅道蒼黃pdf

發(fā)布時間:2020-03-17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姚軒鴿是西安國稅系統(tǒng)干部,干過兩年多稅務所長;之前他當過大學教師,學的是倫理學,教的是德育。后來,姚軒鴿把倫理學與稅收撮弄到一起,搞了個“稅收倫理學”,翻尋推究10年后,他提出一個也許會令人意外的觀點。
  
  48歲的姚軒鴿身材矮胖,腆肚,挺胸,架眼鏡,走路時臉微仰,向前沖,言談操普通話,激情滔滔,疾忙中躥出陜西口音。
  姚軒鴿是西安國稅系統(tǒng)干部,干過兩年多稅務所長;之前他當過大學教師,學的是倫理學,教的是德育。后來,姚軒鴿把倫理學與稅收撮弄到一起,搞了個“稅收倫理學”,翻尋推究10年后,他提出―個也許會令人意外的觀點:
  “從我這10年的觀察和研究看,目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切入點或突破口,只能是財稅領域,因為其他領域的選擇,已經(jīng)喪失了歷史機遇!
  
  姚軒鴿的幸運及痛感
  
  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可能是姚軒鴿遇到的幸運機遇之一。國稅與地稅分家,稅務隊伍擴編,姚講師從西安聯(lián)合大學調(diào)到西安市國稅局宣教處。他的倫理學導師,被學者吳思稱作“與我棋逢對手”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海明,很為姚軒鴿“棄教從稅”而惋惜,他說,你是搞學問的人,應該在大學教書。姚軒鴿說,我是為了生存。當大學教師一個月工資300多元,養(yǎng)家都成問題,到稅務局就不一樣了。王海明沒辦法,只好由他去,臨別相贈一番“如果當官要廉潔;如做學問不要丟了倫理學”的勸誡。
  姚軒鴿在宣教處寫了兩年文字材料后,就下到基層鍛煉,被分到基層分局企業(yè)所當指導員兼副所長,干不到一年,又到另一個所當所長兼指導員,又干了一年。
  兩年多的基層工作經(jīng)歷,讓這位前大學講師得出結(jié)論:他不適應基層工作,基層稅務文化與他理想中的東西差得很遠,他與同事們的思想也時常錯位。在40歲將至之時,姚所長沉溺于此生最大的困惑和痛感中。他不想再退回大學去教書,也找不到在稅務系統(tǒng)工作的合適生存點,整日內(nèi)心撕裂,行嘆復坐愁。
  光陰荏苒。兩年后,有朋友幫忙引薦,姚軒鴿被借調(diào)到北京做課題,同時在一個經(jīng)濟研究機構(gòu)兼職。對于早想重拾“學術夢”的姚軒鴿,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在北京兩年,姚軒鴿喜交游,結(jié)識了很多學者。周末他請一些博士吃飯聊天,想吸收點他們的思想和智慧。但他失望了。姚軒鴿說:“我發(fā)現(xiàn)不少人的腦子已經(jīng)基本格式化了,缺乏原創(chuàng)性,沒有獨立思想,缺乏對社會的基本判斷力,缺少關注社會的激情,缺乏應有的社會責任感,腦子里想的就是找工作。他們的價值立場也存在問題,總是站在個人立場、小群體立場,或者本學科的立場上發(fā)言!
  陸續(xù)接觸到一些學者后,姚軒鴿也漸生“徒有霜華無霜質(zhì)”之嘆。他把這類學者的人格概括為:“有知識沒智慧、有情趣沒情懷、有信念沒信仰!币φf:“他們擁有的只是具體知識,但解決根本問題需要智慧;不少學者有閑情逸致,但很少關注公共問題、社會問題,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奉行的是犬儒主義人生觀;很多知識分子做具體事的時候有信心、有把握,但人還要有追求大善的理想,超越自我。這不是別人強迫的,應該是自己的選擇!
  當然,姚軒鴿也結(jié)交了一批他稱之為“有激情、有社會擔當,基本判斷力非常到位”的學者和專家。在這些人熏染下,姚軒鴿也給自己來了個“人生與學術定位”:第一,思考問題必須是宏觀問題;第二,解決問題必須是根本問題。雖然當稅務所長時,他曾被人笑作“書生氣太濃”,但跟坐在書齋里搞學問的“純書生”相比,自己還算是讀了一期“社會大學”,“對社會的復雜性和人性的復雜性有了直接的體驗”;這也逼著姚軒鴿備細思考稅收問題,所用方法則是自己熟悉的倫理學。于是,他發(fā)愿用一生來做這一件事:從倫理學角度研究稅收治理問題,尋找一個優(yōu)良稅收治理的道德價值導向系統(tǒng)。
  
  姚氏“稅收倫理學”
  
  2002年底從北京回來,姚軒鴿自愿選擇了在西安稅務學會工作。他尋思,在國稅系統(tǒng),只有這個地方可能最適合他“尋夢和追夢”。每天集中精力把崗位工作做完后,他就讀書,看資料,思考。家里的事全交給了妻子。他的妻子笑稱:“結(jié)婚這么多年,老姚在家只拖過兩次地!彼芽蛷d改成了書房,買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倫理學和稅收理論等方面的書,在家里堆積如山。只要有3天以上假期,他就跑去終南山,住“農(nóng)家樂”。每次出發(fā)前,當醫(yī)生的妻子把消過毒的枕巾、床單、被罩打包,他到了山里,全部一換,50元吃住全弄好,人家吃什么他吃什么。他把所有的資料分主題做成電子卡片,在山里白天寫,晚上寫,早上和黃昏像哲學家一樣散步思考。
  在稅收學方面,他找不到足夠可讀的書。國內(nèi)的《稅收學》著作,通常只在第一章介紹些稅收基本理論,后面大部分都是介紹稅收操作層面的知識。高校里的教授、博士忙于為能帶來現(xiàn)實利益的課題耗費精力,少有人在稅收基礎理論方面鉆研。西方研究稅收理論的著作也不多,因為西方國家已經(jīng)通過民主政體,解決了稅收治理的根本問題,通過憲政解決了稅權的監(jiān)督與制約問題,建立了自由人道的稅收治理體系,理論上也就只注重現(xiàn)有財稅體制的完善。
  身為中國稅務工作者的姚軒鴿,從此開始在稅收最基本的問題上挖掘,專挑中國現(xiàn)行稅制的錯。除了搞研究之外,姚軒鴿還愛寫詩。在一首詩中,他將自己比喻成“啄木鳥”,“獨自出診/對著每一個疑點/望聞問切/啄,啄,啄/令人生厭的叩診,為什么總要在一片贊歌中插嘴/增添不和諧的聲音/領受無端的厭恨?”
  8年后,姚軒鴿把“稅收倫理學”的大框架搞出來了。他列出的“稅收倫理學”基本問題有:一、在征納稅人關系中誰是主,誰是次?或者說納稅人在先還是征稅人在先?二、征納稅人的行為心理規(guī)律是什么?三、社會為什么要創(chuàng)建稅制?即稅收的終極目的是什么?
  一邊搭理論框架,一邊關注和推詳現(xiàn)實問題,驗證自己在“稅收倫理學”中提出的觀點。姚軒鴿說:“中國的稅收治理問題很多,主要特征是系統(tǒng)誤差。我們以為稅收的終極目的就是‘聚財’,要求所有的錢都交給政府,根據(jù)政府的偏好和意志來花,要求納稅人‘無私利他’,自我犧牲,這很糟糕。在這個稅收價值基礎上建立的稅收治理體系,肯定是剝奪式的,納稅人的權益不可能得到有效全面的保障。”
  “未經(jīng)納稅人同意不得征稅”,這是世界公認的文明稅收治理原則,但中國并非如此。政府每年征多少稅、向誰征稅、在什么地方征稅、在哪個環(huán)節(jié)征稅,以及如何減免稅等的權利,都在政府那里,由政府說了算。姚軒鴿認為,中國政府擁有的稅權很大,而且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的監(jiān)督,這很可能引發(fā)社會危機。
  對姚軒鴿很欣賞的天津財經(jīng)大學教授李煒光說,他有一次參加全國性的研討會,碰到一位體制內(nèi)的退休先生拍案而起:“什么納稅人權利?納稅人能有權利嗎?”李煒光說:“這不是 個別人的認識誤區(qū),而是一個體制在說話,一個我們促其有所改變的體制!
  2009年9月,姚軒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稅收倫理學”專著,106萬字的《稅道蒼黃:中國稅收治理系統(tǒng)誤差現(xiàn)場報告》。12月5日,在中國財稅法研究會會長劉劍文和著名財經(jīng)學者李煒光教授主持下,30多位學者、專家、企業(yè)界人士在北京大學參加了《稅道蒼黃》新書研討會。姚軒鴿興奮地說:“實際上,這是一個關于未來中國稅收治理走向問題的高端研討會!”
  在這次會上,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丁東判斷說,中國要進入憲政狀態(tài),稅收和財政問題是博弈的一個焦點。
  天津財經(jīng)大學教授李煒光認為,不管是英國的革命,法國的大革命,還有美國的獨立戰(zhàn)爭,每到歷史非常關鍵的時刻,或者在歷史的轉(zhuǎn)折點上,敏感的事都是出在稅收問題上,中國也會如此。如果稅收權力得不到制約的話,政府想征多少稅就征多少稅,我們每個人的權利隨時可能被侵害。李教授激動地說:“我們這么多年來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沒有設立一個公民起碼可以自保的底線!”
  《改革內(nèi)參》的主筆黃鐘說,稅負輕重不是稅收治理的根本問題,如果納稅人在稅收治理中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認可和保障的話,不論政府收多少稅都是橫征暴斂,都是苛政。
  中央財經(jīng)政法大學教授甘功仁則認為,姚軒鴿對“優(yōu)良稅收體系”的夢想太理想化了。他認為目前應該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納稅人如何能管住政府的“錢袋子”!爸挥泄茏×苏摹X袋子’,政府才能好好為你服務。不然,征多少稅,對什么征稅,征稅后干什么,你都全然不知,納稅人什么權利都沒有啊!”
  
  深化政改,唯一切入點在財稅?
  
  現(xiàn)在,姚軒鴿正在寫他的第二本“稅收倫理學”專著。他的最新觀點,逐漸聚焦于“將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切入點選在財稅領域,或許是一個現(xiàn)實和理性的選擇”。
  姚軒鴿認為,以行政體制改革為切入點的政治改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存在的根本問題,反而導致“越改官越多,越改機構(gòu)越龐大,越改納稅人負擔越重”。
  英國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之路,是通過對“未經(jīng)納稅人同意不納稅”權利的爭取逐步實現(xiàn)的;美國的獨立,也是通過對“無代議士不納稅”原則的捍衛(wèi),通過向宗主國英國誓死爭取納稅人基本權利開始實現(xiàn)的;法德等現(xiàn)代發(fā)達國家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也都是通過對財稅矛盾的根本解決去實現(xiàn)的。姚軒鴿說,從這些經(jīng)驗來看,財稅領域是轉(zhuǎn)型社會矛盾與沖突的頻發(fā)地,財稅風險很容易引發(fā)政治風險,而財稅風險的根本性解決,會直接推動和促進政治風險問題的解決,進而實現(xiàn)整個社會的文明轉(zhuǎn)型。
  《河北社會科學論壇》主編趙虹說:“2000年,‘納稅人’還是一個敏感詞,主管部門告訴我們,這個詞不但不能說,也不能問!钡ツ,國家稅務總局發(fā)布了《納稅人權利與義務通告》,可說是一個明顯的進步。社會各界將“財政公開”、“預算民主”的口號喊了多年,2009年10月,深圳一位“公共預算觀察志愿者”李德濤,向全國多家政府部門申請公開財政預算,上海市財政局在給李德濤的回復中說,他所要求獲取的信息屬于“國家秘密”,因而“不予公開”。但廣州市財政局因應李德濤的要求,將2009年本級部門預算涉及的114個部門的全部內(nèi)容都公開在廣州財政網(wǎng)上。姚軒鴿說:“從策略上看,政府收那么多稅,怎么花?也應該給納稅人有個交待,他不好直接反對!
  財稅問題看似是經(jīng)濟問題,實際調(diào)節(jié)的是社會基本利益關系。當下中國社會治理中的一些矛盾,如納稅人利益的沖突,核心問題是征納稅人之間權利與義務分配的不公,政府權利遠遠大于其義務,納稅人義務遠遠大于其權利。政府不僅征稅時不經(jīng)納稅人同意,用稅時也不能很好反映納稅人的稅收意志,不能提供納稅人真正需要的公共產(chǎn)品與公共服務。即使是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政府也多投在與民生比較遠的機場、高速公路、廣場等方面,以謀取顯赫政績,而離民生比較近的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弱勢群體扶持、災后救助、食品安全、環(huán)境污染、社會再就業(yè)、人身安全等領域的投入很少。姚軒鴿說:“坦率地說,當前我們面臨的社會治理誤差不是偶然的,不是專業(yè)技術層面的誤差,必須通過源頭的解決來消除。”
  近年來令全國民眾悶煞的拆遷沖突、房價猛漲,在姚軒鴿眼里,背后反映的也是財稅體制問題。姚軒鴿分析說:“房價猛漲的背后,土地財政是罪魁禍首。只有通過拆遷,讓土地升值,地方政府才可能賺大錢,于是導致拆遷問題頻出,也可能引發(fā)納稅人維權運動!
  此外,如何遏制日益嚴重的腐敗犯罪問題?姚軒鴿也亮出了自己的“高招”:“個人腐敗沒多少,最大的是單位腐敗,關鍵都在‘錢袋子’上。稅權監(jiān)督機制不到位,就會導致以權謀私。權力失控了,只能干壞事,容易將‘以人為本’變成‘以人民為本錢’,侵害所有人的基本權利。如果‘錢袋子’公開透明了,就可以解決秘密財政問題,對權力施行有效的監(jiān)督,解決制度性腐敗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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