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向前走"的腳步,應該起始于對既往歷史教訓的真誠反思,才是扎實、牢靠的。歷史的發(fā)展深刻地印證了這一點。 　　對于中國人來說,從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到建國后的反胡風、反右、到十年"文革",教訓慘痛劇烈。其中真相,如不加以挖掘、剖析,在歷史的道路上堅決樹起一塊醒目的"黃牌"("黃牌"上應鮮明地寫上這樣的話:"不除封建,枉自亡秦;未賦民權,空談革命。"),就難以真正掃除潛伏在發(fā)展背后的某種可怕的陰魂。
　　從政治高度上總結歷史教訓,我們早有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相當篇幅的內容,可以看作是執(zhí)政黨代表人民所作的一次意義深遠的反思。更為翔實的反思,還可以借助于陸續(xù)問世的"野史"。從巴金的《隨想錄》,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到韋君宜的《思痛錄》,季羨林的《牛棚雜記》,戴煌的《我的右派生涯》,等等,我們看到了"古老幽靈"的罪惡,特別是"文革",其中的丑劇、鬧劇、悲劇,真是罄竹難書。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歷史的良心",在許多老一輩知識分子身上,反思成為他們有生之年的最大愿望和自覺使命。正如詩人熊鑒所說:凡是那場浩劫中的幸存者,都有責任將那段荒誕的歷史告訴后人,否則就是對祖宗不孝,對子孫不仁。凡拿得起筆桿子的都來寫,不拘體裁、形式,滴水成河,形成一部完整的"文革"史。韋君宜在《思痛錄》的開頭中寫道:"要知道這些,是這一代及下一代讀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這些,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一個遍體鱗傷的民族,太需要一種全民性的反思了。而對于無數(shù)歷史過來人、見證者來說,能不能無保留地亮出自己所知道或親歷的歷史真相,自覺參與反思、鼓勵反思,則是反思能否深入進行的一大關鍵。可以說,以怎樣的態(tài)度對待反思,是他們良心的一塊試金石。
　　然而"良心發(fā)現(xiàn)"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季羨林在《牛棚雜憶》的自序里說:"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fā)瘋,干出同樣殘暴的蠢事。"他多年來期待從上層干部到普通知識分子的受害者都把當時身受的災難寫出來,也期待那些整人者和打砸搶分子(有些人正官居要津)"秉筆直書"他們折磨人時的心理狀態(tài)和過程。然而,季老"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到頭來卻是空,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宅心仁厚的季老在這一點上未免有點天真了,倘若今天真會有那么多當事人來自覺反思、懺悔,說不定以前就不會發(fā)生那么多荒唐事了,至少發(fā)生了也不致于那么不可收拾。
　　巴金的《隨想錄》開始在香港發(fā)表時,國內就有人進行阻撓甚至恐嚇。他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一直應者寥寥。更令人心寒的是,到了1991年四川某出版社重版《講真話的書》,《"文革"博物館》一文竟被開了"天窗",只莫名其妙地留著題目。中央決定徹底否定"文革"已過了整整十年,還有人可以下令給巴金的文章"開天窗",足見"江東子弟今猶在"不是虛言!某些奉"厚黑"為圭臬的人,是深信荒唐歲月最好保持一萬年讓他們始終可以穩(wěn)坐釣魚臺的。跟他們講"良心發(fā)現(xiàn)",那讓狗吃什么去呀?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出版后,也惹一部分人不高興。只是《實錄》很"實",很難抓到把柄,于是有人"挺身而出"在李銳的人格方面找岔子,要把李銳說成是一個政治品質惡劣的人,以暗示人們別再相信李銳寫的書。當然不過是白費勁罷了。
　　還是張揚(《第二次握手》作者)說得對:"某些人是決不會甘心退出歷史的舞臺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早開過十六七年了,反對和抵制黨的基本路線的思潮卻從來沒有自動收斂過,一有風吹草動便要跳出來丑惡表演一番!"(見《同舟共進》1996年第一期)所謂良心云云,實在是有者自有,無者自無,難以勉強。不過歷史終會無情地記錄下來的。
　　確實,新時期以來,也還常見"左"的陰魂不散,"偶爾露崢嶸"。某些地方,也還在大開封建主義的"權力私家店",搞"家長的一言堂",結"做戲的虛無黨"。報刊接連披露以"海納百川"的氣度,廣開言路。讜論諍言,一時競先流播,振奮人心,這正是盛世的"題中之義"。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再人為地制造一些"以言治罪"的鬧劇,叫好的觀眾,怕是不多了。□(編輯:周忠本欄插圖:黃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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