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到民國的歷史轉折之中，士人群體的身份轉換和心態(tài)游離，也許是最值得考究的一個面向，尤其是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后，傳統(tǒng)士人的處境與出路更是牽扯著歷史的神經(jīng)。這中間，部分士人向報人的轉型過程，展現(xiàn)了一個中國式的公共領域的分娩。在傳統(tǒng)社會，清流秉持義理，形成清議而約束士人；到了近代，西方的教會報紙牽引著中國讀書人，通過創(chuàng)辦報紙、拓展輿論的方式，來實現(xiàn)救亡圖存之目的。從清議到輿論，從清流到名士，史家楊國強認為言論的自主性是遞減，而立言者的責任意識也是經(jīng)不起時間的推敲。
　　趙建國的專著《分解與重構：清季民初的報界團體》讓我們發(fā)現(xiàn)，歷史的吊詭在于，如果仔細閱讀晚清到民初的報刊、時人的書信日記等，就會發(fā)現(xiàn)，盡管中國的第一代由舊式文人轉化而來的報人，當時被普遍地歧視和排斥，認作是人微言輕的“末路文人”，報人群體自身卻認為他們是那個時代最直接地面對內憂外患之困境的，具有“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責任重負和話語力量的，而他們所掌控的輿論天然地代表公意和民意。
　　作為一種新式事物的報紙的功能，在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被寄予了諸多不堪想象之重負�？涤袨樵诮o光緒皇帝的奏折里如此循循善誘：“(皇上)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舍閱報無由。中外諸臣，半屬守舊，不諳外務，無以奉行新政，欲變法而誘導之，亦舍閱報無由。至于各省學堂生徒，早就之為他日之用者，尤必以周知四國為當務之急，又不待言矣。”晚清民初，由士人轉化而來的報人，從日文、英文書刊等翻譯過來許多傳統(tǒng)儒學所無的“經(jīng)世致用”之知識與科技，秉持這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與知識體系。他們在面對只懂四書五經(jīng)等傳統(tǒng)義理的舊式士大夫的時候，卓然裸裎出一種血脈賁張的自信和傲慢。
　　這種自信與傲慢既可能成就報人在面對權力摧折言論出版自由時的錚錚風骨，也可能釀成真理在握舍我其誰的過度自負，而以一己之義理為世界唯一之道理，而對“持不同政見者”口誅筆伐，甚或黨同伐異，最后導致無法達成任何共識的報人內訌和自我磨耗，或者就是認定操持輿論的報人必須扮演一個政治反對派的角色，凡政府推行者必然違背民意，凡政府所阻遏者定然代表公益，最后導致只問官民不分是非，陷溺在為反對而反對的浪漫而空洞的情緒里，這自然就導致報人的社會勢力在表面上急劇膨脹的同時，其內核已然開始病變進而朽壞，而政治的權威在報人一次次的沖擊下解消之后，沒有重心的中國社會反而顯得更為動蕩不安。
　　這個時期報人群體的歷史，最有趣的一個線索是觀察其對新聞法規(guī)的態(tài)度與行動。1908年3月《大清報律》出臺，此前，報人、報館大多贊成政府制訂報律，希望以此規(guī)范政府權力，防止官員根據(jù)私意任意封禁報館，逮捕報人，壓制輿論，同時也希望借此導引剛剛起步的中國報業(yè)步入正軌和有序地發(fā)展，而清廷一頒布這項法令，就立刻遭致來自新聞界的普遍抵制和抗議�！渡陥蟆�、《大公報》等當時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大報紛紛發(fā)表評論，前者公然直言清政府“倒行逆施”，認為如此一來則“吾國真為無輿論之國”。后者則擔憂清政府以定報律為名，限制民間自由辦報，壓制言論自由，“使業(yè)報者漸即消亡，而不敢大張旗鼓”。革命派、立憲派、中立派等各種派別的報紙盡捐前嫌，大有同仇敵愾之精神，最后迫使政府修訂報律，而修訂后的報律仍遭報界棄置，形同一紙空文。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頒布《中華民國暫行報律》，規(guī)定報館要注冊登記、要如實報道、禁止散布破壞共和政體的言論等。這個報律同樣引起了報界強烈抗議，抗議的首要理由是報律不應該由內務部越權頒布，而應由國會或參議院制訂頒布。章炳麟在上海各大報紙同一天發(fā)表《卻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條分縷析，針鋒相對地駁斥了內務部頒布報律的理據(jù)，認為這部報律比前清的專制之法更苛嚴和限制自由。面對報界的公開抗議，新成立的臨時政府總統(tǒng)孫中山致電報界，重申民主國家言論自由之準則，以及制訂法律之程序原則，宣布取消《中華民國暫行報律》。報人的公共輿論成為外在于政治權力之外的公共領域的重要部分，并且能夠借助大眾傳媒的力量與政治力量進行博弈、溝通，規(guī)范政治權力，以達成共識。
　　清季民初的報界，在爭取言論出版自由方面誠然成績斐然，但也存在濫用自由的現(xiàn)象，而損壞了報刊的社會形象。名士立言，常常危言聳聽，語不驚人死不休，而無胡適一貫強調的審慎而敬業(yè)的“哀矜態(tài)度”，后來更是被各種政治力量滲透、收買，導致臺面上的“公論”，其實都是摻雜了私心與名利的“私見”，報人多為官員的傳聲筒，媒體淪為政治的工具，從梁啟超時期的民眾喉舌變臉成政黨喉舌，獨立性和多元性備受磨損、消耗，公共領域也大受其害。原本合力向政治權威爭取自由的報界，開始分化瓦解于無形之中。
　　1913年6月16日的《大公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自民國成立以來，報館林立，報紙風行，言論界之發(fā)達，幾有一日千里之勢。然究其內容，或由政府收買，或由政黨收買，或由一機關收買。故一言一論，必須隨買主之旨意而不能自由，其有卓然獨立而不為金錢利用者，又不免為兩方所忌，此報界所以日趨黑暗也�！陛浾摰陌l(fā)達，與對自由的爭取，最后居然導致這樣一個自由沉沒在自身內部的結局，自然是歷史的反諷，然而，歷史的奇妙也在于，正因為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泥沙俱下的大浪淘沙過程，我們才可以看到后來的比較獨立的《大公報》、《申報》等負責任、有公心的大報的巍然屹立。不過，這對于今日中國的新聞人，那似乎已然是一段歷史記憶之外的前塵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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