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主持人十年,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也很幸福,這個職業(yè)帶給我一些恩惠,因為每個星期都有一個不同的人把他人生里精華的故事講給你聽,我覺得那種感受跟讀書是一樣的。
　　講到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年來我們身邊發(fā)生了怎么樣的變化?我自己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是一個才幾歲的孩子,剛上學。那時學校里有種評價是,穿打補丁的衣服才是好的,于是真的就有人把好褲子打上了一塊補丁。
　　再后來,開始了出國熱。1986年,我父親花了他全部的積蓄,將近三萬塊錢人民幣,送我出國。我拿到護照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的友誼商店,因為那時候的友誼商店沒有護照是不能進的。我拿了護照就直接去了,從友誼商店這個門進從那個門出來,什么也沒買,就是為了晃一下那本護照。
　　出國以后我覺得自己進入蔚藍色文明了,但是一片茫然,引用當時一個人講的一句話就是,你得到了天空就失去了大地。你感覺到有很多異樣新奇的感受,但是你失去了心里面原本的那些東西。
　　1994年我回國的時候,發(fā)現(xiàn)國內(nèi)大變樣了,那么多人都下海了,在經(jīng)商。我們有錢了以后再往前走,就是到了前段時間出現(xiàn)的所謂“傳統(tǒng)文化熱”。
　　這時候,經(jīng)過了這么快速的變化,我覺得,人們內(nèi)心開始產(chǎn)生了焦慮。這種焦慮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體現(xiàn)在我們的生活似乎失去了方向。比如穿衣,有人提到了漢服問題,說中國人應該有一個自己的國服,像日本、韓國一樣。那么,什么時代的中國人穿的衣服能夠拿來作為我們的唯一標準呢?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奶频膯栴}。我不太贊成再找來某個朝代的衣服當“國服”,因為任何一個朝代都不能代表我們的整個文化傳統(tǒng),因為文化是流動的,而且中間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的被打斷和重建的過程,無法代替,無法代表。又比如我們的住房,在北京有柏林小鎮(zhèn)、溫哥華森林,有一些北美風格的建筑,我覺得那只適合北美的氣候,當它被搬到北京來,和七七八八、奇奇怪怪的風格全都放在一起的時候,這是一個什么感受?面對這些東西,我們會不會產(chǎn)生焦慮?
　　還有一些詞,比如像 “大師”,我們對到底什么人能稱為大師很焦慮,但同時我們又覺得我們這個時代應該有大師,于是我們在生活當中去尋找各種各樣的大師。我們談起“山寨”這個詞的時候,我們會講“山寨”不是一個好詞。“山寨”這個詞在兩個領域內(nèi)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如果它是一個產(chǎn)品,它可能涉及相關的法律問題,但是在文化領域內(nèi),“山寨”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現(xiàn)象?我認為,從文化意義上說,“山寨”是一件好事,所有的文化都是“山寨”過來的,沒有哪個文化是自己蹦出來的,都是在不斷的“山寨”過程當中被演化出來的。對于文化領域內(nèi)的“山寨”現(xiàn)象,我個人認為不要那么去抵觸這個詞。你想想看,三十年來我們發(fā)生了那么大的變化,三十年前你不是這么想的,為什么三十年后你還要堅持自己的想法?參差多態(tài)才是世界美的本源。
　　每天林林總總這么多的信息量,人處在這當中會不會產(chǎn)生文化上的焦慮?我們到底是什么人?我們到底是處在中國文化漫長歷史當中的一個什么階段?
　　我自己有一個淺顯的結(jié)論,不知道對不對,拿出來跟大家分享、討論。我覺得我們今天是追求事功的時代,還沒有到追求心境的文化階段。有學者說,決定一個人一生格局的是他的知識結(jié)構,決定一個社會當下格局的是它的文化結(jié)構。我們這個時代可能更像唐朝,我們追求的是艷麗的顏色,像唐三彩,我們追求的是開拓疆土的事功,我們更愿意去占有更多的東西,而先不去考慮它的內(nèi)在品質(zhì)。余光中先生有一句話說,這個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忙出來的,只有文化是閑出來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我們現(xiàn)在的忙碌狀態(tài),是在為一個即將到來的文化高峰做準備。做什么樣的準備?做心態(tài)上的準備,做教育上的準備,做人才上的準備。
　　這其實就是每個人對于你所生活的時代的一種思考。如果我們?yōu)槟莻�時代在做準備,我們今天的林林總總的焦慮其實是不是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的題目是《文化焦慮與從容》,我想這好比我眼前的一副眼鏡,從這副眼鏡后面去看待我們這個社會,我個人沒有那么多的焦慮,我愿意和我的朋友們一起從容地去看今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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