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給作者的信: 　　10月28日～30日,溫總理將赴越南參加東盟系列峰會。東南亞,是我們重要的近鄰和伙伴,它和我們與它的關系,是中國公眾關注的對象。我們關注東盟系列峰會也有十幾年了。最初,我們以極新鮮的心情,關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1997年底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出席首次東盟與中日韓及東盟與中國峰會,開啟中國與東盟合作的新時代。后來,我們又以極欣喜的心情,關注朱?基總理在世紀之交參加峰會,與東盟開啟自貿區(qū)談判進程,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從2004年至今的六年,我們逐漸學會以平和、樂觀、穩(wěn)定的心態(tài),關注溫總理參加歷屆東盟系列峰會,與東盟攜手共同致力于和諧地區(qū)的建設。
　　今年,我們格外關注溫總理的此次東盟之旅,尤其是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問題。就像硬幣的兩面一樣,中國的迅速崛起不僅給地區(qū)帶來確定性的機遇,也帶來不確定性的挑戰(zhàn)。尤其在2010年,雙方既啟動了中國―東盟自貿區(qū),經貿總額又攀新高;但在南海問題上又面臨新的挑戰(zhàn),并形成美國等介入的復雜形勢;在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雙方關系更是在不斷產生新問題(如水資源問題、災害問題等)、刺激新合作的過程中深化和拓展。在此過程中,國際輿論對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的描述也因事而變,因勢而變。今年,軟實力、公共外交、國家形象問題成為政策界和學術界共同關注和推動的話題,讀者對這一新生事物的興趣也越來越大。因此,我們想借此次峰會,跟讀者說說:東南亞國家究竟怎樣看中國,或者說,中國在東南亞的形象是什么?我們在東南亞的軟實力超過美國和日本了嗎?中國今后應如何在東南亞地區(qū)進一步塑造自己的形象?
　　
　　作者給編者的信:
　　非常巧,我和我的同事們――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東南亞及大洋洲研究所的何勝、宋清潤、駱永昆、褚浩、宋穎慧、陳慶鴻、張學剛等組織了一個“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課題組,也在關注你們所提出的問題。
　　的確如此,這是我們第九次關注溫總理參加東盟系列峰會了。我們的印象相似,年底的峰會,越來越像街坊鄰里的串門,親朋好友的走動,合作伙伴的磋商。從某種意義上說,溫總理的出訪已經在中國―東盟關系的發(fā)展中產生品牌效應,在很大程度上推進著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關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問題,我們并不陌生:比如第一代領導人在國際上樹立獨立自主的新形象,第二代領導人塑造改革開放的形象,第三代領導人塑造與時俱進的形象,目前中國又在致力于塑造和平發(fā)展的負責任大國形象,線索非常清晰。在這期話題里,我們嘗試向大家講述,作為成長中的大國,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我們發(fā)現(xiàn),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中國與東南亞關系不斷提升,東南亞成為中國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推進“和諧周邊”建設的重地和示范區(qū)。一方面,中國成功地從“威脅者”轉變?yōu)椤昂献髡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日益鮮明突出,并有進一步拓展深化的可能;但另一方面,隨著當前中國快速崛起,各種制衡和挑戰(zhàn)因素不斷增加,中國國家形象也有被國際輿論再次塑造為“挑戰(zhàn)者”甚至 “威脅者”的可能。
　　未來幾年,中國仍需要通過日益成熟的傳統(tǒng)外交,以及蓬勃興起的公共外交,加強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塑造,在繼續(xù)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礎上,致力于塑造“成熟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形象。
　　
　　上篇:見龍在田
　　龍是中國的傳統(tǒng)形象�！肚�卦•九二》爻辭說,“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意思是“龍出現(xiàn)在地上,適宜見到大人”。大人是誰?大人就是有德行、有地位的重要人物。這恰好是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成長的寫照,中國在東南亞具備有德行、有地位的形象嗎?
　　
　　中國作為“合作者”形象的確立
　　冷戰(zhàn)期間,總體而言,對不同的東南亞國家來說,中國有時是朋友,有時又是對手。從二戰(zhàn)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基于意識形態(tài)的劃線,中國是印度支那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朋友,是東盟等親美國家的對手,與美國在該地區(qū)的形象恰好相反。從70年代到冷戰(zhàn)結束前后,中國與之前的朋友成為對手,與東盟國家以及美國成為合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日本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不斷改善。
　　冷戰(zhàn)后至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及東盟組織的關系均積極發(fā)展,中國作為合作者的形象逐步被東南亞總體上接受,這一形象不斷得到強化。期間發(fā)生了三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是中國1991年與所有東南亞國家建交或復交,并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開啟中國嶄新的形象塑造進程;二是中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與東南亞國家同舟共濟的無私表現(xiàn),贏得東南亞國家對中國負責任地區(qū)大國形象的認同;三是中國與東盟在10+1和10+3的框架中進行了富有成果的創(chuàng)造性合作,如中國第一個與東盟談判建立自貿區(qū),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并與東盟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2003年又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
　　由此,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與美日的差距明顯縮小,國際社會甚至一度認為中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藉由“微笑外交”已經超過美日。從新中國成立至今60多年,冷戰(zhàn)結束至今20年的長跨度來看,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取得長足進展,這一范例也為中國在其他地區(qū)塑造良好形象提供了寶貴經驗。
　　
　　東南亞對中國大國形象的五點
　　“感同身受”
　　一是對中國矢志不渝地追求國家現(xiàn)代化“感同身受”。雙方都經歷了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均致力于現(xiàn)代化民族國家的建設。區(qū)別只在于,雙方進行現(xiàn)代化建設的難度、規(guī)模和成就不同。
　　二是對中國致力于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的堅定戰(zhàn)略取向“感同身受”。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即與東南亞有關國家共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求同存異”方針;第二代領導人與東南亞國家基本解決了長期困擾雙方關系的歷史問題,并確立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的原則;第三代領導人開啟了中國與東盟共同構建地區(qū)新秩序、和平解決領土與海洋爭端的進程;現(xiàn)任領導人更致力于與東盟發(fā)展“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
　　三是對中國發(fā)揮特殊地區(qū)責任的意愿和能力“感同身受”。一些東南亞國家曾感受過古代中國通過朝貢體系發(fā)揮的主導性地區(qū)作用,也曾一度感受過冷戰(zhàn)期間中國在本地區(qū)支持共產主義運動的不能被接受的地區(qū)角色,在冷戰(zhàn)結束后則日益感受到中國奉行追求共贏和共同發(fā)展的新地區(qū)主義,尤其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地區(qū)安全問題上發(fā)揮著負責任與建設性的地區(qū)作用。
　　四是對中國真誠支持東盟為地區(qū)和世界做貢獻“感同身受”。可以說,沒有中國的虛懷若谷與鼎力支持,東盟幾乎不太可能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創(chuàng)建并主導東亞地區(qū)合作,并讓“東盟方式”成為地區(qū)合作的價值和制度規(guī)范。
　　五是對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感同身受”。西方人只是驚嘆但不能認同中國的治理能力和所謂的“中國模式”,而東南亞不少國家則較為欽佩和羨慕中國能夠長期保持社會穩(wěn)定與經濟高速發(fā)展,這種感受在東盟國家的精英階層(尤其是那些曾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精英階層)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合作者”形象的內核是“共贏”
　　一是共贏的觀念。冷戰(zhàn)結束后,兩極格局被多極化格局取代,國家間戰(zhàn)爭威脅降低,國際關系緩和,經濟發(fā)展成了多數(shù)國家的主要戰(zhàn)略目標。中國和東盟等經濟體快速發(fā)展,并擴展為東亞復興、亞洲崛起等地區(qū)趨勢。在觀念層面上,合作思想逐漸成為地區(qū)性觀念,如東盟提出的“東盟方式”、“東亞地區(qū)主義”、“不以武力解決糾紛”;中國提出的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安全觀”,“睦鄰、安鄰、富鄰”周邊外交方針,以及“和平發(fā)展”、“和諧世界”等。這些觀念都具有共贏的內核,表現(xiàn)為以合作求發(fā)展,以合作方式解決沖突。這種合作共贏觀與美國在東南亞所強調的民主價值觀明顯有別。
　　二是共贏的戰(zhàn)略。合作型的戰(zhàn)略文化日益成為中國和東盟的共同選擇,中國越來越愿意并主動參與由東盟設計、倡導和主導的多邊合作機制。上世紀90年代本地區(qū)迅速發(fā)展的雙邊與多邊合作,中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負責任的表現(xiàn),均為雙方的合作實現(xiàn)從量變到質變作了預備。隨著中國于2001年加入WTO,中國與東盟同年啟動了具有歷史開創(chuàng)意義的自貿區(qū)談判進程,雙方此后又將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和戰(zhàn)略領域,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確立中國―東盟戰(zhàn)略伙伴關系等,奠定了中國與東盟進行整體性制度合作的框架基礎,中國―東盟關系由此進入了合作共贏的發(fā)展軌道。
　　三是共贏的手段。從心態(tài)上看,中國在政治上采取“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在經濟上采取“多予少取”的原則,在安全上采取“自我克制”的原則,展現(xiàn)了難能可貴的“謙和大國”風度,為共贏打下基礎;從方式上看,雙方主要通過擴大共同利益(經濟合作、非傳統(tǒng)安全合作)和擱置沖突利益(南海問題)的方式,由易到難地走向“共贏”;從層次上看,既重雙邊、又重多邊,10+1、10+3等成為中國塑造大國形象的主要平臺。對此,美國國會研究局的“中美在東南亞軟實力比較”報告認為,“北京比華盛頓更全面地”介入地區(qū)組織,贏得了東盟國家的肯定與好感;從措施上看,主要包括高層互訪、定期多邊會晤、貿易投資與金融合作、援助、教育與文化交流等,全面接觸推進共贏。
　　
　　 “合作者”形象是機遇與挑戰(zhàn)
　　的對立統(tǒng)一
　　對東南亞國家來說,在中國的“合作者形象”中,對華合作雖是主流,但也包含著制衡、競爭、防范、斗爭等因素,具體有五:
　　一是“政治上應加強制衡的合作者”。東盟國家既需要中國支持其主導地區(qū)合作,又想拉攏美、日、印度制衡中國“主導”地區(qū)事務。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東盟某些領導人近年來發(fā)出的“美國制衡中國論”,而美國“重返”東南亞是中―美―東盟三角關系三方博弈的自然結果。
　　二是“經濟上應加強競爭的合作者”。東盟國家既認識到自身發(fā)展越來越離不開中國的發(fā)展,希望從中國得到更大實利,卻又擔憂無法與中國經濟競爭,將會越來越依附中國,希望通過自身一體化并擴大與其他大國的經濟合作極力避免“依附于中國”。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東盟國家批評中國的“雙贏”缺乏實質內容,擔心中國―東盟自貿區(qū)正式實施后對印尼等國造成沖擊,在東亞地區(qū)合作上通過10+3、10+6乃至10+8制衡中國的深層心理。
　　三是“安全上應加強防范的合作者”。這主要體現(xiàn)在南海爭端等戰(zhàn)略和傳統(tǒng)安全問題上。東盟贊賞中國的和平發(fā)展戰(zhàn)略,也基本認同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的方針;但部分東盟成員國卻又擔心中國軍力迅速增強,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將來會以武力或武力威脅的方式來解決南海問題。因此,也就不難理解部分東盟國家希望南海問題“多邊化、東盟化、美國化”,乃至于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曾于今年7月在東盟地區(qū)論壇上高調宣稱南海問題關系到美國的國家利益。
　　四是“非傳統(tǒng)安全上應更負責的合作者”。東盟國家認為中國越來越積極地承擔全球和地區(qū)責任,卻又認為中國是本地區(qū)部分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的“麻煩制造者”。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東盟國家為何一再抱怨中國在東南亞大搞建設破壞當?shù)厣鷳B(tài)環(huán)境,包括今年以來湄公河沿岸國家將干旱問題歸咎于中國在上游修建水電站等。
　　五是“文化上應更加謙和的合作者”。東盟國家認同中國提出的“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原則、“以鄰為伴,與鄰為善”的周邊方針,但又擔憂其與中國在實力、規(guī)模、文化上的巨大差距,格外留心中國的一些行為和態(tài)度是否傷及其民族自尊心。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東盟國家為何不滿中國在實際作為中有時并未做到一律平等,包括其敏感地認為中國在態(tài)度上傲慢,尤其是在香港游客在菲律賓淪為人質并遇害的事件上,中國雖然占理,但菲有些媒體卻評論稱“中國過于傲慢”、欠缺日本人的“彬彬有禮”;也不難理解為何近年來華人問題在東盟多國不斷發(fā)酵等。
　　
　　中國在東南亞的主流形象仍是
　　“合作者”
　　今年以來,一系列矛盾和糾紛使中國在東南亞的良好大國形象受到沖擊,而東盟有關國家在中國的形象也嚴重滑坡。這表明,中國硬實力的增長并未直接導致軟實力的同步增強,中國前些年在東南亞苦心經營的“負責任大國形象”遭遇信任危機,國際社會尤其是東盟國家希望中國能再次證明“和平發(fā)展”。有學者指出,美國在該地區(qū)是經過考驗的大國,而中國無論從大國責任還是大國能力上,都未完全通過“考試”。針對雙方在各自心目中都暫時出現(xiàn)的負面形象,國外輿論更是煽風點火、火上澆油,國內一些輿論也認為形勢嚴峻,甚至出現(xiàn)主張放棄與東盟合作的悲觀和極端論調。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因為中國在崛起時業(yè)已塑造的對外形象和對外政策是被東盟國家所接受的;東盟能夠以比較積極的姿態(tài)應對中國崛起。伴隨中國崛起,東南亞地區(qū)曾出現(xiàn)各種“中國威脅論”,不同時期表現(xiàn)方式不同。如冷戰(zhàn)結束初期出現(xiàn)的“中國填補真空論”,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出現(xiàn)的“中國軍事威脅論”,以及世紀交替時出現(xiàn)的“中國經濟威脅論”等。普遍認為,“中國威脅論”是制約中國與東盟關系良性發(fā)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事實上它從未在根本上制約雙方關系的發(fā)展,理由是:
　　首先,“中國威脅論”只是影響中國與東盟關系的一種論調,不可能嚴重影響中國與東盟主流良性關系的發(fā)展;其次,鑒于每次“中國威脅論”出現(xiàn)之后,都會出現(xiàn)中國與東盟關系的新進展,所以不妨把不斷升級換代的“中國威脅論”視為一種改善與推進雙邊關系的預警信號;第三,其亦是促使中國“睦鄰外交”政策與時俱進的動力之一。東盟國家對中國具有天生的疑懼,對中國政策也缺乏了解,尤其是當前還很不適應中國的加速崛起等,致使“中國機遇論”與“中國威脅論”成為“合作者形象”的一體兩面,而擴大“中國機遇論”、壓縮“中國威脅論”,也正是中國周邊外交與睦鄰政策的一貫使命。
　　
　　
　　中篇:終日乾乾
　　《乾卦•九三》爻辭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意即“君子整天勤奮不休,到了晚上還是警惕、謹慎。這樣的話,有危險但沒有災難�！边@也是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的現(xiàn)實寫照。中國與東南亞關系的全面發(fā)展是靠勤奮不休得來的,可謂得來不易。要保持和發(fā)展這種關系,就要始終保持警惕、謹慎,這樣,即使遇到危險,也不會有災難。畢竟,面對龍,東盟國家心態(tài)復雜,既希望攀而騰之,又敬而畏之。中國在東南亞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合作者)之時,需格外關照東盟國家在方方面面的畏懼之心,小心謹慎,才能無咎。
　　
　　中國―東盟自貿區(qū)建設折射的
　　經濟形象
　　一般而言,經濟形象是形成國家整體形象的基礎之一,它的可塑性較強,可通過一定措施得到提升。
　　中國的合作者形象:在成長!可仰賴?
　　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形象在改革開放后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的發(fā)展變化,總的來看,仍處于上升期。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展現(xiàn)出“精神煥發(fā)”的經濟形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美國未積極向東南亞伸出援手,而中國則力保人民幣不貶值,大大提升了在東南亞的經濟形象,成為東南亞的“新希望”,雙方經貿關系迅速發(fā)展。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形象逐漸發(fā)展為“似可仰賴的成長型合作者”�！俺砷L型”源自中國的高速發(fā)展,“似可仰賴”點出東南亞國家的復雜心理,但重點還是構建新時代的“合作”關系。
　　中國―東盟自貿區(qū)的案例
　　中國―東盟自貿協(xié)定從談判過程相對順利、到實施初期遇到一些阻力的案例具有代表性,是觀察中國在東南亞經濟形象變化的重要指標。
　　2000年,借中國經濟形象上升勢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構想首次被提出,雙方隨即積極準備談判。2002年,《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xié)議》的簽署成為中國―東盟自貿區(qū)發(fā)展的良好開端;2004年,“早期收獲計劃”實施首年即獲成功,雙方貿易額增長42.9%,增強了雙方對深化經貿合作的信心,并于11月簽署自貿區(qū)《貨物貿易協(xié)議》;2007年和2009年,雙方陸續(xù)簽訂自貿區(qū)《服務貿易協(xié)定》和《投資合作協(xié)定》,經貿聯(lián)系日益緊密。
　　形勢在全球金融危機發(fā)生后出現(xiàn)逆轉。
　　按協(xié)議規(guī)定,中國―東盟自貿區(qū)《貨物貿易協(xié)定》于2010年1月1日實施。受危機影響,中國和東盟國家均急盼對外貿易增長,中國也對中國―東盟自貿區(qū)實施效果寄予樂觀期待。但在2009年底,印尼工商界掀起抵制風。印尼相關行業(yè)協(xié)會主席表示,中國―東盟自貿協(xié)定實施后,印尼化妝品、家具、紡織、鋼鐵等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將受到中國廉價產品的沖擊;同時,印尼國內失業(yè)率也將飚升,約 250萬人將因此下崗。一時間,人心惶惶。為安撫民意,印尼政府一面宣傳自貿區(qū)的益處,一面考慮采取六方面措施,以保護印尼國內經濟:對中國產品實施“印尼國家標準”(SNI);分階段停止煤炭出口;加強對中國農產品的檢驗檢疫;加強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控制中國進口商品的市場份額;采取免稅、低息等方式促進國內制造業(yè)出口。政府還草擬新的貿易法令,保護國內零售商并促進出口。此外,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國也表示,盡管自貿區(qū)的實施總體上利大于弊,但也將對其國內一些產業(yè)產生一定沖擊。
　　出現(xiàn)上述現(xiàn)象的原因與中國―東盟既互補又競爭的經濟關系有關,這導致中國在東盟國家的經濟形象具有矛盾性:東南亞國家視中國為增長快車、又視其為重大挑戰(zhàn);全球金融危機后,后者比重不斷加大。一方面,東南亞國家視中國為帶動地區(qū)經濟增長的引擎。東盟與中國的自貿協(xié)定簽署早、實施快、成效顯著,體現(xiàn)出雙方發(fā)展經貿關系的積極意愿。同期,東盟還同其他四個貿易伙伴簽定了自貿協(xié)定,包括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作為整體)和印度;貿易伙伴中,中國與東盟的距離最近,且市場潛力最大。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擔心被高速發(fā)展的中國吞噬。印尼政府采取的六方面措施反映出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對中國的擔憂:一是中國產品出口到東南亞將沖擊其國內市場;二是中國與東南亞競爭外部市場;三是中國高速增長快速消耗東南亞能源資源。更重要的是,東南亞擔憂中國發(fā)展將帶來未知后果,不利于中國樹立可信賴的經濟形象。
　　未來展望
　　未來一段時間,東南亞對中國經濟形象的認識可能更趨現(xiàn)實、平衡。如果東盟國家和中國加強兩點共識,則可進一步提升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形象。一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穩(wěn)定性。中國能夠頂住危機打擊,轉變發(fā)展方式,為穩(wěn)定發(fā)展打下堅實基礎,可成為地區(qū)經濟的“堅強后盾”。二是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東南亞地區(qū)產業(yè)鏈整合程度較高,相比之下市場整合還剛起步;而崛起的中國的巨大市場為此提供可能。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qū)的推進,東盟國家經濟逐漸從危機中恢復,作為地區(qū)經濟風向標的新加坡在今年第二季度已出現(xiàn)18%的增長紀錄。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形象的改善空間很大。
　　
　　南海問題折射的國家形象
　　考察中國在東南亞的傳統(tǒng)安全形象可從多個角度進行,如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是否對東南亞國家構成威脅,即所謂的“軍事威脅論”是否存在。再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領土主權爭端中是一個維持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的負責任大國,還是一個蠻不講理的霸權國家。鑒于多個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主權爭端,故可將南海問題作為考察中國傳統(tǒng)安全形象的主要指標。
　　中國與某些東南亞國家的南海爭端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70年代以前,雙方爭端并不突出。第二階段是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爭端升級,一些東南亞國家以各種形式占領南海島礁,宣示主權,視中國為主權的“威脅者”。此時,中國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原則,以消除地區(qū)緊張局勢,積極營造周邊安全環(huán)境。第三階段即冷戰(zhàn)后至今,中國與東盟關系全方位發(fā)展,東盟逐漸認識到中國有合作解決爭端的意愿,但又防范中國可能帶來的威脅。
　　一方面,東盟國家主張以合作、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先后與中國簽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同意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鞏固發(fā)展與中國的傳統(tǒng)友誼,促進南海地區(qū)的和平、穩(wěn)定。另一方面,東盟某些國家積極推動南海問題的東盟化和國際化,主動拉美國介入南海問題。與此同時,美國積極加大對南海問題的干涉力度。國務卿希拉里今年7月發(fā)表講話,稱南海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南海問題應依據(jù)國際法,在多邊框架下解決。
　　楊潔篪外長在回應希拉里南海講話時,指出中國并未威脅南海地區(qū)的和平穩(wěn)定,且與東南亞國家以友好協(xié)商的和平方式解決爭議,維護睦鄰友好。中國一貫主張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未在南海問題上“脅迫”任何國家。
　　當前,東盟國家對中國存在誤解和不信任,但美國和東盟也意識到南海地區(qū)需要中國充當“安全維護者”,有在南海問題上“降溫”之意。在今年9月舉行的第二屆美國―東盟峰會上,美國與東盟并未像媒體炒作的那樣,就南海問題聯(lián)手公開發(fā)表針對中國的聯(lián)合聲明,只是在聲明的第18段對“自由航行”表示關切。10月舉行的首屆“東盟+8”(東盟,中、日、韓、俄、美、印、澳、新)國防部長會議也避開南海爭端,將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視為合作重點。此外,主要爭端國越南也在其副防長訪華時,提出“三不”政策:不與任何國家結盟,不搞“中越美”三角關系,越南與任何國家的合作不針對中國。
　　盡管南海局勢目前出現(xiàn)一定緩和態(tài)勢,但隨著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實力差距不斷拉大,南海問題仍將是影響雙方關系的最主要的傳統(tǒng)安全問題,直接影響中國在東南亞地區(qū)的國家形象。國外學者普遍認為,如何在解決主權糾紛的過程中,塑造中國和平發(fā)展和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是中國與東盟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
　　
　　鄭和與孔子學院折射的文化形象
　　中國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古代,鄭和七下西洋,建立起了與東南亞的文化紐帶;今日,孔子學院如雨后春筍,承擔起傳播中華文化的重任。
　　鄭和下西洋
　　公元1405年至1433年,偉大的航海家鄭和率領兩萬余人、由200余艘大小船只組成的龐大艦隊七次下西洋。在其影響下,東南亞有四個國家的九位國王曾八次訪華。鄭和下西洋大大地推動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友好交往,傳播和擴大了中華文化的影響。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就指出:“早在600多年前,鄭和就率領強大的明朝船隊多次到達馬六甲,但他們沒有侵占這里的一寸土地,反而給馬來人民帶來了先進的文明,為兩國人民播撒了友誼的種子�！瘪R中友好協(xié)會主席馬吉德建議“政府在馬六甲建立鄭和紀念碑紀念馬中兩國友好關系的歷史�！庇∧峥偨y(tǒng)蘇西洛稱贊:“600年前鄭和船隊到印尼是和平友誼之旅。”
　　一些東南亞人民紛紛把鄭和奉為神靈,建廟供奉。如泰國曼谷的“三寶塔”,大城的“三保寺”(三寶或三保系對鄭和的尊稱);馬來西亞馬六甲的“三保山”、“三保廟”、“三保亭”、“三保井”;印尼爪哇的“三寶壟”、“三寶洞”以及“三寶公廟”,泗水還建有專門紀念鄭和的“拉都廟”。
　　“鄭和下西洋”在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友好交往中影響巨大,這種影響至今仍具有現(xiàn)實意義。
　　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是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為發(fā)展中國與世界各國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理解,推廣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與國學教育,專門設立的非營利性的社會公益機構。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掛牌。
　　目前,中國已在東盟六個國家建立18所孔子學院和14個孔子課堂,為促進東南亞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馬來亞大學校長伊薩稱:“建立孔子學院能使更多的馬來人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庇∧岽髮W校長索曼德利指出:“當前,印尼興起‘漢語熱’,印尼人渴望了解中國,孔子學院將成為中印尼文化的傳播紐帶�！狈坡少e雅典耀大學校長尼布雷斯表示:“孔子學院今后可以使兩國語言、商務及科學方面的學習交流更加密切�！�
　　然而,由于中西文化差異和東南亞國家對中國文化的誤解和擔憂,孔子學院在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也面臨一些問題。如一些東南亞人士看到“漢語熱”和孔子學院的蓬勃發(fā)展,就大呼“文化入侵”、“孔教入侵”。以馬來西亞為代表的一批穆斯林強烈反對在馬來西亞建立孔子學院,認為“孔子學院”是“潛在的威脅者”,部分穆斯林激進分子甚至認為設立“孔子學院”是認可“孔子”為孔教教主,這對只信仰唯一真主的伊斯蘭教構成挑戰(zhàn)。緬甸教育部則規(guī)定孔子學院不能以全日制學校形式出現(xiàn),而且不能只用、只學漢語教材,只有緬甸教育部指定的緬甸語教材才是必修科目。
　　“鄭和”與“孔子”擔當起了中國的文化使者,顯示了中國的軟實力。但與鄭和下西洋不同,今天的孔子學院面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的沖擊,傳播中國文化的任務更加艱巨。不過,如果未來的孔子學院能進一步開展深層次的文化交流,開設與東南亞文化有關的研究課程,如中國哲學與東南亞哲學的比較研究等,將會增進雙方更深層次的理解,提升中國在東南亞的文化形象。
　　
　　危機處理折射的非傳統(tǒng)安全形象
　　隨著中國與東盟全方位合作的迅速發(fā)展,在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共同問題也與日俱增,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波及中國,2003年中國“非典”疫情影響東南亞�？上驳氖�,中國在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上開展與東南亞的合作基礎好于傳統(tǒng)安全問題,這是中國提升在東南亞形象最成功的領域之一。在該領域,中國被東南亞視為“應更負責的合作者”。
　　冷戰(zhàn)結束后中國形象幾經起伏
　　第一階段是冷戰(zhàn)結束后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東盟與中國之間的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并不突出,彼此合作和了解較少。第二階段是1997年至2002年,中國幫助東南亞度過金融危機,開始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第三階段是2003年,中國形象因為“非典”問題波及東南亞而一度受挫,經過危機處理后,又有所回升。第四階段是2004年至2007年,2004年中國啟動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guī)模外援,救助受印度洋海嘯沖擊的印尼等國。東南亞隨即出現(xiàn) “中國機遇論”、“中國貢獻論”等善意言論。第五階段是2008年至今,湄公河水資源和環(huán)境問題頻發(fā),一些外國媒體指責問題是中國在上游修建水電站所致,使下游的泰、越、老、柬等國部分民眾信以為真。之后,中國迅速進行危機處理,改善了形象。
　　中國形象變化與其危機處理表現(xiàn)息息相關
　　1997年至2002年,中國與東盟積極在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開展合作,標志性事件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幫助東南亞度過1997年的金融危機。東南亞遭受危機沖擊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并未及時出手相救,在危機深化時,又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條件苛刻的援助計劃。中國在自身受到沖擊、實力有限的情況下,及時出手幫助東南亞: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助其穩(wěn)定匯率,并向泰國、印尼等國提供數(shù)十億美元的金融和物資援助。中國雪中送炭之舉在東南亞立即樹立起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另一個是9.11事件后,2002年雙方簽署《中國與東盟關于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合作聯(lián)合宣言》,成為雙方合作的里程碑。
　　2003年初,中國因為“非典”流行而遭遇前所未有的公共衛(wèi)生危機。一些東盟國家受到疫情波及,經濟受到沖擊。時任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取消訪華,馬來西亞更是暫時禁止中國游客入境。東盟十分關注中國隨后的行動。中國政府的危機外交給出了令東南亞信服的答案,沒讓東南亞失望。4月中下旬后,中國每天公布疫情。尤其是4月29日,溫總理應邀出席中國―東盟防治“非典”特別會議,提出與東盟建立疫病防治通報機制等措施,提議建立一項中國與東盟抵御“非典”及相關醫(yī)療合作的特別基金,并宣布中國率先出資1000萬元人民幣作為啟動資金。雙方簽訂的《中國與東盟防治“非典”聯(lián)合聲明》是對《中國與東盟關于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合作聯(lián)合宣言》有效及時的補充。中國與東盟關系多云轉晴,使東盟國家再次感到中國是敢于糾錯、勇于負責的國家。同時,“非典”峰會是中國―東盟首腦首次就一個具體問題舉行的特別會議。這種探索處理非傳統(tǒng)安全危機的新合作模式,對將來雙方處理類似問題具有借鑒意義。
　　2004年底,中國救助受印度洋海嘯沖擊的東南亞國家,驅散了一度漂浮在東南亞上空的“中國威脅論”。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嘯波及印尼、泰國等多個東南亞國家。中國政府與人民在災后迅速展開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對外人道主義救援。2005年1月5日,溫總理出席東盟地震和海嘯災后問題領導人特別會議。溫總理專機給印尼海嘯災區(qū)帶去16噸緊急物資。溫總理的“專機外交”及其在會上情真意切的講話和承諾得到受災國歡迎。東南亞在不同時期曾出現(xiàn)過的多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被“中國機遇論”、“中國貢獻論”及“中國是負責任大國論”逐步取代。
　　2008年以來,湄公河流域旱澇災害頻發(fā),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嚴重,尤其是今春大旱使流域下游的泰、越、老、柬等國一些民眾面臨重大考驗。華盛頓史汀生研究中心、“國際河流組織”、“拯救湄公河聯(lián)盟”等非政府組織以及美國“耶魯全球在線”、《曼谷郵報》等媒體趁機煽風點火,指責中國在上游修建水電站改變了河流自然防汛抗旱周期,阻塞沉淀物(肥料)運輸,從而導致農作物產量減少,威脅到河流生物多樣性,影響了下游民生。這使下游民眾對華不滿情緒增加。中國在東南亞的形象再度受損。今年中國推出了系列措施,澄清事實,并與下游國家共克旱災。3月11日,中國駐泰大使館在泰就湄公河流域干旱問題舉行說明會,引用湄公河委員會(由泰、越、老、柬組成)發(fā)布的新聞公告指出,湄公河干流水位下降是氣候變化引發(fā)的泰國北部和老撾干旱所致。他指出,中國瀾滄江(即湄公河上游中國境內段)流域面積占湄公河流域總面積的23.5%,但瀾滄江出境處年均徑流量約640億立方米,僅占湄公河出�？谀昃鶑搅髁康�13.5%,中國開發(fā)上游水資源十分注意照顧下游利益。中國水利部從3月22日起向湄委會提供景洪、曼安兩個水文站的水文資料,共同抗旱。中國還投入4億多元人民幣,在湄公河源頭的三江源地區(qū)進行生態(tài)治理工作,保證河流可持續(xù)發(fā)展。4月4日,中國副外長宋濤出席湄公河委員會首次會議。湄公河委員會主席博德會見宋濤時表示,感謝中國作為湄委會對話伙伴派高級代表團與會,感謝中方在瀾滄江汛期報汛、技術交流等方面給予了湄委會大力支持,尤其是近期應急向湄委會提供旱季特枯情況下瀾滄江水文資料,此舉對下游國家抗旱救災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得到各方的高度評價。博德表示,中方此舉還將促使有關各方共同解決這一區(qū)域其他的重要問題,如糧食安全及氣候變化等問題。他期待著未來湄委會與中方交流合作取得更大成績。
　　在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中國在東南亞的形象已經具備一定基礎,并為提升中國在東南亞的整體形象做出巨大貢獻,特別是在雙方因為南海等問題發(fā)生摩擦之時,從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的合作入手,往往較為可行,且能對化解安全領域的僵局起到春風化雨之功效,是大有可為的。不過,中國形象的提升非朝夕之功,中國仍需投入更多精力,與東盟探索建立更為完善的合作機制,將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的合作打造成為雙邊全方位合作的“金字招牌”。
　　
　　中美日比較視角下的國家形象
　　競爭
　　從戰(zhàn)后至今,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總體上逐漸趨好。以美國為參照,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大致經歷三個階段:冷戰(zhàn)時期,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總體上較為負面,難以與美日相提并論。冷戰(zhàn)結束后,中國開啟了形象塑造的新進程,以1997年金融危機為標志,中國連續(xù)在緩和南海局勢、應對“非典”等問題上表現(xiàn)出負責任的大國風范,并堅持擴大和深化與東南亞國家在各領域的合作,使中國的形象獲得很大提升。2005年以來,隨著中國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國與東盟的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國家形象也因此時常出現(xiàn)起伏。特別是美日加大對東南亞的關注和投入力度后,中國國家形象塑造面臨著更大的挑戰(zhàn)�，F(xiàn)以2006年亞洲民主動態(tài)調查(ABS)對菲律賓、泰國、印尼、新加坡、越南和馬來西亞的民意調查數(shù)據(jù)說明中美日在東南亞國家形象的競爭態(tài)勢。
　　總體上,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形象已大為改善。在滿分為10的打分中,六國民眾給中國的平均分都高于中間值5.5分(見下圖),這表明中國在這六個國家中的形象總體上是正面的。但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在越、泰的國家形象較好,在海島國家的形象稍差。這一方面與中國已經成為陸地強國、尚未實現(xiàn)海洋強國的戰(zhàn)略地位有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海上主權爭端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影響。
　　那么,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是否已經超越美日了呢?通過下圖可以看出,美國的形象比較復雜。菲律賓給的分數(shù)最高,達到6.7,而馬來西亞的分數(shù)則只有4.1。最高分與最低分的差為2.6,這表明美國在東南亞各國中的形象存在相當大的差異。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平均分較高,說明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總體上已超過美國。這與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東盟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及美國對東南亞重視程度不夠有關。但美國在菲、新的得分較高,說明在其傳統(tǒng)的勢力范圍,中國國家形象仍有很大上升空間。
　　中國與日本的形象在各國呈相似的模式,即在越南得分最高,第二是在泰國,而余下四國的分數(shù)相近,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也都約為1.1。但中國與日本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日本的得分都高于6分,說明日本在東南亞的形象塑造最成功。
　　影響中美日國家形象競爭態(tài)勢的因素有哪些呢?傳統(tǒng)上,美國在該地區(qū)有很強的影響力,在政治、經濟和安全上都享有較高的地位,大多數(shù)東南亞人喜歡甚至崇尚美國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理念。日本則是東南亞最大的“金主”,日本的投資和貿易對東南亞經濟增長“功不可沒”。中國則由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支持東南亞國家共產黨的活動,相當長的時間內被相關國家視為“威脅”。
　　就東南亞而言,東南亞國家的宗教信仰和地區(qū)差異對中國的國家形象影響較大。宗教上,東南亞地區(qū)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多樣性,除了伊斯蘭教、佛教和基督教外,東南亞民眾還信仰其他20多種宗教。不同宗教信仰的民眾對中國的國家形象認識也不盡相同,信仰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民眾對中國的印象相對比較正面,但在穆斯林中中國形象較為負面。上圖中,印尼和馬來西亞對美國的印象分別是4.8分和4.1分,表明美國在這兩個穆斯林國家里的形象也比較負面。
　　近年來,由于中國崛起速度加快、中美戰(zhàn)略競爭加劇及南海問題升溫等原因,中國的國家形象有所起伏。特別是今年以來,美國加大“重返東南亞”的力度,加強與越南、印尼等國的軍事合作,公開主推南海問題國際化,并改變戰(zhàn)略,注重以輿論手段炒作“中國威脅”,使中國國家形象一定程度上受損。如何改變這一態(tài)勢,提升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成為中國亟需解決的問題。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塑造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不僅要自我定位和自我實現(xiàn),還需考慮與美日等大國的競爭因素�？梢灶A計,中美日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競爭還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繼續(xù)下去。美日想恢復過去的影響,恐非易事,但中國要想保持現(xiàn)有地位,甚至更上一層樓,也需以“以大事小”的精神、謙和的態(tài)度、立體的手段,加強監(jiān)督,注重實效,進一步推進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
　　
　　
　　下篇:或躍在淵
　　《乾卦•九四》爻辭說,“或躍在淵,無咎”。意思是“或往上躍升,或留在深淵,沒有災難。”也就是說,這時候,龍?zhí)幱谝粋�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的比較尷尬的位置。迅速崛起的中國,遠未達到飛龍在天的理想大國境界,即“上不在天”;迅速崛起的中國,在給世界帶來貢獻的同時,也給社會和自然帶來不少負面沖擊,基礎還不牢靠,即“下不在田”;迅速崛起的中國,盡管發(fā)展方向明確,但有時也搞不清自己在干什么,是什么。同樣,國際社會也存有各種疑慮,中國到底是誰?到底想干什么?即“中不在人”。在這個位置上,或者往上走,或者往下走,各方面都要穩(wěn)固,韜光養(yǎng)晦才沒有災難。因此,中國格外有必要在今后一個時期,繼續(xù)穩(wěn)穩(wěn)當當?shù)卦跂|南亞推進“成熟的戰(zhàn)略伙伴”的形象,向上達天、下至田、中安人的境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今后,推進中國在東南亞的負責任大國形象,抑或“成熟的戰(zhàn)略伙伴”形象正逢其時,這既是服務中國實施“十二五規(guī)劃”與“對外戰(zhàn)略綱要”的需要,也是東南亞國家發(fā)自內心的期待,還是與美、日、印度等大國在本地區(qū)開展“大博弈”的戰(zhàn)略需要。同時,隨著中國軟硬實力的增長,傳統(tǒng)外交和公共外交加速結合,已具備在東南亞推行該戰(zhàn)略的基本條件。
　　
　　中國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建設
　　面臨的機遇和挑戰(zhàn)
　　從機遇看,全球化與地區(qū)合作加深了東盟各國的相互依存。另外,西方發(fā)達國家發(fā)展放緩,中、印、東盟等新興大國及集團迅速崛起,東南亞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躍升,國際機制變革提速,全球利益之爭、話語權之爭、模式之爭更趨復雜。同時,恐怖主義、自然災害等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成為各國重要關切。中國與東南亞的關系處在新起點上,中國利益遍及東盟各國,與東南亞形成廣泛的相互依存,在本地區(qū)戰(zhàn)略格局和秩序演變中的分量大增,東南亞對華期待與倚重日趨上升。國際金融危機更是充分暴露西方弊端,“中國模式”漸成東盟國家發(fā)展模式多樣化進程中的重要參照。
　　從挑戰(zhàn)看,首先,在東南亞,“中國責任論”與“中國威脅論”同步發(fā)酵,使中國堅持“韜光養(yǎng)晦、有所作為”面臨雙重制約。如單純強調“韜光養(yǎng)晦”則被外界指責為拒絕承擔國際責任,而一味主張“有所作為”又被視為“謀霸”。其次,對中國所處的地位,內外認知落差很大。東南亞國家多把中國視為舉足輕重的世界大國,強調“中國責任”。中國自知問題頗多,易將“中國責任論”視為惡意捧殺,擔心稍有作為便陷入西方圈套。最后,中國快速崛起凸顯觀念政策滯后,導致內外心理期待錯位。中國民眾期待外界給予中國更多尊重,對一些有主權爭議的東盟國家的容忍度下降。但中國外交戰(zhàn)略謀劃滯后于實踐,對尋求更大作為缺乏心理與政策準備。而東盟國家對華心態(tài)始終具有天然的憂慮和防備,政策調整主動性不夠,反將中國的合理訴求視為“過分強硬”。
　　
　　創(chuàng)造性地堅持“韜光養(yǎng)晦、有
　　所作為”
　　在國際尤其是東南亞形勢發(fā)生深刻變化和中國實力速增的新形勢下,中國在東南亞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或者是推進“成熟的戰(zhàn)略伙伴”形象,應繼續(xù)堅持“韜光養(yǎng)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方略。該方略與“避免槍打出頭鳥”、“永不稱霸”的思想一脈相承,均要求中國外交量力而行,理性應對,避免蠻干樹敵,確保戰(zhàn)略回旋余地,同時也不能屈服于外部壓力,并爭取在東南亞有所作為。
　　中國宜創(chuàng)造性地在東南亞堅持該方略。首先,謀劃國家對外總體戰(zhàn)略時須高度重視區(qū)位布局,積極主動推進周邊穩(wěn)定與發(fā)展,尤其應將東南亞作為周邊的重要地區(qū)。其次,把該方略納入和平發(fā)展與和諧世界的思想體系之中,以“理性現(xiàn)實主義”更加堅定有效地維護拓展國家利益,但須更講究方式方法,善于和解妥協(xié),防止墨守成規(guī)與急于求成兩種極端傾向,實現(xiàn)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結合。對東盟一些中小國家,宜更多展現(xiàn)大國風范,積極提供公共產品。再次,推進國際政治理論創(chuàng)新,強化涉及東南亞政策研究的前矚性與可操作性,為中國外交實踐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撐。最后,在具體行動上,力爭對外行動與話語體系相輔相成、傳統(tǒng)外交與公共外交相得益彰、日常性塑造與超常規(guī)塑造交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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