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交焦慮認知行為模型將負面評價恐懼作為社交焦慮的核心特征.Weeks和Heimberg提出評價恐懼概念并認為，無論是正面評價恐懼還是負面評價恐懼，都是社交焦慮的核心特征。Watson和Friend提出負面評價恐懼至今已有40年，負面評價恐懼的測量工具、遺傳特質、注意偏向及其在學習等領域中的應用已有相關研究。而正面評價恐懼的研究才剛剛開展。評價恐懼測量工具的完善、研究內容的拓展、臨床干預的充實、跨文化研究的加強等都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社交焦慮認知行為模型；評價恐懼；負面評價恐懼；正面評價恐懼
　　分類號：B849：C91；R395
　　
　　對他人負面或消極評價的擔憂與恐懼稱為負面評價恐懼(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FNE)(陳祉妍，2002)：對他人正面或積極評價的擔憂與恐懼則稱為正面評價恐懼(fear of positiveevaluation，FPE)(Weeks，Heimberg，Rodebaugb，&No.on，2008a；Weeks，Heimberg，&Rodebaugh，2008b)。這兩種恐懼統(tǒng)稱為評價恐懼(fear ofevaluation，FE)(Weeks et al，2008a/2008b)。早在1974年Page和Yates在其研究中就已經提到評價恐懼，他們認為臨床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和心理學工作者不愿意參加評價性調查研究。原因是他們可能害怕他人對他們的工作表現進行評價。隨后，Passer(1983)在研究中指出評價恐懼是競賽特質焦慮的一個重要來源。仔細閱讀后我們會發(fā)現以上兩項研究中所說的評價恐懼實質上僅僅指的是負面評價恐懼，并非本文所說的評價恐懼。Weeks，Rodebaugh，Heimberg，No.on和Jakatdar(2008c)從社會認知角度提出評價恐懼的概念，把其分成負面和正面兩個維度，并將之看作社交焦慮的核心特征。評價恐懼的提出不僅豐富了社交焦慮領域的理論知識。而且對預測社交焦慮、進行臨床干預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對評價恐懼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　評價恐懼的概念
　　
　　1.1　負面評價恐懼
　　1969年，Watson和Friend提出負面評價恐懼概念，并將之定義為“對他人評價的憂懼，為負面評價而苦惱，以及對他人可能給自己負面性評價的預期”(陳祉妍，2002)。負面評價恐懼描述的是演講、聚會等情景中廣泛的社會評價焦慮。負面評價恐懼的結構不同于社交焦慮，但又與之緊密相關。社交焦慮的產生部分來源于感知到他人負面評價時的反應。當正在或預期參與社交活動時，負面評價恐懼屬于與不利評價有關的恐懼感，而社交焦慮屬于對這些情景的綜合反應(Weeks，Heimberg，Fresco，Hart，&Turk，2005)。社交焦慮個體為了避免潛在的負面評價會做出一系列不同的行為，包括回避目光接觸、減少說話量或降低語調、站在群體的周邊等。
　　社交焦慮個體報告了關于自己外表和行為的負面心理表征，特別是表現在喚醒焦慮的社交情景中(coles，Turk Heimberg，＆Fresco，2001)。例如，在即興演講或社會交往中，讓他們將其行為表現劃分等級。結果，社交焦慮個體對自己行為劃分的等級要比他人評定的低(Lundh＆Sperling，2002；Rapee&Lim，1992)。負面評價恐懼與這個等級差異有關(Rapee＆Lira，1992；Rodebaugh&Chambless，2002)，即自評與他評的等級差異越大，負面評價恐懼越高。這些研究表明社交焦慮和非社交焦慮個體間存在基本的感知和加工處理差異(Heinrichs&Hofmann，2001)，負面評價恐懼對于社交焦慮來說具有重要作用，可作為社交焦慮的核心特征。
　　1.2　正面評價恐懼
　　Weeks等(2008a/2008b)提出正面評價恐懼概念，相對于負面評價恐懼，正面評價恐懼是指為他人正面的評價而苦惱和擔憂。這一思想最早來源于Wallace和Alden(1995，1997)。他們認為，在社會交往中表現良好而獲得積極社交信號的社交焦慮個體，會覺得他們的社交表現是積極的，從而擔心他人會對他們期待更多。然而，他們也深信他們的典型行為表現不會改變。與非社交焦慮個體不同，社交焦慮個體會擔心最初的正面評價將會導致后來的負面評價。具體地說，對社交焦慮個體良好的行為表現給予正面反饋，他們會預期在接下來的行為表現中體驗到更大的焦慮。相反，當僅僅強調他們的行為沒有負面不良表現時，社交焦慮個體則不會預期在接下來的行為表現中體驗到更大的焦慮。
　　Weeks等(2008a/2008b)通過研究表明，正面評價恐懼與公眾注視恐懼和社會交往焦慮有正相關關系。與其他焦慮障礙的自我報告相比，正面評價恐懼與社交焦慮自我報告有較大正相關關系�？傊�，這些研究強調正面社會反饋對社交焦慮作用的重要性。正面評價恐懼預測接收正面社會反饋時的情感和認知反應，也是社交焦慮的一個認知特征。
　　Wallace和Alden(1995，1997)同時指出，最終的負面評價恐懼解釋了初始的正面評價恐懼，這意味著正面評價恐懼和負面評價恐懼結構之間沒有差異。而Weeks等(2008b)通過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負面評價恐懼和正面評價恐懼是相互獨立的結構，并作為評價恐懼的兩個維度。社交焦慮個體認為不引起他人注意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無論是正面的或負面的評價都將導致焦慮體驗的產生。因此，評價恐懼對社交焦慮具有重要的作用。
　　2　評價恐懼的理論解釋
　　
　　評價恐懼的提出源于社交焦慮研究，因而迄今關于評價恐懼的理論解釋也都囿于社交焦慮領域。
　　2.1　社交焦慮的認知行為模型
　　Clark和Wells(1995)、Rapee和Heimberg(1997)提出社交焦慮的認知行為模型來解釋社交焦慮個體感知和加工評價性信息的方式，并將負面評價恐懼作為社交焦慮的核心特征。在社會評價情景中，社交焦慮個體會將周圍人看作自己的觀眾。這些觀眾時時觀察他們的外表、言語和行為，同時認為這些觀眾的本質是喜好評論的，可能會對他們進行負面評價。對于社交焦慮個體來說，最危險的刺激來自周圍的觀眾，最可怕的結果是來自周圍觀眾的負面評價。
　　社交焦慮個體監(jiān)控自己的外表和行為，如面部表情、姿勢、行為以及可能影響外部表現的內部感受。自我監(jiān)控獲得的信息與長時記憶、觀眾反饋獲得的信息綜合形成關于自我的印象或表征。但這一心理表征不是個體真實的表達，而是歪曲的表征。它不是個體觀察自己后的表征，而是個體感知觀眾某一時刻如何看待自己的表征。社交焦慮個體形成了關于自己的偏差印象或心理表征，并認為他人也會覺察到這種偏差印象或 心理表征，同時，將他們的注意資源聚焦在這個內部表征和在社會環(huán)境中感知到的評價性威脅上。具體地說，注意資源一部分分配給偏差印象或心理表征：一部分分配給監(jiān)視社會環(huán)境中可能產生負面評價的信號，如皺眉、厭倦等。Rapee和Heimberg(1997)進一步指出，社交焦慮個體預設一個較高的行為標準或準則，并認為周圍觀眾以這一標準來衡量他們的行為表現。因為社交焦慮個體懷疑他們的能力能否達到這一標準，所以感知負面評價和令人不快的社交后果(如遭到拒絕、地位喪失等)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負面評價的預期導致生理、認知和行為上的焦慮體驗，焦慮體驗又導致外表、行為自我心理表征的降低，由此造成適應不良的負性反饋回路。
　　2.2　心理進化模型
　　由Gilbert(2001)提出的心理進化模型認為，社交焦慮直接與人類交互作用中的競爭威脅相關。社交焦慮的目的是避免挑戰(zhàn)群體中的權威人物、回避他人的負面評價，以此來避免與群體中地位高的人發(fā)生沖突，并使自己處在群體中的安全范圍內。Gilbert認為社交焦慮是一種進化機制，促進非暴力的人際交往。在心理進化模型中，“感覺地位低下的人可能害怕地位提升，這樣可能把他們帶到與他人的沖突中，或他們可能害怕在將來不能維持和保護他們的所得�！盙ilben將此概念稱為“害怕做得好”。在早期人類社會中，人們過著等級觀念明確的群居生活，為了避免與社會等級中地位高的人發(fā)生沖突，回避負面評價是為了適應環(huán)境。然而，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人們也盡力回避他人的正面評價，否則其他群體成員會將他們看作是對自己的威脅。因此，負面評價恐懼和正面評價恐懼是認知機制，在充滿競爭的環(huán)境中起到適應作用(Weeks et al。2008e)。
　　2.3　社會等級動力學
　　根據Gilbe~的模型，社交焦慮個體表現出色，獲得了正面評價，害怕來自“被擠出等級排列”的人的報復。同樣，社會等級動力學也證明了這個觀點。如果一個人的社會獲得價值評估比群體中其他成員低，可能引起順從行為，它的功能是抑制來自更具統(tǒng)治地位成員的威脅。本質上，社交焦慮個體害怕表現出色，因為這會將他人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使他們直接參與到社會資源的競爭中。例如，當在群體中提出一個意見并得到積極反饋的社交焦慮個體，可能害怕曾經領導小組討論的人因為其“喧賓奪主”而對他表示不滿，社交焦慮個體會非常關注這一事件對其人際關系的影響。
　　3　評價恐懼的測量
　　
　　目前，關于評價恐懼的測量主要采用問卷法，研究者已開發(fā)出多種量表。
　　3.1　負面評價恐懼測量工具
　　負面評價恐懼的量表有負面評價恐懼量表、簡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簡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一正向題計分。簡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與簡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一正向題計分都來源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
　　3.1.1負面評價恐懼量表(fear of negativeevaluation scale，FNES)
　　FNES采用自我報告法評估社會評價性焦慮的不同維度(如，苦惱、回避、預期)并得到廣泛的應用(Collins，Westra，Dozois，＆Stewart。2005)。FNES由30道“是一否”題構成，其中有17道正向題和13道反向題。FNES在大學生和臨床樣本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高分被試對于輕度的負性社會事件反應更強烈，將之認為更具災難性(Weeks et a1，2005)。FNES高分者更傾向于回避具有潛在威脅性的社會比較，在評價性情景中會體驗到更多的緊張，更關注是否給他人留下好印象，更多的將他人的面部表情解釋為負面的。FNES是測量社交焦慮個體在實施認知行為療法后態(tài)度是否轉變的測量工具之一(collins et a1.2005)。
　　雖然FNES較好的測量了負面評價恐懼，但仍存在不足之處。首先，量表題目冗長的項目內容使它成為了效率較低的心理評估工具。其次。量表的靈敏性。量表的“是一否”反應形式過于極端，不能有效反映“是”和“否”之間的狀態(tài)特征，從而失去了作為測量工具的靈敏性。最后，FNES題目混淆了認知和焦慮情緒成分，如“如果知道了有人在對我評頭品足，我會十分緊張不安”，描述的是焦慮特征，不應該包含在量表中。
　　3.1.2簡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brif fear of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BFNES)
　　Leary(1983)開發(fā)的簡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彌補了負面評價恐懼量表的不足(carleton，McCreary，Norton，&Asmundson，2006)。BFNES有12道題目，采用5點計分，從1(一點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包括8道正向計分題和4道反向計分題，其中l(wèi)l道來自FNES。BFNES具有簡潔、反應靈敏等優(yōu)點，高分者更關注是否給他人留下好印象，更在意他人的負面評價。在大學生和臨床樣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成為在社交焦慮領域廣為應用的測量工具。針對FNES的因素結構存在不一致的結論。Leary(1983)的研究認為BFNES是單因素結構(carleton et al。2006)。而Rodebaugh和同事(2004)通過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BFNES包含兩個因素，8道正向題為一個因素，4道反向題為一個因素。Weeks和同事(2005)研究表明兩因素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證實了BFNES是包含兩因素的結構。我國研究者陳祉妍(2002)初步修訂BFNES后在中學生群體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同樣也證實了負面評價恐懼的兩因素結構。
　　3.1.3　簡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一正向計分題(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straitforward，BFNE-S)
　　在如FNES等題目較多的量表中可以有效使用反向題來檢測被試的反應偏向，但在BFNES等題目較少的量表中使用反向題能否發(fā)揮這一作用是值得懷疑的。Rodebaugh等(2004)和Weeks等(2005)的研究發(fā)現，BFNES的正向題能有效測量負面評價恐懼，并且與社交焦慮其他量表呈現高相關，對于負面評價恐懼的變化具有較強的靈敏性。BFNES的反向題造成混淆和錯誤的反應，會低估負面評價恐懼效應。Rodebaugh等(2004]和Weeks等(2005)在研究中指出，在大學生和『臨床樣本中，8道正向計分題比反向計分題更可靠、有效地預測負面評價恐懼。因此，Rodebaugh和Weeks建議使用僅有8道正向計分題的量表施測。BFNE-S在大學生和l臨床樣本中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
　　3.2　正面評價恐懼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scale，FPES)
　　FPES是由Weeks等(2008b)通過理性思維設 計，用來評估正面評價恐懼的概念與結構。該量表包括10道題目，其中有兩道反向題，目的是減少總是肯定回答或否定回答的反應偏向，其分數不計在總分內。采用10點計分，從0(一點也不符合)到9(非常符合)。所有的項目都用來描述獲得積極評價的相關社交情景，且吸收了社會等級動力學的思想。例如，有些題目描述的群體環(huán)境為等級思想的產生提供了背景。Weeks等(2008b)對4個年級1711名大學生的調查結果表明，正面評價恐懼分數呈正態(tài)分布且無性別差異，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和重測信度。正面評價恐懼量表得分與社會交往焦慮和負面評價恐懼自我報告法得分呈正相關，且相對于抑郁、廣泛性焦慮、擔憂的測量，正面評價恐懼與社會交往焦慮具有更強的相關性。這些研究表明，正面評價恐懼量表具有較好的相容效度和區(qū)分效度。但FPES是否能有效應用于臨床樣本、普通人群，是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還未見相關報告。
　　
　　4　評價恐懼的相關研究
　　
　　負面評價恐懼的提出已有40年的歷史，很多學者對其做了研究。而正面評價恐懼是新近提出的，對它的研究還未見相關報道。所以在這里我們僅簡要介紹負面評價恐懼的一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負面評價恐懼自身特點的研究和應用研究。
　　4.1　評價恐懼的特征研究
　　4.1.1　負面評價恐懼的遺傳性
　　Kendler等人(1992)研究了美國弗吉尼亞州2000多對雙胞胎(包括同卵和異卵)多種恐懼癥的遺傳性，提出社交焦慮的遺傳率達51％，說明社交焦慮具有遺傳性(劉東臺，李小健，2008)。而作為社交焦慮典型認知特征的負面評價恐懼，是否也具有遺傳特性?Stein，Jang和Liverslev(2002)以437對雙生子(245對同卵雙生子和192對異卵雙生子)為研究對象，探討了負面評價恐懼的遺傳特性，同時也探討了負面評價恐懼與社交焦慮相關人格維度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負面評價恐懼的48％由遺傳決定，基因和環(huán)境成為負面評價恐懼的主要影響力，負面評價恐懼與順從、焦慮、社交回避在基因方面有很高的相關。由此可見，負面評價恐懼由遺傳和環(huán)境兩因素共同決定，影響與焦慮相關的人格特質的基因同樣對負面評價恐懼產生影響。
　　4.1.2　負面評價恐懼的注意偏向
　　認知偏向對焦慮障礙的發(fā)展與維持有重要作用。有幾種實驗范式用來研究社交焦慮者的注意過程。情緒性Stroop任務研究表明，社交焦慮者在威脅性刺激呈現初始時具有高度警戒。在點探測任務中，比較被試對詞語與面部表情的反應時發(fā)現，社交焦慮個體表現出更多地對生氣面孔的注意偏向。進一步研究證實，負面評價恐懼個體也呈現出對生氣面部表情的注意偏向。視覺搜索任務的研究結果同樣證明了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偏向，社交焦慮者對負性社交線索更關注(B6gelsa&Mansell，2004)。
　　評估選擇性注意和注意分散的時間過程的最直接方法是由眼追蹤儀器連續(xù)地記錄眼注視的精確位置。幾項研究均運用眼追蹤法來評估廣泛性焦慮與社交焦慮者在注視情緒性圖片時的注意過程。廣泛性焦慮障礙個體在實驗中更可能注視威脅性刺激而不是中性面孔，在高特質焦慮個體中發(fā)現了同樣的研究結果。在社交評價性壓力條件下，高負面評價恐懼個體表現出了對有情緒表現的面孔的偏向(Bradley，Mogg，＆Millar.2000)。Wieser(2008)運用眼追蹤方法對高低負面評價恐懼個體研究也發(fā)現，高水平的負面評價恐懼個體更多地注視情緒性的面部表情而非中勝面孔，從而表明這些個體對于情緒性面部表情的注意偏向。同時，對注意分散時間過程的分析表明，高水平的負面評價恐懼個體首先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情緒性的面孔上，而在一個時間間隔后，他們又會將注意力集中于中性面孔上。這與過度警戒一回避假說是一致的，即社交焦慮個體對于情緒性面部表情首先關注，然后回避(錢銘怡。陳曦，鐘杰，2004)。
　　4.2　負面評價恐懼的應用研究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一些學者開始將負面評價恐懼的研究應用到其他學科。目前側重于負面評價恐懼與其他心理特質、學習、社會行為、體育運動、決策等領域的相關研究。由于考試焦慮、助人行為和飲食態(tài)度與我們的生理、心理和社會化息息相關，影響我們的身心健康，所以研究者開展了負面評價恐懼與考試焦慮、助人行為和飲食態(tài)度的關系的研究。
　　4.2.1　負面評價恐懼與考試焦慮
　　考試是一種典型的自我被評價的情境，考試焦慮在本質上也是對自我遭到負面評價的擔心。特質性的考試焦慮實際上就是對失敗的恐懼。而對失敗的恐懼在發(fā)展上可能來源于父母在孩子失敗時給予的批評，即負面評價(陳祉妍，2002)。負面評價恐懼可能是考試焦慮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研究者陳祉妍(2002)以初中生為被試探討了負面評價恐懼和考試焦慮的關系，結果說明負面評價恐懼與考試焦慮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關。馬麗霞和邱亞峰(2004)以高三學生為被試探討了負面評價恐懼與高考焦慮之間的關系，同樣證實了考試焦慮與負面評價恐懼有較密切的關系。但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還需要縱向研究或實驗研究來證實。
　　4.2.2　負面評價恐懼與助人行為
　　由于羞怯個體在公共場合時高度地監(jiān)控自己的語言、思維、行為，表現出較強的自我關注，所以此類個體可能為了給他人留下積極、正面的形象而表現出助人行為。但更多的研究表明，羞怯個體表現出較少的助人行為。Karakashian，Walter.Christopher和Lucas(2006)認為這可能與羞怯個體體驗著較多的負面評價恐懼有關。羞怯個體報告有更多的對社會負面評價的恐懼，更多的關于他們給同伴留下壞印象的負性偏向思維，對同伴給予的反饋信息更多地進行負面偏向反應。Guyton(1997)在觀察孩子的行為習慣后發(fā)現，羞怯兒童相對于非羞怯兒童有較低的助人分數。對于此觀察結果，她認為，盡管羞怯兒童同情需要幫助的兒童，但他們不能克服行為不當或失敗的恐懼，因而沒有表現出助人行為(Karakashian et a1，2006)。Hartman(1983)認為羞怯個體存在注意偏向，將注意力都集中于監(jiān)控他們的行為、思想等，無法將更多注意力分配給其他事物，因而無法看到羞怯個體表現出更多的助人行為(Karakashian et a1，2006)。Karakashian等(2006)以83名大學生為對象，也探討了負面評價恐懼與助人行為的關系。實驗研究表明，在社交和非社交情景中，負面評價恐懼都能預測助人行為，高羞怯或負面評價恐懼的個體較少表現出助人行為。
　　4.2.3　負面評價恐懼與飲食態(tài)度
　　在橫斷研究中，首先以非臨床樣本為被試探索社交焦慮與飲食障礙間的關系。社交焦慮是節(jié)食癥潛在的危險因素。Paxton，Sehutz，Wertheim 和Muir(1999)認為，為達到社會接受的理想苗條身材而節(jié)食是一種機制。通過這種機制，個體將會獲得社會接納和提高在同伴中的地位，以及減輕社會交往過程中產生的焦慮。Gilbert和Meyer(2003)的研究支持了這一觀點，負面評價恐懼與節(jié)食態(tài)度存在聯(lián)系，而與貪食態(tài)度則不存在這種聯(lián)系。而在臨床樣本中，高水平的負面評價恐懼不僅存在于神經性厭食個體中，也同樣存在于神經性貪食個體中(Hinriehsen，wright，Waller，＆Meyer，2003)。以上的研究結果表明，在飲食障礙中，貪食癥狀經常在節(jié)食癥后發(fā)展起來，因為暴食清除型貪食癥比節(jié)食癥更能降低負面評價恐懼意識。在Hinrichsen等(2003)的研究中，發(fā)現了暴食清除型貪食者具有最高水平的社交焦慮。但以上關于社交焦慮與飲食障礙間的關系只是推測，要想明確社交焦慮與節(jié)食本質的因果關系，則需運用縱向研究。
　　Gilbert和Meyer(2005)在另一項研究中運用縱向研究方法，以197位女大學生為被試，研究了負面評價恐懼對飲食障礙發(fā)展的預測作用。研究結果表明，橫斷研究中負面評價恐懼與節(jié)食障礙存在的關系，在縱向研究中卻僅能預測貪食障礙的變化。也即，一旦個體通過發(fā)展節(jié)食障礙來提升他在同伴中的地位這一機制沒有發(fā)揮作用，那么他就會以發(fā)展貪食癥狀來應對負面評價恐懼。Gilbert和Meyer(2005)在研究中證明了來自普通人群或好友及親戚的負面評價恐懼都對個體的節(jié)食態(tài)度產生影響，但作用不同，來自普通人群的負面評價恐懼更能有效地預測節(jié)食杰度。
　　
　　5研究展望
　　
　　Weeks和Heimberg于2008年提出的評價恐懼概念不僅完善了社交焦慮的認知行為模型，同時在臨床干預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關于負面評價恐懼許多學者已對它進行了廣泛研究。而正面評價恐懼領域的研究剛初露端倪，因此，從理論研究到實證研究都有待開展和深入。
　　5.1　測量工具的完善
　　國外關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證實其在大學生和臨床樣本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已成為測量負面評價恐懼和社交焦慮的良好工具，并得到廣泛的應用。而正面評價恐懼量表由Weeks等(2008a)編制，在大學生群體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關于正面評價恐懼量表的研究剛剛開始，今后測量工具開發(fā)可能面臨如下主要任務：(1)量表反向計分題的處理。正面評價恐懼量表包含了兩道反向計分題，將其刪掉或是反向題正向計分能否提高量表的信效度，還有待進一步研究。(2)量表適用人群的擴展。在Weeks等(2008a)的研究中，僅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且多數為女生，這就限制了量表的推廣。后續(xù)的研究可探討該量表在臨床樣本、普通人群中是否也同樣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是否能有效測量正面評價恐懼，進而預測社交焦慮等，均有待深入研究。(3)評價恐懼量表的編制。評價恐懼將負面、正面評價恐懼看作它的兩個維度，那么是否可以將負面、正面評價恐懼量表合并或編制一個新的包含負面、正面評價恐懼兩個維度的評價恐懼量表，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5.2　研究內容的拓展
　　已有的負面評價恐懼研究對我們研究評價恐懼有以下幾點啟示：(1)stein等(2002)通過研究得出負面評價恐懼部分來自遺傳，即遺傳和環(huán)境共同決定和影響了負面評價恐懼，那么正面評價恐懼是否具有遺傳特性，則需要實證研究來證明。(2)負面評價恐懼的眼追蹤等多項研究已證明，負面評價恐懼者有注意偏向特點，那么評價恐懼，包括正面評價恐懼，是否均有注意偏向，是否也都有記憶、解釋等認知偏向，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3)自我意識和自尊影響社交焦慮，而評價恐懼又是社交焦慮的典型特征。那么，自我意識和自尊與評價恐懼是否有關系，有怎樣的具體關系，仍需要實證研究來確定。(4)應用領域研究。負面評價恐懼對考試焦慮、飲食態(tài)度及助人行為等都有影響。正面評價恐懼對考試焦慮、飲食態(tài)度及助人行為是否會產生影響，有什么樣的影響和作用，同樣需要大量的研究來驗證。
　　5.3　干預研究的充實
　　評價恐懼的提出為社交焦慮的干預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當前的研究重點是將認知重組、暴露療法應用于對負面評價的擔憂和恐懼的情形中，而正面評價恐懼卻沒有得到系統(tǒng)地研究。正面評價恐懼可以用來解釋對積極、正面信息的歪曲或錯誤的認知(Weeks et al，2008a)。社交焦慮障礙者經常將他們的成功解釋為與自己的能力或努力沒有關系，因此體驗不到積極的社交成果。由于錯誤的認知，積極的信息變得沒有意義，個體的負性信念系統(tǒng)(如我不行，別人都不喜歡我等)持續(xù)存在�？傊�，評價恐懼在臨床干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表現出色而獲得來自他人積極社交信號的社交焦慮個體可能體驗著焦慮，之后，他們可能拒絕成功或隱藏所有的進步。在認知行為療法中，搜集正面評價恐懼相關資料，對正面評價恐懼相關的自動化信念實施認知重建。在暴露療法中，讓社交焦慮個體表達獲得正面評價(如獲得來自治療家的贊賞)時的不合理信念并對其進行認知重建，將會促進治療的成功(Weeks et aI.2008a)。這將是未來研究的又一重要領域，為系統(tǒng)矯治與正面評價恐懼相關的不合理信念提供支持。
　　5.4　跨文化研究的加強
　　國外的這些研究為我們研究中國人的評價恐懼提供了理論依據及方法指導。但由于文化的差異，國外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本土的研究。中華民族是一個喜好中庸的、內斂的民族，中國人具有內傾特性，害怕“冒尖、出風頭”、害怕“引起他人關注”(劉娟娟，2006)。同時，中華文化是恥感文化，處于該文化中的中國人高度珍視社會關系.格外重視他人的看法和評價，尤其害怕遭到他人的批評、拒絕、嘲笑而使自己在他人面前丟臉。在公共場合或人際交往中，人們既害怕受到積極或正面的評價而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害怕遭到他人的否定或負面的評價而丟失面子。這與Weeks等(2008a／2008b)對評價恐懼描述的情況相同，但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背景下對評價恐懼的研究則較少。國內林雄標和胡赤怡(1997)使用FNE等量表，對50例社交恐怖癥(sPH)和65例正常人群的對照研究顯示，患者的FNE評分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汪向東，1999)。此外，我國學者陳祉妍(2002)對簡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的初步修訂也獲得良好的信效度，并測得負面評價恐懼與考試焦慮存在顯著相關。但正面評價恐懼量表、評價恐懼的認知特點及應用研究還未曾見到，因而，加強這一領域研究，對了解中國人的社交心理特點、促進中國人的心理健康提供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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