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清晨，萬里坐的軍用吉普車疾駛在開往肥東縣的公路上。 　　臨行前，秘書問：“萬書記，是不是告訴他們縣里一下？”
　　萬里擺擺手�！安挥��！彼�說，“要想了解到真實情況，就要輕車簡從，事先不打招呼，說走就走，隨時可停，直接到村到戶�！�
　　這是他當安徽省委書記后第一次下鄉(xiāng)。安徽是農業(yè)大省，按照萬里自己的想法，一到任就要下農村，但因“文革”遺留的問題太多，省委領導班子剛到安徽的兩個多月里，他幾乎是晝夜處理這些事情。這不，剛剛有點眉目，他就到農村去了。
　　此時，汽車在飛馳，坐在車上的萬里，也許并沒有意識到他的這次農村之行，會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一次破冰之旅。
　　
　　淚與火
　　
　　萬里下鄉(xiāng)之前，聽說了安徽農村的一些情況，也知道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是相當困難的。但到底貧困到什么程度，他并不清楚。畢竟是多年不分管農業(yè)和農村工作，他很少有機會到農村去。
　　萬里的車子停在距肥東縣城五公里左右的一個小村邊，他們一行走進一個普通的農戶家。
　　這家主人姓張，有兩個大人、五個小孩。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蕩蕩。破炕席上只有一床看不清原來花紋的破被子。
　　萬里問：“就一床被？”
　　主人說，有被蓋就不錯了。
　　萬里再問：“一床被七個人怎么蓋？”
　　回答是：“湊合著唄。”
　　他們走到外屋，看到灶上一口有缺口的鍋，蓋著稻草編織的鍋蓋，萬里揭開一看，鍋里是地瓜面和胡蘿卜纓子煮的糊糊粥。
　　“家里有糧嗎？”
　　“有糧還吃這個？”
　　萬里欲言又止，默默地走出門。
　　上了車，萬里問：“怎么樣？”
　　隨行的人說：“沒有想到這么窮。這戶人家的全部家當可用一根木棒撅走�！�
　　萬里指指街上用石灰寫的大標語說：“我問這個�！�
　　墻壁上赫然寫著：“大干快上，一年普及大寨縣！”
　　……
　　車上的氣氛沉悶起來。
　　……
　　如果說這次“微服私訪”讓萬里看到了真實的農村情況，那么，在大別山“將軍縣”金寨，則讓他經歷了觸目驚心的現實，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在金寨縣燕子河山區(qū)，萬里推開一戶掛著“光榮烈屬”牌子的門。進門就看見一位老人蹲在鍋灶口。萬里同他們打招呼，一連喊了幾聲老人都未動身。
　　當地村干部告訴老人，這是新來的省委第一書記，老人這才緩緩地站起來。
　　萬里驚訝了，這人居然沒有穿褲子，光著下半身。
　　“你家有幾口人？”
　　“四口人，我們夫妻倆和兩個閨女�！�
　　 “孩子呢？”
　　這時，一位衣著襤褸的中年婦女從里屋出來。她指指屋里，只見土炕上蜷縮著兩個十幾歲的姑娘。村干部說：“別叫了，她們也沒有褲子，天氣太冷，只能在炕上取暖�！�
　　萬里鼻子一酸，淚水奪眶而出。
　　這天中午，萬里的心情很不好，他對秘書說：“當年老區(qū)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為革命作出了巨大犧牲，可今天還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新中國成立都二十八年了，沒想到老百姓竟然窮到這種地步！”
　　也就在這一天，萬里決定給金寨縣撥救濟款一百二十萬元，棉花十四萬五千斤，棉布十八萬尺，糧食五十萬斤，他對當地領導說：“這筆救濟物資要盡快發(fā)下去，讓老百姓弄床被蓋，弄條棉褲穿，買點油鹽醬醋，吃頓飽飯！”
　　
　　萬里知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救急辦法，只靠救濟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里的貧困問題的。
　　離開金寨后不久，萬里的身影又出現在鳳陽街頭。他要看看這個朱元璋的老家為什么會出現集體討飯的事情。
　　到鳳陽那天，他們正好看見一群衣著破破爛爛的農民趕往火車站，一問都是要扒車外出討飯的。
　　他又到幾個村子去調查，在梨園公社前進生產隊,萬里看到這個隊十戶人家就有四戶沒有門，三戶沒有水缸，五戶沒有桌子。生產隊長家十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七個飯碗。他們不出去討飯又怎么生存呢……
　　萬里是帶著一肚子怒氣和火氣回到省城的。
　　省委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如何解決鳳陽農民外流討飯問題。有人說，鳳陽是朱元璋的老家，歷史上就有外出討飯的傳統！那里農民冬天外出討飯已經成為“習慣”了。
　　萬里氣憤地站了起來，用手使勁拍打著桌子：“說這種話沒有半點階級感情！數九寒天，你也帶著老婆孩子討一趟試試！”
　　“我到過的地方不能算少，沒聽說過討飯還有什么習慣！講這種話的人立場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糧食吃，誰還會去討飯！我們的農民是勤奮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臉面的，只要能夠吃得飽，他們是不會去討飯的。問題是那里條件并不壞，他們?yōu)槭裁闯圆伙栵�？我們的各級領導一定要把它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萬里越說越激動：“社會主義還要飯，那叫什么社會主義？解放快三十年了，老百姓還這么窮，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哪里去了？無產階級是因為受窮才革命，革命不是為了受窮，要是為了受窮，還革命干什么？我們不能以犧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來換取‘社會主義’，那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絕不是讓人民挨餓受窮，而是讓人民活得更美好�！�
　　“我們共產黨人怎么可以不關心群眾的吃飯問題呢？誰不解決群眾吃飯問題，誰就會垮臺�！�
　　
　　膽與識
　　
　　“真沒有想到會窮成這個樣子！”萬里從金寨回到省城合肥時 ，見到顧卓新、趙守一等人，開口就是這樣一句話。
　　那天晚上，稻香樓招待所客房的燈光一直亮到子夜。他們開了一個不是常委會的常委會。
　　也就是在這個晚上，他們決定派省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禮帶人去做專題調查研究，盡快拿出切實可行的政策性意見，起草一個適合實際情況的文件來。
　　周曰禮奉命帶著農村政策研究室的全體同志分赴全省各地，開展大規(guī)模調查。經過近三個月的調查，他們起草了一份《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guī)定（草案）》。這份文件共六條，主要內容是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yè)，強調分配要兌現，減輕生產隊和社員的負擔，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yè)，社員可以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yè)產品，在完成國家的派購任務后，除了國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實行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等等。
　　
　　省委常委討論后，起草者再下去征求意見修改。經過幾上幾下，拿出了一個 “草案”。1977年10月，萬里決定把《六條》拿到省委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上，讓與會的縣委書記認真討論。
　　一石激起千層浪，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針鋒相對。
　　支持者認為,《六條》符合安徽的實際情況，反映了老百姓的心聲，是解決農業(yè)困局的重要出路。
　　反對者認為，這是和上頭推行的“農業(yè)學大寨”精神對著干，是多年來反復批判的“三自一包”，是刮起新的“單干風”。這樣下去要犯方向路線錯誤。
　　還有相當多的人心有顧慮，不說話，不表態(tài)，不吭聲。
　　萬里深深感到極左思想勢力的影響，他下定決心，就是再難也要往前推進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那天，他以省委第一書記的身份講話。他開門見山地說：“農村的中心問題是把農業(yè)生產搞好，各級領導、各個部門，都要著眼于發(fā)展農業(yè)生產。集體經濟要鞏固、發(fā)展，還必須在生產發(fā)展的基礎上使人民生活不斷有所改善。凡是阻礙生產發(fā)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錯誤的……農業(yè)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應當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
　　他還強調說，我們現在是撥亂反正，既然是撥亂反正，我們都沒有經驗，如何搞，主要靠我們自己在實踐中去創(chuàng)造。如果事事都要靠中央現成的東西，那還要我們這些領導干部做什么呢？大家要發(fā)揚創(chuàng)造性，不要怕犯錯誤。
　　
　　《六條》又進行一次修改，最后，大多數人同意了這個被稱為粉碎“四人幫”后，中國出現的第一份關于農村政策的開拓性文件。今天我們看這份文件，似乎也找不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內容， 但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出臺這些政策規(guī)定的確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報刊、電臺、電視臺都在宣傳抓綱治國，大干快上。在農村，繼續(xù)開展普及“大寨縣運動”，1977年冬天，中共中央發(fā)出四十九號文件，明確提出“今冬明春要把百分之十的生產隊過渡到大隊核算”。省委《六條》許多內容都涉及了“原則問題”，可以說是跨越了紅線，突破了“禁區(qū)”。
　　在凜冽的寒風中，《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guī)定》以安徽省委的名義下發(fā)了，這如同南方吹來的一股暖風，溫暖著廣大農民群眾的心。人們奔走相告：“看樣子政策要變了！”各種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開始醞釀。
　　幾乎與此同時，萬里接到了中央的開會通知：各省的第一書記都要參加全國“普及大寨縣”的現場會議。
　　會議通知放了好幾天，中央來電催報名單。萬里思來想去，認為還是不去為好。
　　多年后，他回憶說：實際上那時候我們已拋棄了“學大寨”的那一套，而且開始用行動批大寨了。我們認定，大寨那一套辦法不能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而是壓制了農民的積極性，所以不能繼續(xù)學大寨那一套，而必須改弦更張，用新的政策、新的辦法去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當前的農業(yè)生產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農民的兩只手，而手是腦子指揮的，農民思想不通，沒有積極性，手怎么會勤快呢？生產怎么會提高呢？我們不能按全國這一套辦，又不能到會上去說，說也沒有用。怎么辦才好呢？按通知，這個會應該由省委第一把手去，我找了個借口沒有去，讓書記趙守一代表我去。我對他說，你去了光聽光看，什么也不要說。大寨這一套，安徽的農民不擁護，我們不能學，也學不起，當然我們也不能公開反對。你就是不發(fā)言、不吭氣，回來以后也不必傳達�？傊�，我們不能只看領導眼色行事，必須對本省人民負責，在我們權力范圍內做我們自己應該做、能夠做的事情，繼續(xù)堅決貫徹“六條”。
　　在萬里的眼里，大寨本來是個好典型。特別是周總理總結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等那幾條，應當認真學習，發(fā)揚光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號召全國學大寨，要樹這面紅旗，事情就走到另一面去了。
　　萬里曾經私下和一位省委書記說過，中國這么大，農村的條件千差萬別，只學一個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經”，這本身就不科學，就不實事求是。
　　這樣一來，萬里也就必然和那些主張繼續(xù)學大寨，搞“一大二公”的同志發(fā)生矛盾。這種矛盾和壓力有來自中央的，也有來自外省的。萬里和省委的幾個老同志說，反正我們是憑著良心，硬著頭皮走下去，大不了第二次被打倒。
　　
　　冒 險
　　
　　萬里抬頭看看天空，剛剛遮住太陽的那片云彩又被干燥的北風吹走了。他嘆口氣：“老天真是不肯幫忙�。　�
　　這是1978年的秋天，安徽遇到十個月沒下雨的嚴重干旱。萬里到鳳陽等地看到的是河水斷流，塘庫干涸，土地龜裂，在最嚴重的地方，可以看到找水的野兔渴死在公路邊……全省有六千多萬畝農田受災，四百萬人口的地區(qū)人畜吃水困難。
　　用心急如焚來形容萬里的心情再合適不過了。他抓起電話說：“給我接北京市委――”
　　他利用自己在北京工作多年的關系，向北京市的有關部門求援，請他們調打井隊，支援安徽抗旱救災。同時找軍區(qū)，請他們調集部隊汽車拉水，解決農戶和牲畜飲水……
　　部隊的送水車很快出現在江淮大地上。北京來的七十多個打井隊很快立起高聳的井架，一百多眼機井也出水了……但這，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大面積的干旱問題。
　　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如何把麥子種上，成了當務之急。而大集體的秋種速度十分緩慢……萬里召集常委會，研究對策。他說：關鍵是把所有人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我們幾個就是天天不睡覺，麥子也種不上。就是在這個會上，安徽省委邁出了冒險的一步――“借地度荒”。借一部分土地給社員種麥。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鼓勵社員多種“保命麥”。
　　省委的這一舉措，和肥西山南地區(qū)的群眾想到了一塊兒。肥西縣山南區(qū)柿樹公社九百九十七人的黃花大隊，以抗旱、“借地度荒”為名，將九百九十七畝小麥和四十九畝油菜的種植任務，分別落實到各個承包戶主名下。
　　而山南公社館西大隊小井莊生產隊則把全隊的農田全部包到農戶頭上。他們的做法，很快收到成效。田地里一片繁忙景象，大家各顯身手，地干了，牛耕不動，社員們就日夜用鐵鍬挖，用榔頭打，跑幾里路挑水點種小麥；缺勞動力的人家，就請親戚朋友相助。結果是秋種的進度很快，質量很好。據統計，山南區(qū)在較短的時間內種植小麥八萬畝，大麥二萬畝，油菜四萬七千畝，超過正常年景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種植面積的兩倍多。
　　“借地度荒”推動起來的是一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即將集體的土地分別承包到農戶，變集體統一組織勞動和集中管理為由農戶分別承擔不同地塊的勞動和管理。但是，整個生產的經濟核算和收益分配仍然由集體組織統一進行。
　　與肥西山南區(qū)包產到戶有所不同的是，鳳陽縣梨園公社嚴崗大隊小崗生產隊搞的是“大包干”。
　　借地種麥，這個口子一開，就如長江之水天上來，再也收不回去了，借地給農民的決策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和連鎖反應，它直接誘發(fā)了全省農民“大包干”的浪潮。
　　――有些地方不只是讓農民包了三分地，而是五分六分，有不少地方像小崗一樣，一夜之間把所有的土地分光了。
　　――被外省稱為“盲流”的農民聽說每人分了地，一傳十，十傳百，不約而同地趕回了久別的家鄉(xiāng)，屢禁不止的外出討飯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面對這種局面，省委《六條》中明文規(guī)定的“不準包產到戶、不準聯產計酬”顯然要被突破。是遵循“六條”，還是讓群眾的實踐來豐富和調整自己？萬里在省委常委會議上表態(tài)：“我主張應當讓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在小范圍內試驗一下，利大于弊，暫不宣傳、不登報、不推廣，秋后總結了再說。如果試驗成功，當然最好；如果試驗失敗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們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即使收不到糧食，省委負責調糧食給他們吃。”他的決心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而這時，肥西等幾個縣的領導卻慌了。有人說：你們這么搞，不是“復辟資本主義”嗎？不是“開歷史的倒車”嗎？誰不怕這罪名落到自己的頭上？有人打電話到省委來詢問怎么辦，還有的干脆開會，發(fā)指示，要求分了田的農民把田交給集體，要農民再重新組織起來。
　　這時，萬里出現在山南公社的會議室里。他召集座談會，請農民和基層干部講真話，說實話。有基層干部說，過去負債累累，包產到戶后生產隊基本上不借債了。萬里非常高興，說：“這好嘛 ！”有的群眾問他，包產到戶能搞多久。萬里十分干脆地回答說：“只要能增產增收增貢獻，你們要搞多久就搞多久�！�
　　老天不負有心人。這一年，肥西縣山南區(qū)獲得空前大豐收，僅夏季小麥總產量就達三千萬斤，比1978年增產了兩倍，上繳國家一千九百八十萬斤。而沒有包產到戶前，該區(qū)每年夏季只上繳國家一百萬斤左右小麥。1979年，全縣全年向國家凈貢獻糧食是1978年的三倍。這一年，肥西縣向國家貢獻糧食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被國家商業(yè)部評為售糧百家先進縣和百名油脂銷售大縣，榮獲金質獎杯。
　　小崗生產隊實行大包干，一年大翻身，由原來遠近聞名的“乞丐村”變?yōu)槊�副其實的“冒尖村”�?
　　
　　謀與略
　　
　　在安徽老百姓心目中，萬里這個第一書記的形象是――敢為天下先，敢開頂風船；有膽有識，在全國最早向極左路線宣戰(zhàn)。說起這些，萬里往往只是淡淡一笑。這笑很平淡，也很意味深長。
　　其實，安徽農村改革的每一步，都和萬里采取的一系列極富彈性的決策有著直接的關系。在這場改革的進程中，萬里高超的領導藝術和政治智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要出師未捷身先死�！� 萬里的腦海里總是縈繞著這樣一句話。
　　那時，省農村工作會議正在緊張進行。地、縣委書記們正在熱烈討論剛剛起草出來的《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guī)定（草案）》（省委《六條》）。由于當時的觀念問題，不少的地、縣委書記反對把“聯產計酬”、“包產到戶”等給農民松綁的文字寫進去。
　　而有些激進的同志則說，這些不寫進去，《六條》就沒有什么意思了；要想解決農村、農民的問題就是要有突破，就是要敢于碰硬。
　　兩種意見擺在萬里面前，人們都在看第一書記怎么表態(tài)。
　　萬里左右權衡：要想解決農村問題，就要突破那些束縛農村生產力的東西。但那些政策、條條不都是我們前些年定下來的嗎？不都是我們的基層干部努力推行的嗎？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不同意文件的寫法是情有可原的。如果硬性推下去，把矛盾激化，這些同志就會成為改革的對立面。況且上頭對這樣的變革也有嚴重的分歧，如果有人把這個文件的精神捅到很“左”的人手里，很有可能使本應進行的改革夭折。
　　他決定對草案進行修改，把握多數人能夠接受的“度”。他對負責起草文件的周曰禮說：“有些事情不要勉強！多數領導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對待，現在他們接受不了，如果硬寫進去，反而會把事情搞糟！”
　　萬里和文件起草組的人挑燈夜戰(zhàn)，對草案進行了較大修改，刪除了明顯“違禁”的條文，第二天再次交大會討論。這一次，大多數縣、地委書記接受了。最后，文件以“試行草案”的形式，下發(fā)全省各地農村貫徹實行。
　　在1978年9月特大旱災時，萬里主持省委常委會作出了一個上下兼顧、既不公開違背中央精神又滿足了群眾利益的高超決策，那就是借給每一個農民三分地用于種麥，對超產部分不計征購，歸自己所有，利用荒山湖灘種植的糧油作物誰種誰收。
　　這一“借”字，讓我們看到了萬里的智慧和良苦用心！中央文件明令不準“包產到戶”，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他當然知道“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他不可能、也不應該和中央的文件對著干，這是他堅定的黨性原則；而借地又幫助了危難中的農民，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和農民心連心、拯救農民于困頓之中的強烈愿望和權宜之策。
　　1979年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下達后，萬里派周曰禮帶一批干部組成工作組，到在“借地度荒”中早已把土地分到戶的肥西縣山南公社宣講文件。群眾聽到文件傳達后，當然很失望，說“早也盼，晚也盼，盼來兩個不許干”、“我們要求包產到戶，如這次一炮打不響，就沒有希望了”。
　　周曰禮急忙趕回合肥，當晚就向萬里匯報，反映群眾對包產到戶要求強烈，請示這件事情怎么向農民表態(tài)。
　　萬里說：“這不是一件小事，明天我們開常委會再說，看大家的意見怎么樣�！�
　　2月6日，萬里主持省委常委會議，先讓周曰禮做了匯報。這一次常委們意見不一。
　　萬里一邊聽大家的意見，一邊思考。他說：“過去批判過的東西，不一定是錯誤的；過去提倡的東西，不一定就是正確的，都要用實踐來檢驗……十一屆三中全會制訂的政策，也毫無例外地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
　　最后他建議：把山南公社作為省委的試點，進行“包產到戶”試驗，搞一年。年底總結，這個辦法好，我們就搞；不好，我們就收回來。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們有辦法把它拉回來。如果收不到糧食，省委負責調糧食給他們吃。
　　與會的同志也先后都表態(tài)同意，最終形成一致決議：在山南公社搞試點，實行“三不”的九字方針，即：不宣傳、不推廣、不制止。
　　事后證明，這一做法是正確的，甚至可以說是英明的。不僅使“包產到戶”責任制免遭夭折，而且健康地發(fā)展了起來。如果在這時候推行“包產到戶”，勢必失敗。所以，萬里的做法既使“包產到戶”責任制免遭極左政策的摧殘，又尊重了農民的首創(chuàng)精神，巧妙地保護了農民的創(chuàng)造性。
　　“包產到戶”、“大包干”的成果顯而易見，這時，萬里的工作發(fā)生重大變動。不過這次不是被打倒，而是被委以重任，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丛拢踩�，鄧小平在與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等人的談話中指出：在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貧困的地區(qū)，我贊成政策要放寬，要解放思想，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fā)揮自己的特點�！按耸抡埲f里同志研究個意見，提到書記處討論�！编囆∑秸f。
　　萬里抓住機會，將有關農村落實生產責任制的情況和意見，報告給最高決策層。
　　到了槐花飄香的5月，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農村政策放寬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還是生產隊�？偟膩碚f，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為什么爭論那么激烈？主要是一些領導思想不解放。”“關鍵是發(fā)展生產力……目前搞包產到戶的地方，形式就會有發(fā)展變化。這種變化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產發(fā)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消息傳出，安徽農民奔走相告，甚至有的人歡呼：“鄧大人為我們說話了！”
　　萬里后來說：“中國農村改革，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１９８0年春夏之交的斗爭，沒有鄧小平的那一番談話，安徽燃起的包產到戶之火，還可能會被撲滅。光我們給包產到戶上了戶口管什么用，沒有鄧小平的支持，上了戶口還是很可能被‘注銷’�！�
　　于是，中國農村歷史的大轉折開始定向。
　　萬里調到中央工作后，很快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主管農業(yè)工作。
　　萬里說：“我雖然住進了中南海，可老百姓一天不脫貧，我就一天睡不好覺！”
　　到了9月，萬里向胡耀邦建議，召開一次省委書記會議，專門討論生產責任制問題，“通一通思想，講一講包產到戶”。也正是在這個會上形成的《紀要》使“包產到戶”從獨木橋變成了“陽關道 ”，同時為后來出臺“天字第一號”――中共中央關于農村問題的第一個一號文件奠定了基礎。
　　自此，中國農村改革的動作勢如破竹。中國農業(yè)和農村經濟煥發(fā)出了無限的活力。在萬里的主持下，連續(xù)五個“一號文件”相繼出臺，從而創(chuàng)造了用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yǎng)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的奇跡�！�
　　（責任編輯/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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