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少明，香港資深媒體人士，專欄作家 　　 　　香港一位有影響力的報人最近宣告：“社會主義的確能夠維系社會公平”，但港人當他“透明”。原因可能是，反過來，這是否等于說，香港社會在“一國兩制”余下的40年資本主史階段處理不好公平的問題?
　　
　　感覺上，《信報》的創(chuàng)辦人林行止“改宗”，所反映的是回歸10年和內地發(fā)展對港人思想的沖擊。而他也并非要香港搞社會主義，而只是覺得香港習慣上向資本家傾斜，有必要采取較為均衡的做法。
　　林行止先是在去年10月16目的專欄里，呼吁“企業(yè)多顧人性，共造和諧社會”，對于自己“年輕時是盲目的自由市場信徒……一切講求經濟效益，認為企業(yè)的唯一功能在替股東牟取最大利潤”表示反省。繼而在今年4月28日發(fā)表《糧食危機中對富人和中國的期待》，“重申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頗生悔意，因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詐性活動，而一些本以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則經不起現實考驗(比如價高必然使產量增加促致價格回順)”，從而“真的希望中國不要徹底走資”，而能夠“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間平衡發(fā)展，”，令中國的崛起能夠提高“人類福祉”。注意：林行止說的是“人類”，并非13億人被善其身。
　　普通人(“轉軌”很平常。但林行止是香港報人里僅有的“書生”，閉門讀書寫作，不應酬，不做騷，不參政，甚至不露臉。創(chuàng)報35年來，早期透過社評，近年透過每日專欄，成為讀書人的精神領袖，左右著議政的方向。臺灣譽為“香江第一健筆”，為他出版的《作品集》足以填滿一個書架。著作之多，在港只有《明報》創(chuàng)辦人金庸(查良鏞)可比。而他與查“大俠”也正是靠筆耕積得億萬家財僅有的兩個香港人。
　　歷年來，林行止對國是多有批評。近年雖逐步淡出，但作為有良知的讀書人，仍受尊崇。SARS那年的“七一”回歸日，他與夫人首次上街“維權”，跟隨數十萬人的大隊，在烈日下默默而行：全港震動。5年后的今天，他公開質疑自己得以名成利就的信仰，為自己將近40年的報人生涯查找不足．顯然思想上深受沖擊。
　　林行止承認，近月他在經濟上向“左”轉，“有學問且關心社會事務的友人”“有點意外”。說白了，香港是財經社會，以自由市場為天條，對精神導師“變節(jié)”不以為然。為此，林行止借用英國文豪蕭伯納有關“20歲時不信社會主義是蠢材”的名言，自嘲是“大蠢材”。
　　林行止思想的變化其實可以理解。內地一些人暴發(fā)所涉及的不公和貧富懸殊的嚴重性，在此不贅。以下講講香港的情形。
　　隨著經濟轉型，香港日益偏重金融。但金融以錢博錢，本錢愈大，所獲得的市場信息愈全面，愈容易掌握出入市場的時機，賺得愈多；本錢小，即使看準了市場，也賺不了多少。在金融上賺了錢后，通常押在地產上，利用地產投資大的特性，賺取大額但風險比金融小的錢。金融一地產的循環(huán)是金融開放下暴發(fā)的快捷方式。
　　但金融業(yè)以電子操作，交易額大，但崗位少，從業(yè)員上下的收入差天同地。一句話，個別人賺大錢，大多數人沒機會。愈偏重金融業(yè)，貧富就愈懸殊。
　　就在林行止公開改宗后，《明報》5月5目的頭條獨家報道說，香港一個財團的主席“暗買平保大賺600億”。所謂“暗”是說用合法的財技來隱藏大買賣，避免張揚。粗略計，600億港元相當于偏遠地區(qū)民工一億個月的收入，這并不包括此人其它的資產。而且，香港有好幾個同級的富豪，內地也有好幾家同級的企業(yè)，不排除有其它財團用類似方法賺取這種難以想象的利潤。
　　一接著在5月6日，《明報》說，香港“過去一年稅收升三成，創(chuàng)2000億新高”、“高薪族收入升13％”；繼于5月10日報道說，“打工皇帝交稅6500萬，料年薪4億，時薪14萬”。14萬元相當于香港剛畢業(yè)大學生一年的收入。而對一般打工仔來說，過去一年，真正漲了13％的不是薪水，而是食物價格。
　　林老板走左，我可以理解!(在此聲明：本人雖是《信報》的專欄作者，但此文寫作并未與林行止溝通，亦未經他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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