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邊，還是雙邊；區(qū)域，還是全球；這似乎總是一個悖論。 　　 　　今年5月初，韓國通過外交途徑向日本新政府提交了兩份極有分量的外交照會，一份是已是路人皆知的“韓國政府要求日本重新審議新編教科書的條目清單”，另一份則是目前尚在政府和產業(yè)界高層流轉的“韓日自由貿易協定清單”。這兩份照會不僅事關兩國政府下半年的工作重點和2002年的雙邊關系進展，而且對整個東亞局勢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只是中國公眾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有關交涉上，剛剛成立的小泉內閣對后一份照會卻可能更感興趣。
　　幾乎是在同時，日本新政府也向新加坡發(fā)出了外交照會，要求就2002年開始的日新自由貿易協定進行正式換文。新加坡對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也很起勁，目前它與新西蘭簽定的名為“緊密經濟伙伴協定”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甚至已經生效。亞太地區(qū)除中國大陸和香港特區(qū)以外，彼此間的雙邊、三邊甚至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突然增多。為什么關于自由貿易協定的蹉商在近期突然紅火起來？這種帶有排他性的次區(qū)域合作機制對締約方有怎樣的好處？對中國經濟又有怎樣的影響？這是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的。
　　
　　挑戰(zhàn)WTO的權威
　　
　　本來亞太地區(qū)的大多數成員都是世貿組織成員，連中國大陸正式入世和臺灣成為WTO的一個獨立關稅區(qū)也為期不遠了，亞太地區(qū)完全可以在更大的空間和接近統(tǒng)一的條件下實現各經濟要素間的自由流動或稱市場配置。理論上講，世貿組織是安排貿易自由化的權威，否則又如何能被稱為“經濟聯合國”呢？包括日本、韓國和東南亞諸國以及東盟秘書處、亞洲開發(fā)銀行等地區(qū)性機構也都曾迷信過WTO的功能，不僅引起爭議的雙邊貿易糾紛提請它仲裁，有關未來投資自由化的藍圖也拿到WTO的秘書處去討論。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WTO神話的光彩卻在消退。它的一些致命的弱點暴露出來：它無法照顧到各國、各地區(qū)的產業(yè)特性保護和產業(yè)調整之需；它無法高效率地協商出共同的游戲規(guī)則以及對某種過時了的規(guī)則的修正方案；如果美國的某一局部利益過于明顯而有可能受到相關條款制約時，WTO最終往往會產生雙重標準而遷就美國的利益；WTO更多的是在關稅減讓和市場準入方面有較大的規(guī)范性，但在面臨文化產業(yè)領域、信息產業(yè)部門、知識產權轉讓、環(huán)保與勞工標準等方面的新問題和新爭議時，經常束手無策而不了了之。
　　最近幾個月來，亞太地區(qū)也出現了若干典型性的爭議而使人們對WTO的權威產生了懷疑。如關稅收入是不少發(fā)展中國家的重要財政收入來源，知識產權的轉讓費用又是發(fā)達成員和跨國公司的強項收益，然而軟件出口（主要是通過網絡出口）以及電子貿易的興起，都對關稅征管和知識產權的轉讓監(jiān)督造成了真空，WTO卻對此拿不出什么良策。又如隨著私人旅行在國際空間的自由流動，旅游市場、運輸體系、入境管理、衛(wèi)生檢疫、免稅商務等相關業(yè)務如何在一體化的基礎上照顧各國、各地區(qū)的利益，WTO也沒有什么說法。貨幣風險的防范、信息資源的共享、人員往來的便利等自由貿易對政府部門提出的新要求，WTO也只是在研究之中�？肆诸D還在位時，WTO曾在西雅圖舉行了第3次部長級談判，也想從全球化的層面解決一些本世紀之初的若干實際問題，遺憾的是這場“千年回合”談判中途流產了。但是實踐永遠走在規(guī)則的前面，私人資本流動極其活躍的亞太地區(qū)已經等不及WTO的第4次部長級談判了，更務實的做法便是先解決當務之急，即為小范圍的或稱次區(qū)域的商務往來提供具有法律保障的便利最大化，這就促使了雙邊或三邊的自由協定的蹉商在亞太地區(qū)成為熱門。
　　
　　排他性的便利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興起除了是對WTO有關談判進程遲緩的批判和便于盡快起步等特性外，其實施對企業(yè)、對部門和有關國家都有實實在在的好處。根據現有的一些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對次區(qū)域經濟交流與合作的便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可以保證雙方均能最大限度地獲利。如美國和墨西哥根據幾年前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企業(yè)尤其是含有品牌優(yōu)勢的像麥當勞之類的跨國公司在墨境內開設分支機構可以不受行政審批限制，而作為交換條件，麥當勞總部將不再收取品牌使用費，顯然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相反的例子發(fā)生在美日之間，由于美日沒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加上日本麥當勞的特許經營權在經營了30年以后，于2000年到期，日本的合作方馬上感到了新合作條款的苛刻。經過長達7年的艱苦談判，美日議定從2001年到2010年，日本麥當勞要向美國總部支付金額占年銷售額2.5%的使用費，此后到2030年則要上交3%，而1971年到2000年間只不過上交1%，日本人對此新規(guī)定自然是心痛不已。
　　2、可以避免結構相似的國家間產生惡性競爭。因歷史傳統(tǒng)、地理因素、氣候條件、技術力量等原因，有些國家尤其是具有地緣關系的鄰國之間，會出現產業(yè)結構類同化的現象。如美國和加拿大的汽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羊毛、泰國和越南的大米，都曾對各自的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市場不可能無限擴容，出口也不會永遠增長，如果不加以協調而聽任生產者自由競爭，則必然兩敗俱傷。所以美加已經先行一步，根據其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加拿大放棄了發(fā)展轎車工業(yè)的目標，其境內的有關廠家均由通用和福特按協議收購；作為交換，美國則放棄了火車的生產，其境內諸廠由加拿大企業(yè)來控股。這樣在北美市場，美國的轎車和加拿大的火車都得以避免了惡性競爭，并實現了規(guī)模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加拿大沒有名牌小轎車，美國連火車頭都不會生產，實際上兩國都擁有此類產品的生產能力，但最終生產力服從了生產關系。
　　3、可以降低國家在全球化競爭態(tài)勢下的總量成本。在全球化時代，雖說投資者可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配置資源和其它經濟要素，不過在單位時間內的風險還是經常性地發(fā)作，有時就逼得國家出面為要害行業(yè)爭取一些競爭力方面的便利。如2000年的石油價格狂漲，讓95%依賴進口能源的日本經濟吃盡了苦頭，全年為之多付出400億美元的漲價后支出，幾乎對日本石化行業(yè)的利潤造成毀滅性打擊。后來日本政府出面和新加坡洽談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中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日本從中東進口的原油從2002年起全部在新加坡煉油，新加坡在相關費用上以減收15%為優(yōu)惠條件。這樣日本降低了總成本，新加坡也找到了固定的客戶，顯然兩國都降低了支柱產業(yè)的經營風險，并提升了競爭力。
　　
　　經濟結盟的條件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既然有如此明確的好處，那么應當如火如荼地普及到全球各個角落了？但實際上非常成熟且相當成功的此類協定還不是很多，因為和任何經濟技術合作一樣，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醞釀和實施都是有條件的。通常說來，下面三個條件是關鍵性的和必須具備的：
　　首先，雙方的經濟水準差距不能過大。一般而言，人均GDP之差不能超過4倍，而在2倍左右時相對順利些。如日本和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美國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之間的差距都是2倍左右，經濟水平高的一方有技術和資金方面的便利，而另一方則有成本控制和市場需求上的優(yōu)勢，結合起來就是綜合競爭力。而差距過大，即便是地理相鄰、需求存在、政府熱情，也不容易達成協議。即便是達成了協議，過了河最后還是要拆橋的。如韓國和朝鮮之間就談不成自由貿易協定，雖然金大中和金正日都希望以共同關稅的互惠來締造出一個民族經濟共同體來，但終因差距過大而成為一種空想，甚至連已經運作3年的金剛山觀光項目也因朝方不能兌現有關承諾而陷入了困境之中。
　　其次，在相關合作條件上要能夠互相銜接。如海關能夠協調行動，金融機構能夠互相配合，主管部門能夠統(tǒng)一協商等，這方面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之間可稱得上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楷模。目前澳新兩國的海關已經實現了聯網和統(tǒng)一關稅，也就是說不僅兩國商品彼此間可以自由流動，而且其它國家的商品出口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就像出口到一個國家（國際貿易界已稱之為“澳新聯邦”）。澳新兩國目前還是兩種貨幣，但共同擁有一個中央銀行即澳新銀行，每季度都對兩國境內的外匯流通、資金流量、貨幣投放等市場情況進行統(tǒng)一評估和監(jiān)控，兩國的黃金價格也是統(tǒng)一的。兩國的經濟主管部門也都有季度例會，以便進行政策協商和信息溝通，所以兩國經濟基本上是榮辱與共了。
　　另外，市場的增量要相對明確。如果某國經濟因投資不穩(wěn)、政局混亂、消費乏力等因素而處于蕭條狀態(tài)，那么不僅市場無法實現擴容，而且原有業(yè)務也會縮水，這樣自由貿易協定是毫無意義的�，F在新加坡和印度之間正在洽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關鍵就是在于印度看準了新加坡的軟件進口將超常規(guī)地增長，而印度的金融服務也將有大規(guī)模的擴容――這又是新加坡能夠大力開發(fā)的一個市場業(yè)務，所以兩國的接近是必然的。而印度和越南之間就不可能進行此類談判，雖然兩國人均GDP相近、地理相距也不遠，但是軟件和大米都是越南和印度無法大量進口的，就是彼此間給予對方產品以零關稅的待遇也沒用。
　　
　　受排擠的為何總是中國貨
　　
　　中國大陸是個產業(yè)結構豐富、市場潛力明顯、對外聯系頻繁的經濟體。中國已被國際經貿界稱之為21世紀之初最大的制造業(yè)中心，也被看作是未來10年對外依賴將急劇上升的一個龐大市場。目前中國已經制定了自己的“十五”計劃，到2005年的外貿總量將突破8000億美元的規(guī)模，即相當于東盟10國現在的外貿總規(guī)模，排名有可能躍居世界第3。不過世界銀行的《2001年世界經濟發(fā)展報告》指出，中國大陸作為國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容量的擴張是有限度的，特別是它無法滿足舊經濟行業(yè)的銷售需求，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傳統(tǒng)產品市場馬上就將陷入飽和狀態(tài)。這是有充分跡象證明的，如家電行業(yè)每年都要殺個天昏地暗的價格大戰(zhàn)，作為全國零售中心城市上海2000年的商業(yè)利潤率只有1.6%（低于銀行年利率），一些在90年代初期曾紅遍全國的外資消費品牌逐漸淡出市場等，都預示著舊經濟微利時代的到來。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商品依據勞動力價格、原材料價格低廉的優(yōu)勢而大舉進軍海外市場的勢頭也將受到明顯的遏制，針對中國出口強項的反傾銷舉措將頻頻出臺。國內一些產業(yè)已經在對外貿易大戰(zhàn)中吃了不少苦頭，如中國的照相機被逐出了墨西哥市場，電燈泡被逐出了荷蘭市場，服裝和鞋被美國市場大力擠壓，僅服裝出口每年被征收的高額反傾銷稅和被迫回撤貨物就高達20億美元。然而，在中國商品被逐出這些傳統(tǒng)市場時，其它發(fā)展中國家的產品卻依然在那兒銷售，有的還替代了原先中國貨的市場份額。
　　如果中國大陸和有關國家，特別是亞太地區(qū)的重要貿易伙伴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或者某產業(yè)的戰(zhàn)略合作框架協議，抑或是某專項市場的共同開發(fā)計劃，那么中國商品在海外主要市場上的境遇就會大不相同。
　　假設中國和韓國之間有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即確立彼此受惠的大宗貿易清單，那么就不會出現中方大量進口韓方手機，而韓方卻要驅逐中方大蒜的局面；也不會發(fā)生浦項鋼鐵公司的熱軋產品穩(wěn)穩(wěn)占據中國市場，而寶山鋼鐵公司的冷軋產品卻被韓國市場拒之門外的怪事。最近的中日貿易磨擦也是一樣道理，一方面低價格的大蔥、蘑菇等中國農產品遭到了日方的懲罰性關稅的遏制，另一方面有質量差異的東芝電腦、松下手機、三菱汽車等日方高附加值產品卻繼續(xù)在中國市場狂銷。這種不公平的經濟秩序大概舉天之下只有中國商人能忍受，也許他們已經習慣于逆境商戰(zhàn)了。而面對一些排他性的雙邊或次區(qū)域自由貿易協定，中方始終無意參加，哪怕自己的產品受到那些協定簽約方的產品的市場擠壓。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如果日本和新加坡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2002年正式啟動，那么日本中藥將依據新加坡市場提供的單方面優(yōu)惠關稅便利，贏得針對中國中藥的全面優(yōu)勢。這種不利于中國的經貿聯盟今后將會經常發(fā)生，中國要走出逆境，突破包圍圈，也必須在構筑雙邊自由貿易體制方面做出努力。
　　
　　香港的傲慢
　　
　　觀察家們發(fā)現，香港特區(qū)和中國大陸一樣，也是不參加地區(qū)性的雙邊或次區(qū)域自由貿易協定的一個極為突出的經濟體，這又是為什么呢？很多投資者對此也都迷惑不解。
　　其實，雙邊或三邊之類次區(qū)域自由貿易協定更多的是對農業(yè)大國、制造業(yè)大戶等經濟成員有利，對于以服務業(yè)和金融業(yè)為主的城市經濟體來說意義不是很大。香港就是如此，它的經濟結構中服務業(yè)占了92%的驚人比重，它沒有農業(yè)利益要保護，它的制造業(yè)絕大部分也已在90年代轉移到華南地區(qū)了，因此以減低進口關稅為主要便利手段的雙邊貿易協定對香港沒有什么吸引力。加上香港本身是WTO的成員，能夠享受到有關商務便利；又由于香港作為自由港，在關稅方面也無須做出進一步的變更了，所以香港對于自由貿易協定之類的談判毫無興趣。
　　香港的注意力更多地在于維護自己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信息中心、會展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地位，以獲取長遠的利益。香港特區(qū)在上述更符合自己產業(yè)需求的領域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如在旅游中心的建設和發(fā)展方面，特區(qū)政府爭取歐盟承認了香港護照且可免簽證，放寬了內陸人士赴港旅游的限制，香港旅游協會在世界各大城市都設立了辦事處，迪斯尼亞洲項目也落戶香港。這些舉措對香港進一步在全球范圍內吸引觀光客源起到了實質性的推動作用，也有助于增強香港消費市場的景氣。所以，香港倚重服務業(yè)的經濟結構使它有資格輕視“雙邊自由貿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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