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間諜門”事件盡管使得韓國國情院在印尼使團面前顏面掃地，也遭到國內媒體及社會輿論的強烈抨擊，但這并不意味著國情院只是個龐大而無能的權力機構。僅憑少數失敗案例是無法判斷國情院的真實實力的，因為大部分不為人知的成功業(yè)績均隱藏在幕后。
　　
　　據韓國《朝鮮日報》報道，2011年2月16日，韓國國家情報院（NIS）人員潛入印度尼西亞總統(tǒng)特使團在首爾下榻的房間，試圖從特使團的便攜電腦上竊取機密，但不巧被特使團人員逮個正著而未得逞。在倉皇逃跑中，國情院人員不僅在現場留下指紋，還被賓館監(jiān)控設施記錄了下來。媒體還稱，韓國情報院是為了幫助韓國打開T-50高級教練機市場才派特工前去竊取談判戰(zhàn)略情報的。事發(fā)后，韓國國家情報院希望國民能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而給予理解，同時對事件保持緘默。但韓國國家情報院幾近業(yè)余的諜報水平不僅使韓國媒體及國民大失所望，一時間也成為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
　　
　　韓國國家情報院
　　
　　韓國現代情報搜集活動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的朝鮮王朝。1902年，最初的情報網絡以新聞社的名義建立，主要搜集國內政治和周邊主要大國的情報。韓國國家情報院（以下簡稱為國情院）成立于1999年1月，其前身是1961年樸正熙政府創(chuàng)立的中央情報部，主要收集有關朝鮮的情報；1981年改名為國家安全企劃部，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中發(fā)揮過重要作用。國情院直屬于總統(tǒng)管轄，被外界視為韓國的“CIA”（美國中央情報局）。
　　國情院統(tǒng)管全國各軍政諜報機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間諜情報體系，其特工隊伍非常龐大。據全球安全組織、各國情報機構2009年最新公布的調查資料顯示，韓國國情院在海外設立了39個情報站（其中1/3秘密設在中國、日本和朝鮮），工作人員超過6萬人，每年的開支約7000億至8000億韓元（約合41.3億～47.2億元人民幣）。
　　目前韓國國情院共設有三個職能部門和一個后勤部門。2009年國情院的三個職能部門實行了業(yè)務重組：第一部門，由過去國際情報部改為情報部，從第三部門接手朝鮮情報業(yè)務；第二部門，由國內事務部改為安保部，將監(jiān)聽、搜集產業(yè)情報的業(yè)務轉交給第三部門，專門負責與國內和反共有關的搜捕工作；第三部門，由原來的朝鮮情報部改為科學諜報部，將該部門以往的對朝業(yè)務轉交給第一部門，而專門承擔搜集國內外產業(yè)情報的間諜業(yè)務和監(jiān)聽、衛(wèi)星監(jiān)視、網絡反黑客等科學業(yè)務。媒體稱，此次事件的參與者便是第三部門的成員。
　　韓國國情院的主要業(yè)務分別為：（1）搜集、分析、傳播有關國內外安保的情報，如反共、防間諜、反恐以及反國際犯罪組織等；（2）保障國家機密文件、材料、設施以及地區(qū)的安全；（3）搜捕觸犯內亂法、外患法、反叛法、不正當使用密碼法、軍事機密保護法以及國家安保法等國家法律的犯罪分子；（4）搜查國情院內部職員瀆職等犯罪行為；（5）規(guī)劃及協(xié)調有關情報和安保的業(yè)務；（6）搜集和分析關乎國家利益的環(huán)境、產業(yè)等海外情報，從而提高國家競爭力。
　　有些國情院工作人員以公開身份活動，但大多數還是秘密臥底，到處布設眼線。
　　
　　政治色彩依然濃厚
　　
　　1994年，韓國國會提出國家情報機構保持政治中立的要求；1999年1月修訂的韓國國情院法第九條明確規(guī)定：“國情院院長、次長以及其他職員不得加入任何政治團體，也不得參加任何政治活動�！钡�事實上，長期以來，韓國國情機構與政府間的關系一直都非常緊密。在上世紀60～70年代獨裁政權時期，中央情報部（國情院前身）在國內有著極大的特權，成為獨裁政權鏟除政敵、鎮(zhèn)壓進步勢力的重要工具。1973年7月，在時任樸正熙總統(tǒng)的授意下，中央情報部策劃了暗殺金大中的行動（但刺殺未遂）。1979年10月26日晚，樸正熙在宮井洞被他的心腹、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擊斃。
　　而到了金大中政府時期，國情院仍難逃為當時政權服務的命運。2005年，韓國媒體曝光國情院在金大中政府時期涉嫌監(jiān)聽數名高官的“竊聽門”事件，致使國家情報院前第二次長李秀一為此自殺。
　　2008年李明博政府執(zhí)政后，國情院的院訓從過去的“情報是力量”改為“面向自由和真理的無名獻身”，表露其以搜集單純情報為己任、擺脫政治影響的意愿。而這次“間諜門”事件，據報道，韓國特工試圖竊取的是印尼關于進口韓國產高級教練機T-50、黑豹坦克等的價格等談判情報，并不是一次政治活動，活動對象也非國內某一政黨。可以說，此次行動并非服務于“政權安�！�，而是服務于韓國的“國家安�！薄�
　　
　　職能轉變不易
　　
　　長期以來，韓國國情院的主要任務集中在反朝、反共、防諜以及情報搜集活動方面。但也有很例外的情況，即在金大中政府時期，國情院還曾扮演過“陽光政策”推動者的角色。據韓國監(jiān)察院披露，在2000年南北最高領導人的歷史性會晤中，國情院通過秘密渠道與北方取得聯絡，在韓朝首腦峰會的前一天，國情院曾協(xié)助韓國某公司將1.9億美元的秘密資金匯入朝鮮在澳門的賬戶中。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國家職能范圍也不斷得以擴大，即國情院需要保障的安全范圍由傳統(tǒng)的軍事安全領域擴大到經濟、生態(tài)（環(huán)境）、社會（毒品、國際恐怖主義、國際犯罪組織）及網絡等領域。
　　自2009年2月元世勛擔任院長以來，國情院進行了幅度較大的機構重組，即重新布置各個職能部門的業(yè)務范圍，強化第三部門搜集國內外產業(yè)情報和監(jiān)聽、衛(wèi)星監(jiān)視、網絡反黑客等職能。然而，國情院在短時期內較為頻繁的人事變動及業(yè)務重組也給情報院的工作造成一定的混亂，難免影響諜報人員的行動能力。
　　
　　媒體攻勢難擋
　　
　　國家的情報工作需要高度的保密性與隱蔽性，而在信息全球化和大眾媒體高度發(fā)達的時代背景下，韓國國情院工作面臨著被媒體曝光并公諸于眾的挑戰(zhàn)與壓力。此次事件中，韓國《朝鮮日報》、《東亞日報》等主要媒體紛紛報道事件經過，將國情院推向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為，媒體報道的這種“透明化”原則，盡管為國情院工作帶來很多的負面影響，但也能向強勢的國情院施加壓力，促使和督促國情院與時俱進、完善和提高職能。
　　此次“間諜門”事件盡管使得韓國國情院在印尼使團面前顏面掃地，也遭到國內媒體及社會輿論的強烈抨擊，但這并不意味著國情院只是個龐大而無能的權力機構。僅憑少數失敗案例是無法判斷國情院的真實實力的，因為大部分不為人知的成功業(yè)績均隱藏在幕后。
　　值得關注的是，韓國國情院應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謀求自身進步，如力爭脫離政治影響而成為單純的情報機構，注重國外通商情報等非傳統(tǒng)安保因素等，為力求提高國家競爭力而做貢獻。
　　除此之外，從印尼對此事件的處理態(tài)度中可以看出韓國和印尼之間的親密程度。據印尼《雅加達環(huán)球報》報道，作為特使團代表訪問首爾的經濟籌備部部長哈達認為這是一場誤會，并稱失竊的電腦并沒有任何國家機密，且被找回后沒有發(fā)現任何內容被盜或復制的痕跡。本來極有可能上升為外交事件的韓國“間諜門”卻被印尼政府低調處理了。可以看出，韓國李明博政府上臺后提出的“新亞洲外交構想”已獲成效，韓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經貿關系也得到了積極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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