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于上世紀前半葉的《東方》雜志如今被商務印書館以數字出版的方式重新推出，在時下已強大而自信的中國，還有誰會去閱讀這陳舊的刊物以了解歷史的源流? 　　 　　1904年3月，中國還處于大清王朝的統(tǒng)治之下，在東北，日俄戰(zhàn)爭正熾，當時生意興隆的商務印書館籠絡了一批江浙知識分子，在上海辦起一本名為《東方》的小雜志，刊載中國知識分子對這場帝國主義戰(zhàn)爭的種種議論，沒有人想到，這本小雜志，自此開始一直到1948年，一口氣辦了45年，書寫了中國期刊界最輝煌的一段歷史。
　　《東方》雜志的作者從梁啟超、嚴復、蔡元培到魯迅、胡適，再到錢穆、馮友蘭、朱光潛、費孝通等等，幾乎囊括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卓越的一批知識分子。其議題涉及那40多年間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軍事改革、教育改革、經濟改革、科學進步、公路鐵路建設，文化軟實力建設以及外交關系等方方面面，其影響力更是無需贅述。
　　百余年后，在數字出版的大潮中，依然生意興隆的商務印書館將這本一個世紀前的老雜志重新翻檢，當超過一億字的老雜志被數字技術全部呈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上時，仍然備受讀者好評，陳舊的歷史被數字技術整合出一股鮮活之氣，除《東方》雜志外，商務印書館還計劃將112年來的歷史出版物全部數字化，超過100億字的出版量聽起來相當龐大，且耗資頗巨。
　　但是，越來越習慣了互聯(lián)網閱讀的年輕一代讀者，誰還會對這些陳舊而嚴肅的歷史讀物感興趣呢?在互聯(lián)網傳播的新時代，那些刻板嚴肅的讀物已經越來越難以贏得受眾的青睞，“《東方》雜志只是一個小小的試驗�！鄙虅沼�書館數字出版中心主任劉成勇說，希望能夠為這些有巨大傳播價值卻看起來不合時宜的歷史讀物，在數字出版的新時代找到一個文化價值和市場價值兼具的新形式。
　　
　　雜志里的國家歷史
　　
　　不管是歷史教科書，還是流行的影視劇、暢銷書，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都被描述成一段革命的歷史、戰(zhàn)爭的歷史，國共兩黨從主義之爭到軍事斗爭，貫穿始終。但是，《東方》雜志里呈現(xiàn)的國家歷史，卻是另外一種風貌。戰(zhàn)爭和革命之外，那些貧苦百姓、社會精英是怎樣在生活，思考；筑路、紡織、冶煉等等工業(yè)技術如何一點點艱難進步?國家的法律、經濟、文化、娛樂等等事務如何在行進?這些革命之外的議題占據了這本雜志的主要版面。
　　“凡所謂民權憲法，皆為浮光掠影之虛談，而不足為饋民之糧，起沉疴之藥餌，全國民應盡絕從事政治之心，而專心致志以營生業(yè)不可�！鳖愃频恼撌�，在《東方》雜志上反復出現(xiàn)，如此保守的雜志，與那個暴風驟雨般革命的年代，看起來是如此格格不入，毫無疑問，它也遭到了那個時代的先鋒媒體，諸如《新青年》、《新潮》之類雜志的多次炮轟。
　　整個辦刊期間，《東方》雜志幾乎與每個歷史階段的先鋒媒體以及那些在中國近代史上挺立潮頭的著名知識分子和革命者都進行過激烈的辯論，而每次總是以失敗而告終，但奇怪的是，他卻成了壽命最長的雜志，屹立近半個世紀不倒，始終在傳媒一線，保持著強大的輿論影響力，多年的平均發(fā)行量遠遠超過同類雜志。
　　在后來研究者的視野里，《東方》雜志被譽為當之無愧的“民國第一刊”，但大多數時候，這本雜志總是扮演那種保守的、反動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形象。不管哪個時期，他們幾乎總是在夾縫中掙扎，在困境中生存，他們的思想主張總是要受到來源于或左或右，或激進或頑固的雙重力量的夾攻，顯得不合時宜。他們的傳播和思想價值很少在即時即刻的社會活動中顯現(xiàn)出來，更多的是在過后的社會反思與經驗總結中被重新回味。
　　比如，在1919年五月號雜志中，正是五四運動高潮時期，雜志的編者們絲毫不提五四運動，只是花費大量文章筆墨在論述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困境，認為數十年來中國振興民族工業(yè)呼聲雖高，但經營不善，成效不高，核心技術落后，其根源在于從事者事事模仿，急功近利，因此還提出一種“消極實業(yè)主張”，要求政府注重對國內實業(yè)狀況的調查研究，“以養(yǎng)智識與經驗”，維護中小企業(yè)主的生存利益，不能徒求規(guī)模之宏大，而忽視實際效果；而中國之資本階層，“當守其勤樸之素風，毋役芬華而希圖僥幸”，中國社會存在著徒慕西方物質昌盛之末，而漠視其商業(yè)精神之本的現(xiàn)象，奢侈之風，游蕩之習遍行，“故道德信義，日漸墮落”。
　　此外，他們還認為，中國實業(yè)不振的一大原因是政府干預和擾亂過多，“捐稅之繁多，關卡之林立，稅章之凌雜，胥吏之留難，實為商業(yè)之大害”，認為中國各類實業(yè)，“大抵含有官僚臭味”，“官僚實業(yè)”壓制著民間實業(yè)的生存，逼使商家不得不接近官僚，也沾染了不少官臭味，“此種趨勢，足使實業(yè)界空氣日就腐敗，不加鏟除，而欲實業(yè)之興盛，不可得也”。
　　這些論述在那個五四高漲的時期，可謂冷門生僻，乏人問津，如果不是雜志的記錄，歷史也沒有給這批人留下應有的記載和位置。但在今天的閱讀者面前，對照今日之中國社會，這些近百年前的媒體文章依然光彩熠熠，毫無過時之感�；驶蔬^億字的老雜志中，這樣的閃光點絕非一處兩處，而是比比皆是，不僅涉及經濟改革如此，在憲政民主制度的設計中、對西方文明的警惕和對中華傳統(tǒng)的自省中、在教育改革、發(fā)展工業(yè)化等等諸多議題無不如此。
　　雖然今日讀來光彩，但在歷史情境中，這本知識分子雜志卻處境凄涼，其拳拳之心、皇皇之論，絲毫沒有影響革命席卷一切，最終，它所極力抨擊的“共產革命”一統(tǒng)中國，開創(chuàng)了嶄新的歷史，《東方》雜志也于1948年徹底�？�。
　　
　　老雜志，新時代
　　
　　一直到今天，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成為往事，中國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了改良主義的道路上，數字技術的進步才讓我們有機會得以窺探這本老雜志的全貌，人們也才驚訝地發(fā)現(xiàn)，那些前人已經爭論了無數次的問題，到今天依然深深困擾著我們，而不得其解。于是，那一代曾被認為“保守而腐朽”的知識分子群體和他們打造的公共刊物，又重新煥發(fā)出迷人的光彩。
　　對照前人關于國家建設、民族未來的思考和探索，今天的傳媒和知識分子群體，看起來一點也不比前輩們高明。比之百年前，今天中國的進步在于，強大的中央政府已經有能力將知識分子們提出的種種設想變?yōu)楝F(xiàn)實，這其實也正是《東方》雜志幾十年“文人論政”式的辦刊生涯中，所孜孜以求的一個目標，他們一直在呼喚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但歷史的吊詭在于，當同家能力逐漸強大時，這些一直呼喚國家能力的媒體人，自身卻面臨慘淡之境，這大約是中國媒體的宿命。
　　一直以來，對于清末以及民國那段傳媒史，研究者都有著深深的懷念情結，認為那是中國傳媒業(yè)的黃金時代，但是傳媒業(yè)的黃金時代卻是以整個國家的混亂和慘淡為背景的。中國百余年的傳媒史清晰地昭示這一點：當同家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時，就一定是傳媒業(yè)的乏善可陳時，《東方》雜志所處的20世紀上半葉如此，而今，我們所處的21世紀亦如此。所謂傳媒業(yè)的黃金時代，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有一整套規(guī)范政權與傳媒關系的法統(tǒng)，而是政權無力也無暇管制媒體所致。
　　劉成勇說，現(xiàn)在中國強大了，自信心有了，所以才能夠更加寬容地對待那段歷史和那些爭論，但是，還有誰會來閱讀這些陳舊的刊物呢?數字版的《東方》雜志已初步建設完成，商務印書館的定價是8萬元一套，用戶索取密碼后，即可在網上全文瀏覽，目前的用戶大都是全球各地的圖書館，真正的個人用戶還很少�！拔覀兊哪繕耸�5年之內賣出去400套�！眲⒊捎抡f，這個目標完全可以完成，計算下來，投入只需200萬，而盈利將會有3000多萬。
　　對于商務印書館這樣一家中國最古老的現(xiàn)代出版集團而言，這些只是歷史文化資源數字出版計劃的一小部分，先將經濟效益能夠做到良性循環(huán)的資源拿來數字化，也是為更龐大的同類出版資源數字化做一個試驗。
　　如今，出版業(yè)正面臨著一場深刻的革命，一方面是技術革新，從2008年開始，數字閱讀率已經超過了傳統(tǒng)閱讀率，新的傳播技術將從根本上顛覆文化生產的方式；另一方面，中國已經到了迫切需要“文化軟實力”的階段，中央政府號稱要投入近500億來打造文化軟實力，出版業(yè)將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領域。
　　在洶涌的數字出版浪潮中，這本小雜志，看起來是如此微不足道，但對于大多數掌握著國家文化生產資源和權力的傳統(tǒng)出版機構而言，它的試驗意義卻不可忽視。出版業(yè)所面臨的技術革命承載的絕不僅僅是經濟價值那么簡單，未來的文化傳播、思想傳播，將會以怎樣的形態(tài)呈現(xiàn)，技術、資本和內容供應商，誰又會占據主導地位?
　　毫無疑問，技術革命將會讓文化的生產和傳播更加開放，互聯(lián)網時代的文化生產將會是主動的生產，而不再是被動的、單向的傳播。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改者的需求將會更加直接地決定文化的生產，在這一輪文化戰(zhàn)略中，很多塵封多年的出版資源，只要有市場、有受眾，或許都將會被用新形式呈現(xiàn)出來。但另一方面，當毫無價值信仰的技術和資本機構主宰文化的生產和傳播后，將會是怎樣一個局面?我們也許不得不面對滿世界的膚淺和浮躁的閱讀產品，而重新將那些真正有營養(yǎng)的文化資源淹沒。
　　“如何讓那些嚴肅的有價值的讀物在數字傳播的新時代轉化為受眾喜聞樂見的新產品?”劉成勇說，這將是件艱苦而漫長的工作，對于我們這樣的傳統(tǒng)出版機構來說，只能是一點一滴從一個個產品試驗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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