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海嘯已經席卷全球，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到自己手中的飯碗不再那么穩(wěn)當了。用打趣的話說，這次海嘯是“看得見、跑不掉”。為什么跑不掉?因為我們早就被“全球化”了。這似乎在昭示我們，全球化已經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改變了全世界，改變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然而，全球化真的是一股“全新”的力量嗎?對此，赫爾曼?施瓦茨在《國家與市場》一書中給出了顛覆性的解答。他并沒有囿于常規(guī)智慧對全球化的種種誤讀之中，而是試圖從國家主義視角來重新審視全球化背后國家與市場的關系。
　　關于作者施瓦茨，我第一眼在他主頁(http://people.virginia.edu/～hms2f/)上看到他的大頭照片時，心里就不禁有些陣陣發(fā)毛。乍看一下，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政治學教授，而更像是他在書中反復提到的街頭黑幫老大。他的座右銘也讓人感到震撼：“我就干思想的買賣，鑒于其危險，稍微多收一點�！睂τ谳p易迷信流行觀點的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危險的作者，一個危險的思想者。在《國家與市場》這本書中，施瓦茨充分顯示了他的叛逆思維，不顧一切地抖出了像偵探小說一般引人入勝的驚險故事。
　　主流經濟學的常規(guī)智慧通常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全新的、勢不可擋的力量，它打碎了二戰(zhàn)之后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既有束縛，將會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改變世界。然而，在施瓦茨看來，全球化并非什么新鮮事物，不過是市場力量的再度勃興而已全球化僅僅是市場力量戴在頭上的一頂新帽子，可惜很多人只看到了帽子，卻沒有看清不受節(jié)制的市場力量這張被帽子遮住的臉。
　　從歷史上看，現代市場是與現代國家體系相伴而生，二者相互依存，彼此利用。早在美國霸權體系建立之前的19世紀末期，英國霸權體系下的世界經濟一體化水平已經發(fā)育到較高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從資本轉移、人才流動等各種相對指標來看，英國體系下國家對市場的節(jié)制要比美國體系弱得多。
　　相比之下，在二戰(zhàn)之后的美國體系下，國家對市場力量進行了較多的干預，對國內社會進行了較多的保護，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等國際組織都是這種保護的具體體現，所謂的嵌入性自由主義，指的正是國家對國內社會進行保護之下而發(fā)展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在美國體系下，國家為何要竭力保護社會免遭純粹的市場力量控制?答案就在于英國體系下不受節(jié)制的市場力量已經捅了“大婁子”：大危機、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可以說是上一次全球化時社會反彈的結果。與這些歷史大事件相比，今天的金融海嘯還只能算是小case。
　　說到底，要搞清楚全球化是否新鮮事物，以及全球化會如何發(fā)展，就必須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國家、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仔細的解讀例如，由于在戰(zhàn)后國家有對市場進行強干預的歷史，而這種干預已經隨新保守主義興起而減弱，所以大多數人傾向于把目前的金融危機歸結于國家是否干預市場，這使得他們把國家擺到了與市場天然敵對的位置上。
　　然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國家是否干預以及干預多少，而在于這種干預以何種方式進行以及國家與市場以何種方式相互依賴。在19世紀末第一波全球化的鼎盛期，國家很少妨礙市場力量發(fā)揮作用，而是將市場壓力朝他們偏好的方向進行引導，但這并不是說完全不存在國家干預，僅僅是干預的程度較低而已；而戰(zhàn)后國家的強干預也正是為了遏制市場力量的破壞性影響，以求得國內經濟與社會的穩(wěn)定。說到底，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對立關系，二者之間有許多具體的搭配模式與作用機制。
　　國家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套與主流經濟學相對應的分析視角，透過這副理論“眼鏡”，我們可以看到與常規(guī)智慧所言完全不同的“現實”。例如，面對“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就連最崇尚自由經濟的美國也破天荒地接管了面臨破產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且推出了金額高達7000億美元的救市方案，面對如此強的政府干預，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國不由得驚呼美國正在步入“美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
　　然而，如果我們從施瓦茨的觀點來看，這個說法真是可笑至極。自由派經濟學家們還是把國家和市場擺在了天然對立的位置，一到國家強干預市場的時候就認為國家要破壞自由市場，建立所謂的“社會主義”其實，市場力量對國家和社會既有可能帶來好處，也有可能造成損害。此次的金融危機肆虐全球，先是破壞了金融衍生品的大廈，進而又影響到實體經濟面對類似于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金融危機，國家加強對市場的管制和監(jiān)控，防止市場力量進一步毫無束縛地產生破壞作用是很正常的反應機制。
　　僅僅因為美國政府的干預就驚呼“社會主義”的人，顯然是沒有看清楚全球化過程中國家與市場存在的互動和依存關系，而只是在自由主義的一味迷信下而對國家的干預感到驚訝。“危機”本身就包含著轉機的意思，現在人們已經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破壞威力，同時也可以借著這個機會重新思考上個世紀80年代新保守主義之前的那些國家干預手段。
　　施瓦茨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中國是他寫出這本書的主要動因。他還指出，亞洲國家工業(yè)化需要采取類似于19世紀西歐工業(yè)化的國家政策，對經濟發(fā)展采取強干預以實現后發(fā)展國家對先發(fā)展國家的趕超，這無疑也是對中國的一點建議客觀地比較，作為從這一輪全球化中獲益的幸運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已經“全身心”地融入了美國主導的國際政經體系。那么，在全球化市場面前，我們的國家還有所保留嗎?如果沒有保留，那么下次看到海嘯的時候，我們多半還是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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