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看，當官的派頭似乎只是官員道德素質在官員身上的一種個性化表現，與權勢不太相干；但往深里看，當官的派頭實質上是對權勢的一種炫耀。 　　 　　社會歷史治亂興衰的發(fā)展變化同人們的道德風尚密切相關，一個政權的氣數首先取決于社會管理層道德風尚的演變。如果我們的各級官員都變得追求“派頭”了，那只能說明追逐和炫耀權勢成了官員的“道德風尚”。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中國人自古便“以吏為師”，當官的追求“派頭”，勢必形成污濁的政風，也勢必對民風產生惡劣的影響，從而使整個社會風氣遭到破壞，危及政權，禍及國家，殃及人民。
　　因此，我們不能不正視當官的派頭問題。
　　
　　我當官 我派頭
　　
　　什么是當官的派頭？看起來有官威，說的話是官話，端出一副官架子，這就是官員派頭。
　　當了官，就“須仰視得見”�？慈祟㈨�斜視，說話拿腔拿調，巡視前呼后擁，甚至警車開道，生生地把自己與老百姓拉開了距離。這是“工作派頭”。
　　當了官，就以為成了“天才”以至“全才”，什么都懂。一開口就成了“理論”，一動筆就成了“著作”。不管什么會什么活動，都可以去作“重要指示”。什么科學技術，什么專業(yè)學術，什么論證研討，當了官就都無師自通了。這是“學習派頭”。
　　沒有幾個大款朋友，還算什么“官”?不出入高檔會所，還做什么“官”？不找一兩個情人，還當什么“官”?這些都是個人生活上的小事，犯不著上綱上線。不就是吃了幾頓海鮮、喝了幾瓶茅臺、穿了幾身名牌、坐了幾輛轎車、玩了幾趟名勝、賭了幾回牌局、睡了幾個美女嗎?別動不動就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說得多難聽。改革開放的成果大家享受，難道惟獨我們當官的就不能享受嗎?這是“生活派頭”。
　　
　　派頭是怎樣煉成的
　　
　　當官的派頭不是哪個官員一生下來就有的，也不是一兩天就學得出來的。
　　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從我們的黨政官員中涌現了一大批像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式的好干部，也形成了一股清廉、親民、樸素的新政風。但是，“鐵打江山五十年”、“太平盛世二十年”，政權的日益鞏固，經濟的長期繁榮，生活水平的持續(xù)提高，先富階層消費方式的刺激，一些官員漸漸忘記了當官的根本宗旨，漸漸地講起了排場，比起了闊氣，擺起了架子。更有甚者，少數成了既得利益者的官員，更將領導崗位和手中的權力看成是為自己謀私利、耍特權、抖威風的私有資產和特殊工具，“派頭”也就玩到了極致。
　　兩千年中國傳統(tǒng)封建文化“官本位”根深蒂固，老百姓仰視“權力”，崇尚備至。因此，少數官員耍派頭，風光無限，許多老百姓不僅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特權的存在與炫耀，甚至莫名其妙有一種艷羨心理，以此作為最大的價值追求教育自己的后代“學而優(yōu)則仕”。這就從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社會認同以至放縱、崇尚當官派頭的“溫室效應”。
　　
　　官員的派頭還離不開體制的庇護。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是以德治國，道德成為政府控制社會各階層，平衡矛盾沖突的手段，政治化了的道德?lián)�負起本應由法律承擔的職責。在沒有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約下，政治的清明與否全系于官員的品德、操守。今天，我國雖然在逐漸走進法治社會，但目前的各種規(guī)章制度，尚不能全面而具體地對官員的言行加以規(guī)范。在現有的體制下，官員處在一個封閉型的體系空間，游離于社會的監(jiān)督外，官員享受著某種“特殊權利”，無形中促成了一些官員對公民權利意識的淡漠，對法律意識、平等意識、責任意識的淡漠，主人意識、權力意識、等級意識和優(yōu)越感的極度膨脹。這樣一來，當官的講派頭就有了舞臺有了市場，也有了“通行證”和“保護傘”。
　　
　　派頭派生苦頭
　　
　　既然當官的派頭是炫耀權勢的一種表現，那么，派頭派生出苦頭也就成了必然。
　　苦頭之一：損害干群關系。官員有了派頭，就會高高在上，就會脫離群眾，就會有被架空的危險。老百姓就會覺得，什么為人民服務，什么先進性，都只是“說唱”。久而久之，無血肉相連之情，有離心離德之憂。
　　苦頭之二：助長了官場腐敗和官場陋習。當官的派頭需要一定的資本作支撐，派頭越大，需要的資本越多。在官場，一旦講派頭成為官員的一種追求，一些官員一定會將手中的權力市場化，進行或明或暗的權錢交易，從而形成派頭與腐敗互為因果、相互推動、共同發(fā)展的“惡性循環(huán)”。同時，由于官場內部的相互依存與相互制約，“派頭”這種無形資本在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幫助對方謀取某種權利時，常常會起到一種獨特的作用。于是，官官相護、任人唯親、趨炎附勢、織關系網、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等官場陋習就會蔓延開來。
　　苦頭之三：玷污了社會風氣和人們的精神。當官的講派頭，老百姓崇尚當官的派頭，不良的政風催生了不良的社會風氣，從而玷污了人們的精神。中國的民主和法制建設正在艱難地向前推進，當官的派頭一流行一影響，不僅為民主與法制建設增添了難度，而且對日漸淡化的“官本位”意識又打了一針強心劑，為政治體制的改革增加了阻力。這對我國整個現代化事業(yè)的建設和推進是極為不利的。
　　盧梭說：“當風俗一旦確立，偏見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險而徒勞的事情了�！彼�幸的是，我們的官員講派頭的風氣還只是一種現象和趨勢，并未“生根”，“改造”以至根除還來得及。
　　要根除當官的派頭，宗旨教育、道德教化是不可少的，但這還只是內在的軟約束；更重要的是改革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把官員的公仆意識和對政治的責任倫理意識法制化，營造制約權力的法律、制度環(huán)境。這樣，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就不會產生，即使產生了也會被及時鏟掉，當官的派頭也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也沒有了市場。當官的沒有派頭，我們這個社會不是更開明、更清明、更文明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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