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梅光迪的大名,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那時,他在東南大學和胡先?、吳宓諸位教授辦了一份雜志《學衡》,與胡適積極推行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唱對臺戲。論戰(zhàn)的結(jié)果自然無損于新文化與新文學前行的腳步,《學衡》一幫人從此落下了文化“保守主義”的詬名。而事實上,《學衡》主將梅光迪與新文化主將胡適是有一段曲折的交往歷程的。
　　
　　亦師亦友
　　
　　梅光迪,1890年2月14日生于安徽宣城弋江西梅鄉(xiāng)西梅村。字迪生,又字覲莊。梅氏為宣城望族,宋代出了著名文學家梅堯臣,清代出了數(shù)學家梅文鼎。其祖上數(shù)代務農(nóng),至其父梅藻一輩始親詩書,膝下有三子,梅光迪為長子。十二歲前,梅光迪在家鄉(xiāng)受教于父親梅藻,讀完四書五經(jīng)。據(jù)說梅光迪天資聰慧,能夠過目成誦,精于制藝文字,十一歲考中秀才,被鄉(xiāng)人視為神童。家族的榮耀、舊學的深厚以及成名之早對梅光迪思想與性格的形成自然有很大關系。繼承了徽州人闖蕩天下的傳統(tǒng),梅光迪年紀輕輕就出門求學,先后在安徽高等學堂、上海復旦公學學習。
　　1909年秋天,胡適在上海看望宗友胡紹庭,而梅光迪與胡紹庭同舍而居,因得相識。1910年仲夏,胡適和友人北上應游美之試,梅光迪也去北京,參加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學習考試。兩人恰巧乘坐同一條船,彼此相見,真是驚喜過望。這段本來枯燥漫長的旅行,卻因為兩個年輕人的邂逅而充滿愉快的氣氛。兩人促膝長談,徹夜不眠,暢談鄉(xiāng)情、理想、抱負,越談越投機,真正有點相見恨晚的感覺。到了北京,胡適多次看望梅光迪,梅光迪逾時不見胡適則心情郁悶。這為他們以后的交往打下深厚的感情基礎。
　　胡適赴美留學臨行前,讓梅光迪“一言相贈”,梅光迪不僅在贈言中表達了對時局之憂患、報國之心切的情感,并勉勵胡適努力學習,施展抱負,“無負于吾國人之責望”。在隔洋相念的日子里,兩人書信往來不斷,相互勉勵,交流思想情感。胡適初到美國,是在康乃爾大學農(nóng)學院學習,但是興趣廣泛的胡適對人文的學習與研究依然濃厚,這和本來就致力人文學習與研究的梅光迪有了許多共同語言與話題。
　　1911年8月15日,胡適從北京清華學堂榜上知道了梅光迪來美學習的消息,在日記里用“狂喜不已”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不過,梅光迪去了威斯康辛大學,兩人平時難以相見,只有書信頻傳。
　　胡適樂意和梅光迪交往,除了同鄉(xiāng)之誼之外,更多的是兩人在文化領域的興趣與思考有共同語言。梅光迪舊學功底深厚,勤于思考,時有見地,并直言不諱,使人真誠有益。有一段時間,胡適甚至要到梅光迪所在的大學讀書,因遭到梅光迪的斷然反對而放棄。而梅光迪敬佩胡適的才氣與活力�？傊�,彼此之間,傾心相對,亦師亦友,堪稱佳話。怪不得梅光迪不無自得地給胡適寫信說:“得師固難,得友亦難。迪竊嘗思之,吾人擇友,志同道合,性情之際又能契合無間者固好;其有一于此不能強同者,正可藉以他山之助,以長補短,彼此借鏡耳�！�
　　在胡適成長過程中,梅光迪的“他山之助”至少可以從幾個方面看出來。
　　其一是鼓勵胡適棄農(nóng)從文。胡適去美學農(nóng),梅光迪覺得不合適,不過他沒有多說什么,只鼓勵胡適不要放棄人文的學習。后來,在是否真正改換專業(yè)的問題上,胡適依然主意不定,就寫信與梅光迪商討,他連同自己的日記一同寄給了梅光迪。梅光迪立即表態(tài),極其贊成,他說胡適“本非老農(nóng),實稼軒、同甫之流”,選擇專業(yè)應該“就其性之所近而為之”。這終于使胡適做下了一生早就應該做的最重要的選擇。不僅如此,梅光迪還鼓勵與規(guī)劃了胡適文科學習的發(fā)展方向:“淹灌中西文章,將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則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誰?”讀到這樣的文字,胡適真的沿著這樣的道路前行了,而且走得比梅光迪想象得遠得多。
　　其次,梅光迪促進了胡適開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考與研究。在胡適從事文學革命思考與嘗試之前,這是胡適專業(yè)學習的主要領域。而梅光迪已經(jīng)確立了自己的專業(yè)方向與文化理想,對于國學的探討成為一段時間兩人頻繁通信的主要內(nèi)容。有時洋洋灑灑,動輒千言,用心用力,豐富而深入。
　　不過,在文化立場與方法上,梅光迪整理國學的思想與方法是學貫中西,去除“謬說”,回到原典;而胡適認為“凡一種學問必須見諸世用,始不得謂之空談”,一個回到“本源”,一個追求“致用”,雙方已經(jīng)出現(xiàn)分歧。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兩人的感情交流與思想對話。1916年1月幾個同學同游時,胡適還寫下這樣的詩句:“種花喜種梅,初不以其傲,欲其蘊積久,晚發(fā)絕眾妙。”暗含了對梅光迪的欣賞與激勵。
　　
　　
　　漸行漸遠
　　
　　1913年9月,胡適轉(zhuǎn)康乃爾大學文學院,梅光迪在芝加哥西北大學。兩人依然書信不斷,傾談國事、家事、身邊事,親密無間。其間,梅光迪的心境并不好,除了痛失親人,經(jīng)濟拮據(jù),在人事處理和學業(yè)操作上依然沒有理出很好的頭緒。他的收獲之一,是結(jié)識了后來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擔任文理科主任的劉伯明。而胡適則依然活躍而忙碌,他辦《科學》雜志,到處演講、調(diào)研,風頭正健。
　　1914年7月18日,諸友成立“讀書會”,約定每周讀英文文學書一部,周末聚論,人數(shù)不多,梅光迪也在列。這段時間,胡適寫詩的興致越發(fā)濃厚,且開始有自己獨特的寫作感受,這為善于在生活中發(fā)現(xiàn)問題的胡適后來致力文學革命埋下了伏筆。
　　1915年,“文學科學研究部”成立,胡適的研究論題是: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在研究過程中,胡適認為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文學也應該改革。討論中,梅光迪一開始就持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這給胡適留下了“最守舊”的印象。不過,胡適并不灰心,他四下游說,積極鼓動,認為文學革命的時機已經(jīng)來臨,同學們不容坐視,希望梅光迪等同學立志“文學革命”并積極投身其中,遺憾的是當時并沒有獲得同學們的廣泛理解與支持,這反而激發(fā)了胡適獨自挑戰(zhàn)的志氣與勇氣。
　　經(jīng)過討論,胡適決定從詩歌革命入手解決文學革命的問題。他首先提出的觀念是:“作詩如作文�！睂Υ�,梅光迪不以為然,并斷言“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以來已分道而馳”。
　　在胡適1917年歸國前的這段時間,梅光迪和胡適就詩歌改革問題進行了尖銳而激烈的爭論,也顯示出雙方在文化觀念與文學觀念上的深刻分歧。
　　總體上,梅光迪雖也認為“文學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但是,他始終堅持詩歌白話化絕不可行。他認為文化清理工作已經(jīng)夠亂了,激進的做法只會有害無益。他希望胡適致力于思想與學問之研究,不必搞什么詩歌改革,瞎折騰。執(zhí)著而耐心的胡適一面依然致信梅光迪,繼續(xù)做說服工作,另一方面,他認為“中國俗話文學是中國的正統(tǒng)文學”,應該用白話替代古文。胡適顯然已經(jīng)開始從“歷史”的考察中為自己的主張尋求依據(jù)。
　　1916年7月8日,同學相聚交游,引發(fā)一場筆戰(zhàn)。在任叔永與胡適寫詩、論詩的過程中,梅光迪站在了頗為不服的任叔永一邊。他認為胡適的想法與做法“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于藝術上是降格以求,于文化上是“以暴易暴”。而胡適似乎堅持,既然改革是大家都認同的,那么不去嘗試與實施,只限于紙上談兵、高談闊論是不行的。胡適為了說服他,還寫了一首很長的打油詩送給梅光迪。這一次,梅光迪帶有嘲諷的語氣回敬他:“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毫健哉!”
　　
　　終成對手
　　
　　應該說,1915年是梅胡兩人產(chǎn)生分歧的重要分水嶺。文化與文學觀念的大異不僅使雙方漸行漸遠,而且溝通與交流有時難免存在意氣。面對梅光迪的頑固,胡適也多次直言相告,他認為梅光迪在治學上道聽途說,拾人牙慧,終無大成,并希望能加以改正。不過梅光迪并沒有虛心接受,而是針鋒相對。到最后,胡適雖依然保持雙方友好的交往關系,但基本失去了合作交流的信心。1916年10月,梅光迪給胡適寫了一封長長的書信,繼續(xù)挑戰(zhàn)胡適。胡適借口生病,沒有及時回復。其實,這時胡適已經(jīng)將自己的思想?yún)R聚成篇,并于10月寫信給了陳獨秀。直到1917年回國前,面對梅光迪固執(zhí)守舊,毫無進益,且不察他人之言的作為,胡適失望而無奈,遂決定以不辯不爭而處之,這也許就是兩人在學術交流上的絕交。
　　
　　胡適歸國了,不依不饒的梅光迪卻決定實施他的文化抱負,并擺出筑壘抗衡的意味。就在胡適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的同時,梅光迪在《留美學生月報》上發(fā)表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任務》,指出以打倒傳統(tǒng)為滿足的行為是以暴易暴,失于偏頗,今天的真正需要是如何求和諧,刈取新舊思想融合的最佳成果。
　　同時,他在留美學生中尋找支持力量。1918年吳宓初到哈佛,施濟元就告訴吳宓:“梅君正在‘招兵買馬’,到處搜集人才,聯(lián)合同志,擬回國對胡適作一全盤大戰(zhàn)�！惫�然,8月初,梅光迪就來拜訪吳宓,言及胡適所作所為無疑數(shù)典忘祖,毀壞了傳統(tǒng)文化,可氣可恨。其神態(tài)慷慨悲憤,乃至淚流滿面。據(jù)說,梅光迪還散布有損胡適的言行,說胡適是冒充博士,博士論文并沒有通過,這在留學生中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胡適的耳朵里。
　　從為人處世上說,胡適顯得寬厚大度得多。
　　1917年,胡適打算出版《嘗試集》,特拜托梅光迪寫序。但是,梅光迪拒絕了。拒絕的理由簡單鮮明:一沒有研究過詩,不敢談;二不會說客套話,不想序;三不是名人,沒有用處。不僅不能理解胡適的良苦用心,心存芥蒂的他還斷然一點面子也不給。事實上,胡適后來還是找了一位“反對派”錢玄同作序,也是因為錢玄同指出《嘗試集》并沒有真正脫盡舊詩的影響,胡適認為“此等諍言,最不易得”。倘若梅光迪真的作序,再加上錢玄同的序,現(xiàn)代文學史該平添一段豐富而耐人尋味的話語資源了。
　　1919年,回國后的梅光迪和胡適還有來往。他初到南開大學任教,就因為經(jīng)濟拮據(jù)向胡適借錢,胡適大方地滿足了他。梅光迪也注意到胡適在文化、政治與文學的表現(xiàn),覺得胡適的政治言論還是有可取之處,勝過推行白話文與所謂實驗主義。胡適寫信提醒他,不要將兩件事扯到一塊。
　　但敏感自負的梅光迪難以釋懷,在梅光迪看來,胡適對他的心理傷害似乎不輕。2月9日,他寫給胡適這樣的信:“你幾年來對我常常的無禮……我也不必多說,想你早已覺得慚愧。實在我的為人,你不能推為不知道,我向來只愿作個狷者,近來飽閱世變,尤想蕭然物外,趨于曠達一流,哪肯和他人爭一日的短長。若你始終拿世俗眼光看我,脫不了勢利觀念,我只有和你斷絕關系而已�！�
　　吵歸吵,鬧歸鬧,胡適后來還是真誠地邀請梅光迪來北京玩。胡適親自到車站接他,但不知什么原因,梅光迪并沒有如約。直到兩天后,一對諍友與對手別后三年重新相聚,胡適熱情地接待了梅光迪。對于胡適的作為,梅光迪還是高度關注的,對于胡適辦《努力周刊》,他表示十分認同,認為胡適談政治不走極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會,而對白話文與實驗主義依然堅決反對。
　　給梅光迪真正實施文化抗衡計劃提供機會的是劉伯明,他是梅光迪的留美校友,擔任東南大學文理科主任,他盛情邀請梅光迪去南京,并給其發(fā)揮的空間與條件。胡先?、吳宓也來了,思想立場又相似,正好可以轟轟烈烈干一場,《學衡》就這樣正式登場。
　　1922年,胡適收到從南京寄來的《學衡》創(chuàng)刊號,看過以后,在日記中以少有的輕松寫下了一首打油詩:“老梅說,《學衡》出來了,老胡怕不怕?老胡沒有看見什么《學衡》,只看見了一本《學罵》。”然后一笑了之,在隨后轟轟烈烈的論爭中,被《學衡》攻擊的主要對手胡適選擇了沉默。
　　胡適依然致力新文化運動,辦《努力周刊》,“整理國故”,樂乎其中。耐人尋味的是,一陣喧囂之后,梅光迪也很快離開《學衡》,先到哈佛任教,后去浙江大學,據(jù)說生前有一個宏偉的文化建設計劃,可惜沒有實現(xiàn)。五十五歲英年早逝�！�
　　(責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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