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我們定位我們社會有一個最基本的框架，即以“改革”為坐標，將之前的稱為“改革前”，將之后的稱為“改革以來”。這個定位當然是重要的，因為改革開啟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性巨變。但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問題往往被人們忽視了，這就是，這樣的定位方式導致了人們對“改革以來”一些重要轉折的不敏感。
　　事實上，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已經發(fā)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變化。這些變化有的可以看作是1980年代的延續(xù)，而另外的一些則意味著重要的轉折。正是這些變化使得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與1980年代非常不同的社會。
　　我認為，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xiàn)的新的趨勢和提出的新問題，有許多并不是暫時的、邊緣性的，其中的許多因素會對我們這個社會的長遠走勢產生重要的影響，甚至其中的一些趨勢已經開始處于定型化的過程中。
　　
　　經濟增長但人們受益感不強
　　
　　在1990年代中后期，每年的GDP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7％以上。從理論上說，在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之下，人們感受到的應該是明顯的繁榮。但在現(xiàn)實的社會生活中，很多人感到的卻并非如此。無論是從企業(yè)的生產和經營的情況來看，還是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來看，都是如此。在這個現(xiàn)象背后的，是經濟生活中一種新的邏輯的形成。
　　如果從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的關系來看，1990年代和1980年代相比大大不同了。在1980年代，經濟增長一般會帶來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但到了1990年代，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導致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這一點，在2000年表現(xiàn)得尤為有象征性。2000年，是中國經濟初步復蘇的一年，經濟增長的速度達到8％。但在這一年里，貧富差距大的狀況沒有發(fā)生明顯的改善，就業(yè)難的狀況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各種社會問題的狀況也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
　　如果再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一種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新邏輯正在出現(xiàn)。這種邏輯突出地表現(xiàn)為經濟增長在現(xiàn)實層面上一種耐人尋味的悖論：即使經濟有一個較為快速的增長，但社會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從中受益；但如果沒有一個較為快速的經濟增長，社會中的大部分人都會從經濟停滯中受害。
　　
　　耐用消費品時代和全球化
　　
　　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發(fā)生的新的演變趨勢，與兩個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內，是從生活必需品的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在外，是全球化的趨勢以及中國更深地加入全球化的過程。
　　在1990年代之前，特別是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處于典型的生活必需品階段。在那個時候，幾十元的工資，幾乎有著非常固定的用途，購買完糧食、布料、火柴等東西之后，每個月的收入也就所剩無幾了。但在1990年代之后，中國大陸正在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生產和消費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和消費開始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內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消費則退居次要的地位。這是一個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而且對整個社會生活有重大影響的變化。
　　首先，對一個社會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戰(zhàn)。近些年來，我國經濟一直被內需不足的問題所困擾。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后，因為沒有形成一種與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相適應的消費模式，內需不足和市場疲軟幾乎是必然的。
　　其次，隨著卷入全球化進程程度的加深，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原有的社會結構受到了明顯的沖擊。全球化的過程意味著一些新的游戲規(guī)則的采用，而新的游戲規(guī)則則會為一些新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提供新的發(fā)展空間。同時，在這些新的空間和機會結構中成長出來的新社會組織及職業(yè)群體，也必然參與到利益分配過程中，迫使原有的利益群體和利益分配格局進一步分化和重組。
　　
　　資源重新積聚
　　
　　1980年代資源擴散對社會結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首先，社會中的困難群眾和邊緣群體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會中最貧困群體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當時的情況下，除了極少數成功的個體戶之外，社會中并不存在過于富裕的群體�？梢哉f，在1980年代，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
　　其次，是社會中的邊緣地帶出現(xiàn)了興旺的氣象和發(fā)展的生機。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得人民公社時期缺少勞動積極性的社員成為自主經營的農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勵農民實行多種經營，農村經濟出現(xiàn)了明顯的增長。
　　再次，隨著放權讓利式改革的推進，基層政府和企業(yè)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和可供支配的資源�；鶎诱�府和企業(yè)掌握資源的增加，為基層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了活力。
　　在1990年代，由于資源配置機制的變化，社會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來，而原來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邊緣和困難群體日益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特別是表現(xiàn)在農村和小城鎮(zhèn)。在這種現(xiàn)象背后的，是過去十幾年的時間中，農業(yè)已經基本成為一個無利可圖的產業(yè)。在這一段時間里，盡管國民經濟以7％～8％的速度在增長，但農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滯不前。
　　近些年來，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越來越弱。特別是一些農村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負債累累。據正式公布，目前鄉(xiāng)鎮(zhèn)政府負債已達2000多億元。
　　
　　中等收入者發(fā)育緩慢
　　
　　許多人將中間群體的形成作為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一個預期。但實際上，除了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還可以看到中等收入者群體的緩慢發(fā)展之外，在其他的中小城市和農村，則很難看到這個群體的蹤影。部分原因在于，原本應被社會中等收入者群體占有的資源，現(xiàn)在被總體性資本精英壟斷去了。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呈現(xiàn)出明顯的分化趨向。在這個分化的社會中，一端是以擁有大量資源為特征的社會強勢群體。這一群體對各級政府制定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在微觀的層面上，這主要是通過“關系”和腐敗的形式進行的。一個地區(qū)怎樣規(guī)劃，怎樣發(fā)展，哪些項目要上，哪些項目不要上，已經越來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而在宏觀層面上，因為這些社會力量有經濟實力，可以通過對輿論工具和學術活動提供支持和贊助的方式，讓傳媒和學者為他們的利益說話。
　　另一端，則是一個具有相當規(guī)模的困難群體。這個群體在貧富差距擴大的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在中心城市本身就出現(xiàn)了一個城市貧困群體；進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困難群體中，絕對貧困的現(xiàn)象開始出現(xiàn)，困難群體的數量也有所上升。
　　
　　社會整合的難度逐漸加大
　　
　　首先，是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近些年來，我國失業(yè)下崗現(xiàn)象大量增加。由于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一些傳統(tǒng)的職業(yè)正在被淘汰，當然也會有一些新的職業(yè)產生。但如果我們看一下失業(yè)和下崗群體的狀況，再看一下新職業(yè)的需求，就可以發(fā)現(xiàn)，新的職業(yè)并不會給失業(yè)或下崗者提供很多再就業(yè)的機會。
　　其次，社會斷裂的另外一種表現(xiàn)是在城鄉(xiāng)之間。人們經常將改革前中國的城鄉(xiāng)關系稱為二元結構。當時的二元結構主要是由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由于當時是處于生活必需品時代，城市人所消費的主要是農村的產品，他們的收入主要用來購買農民的產品,可以看到一種城市對農村的依賴，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過購買生活必需品而流入農村的過程。
　　然而，到了耐用消費品時代，城里人生活需要的大部分不再與農民和農村有關系，他們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賴的是城市而不是農村。事實上，就是原來許多由農村提供的食品，現(xiàn)在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國際市場。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和農村之間一種新形式的二元結構，這種二元結構主要不是由制度安排造成的，而是由市場造成的。但這同樣是一種二元結構，甚至是一種更為深刻的斷裂。
　　其實，斷裂的含義體現(xiàn)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根本上來說，這意味著多個時代的社會成分共存在一個社會之中。這樣的社會管理起來往往要更為困難。一般地說，在特定發(fā)展階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來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這就要求斷裂社會中的政府和領導人，必須對來自不同群體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當性的要求，有一種明智的態(tài)度，并對其進行妥善的協(xié)調。
　　
　　防止過渡現(xiàn)象定型化
　　
　　在整個1990年代，由于新的制度和結構因素的出現(xiàn)，我們在面對著一些新的問題和挑戰(zhàn)。我們首先要客觀地、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評估這種挑戰(zhàn)的程度。缺乏對這些新的趨勢和問題的敏感，我們就會犯歷史性的錯誤。但如果過分夸張社會危機的程度，也會因過分的謹慎而貽誤解決這些問題的機會。危言聳聽者常預言中國的危機，甚至有所謂“中國崩潰論”，其實是沒有注意到問題的另一個方面。這就是中國社會的彈性。這種彈性的來源是多方面的。三七開的城鄉(xiāng)人口結構，使得這個社會有一個很大的處理社會代價的空間。個人化的追逐利益的方式，使得人們在追逐利益的時候，很少直接向整個社會挑戰(zhàn)。而政府掌握和運用資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會危機發(fā)生的時候，能夠運用這些資源來緩解社會矛盾。而且，在1990年代之后，中國社會結構進一步分化，不同社會群體的追求也呈現(xiàn)出更大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因此更為現(xiàn)實的是，要防止某些看起來是過渡現(xiàn)象的因素定型化。
　　在這種情況下，當一種改革措施或一項政策出臺前后，社會上特別是知識界往往出現(xiàn)很大的爭論，但在這項措施或政策實施之后，人們會發(fā)現(xiàn)，無論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結果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差別。即使是那些在價值或意識形態(tài)上會有很大差別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結果也還是差不多。因此，需要尋找一種力量，防止這些過渡現(xiàn)象的定型化，使朝向好的方向的變革能夠得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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