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外交人系列● 　　本系列主持 石源華 　　 　　年僅30就被孫中山任命為外交部長,后又受蔣介石任命｡在多次國際會議上積極爭取中國的利益｡
　　
　　受孫中山賞識,
　　任民國首任外長
　　
　　
　　王寵惠(1881年～1958年),字亮疇,祖籍廣東,出生在香港一個基督教家庭｡幼年在香港圣保羅學校學習英文｡1895年入北洋西學學堂(北洋大學前身)學習法學,以第一名的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1902年赴美國留學,獲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其父與孫中山私交甚篤,學識淵博的他也很得孫中山器重｡孫出任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后,年僅30歲的王寵惠被推舉為外交總長,當時輿論一片嘩然｡輿論屬意的是老資格的外交家伍廷芳｡王遂以“學識疏陋,未嘗周旋于外交界”為由推托,但孫不為所動｡
　　民國成立之初,清政府仍宣稱自己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因此爭取各國承認就成為這位年輕外長的首要任務｡為此,王寵惠通報美英兩國,希望各國盡早予以承認｡與此同時,王寵惠注意維護海外華人的利益｡1912年2月,荷屬爪哇島上的華僑集會慶祝中華民國成立,遭到荷蘭警察的干預和毆打,釀成多名華僑被打死打傷的慘劇｡王寵惠為此提出嚴正交涉,迫使荷蘭殖民政府做好懲兇､賠償?shù)纳坪笫乱?使廣大華僑第一次感受到祖國的力量｡但三個月后,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tǒng)一職,王寵惠改任為司法總長｡
　　
　　華盛頓會議:王､顧合作戰(zhàn)日本
　　
　　一戰(zhàn)爆發(fā)后,日本趁西方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出兵占領了德國在膠州灣的租借地,從而釀成了中日之間的“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力圖收回山東權益的努力遭到了挫敗,為此中國代表團沒有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1921年11月,華盛頓會議召開｡王寵惠非常清楚美國“訴諸國際輿論,抑制日本對華擴張”的目的｡他力主中國與會,利用日美矛盾,解決“數(shù)十年來失敗之外交及久懸之山東問題”｡為此,中國以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顧維鈞和大理院長王寵惠三人為全權代表的130人的龐大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只有40人左右)｡施､顧､王三人做了精心準備,并按照個人專長進行了具體分工｡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當外交部來電征求顧維鈞的意見,即施､顧､王三人的排序問題時,顧維鈞推薦施肇基為第一｡由于在巴黎和會的全權代表排序中顧維鈞列第二,施肇基列第四,引起施肇基的極大不快｡顧維鈞回憶說,當施肇基得知自己名列第四時,“面色鐵青､慍然不語”｡名次問題帶來了嚴重的后果,使中國代表團內發(fā)生了極大的矛盾和摩擦,牽扯了不少精力｡所以出席華盛頓會議時,顧維鈞讓施肇基列第一,因為王寵惠顧大局､有紳士風度,而且顧､王私交不錯,顧維鈞曾與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王寵惠的哥哥王寵佑是好朋友｡當王寵惠出任唐紹儀內閣的司法總長時,顧維鈞擔任了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兼國務院秘書,兩人由于工作關系而經(jīng)常接觸,而唐紹儀既是顧的岳父,又是王的上級,對兩位年輕人都很器重,由此顧､王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使得他們在華盛頓會議上密切合作,為中國挽回了不少權益｡
　　在華盛頓會議上,中國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絕不與日本直接談判山東問題,要求將山東問題列入華盛頓會議議程,但會議“為了遷就日本的意愿”,山東問題的會談于會外進行｡1921年12月1日,中日兩國代表開始談判山東問題,英美派觀察員列席會議｡膠濟鐵路在山東問題中最為重要｡日本代表首先提出由日本接替德國在鐵路貸款協(xié)定中的地位,與中國合辦膠濟鐵路｡中國“因為鐵路已經(jīng)修好,已在運營了;鐵路貸款協(xié)定已不再需要”,提出償還貸款,贖路自辦｡“日代表迭次堅持合辦,幾至決裂｡”由于顧､王密切配合,終于迫使日本作出退讓｡次年2月,中日正式簽署了“日本將膠州租借地交還中國,膠濟鐵路由中國贖買”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至此,延續(xù)多年的膠濟鐵路問題及整個山東問題遂告解決,這是中國外交上的一項重大勝利｡王寵惠在會議上提出了撤廢領事裁判權案,為后來繼續(xù)交涉治外法權提供了法理依據(jù)｡
　　至于中國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條”問題,日本以此為中日問題而采取拖延態(tài)度,直到1922年2月2日,即華盛頓會議閉幕前四天,才開始討論｡日本聲稱廢止“二十一條”將開一個取消原有條約的惡例｡王寵惠嚴厲指出:“二十一條”是中國在日本的脅迫下接受的,“在國際史上空前絕后,更何貽例之可慮?”相反,廢除“二十一條”可以防止將來不再發(fā)生這種“奇特之事”｡迫于形勢,日本做出了讓步并宣布放棄“二十一條”中的第五號｡
　　王寵惠､顧維鈞等人在華盛頓會議上展示了良好的職業(yè)素養(yǎng),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使華盛頓會議成為第一次為中國爭回一些民族權利的國際會議｡為此北洋政府特授予施肇基､顧維鈞一等大綬嘉禾章､王寵惠為一等文虎章,以表彰他們在華盛頓會議上的突出表現(xiàn)｡
　　
　　抗戰(zhàn)前夕臨危受命
　　
　　1937年3月,王寵惠被蔣介石任命為外交部長｡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fā)｡王寵惠一方面譴責日軍的侵略行徑,另一方面要求日方停止軍事行動,避免事態(tài)擴大｡但日本不僅在華北擴大戰(zhàn)事,而且進一步發(fā)動“八一三事變”,于1937年11月占領全上海,極大地損害了英美在華利益｡王寵惠判斷英美可能會對日本采取遏制行動,為此采取了將中日沖突國際化､爭取國際社會同情和支援的策略,先后申述于國聯(lián)和布魯塞爾國際會議,向日本施壓｡但當時英國在歐洲搞綏靖､美國則采取無所作為的政策,所以國聯(lián)大會和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沒有通過任何制裁日本的協(xié)議,而且這兩次會議造成了惡劣影響,“比慘敗還要壞,簡直是一場災禍｡”
　　鑒此,作為親英美派的王寵惠逐步認識到獲取蘇聯(lián)支持的重要性｡1937年8月21日,王寵惠與蘇聯(lián)駐華大使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的簽訂鼓舞了抗戰(zhàn)中的中國人民,對日本長期執(zhí)行的孤立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一次沉重打擊｡日本外相廣田弘毅非常惱怒地表示:中蘇“偏要選擇這個特殊的時機和特殊的局勢來簽訂(條約),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通過條約,蘇聯(lián)向中國提供了大量軍需物資援助｡
　　
　　為中國躋身四強而殫精竭慮
　　
　　1941年4月,王寵惠調離外交部,轉任戰(zhàn)時國家權力中樞――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但他仍在外交上發(fā)揮重要作用｡如何在戰(zhàn)后建立一個防止侵略的國際機構和確立中國的大國地位是王寵惠經(jīng)常思考的問題｡1942年7月4日,王寵惠將《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呈送蔣介石,提出新建立的國際組織應與原來的國聯(lián)有兩點不同:
　　第一､理事會為常設,以便隨時處理重大國際問題,“理事會由人口最多之八會員國與其他七會員國組成”,中､美､蘇､英四大國對發(fā)起新的國際組織起特殊作用;
　　第二､廢除原國聯(lián)盟約任何決議須一致通過的原則,規(guī)定出席代表2/3同意即通過｡
　　但是,美､蘇､英對于中國尋求大國地位心態(tài)各異｡如何利用它們的矛盾而確立中國的大國地位,這是對中國外交官智慧的考驗｡1943年11月22日～26日,為了協(xié)同對日作戰(zhàn),并就戰(zhàn)后事宜進行磋商,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開羅會議｡王寵惠陪同蔣介石出席了開羅會議,并成為中､英､美三國具體談判中的中方實際負責人｡會議期間,王寵惠起草了《關于設立四國機構或聯(lián)合國機構問題》節(jié)略,作為蔣介石個人意見送交美方,提出中國對建立新的國際組織的基本立場,即維持包括中國在內的四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特殊地位｡在討論《開羅宣言草案》時,英國代表提出把草案中“滿洲澎湖臺灣當然歸還中國”修正為“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把“使朝鮮自由獨立”修正為“使朝鮮脫離日本統(tǒng)治”,當即遭到王寵惠反對｡王寵惠指出:“只說日本應該放棄而不說歸還何國,則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士,皆深感困惑;故中國對此修改之文字,礙難接受｡”“聲言朝鮮既被日本侵略吞并如僅言脫離日本統(tǒng)治,而不決定其自由獨立的地位,則將為未來留下重大難題｡”英國代表辯解說,草案已經(jīng)提到“日本由中國攫取之領土”,這些地方歸還中國當然沒有異議｡王寵惠堅持認為如果不言明歸還中國,則此次盟國共同作戰(zhàn)､反對侵略的目標就不明顯｡由于美國代表贊同王寵惠的意見,結果會議決定維持原案｡開羅會議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并為中國收回臺灣提供了法律保障｡
　　1945年4月,王寵惠作為中國全權代表之一出席了舊金山制憲會議,討論制定聯(lián)合國憲章｡由于中國在四強中的地位比較微妙,所以王寵惠､顧維鈞等中國代表采取了在美蘇沖突中偏向美國,但又盡量避免不必要地冒犯蘇聯(lián)的正確立場,使得中國提出的許多建設性意見被列入了聯(lián)合國憲章｡
　　1948年王寵惠出任南京政府司法總長,大陸解放前夕,他移居香港,以后赴臺灣繼續(xù)任司法院長,1958年在臺灣去世｡值得一提的是,王寵惠身居高位,卻為人謙誠,一生清貧,去世前在醫(yī)院的治療費用也是他人贈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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