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哲學大家馮友蘭晚年在《三松堂自述》中憶及早年教育：戊戌進士出身的馮父堅持對他先授中學再授西學，認為沒有相當?shù)闹形牡鬃�，學什么都不行。這一教育方針使馮友蘭受用終身，晚年深為認可。
　　比馮友蘭小44歲的李歐梵先求西學后求中學，殊途同歸，認定中國人文學者的根基在中學，有了中學底子，才有理解西學的基礎(chǔ)與可靠的出發(fā)點。
　　在這個意義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在正確得很。再從學以致用角度看，沒有中學根底，西學再多，亦無法融會貫通施之于用。說到底，文化是對社會現(xiàn)實價值的認識，中國文化來自中國歷史，凝聚了中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集體經(jīng)驗總結(jié)，西方文化來自西方歷史，乃是對西方歷史發(fā)展過程的認識總結(jié)，可借鑒不可代替，可參照不可硬套。尊重中學，就是尊重我們自己的歷史，尊重中華祖先的經(jīng)驗總結(jié)，尊重由歷史文化積淀而成的民族特質(zhì)與思維方式。在一定意義上，“洋為中用”必須建筑在“中學為體”的基礎(chǔ)，漸次而行，逐漸滲透，不可簡單廢替。
　　曾經(jīng)喧囂一時的極左思潮將傳統(tǒng)文化一棍子打倒，雖一時有助于對舊觀念舊傳統(tǒng)的掃除，但畢竟同時埋下極大隱患。當一代青年向國學不屑地“揮一揮衣袖”，他們的下一代便只能從符號概念上熟悉孔孟老莊了――既然皆是糟粕，何必浪費青春！既然國學已舊，何必再予關(guān)注。及至“文革”，我等一代“文革少年”對國學已完全斷脈。而今，出于“工作需要”再去補習文言，重識儒釋道，只能燒一鍋夾生飯了，畢竟會背“老三篇”無法代替誦習“十三經(jīng)”，我等一代人的國學只能似胡適的新詩――一雙“解放腳”。
　　而當今的文科生(包括我?guī)У拇T士生)，竟視《論語》、《孟子》這樣的初級古籍為畏途，感到難于啃咬，首先從心理上便惶恐起來：“裴老師要求我們讀古書！”這聲驚叫居然成為學生對我的“第一評價”，實在令我感覺問題嚴重。細細想來，這恐怕也是曾經(jīng)全盤否定傳統(tǒng)的必然。
　　我想作為中國學人(即便是專治西洋文化的專家)，心里也會有放不下的“中國情結(jié)”，也會不時自問一聲“難道月亮真的也是外國的圓嗎”？畢竟，中國古代文化是一個大寶貝，誘惑力很大很大。再說了，西學再好，那也是人家的東西呵！國學再次，更需要我們?nèi)ヅ跞�撿�?
　　1960年代，青年李歐梵“像哥倫布又發(fā)現(xiàn)了一次新大陸，這片新大陸，卻原來就是他自己的國土，他自己的文化。他念了幾年中國史，對學術(shù)界毫無貢獻，卻逐漸地發(fā)現(xiàn)了他自己�！逼鋵�，對當今學子來說，國學也是“新大陸”。憑本人直覺，國學行情已在攀升看漲，步入這條道路的莘莘學子可謂適逢其時。如香港城市大學1997年起，全校范圍開設(shè)“中國文化”課程，6學分，修一學年。近年，海內(nèi)外再掀國學熱。當一座座國學院落成，這才發(fā)現(xiàn)里面少了當家的主持――國學大師。畢竟，國學血脈已斷半個多世紀了，國學院易建，國學大師難出呵！
　　看起來，我們至少應(yīng)該有限度地再豎“整理國故”之旗。如此龐大的中國文化遺產(chǎn)，也只有靠我們自己發(fā)揚光大。且不說古籍中凝結(jié)著東方民族特有的歷史經(jīng)驗與價值指向，且不說“振興中華”必須包含文化振興，僅僅為保存和交接這份遺產(chǎn)，就值得我們分撥人馬，專力投入，留下我們這代人對國學的思考與整理。海外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曾賜函囑我朝此方向努力，殷殷之盼，深撼我心。本人駑鈍，猶舢板出海，唯努力前拱而已。
　　無論如何，中國文化是我們的根，也只有在中國文化中，我們才能找到“中國人的感覺”。陳寅恪、錢鐘書、馮友蘭等“文化昆侖”級的人物，均留洋多年，十分熟悉西洋文化，洋文熟得幾如國文，但他們最后的學術(shù)選擇，仍是皈依國學，在中國古代文化懷抱中找到最后的價值歸宿。中國當代文化建設(shè)，也實在離不開國學這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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