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十五歲的任遠志第一次見到了父親 　　 　　1946年7月11日，北平是個朗朗的大晴天，任遠志登上了飛往延安的飛機。兩個多小時后，飛機轟鳴著降落在驕陽下的延安機場。她急切地走出艙門，一眼就看見了母親，一位又瘦又矮的女同志。
　　母親把我摟在懷里，撫摸著我的頭，疼愛地喚著：“大女兒！大女兒！”見我還四下張望，尋找“戴黑邊眼鏡，留胡子”的爸爸時，母親說：“爸爸本來要和我一道來接你，可他還有重要的事，現(xiàn)在去接從新疆監(jiān)獄里出來的叔叔阿姨去了，咱們先回家吧�！�
　　一路上，我向媽媽訴說了一個多月前，從家鄉(xiāng)湖南出來，一路坎坷顛簸，三次上下飛機的經歷。
　　一個多月前的一天深夜，黨組織派來一位叔叔接我和妹妹，坐船到南京后，我倆被送到了軍調處執(zhí)行小組駐地，叔叔阿姨為我們買了新衣服、新襪子、新皮鞋，把我們打扮一新。
　　我向叔叔詢問：“我爸爸到底是什么樣子？”
　　“你爸爸任弼時，是位領導干部，外表嚴肅，實際很和藹，留著小胡子，戴眼鏡�！倍鴨柕綃寢寱r，他們都說，“你媽媽陳琮英，是個小巧玲瓏的人，你到了延安，看哪個女同志又矮又小，肯定是你媽媽�！�
　　幾天后，我們姐妹從南京登上了去延安的飛機，尋找爸爸媽媽，不料，飛抵延安上空時遇到大霧，不能降落，飛機只好改道飛往北平。眼看就要見到父母了，可天公不作美，我和妹妹失望極了。
　　在北平，我們見到了軍調處的葉劍英、李克農伯伯，由于旅途顛簸，水土不服，我的胃疼病又犯了，身體很弱�？上朐缛找姷礁改傅男那楹芗鼻校�于是第二天又帶病和妹妹一起趕飛機去延安。葉劍英伯伯擔心我有病在空中會發(fā)生意外，特叮囑讓我留下來，所以我只好讓妹妹獨自先飛走了，我留在北平一面治病，一面等待下次航班。十多天后，我的病漸漸好轉，才又一次登機飛向延安。
　　下了飛機，母親領我來到了延安城，我們正走著，前面開來一輛敞篷吉普車，母親見吉普車開來，拉著我就跑了過去，嘴里還說：“遠志，快，快去叫爸爸。”
　　敞篷吉普在我們母女倆面前停下來，我看見車上下來一個人，模樣就是大人們向我描述的我父親的那個樣子，心里一陣驚喜，這就是我十五年未曾謀面的父親啊！母親催我：“快點叫爸爸啊�！笨蛇@么多年從未叫過父親的我，一時竟緊張得難以開口。
　　父親臉上并沒有責怪我的表情，他滿臉笑容地伸出雙臂，一下把我擁入了他的懷抱，連聲說：“大女兒回來啦！你回來啦！”
　　聽著父親的呼喚，我不覺流下了眼淚。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兒了，和別的孩子一樣，有了親愛的父親和母親。我有了從未體驗過的安全感和放松感。
　　父母帶著我上了吉普車，當時車上坐的還有朱德、康克清夫婦，楊尚昆、李伯昭夫婦，母親一一向我介紹車上的叔叔阿姨。長輩們也親切地對我噓寒問暖。
　　我沉浸在親人團聚的歡快情緒里，又鼓足了勇氣，按我們湖南老家的習慣，叫了父親一聲“爹爹”。誰知父親好像沒聽見似的，倒是朱德總司令答應了。
　　這讓我覺得很奇怪，用一種不解的目光看著朱總司令，心想：他為什么會答應呢？
　　媽媽看我疑惑的樣子，就解釋說：“大女兒，陜北有個毛主席，還有一位朱總司令。延安的娃娃們都叫朱總司令‘爹爹’，所以你叫‘爹爹’他還以為你在叫他呢�！蔽乙宦�，不好意思地笑了。
　　這時，朱總司令撫摸著我的頭說：“大女兒，今天看到了爸爸、媽媽，也看到了我這個爹爹，一定高興吧！”
　　我使勁點點頭。
　　
　　兄弟姐妹九人，最后只剩下了四個
　　
　　任遠志的父親任弼時，在黨的七大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擔負著重要領導職務。而在新中國誕生后不久即英年早逝。葉劍英曾在悼詞中說：“任弼時，他是中國人民的駱駝，是黨的駱駝�！�
　　我父親自20世紀20年代初投身革命，1921年赴蘇聯(lián)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4年回國后擔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1927年，周恩來調他到上海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工作，1928年、1929年兩度被捕入獄，1934年調中央蘇區(qū)任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長征中，他組織指揮著紅二方面軍轉移北上，任軍政委，1938年，被派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40年回到延安。
　　父親為革命奉獻了一切，包括家庭和自己的生命。他和我母親共生了九個子女，最后活下來的只有四個。我父母的第一個女兒，也是我的大姐“蘇明”，出生不久，父親就被捕入獄了。母親為了營救父親，抱著襁褓中的姐姐連夜趕火車去長沙，正常的火車沒有趕上，心急如焚的她，只好爬上了一輛裝煤的火車。車跑動起來后，那風一刮，火車上的煤塊就滑落下來，砸在媽媽和姐姐身上。媽媽雖盡力遮攔，但姐姐還是被砸傷了，后來又得了風寒，感染肺炎。
　　為救父親，媽媽只好一邊把姐姐送到醫(yī)院治療，一邊四處奔走。等父親被營救出來時，我姐姐的小生命卻在醫(yī)院里夭折了。還有我兩個弟弟，從江西紅區(qū)轉移時，寄養(yǎng)在了當地老鄉(xiāng)家。新中國成立后，我母親去找過他們，但當地老鄉(xiāng)說，兩個孩子都得了病，早已死去了。
　　所以，我們兄弟姐妹九人，最后只剩下我、遠征、遠方和在延安出生的小弟弟遠遠，我是老四，妹妹遠征是在紅軍長征途中，走到四川阿壩草地時出生的，所以叫遠征。小妹是我父親1937年后到蘇聯(lián)共產國際工作時出生的，因此叫遠方，她一歲多時，父親調回國內工作，就把她寄養(yǎng)在蘇聯(lián)的孤兒院，直到十一歲時才回到祖國。
　　
　　
　　毛毛給我做了一頓病號飯
　　
　　到了延安，回到了父母身邊，對任遠志來說，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但在父親身邊住了一個月，父親就把她送去上延安中學，妹妹遠征上了延安保育院小學。那時，她們姐妹倆都住在學校里，每周末才能回家一次。
　　我從小在南方老家長大，習慣了吃米飯，所以來延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習慣吃小米飯，那硬硬的小米吃起來就像滿嘴沙子，很難下咽。偶爾改善伙食，也盡是膻味十足的羊肉，冬天氣溫低，還等不到盛在碗里，羊油就結成了白花花的一層。所以在延安中學，我過的第一關就是吃飯關，好長一段時間后，我才漸漸適應下來。
　　記得有一天，劉少奇伯伯領著他的兒子毛毛（次子劉允若）來到延安中學。劉伯伯看到了我，便親熱地拉著我的手說：“遠志，這是毛毛，他比你大點兒，剛來延安，你多照顧他好嗎？”我痛快地答應了。
　　劉允若從小生活在顛沛艱辛的環(huán)境中，他的母親何寶珍被抓捕時，把年幼的他匆匆交給了鄰居大嬸，后又被送給一家農民做養(yǎng)子。后來，十一歲的毛毛到了上海當學徒，還當過報童和流浪兒，生活很苦，不久前才被黨組織找到，接到了延安。
　　可毛毛剛來學校不幾天，我就生病發(fā)起了高燒，渾身無力地躺在窯洞里昏睡，好幾天也吃不下飯。毛毛是我的同班同學，看我病成這個樣子，心里非常著急。他在學校到處找藥，可當時延安缺醫(yī)少藥，轉了一大圈也沒有找到，只好自己想些土辦法了。細心的毛毛把一條濕毛巾擰干，敷在我的頭上，一會兒再換一條，以此來降溫。然后又燒了一大壺開水，一勺一勺地喂我喝。
　　到了開飯時間，毛毛又去食堂為我打病號飯（一碗面條），可食堂的管理員正忙著，抽不出時間做，毛毛就自告奮勇地說：“叔叔，把面粉給我，我來給她做吧�！�
　　其實，毛毛哪里做過面條，但他不忍心讓生著重病的我再吃那粗拉拉的高粱米，就下決心自己動手做了。他把面粉放在一個小鐵桶里，用涼水一沖，撒上鹽，放在炭火上煮，一邊煮還一邊拿筷子攪拌，不一會兒，一鍋黏糊糊的面糊糊就煮好了，他嘗了嘗，味道還不錯，就眉開眼笑地端來給我喝。
　　我那時已燒得幾天粒米未進了，身上軟軟的，掙扎著坐起來，喝了一口這黏糊糊、香噴噴、帶點咸味的面糊糊，覺得還蠻開胃的，就高興地喝起來。這時有個同學看見了毛毛做的病號飯，哄笑說：“像一碗糨糊嘛！”
　　
　　毛毛不服氣地爭辯說：“要讓你天天喝糨糊，還不把你美死呀！”毛毛說的一點兒不假，那時候，延安的物質生活十分艱苦，學校里一個月都難得吃上一頓細糧，能吃上一頓白面饅頭，那都是件天大的美事啊。
　　我吃了面糊糊，感到身上有了些勁兒，就問毛毛，爸爸媽媽怎么不來看我�。棵�毛支吾著，回答不上來。
　　其實，學校早把我生病的消息通知了家長，要父母接我回家，可父親說：“一點小病就接回家，不能這么搞特殊吧！”還說：“遠志可能是不太習慣延安的生活，讓她在學校多鍛煉鍛煉，有好處呢。”
　　直到周末，我才回家見到了父母。父親見我瘦了，很虛弱的樣子，心疼地說：“我原擔心你吃不了苦，希望你在學校多鍛煉，看來你真病了��！不怪爸爸吧？”
　　看著父親心疼的樣子，我心中的怨氣一掃而光，父親的良苦用心，讓我感動，也讓我牢記。這次，父親破例讓我在家里多住了幾天，直到把病養(yǎng)好才讓我返回學校。臨走時，爸爸還一再叮囑我說：“要能吃苦，好好鍛煉自己，要努力學習，長大才能為國家做事，為人民服務�！�
　　
　　“還是我的大女兒好，有心眼……”
　　
　　延安當時實行的是供給制，黨內風氣清正廉潔。任遠志的父親任弼時，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要求子女非常嚴格，處處注意培養(yǎng)他們的品格和意志，從不允許他們搞任何特殊。
　　有一次，我妹妹遠征去倉庫領臉盆、牙膏、毛巾等生活用品，看到倉庫里有一摞紅漆皮小本，很喜歡，倉庫管理員叔叔就送給她一本，妹妹高興極了，愛不釋手地用小手帕包好帶回家，卻不料被小弟看到了，跟她搶這個紅皮小本。
　　姐弟倆的吵鬧，讓爸爸聽見了，一問緣由，他馬上嚴肅地命令妹妹：“遠征，這本子不是給小孩用的，快還給倉庫的叔叔，不是學校規(guī)定發(fā)的東西，你們一律不能要�！�
　　妹妹爭辯說：“不是我要的，是叔叔給我的�！备赣H嚴厲地說：“給也不能要！”遠征只好把小紅皮本還給倉庫的叔叔，還當面作了檢討。這件小事，讓遠征和我們都記了一輩子。
　　父親疼愛孩子，卻從來不嬌慣我們。部隊搞軍事訓練，他常常抽空去參加，我在家時，父親也帶我去，當時我才十五歲，根本不知道害怕，不管爸爸打什么槍，我都要求打，什么三八大蓋、小口徑手槍，就連后坐力很大的機關槍也不例外。
　　一次在延安靶場，我要求打機關槍，父親擔心后坐力大，不讓我打，在我的再三請求下，父親才勉強同意了。初生牛犢不畏虎的我，瞄準靶心，扣動扳機，結果，還是因為槍的后坐力太大，把我震得向后一個趔趄，險些摔倒，肩膀也疼了好幾天。爸爸嗔怪地說：“看，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吧�！�
　　星期日有空時，朱總司令常約我父親去打獵，他們也喜歡帶我一起去。有一次去打獵，警衛(wèi)員張叔叔的手在裝子彈時不小心弄出了血，我在延安中學正好學了些醫(yī)護知識，還養(yǎng)成了出門身邊總帶些酒精、棉球、繃帶的習慣，這回可派上了用場。我趕忙掏出身邊的急救包，三下五除二就幫張叔叔把手包扎好了。父親一見跟我開玩笑說：“還是我的大女兒好，有心眼……”父親的夸獎讓我心里挺美，我能為大人們幫些忙了。
　　
　　“我們活在一起，死在
　　一起，決不丟下一個
　　伙伴！”
　　
　　1947年春天，胡宗南率二十三萬大軍開始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決定：中央機關和學校暫時撤離延安。本來學校希望遠志和有家的同學一樣，跟父母一道撤離，但任弼時卻對校方說：“不能特殊化，讓遠志和遠征隨學校一起轉移吧，讓她們多經受點兒鍛煉和考驗�！�
　　這樣，我們一家五口分成了四路：爸爸和毛澤東、周恩來等戰(zhàn)友一道轉戰(zhàn)陜北，指揮解放戰(zhàn)爭的各個戰(zhàn)場；媽媽帶著小弟遠遠，隨中央工作委員會先過了黃河；十歲的妹妹遠征，隨保育小學一起轉移；我和延安中學的同學一起撤退。
　　雖看到有家的同學，一個個被父母接走了，心里不免有點兒委屈，但想想那些父母犧牲了或在前線的同學，自己又沒什么好說的了。
　　告別了學校，我們開始了行軍生活。大家唱著歌，勁頭十足，行軍間隙，老師把黑板掛在樹上，抓緊時間給我們上課，我們也以土地當紙，樹枝當筆，堅持學習文化。
　　后來，形勢越來越緊張，天上飛機轟炸，地上敵軍追擊，連日的急行軍，我和許多同學腳上都磨出了血泡，泡一破，腳和鞋子粘在了一起，走一步就有種鉆心的疼。
　　為了不暴露目標，隊伍只能日宿夜行。夜里行軍，同學們困得不行，經常走著走著就睡著了。有一天，我也不知不覺靠在前邊同學的背包上睡著了，兩腳還在機械地往前挪，直到過河時，同學推了一把，我才醒過來。后來不少同學也仿照我這個睡法，一個挨一個靠在前面同學的背包上迷糊。一路上，只聽到大家的腳步聲，還有一串呼呼的睡覺聲。
　　我因幼年營養(yǎng)匱乏而患有夜盲癥，走夜路更艱難了，只好在前面同學背包上系一條白毛巾，緊盯住隱約可見的小白點朝前走。
　　到安塞時，正準備吃晚飯，忽然接到命令馬上轉移，大家只好捧著缸子、飯碗，迅速集合上路，邊走邊吃。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夜路泥濘難行，過一條河時，我沒看清楚，重重地摔倒在河里，把右腳趾骨摔裂，手和臉也都劃破了。我又疼又擔心掉隊，急得直掉眼淚。
　　同學們上來攙扶我，可我的腳根本站不起來，更沒法走路了，最后只好由幾個男同學輪流背著我走。我看背我的同學累得呼哧呼哧的，實在不忍心，一次次要求下來，可沒有人答應。大家就這樣輪流背我走了四天，每一步都異常艱難。
　　后來老師從老鄉(xiāng)家借來一頭毛驢，我就騎上了毛驢走，若遇到連牲口都走不過去的地方，再由幾個男生背我走。
　　看到大家為我受累，心里很難受，我就向老師提出留下來，讓同學們先走。同學們說，這樣不行，你是南方口音，皮膚也不像當地老鄉(xiāng)，敵人來了，很容易暴露身份。盡管我和同學們幾乎吵了起來，但大家還是不放下我。后來，不管我怎么說，幾個人把我架起來，放到了王黎明同學背上。大家動情地說：“我們活在一起，死在一起，決不丟下一個伙伴！”我一聽，眼淚止不住地嘩嘩流下來，這同學間的生死情誼，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后來為了要求下地走路，我甚至不吃飯了，心想：自己寧愿餓死，也不能再拖累大家了！在我的堅持下，同學們才同意讓我試著走走。我拄著一根木棍，艱難地慢慢走著，結果不到一天，手套磨破了，衣服被棍子戳爛了，腿腳也腫得更厲害了。夜里急行軍時，我感到體力不支，漸漸掉隊了。
　　后來父親聽說了我的慘狀，才把我和妹妹一起接到了陜北王家灣，我們又回到了父親身邊。
　　
　　毛澤東伯伯拉著妹妹說：“老朋友，我們又見面了，你還好吧”
　　
　　當時，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分處兩地，五大書記中，劉少奇和朱德在華北，領導土改和根據地建設，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在陜北轉戰(zhàn)，指揮解放戰(zhàn)爭。任遠志姐妹倆來到了中央機關臨時駐扎地王家灣，又和父親團聚了。
　　到了王家灣，爸爸見了我和妹妹分外驚喜，高興地把我倆攬到胸前，親了親額頭，然后帶我們走進了他住的窯洞。
　　這是一孔三間連體的窯洞，“一明兩暗”，從中間的門進去，“一明”的正屋，是周恩來和陸定一伯伯辦公和休息的地方，兩旁的 “兩暗”，左邊一間是毛主席的辦公室兼臥室，右邊一間，是我爸爸工作和休息的地方。他的窯洞里還有個一人多深的炕洞，是老百姓平時用來儲存糧食的倉庫。
　　父親指了指那個炕洞，對我和妹妹說：“你倆就睡這里吧！”我們倆有點兒驚訝：“這么深的洞，下去怎么爬得上來呢？”
　　爸爸說：“這個村很小，我們來了這么多人，哪里還有住處，你們就湊合睡這兒吧。爸爸每天負責把你們從洞里拉上來就是嘍�！�
　　這樣，我和妹妹就在那個存糧洞里安居下來，那個糧洞的寬度將就著夠我倆平躺，長度還不足伸直雙腿。
　　
　　毛伯伯、周伯伯、陸定一叔叔聞訊都來看我們。毛伯伯撫摸著我的頭說：“大女兒，你們都來了，想爸爸了吧？”又轉頭對妹妹說：“老朋友，我們又見面了，你還好吧！”因為遠征生在長征路上，所以毛主席每次見了她都要風趣地稱她是老朋友。周伯伯、陸叔叔也拉著我們的手問長問短。我這才感到，真的又回到了溫暖的家。
　　
　　為了不吵擾伯伯，我出了個洋相
　　
　　這次，我和妹妹在父親身邊住了一個多月，和父親朝夕相處，度過了一生中最難忘的一段日子。當時住在窯洞里的大人和孩子們，真是親如一家。
　　大人們情同手足，吃上一個好一點兒的菜，他們互相推讓；天氣涼了，一件大衣你給我披上，我又給你蓋上；一人有事外出未歸，幾個人數次到窯洞口張望等候。偶爾遇到比較輕松的時候，他們也會在窯洞門口平地上，和警衛(wèi)戰(zhàn)士一起打打排球，換換腦筋。我記得看父親打球時，他老是發(fā)球，現(xiàn)在想來，是因為雙方的技術不佳，球老是打落在地下，只好重復發(fā)球了。
　　我父親那時清晨起來得早，喜歡去附近的營房、山坡轉轉，為了讓隔壁的周伯伯能多睡一會兒，他不走豁口過道，而是小心翼翼地打開自己窯洞的小窗戶，從窗口跳出去散步。
　　一天早上，周恩來伯伯醒來，看到窯洞門沒開，以為我父親還在休息，便輕手輕腳地穿衣下炕，忽然他想咳嗽，但又怕吵擾了父親，就緊捂著嘴巴，急忙跨出窯洞門，到距離窯洞十多米的地方，才低咳出聲來。不想咳罷抬頭，他正見父親遠遠走回來。二人相對一愣，默然會意。
　　父親更是經常叮囑我們：“毛、周伯伯工作都很辛苦，你們倆住在這里，一定不要大聲說話、隨便打鬧，走路也要腳步放輕，千萬不能影響了他們的工作和休息。”我們記住了父親的話，白天都在遠離窯洞的野外山坡上玩，晚上也很早就睡覺了。
　　可有一次，為了不吵擾伯伯他們，我自己卻出了個洋相。
　　那天，爸爸起得很早，到院子里散步去了，我急著要上廁所，可糧洞太深，自己爬不上來，平常都是爸爸拽我們上來的，這會兒又不敢大聲去喊爸爸，只好使勁憋著，最后實在憋不住了，就尿了褲子，褥子也尿濕了一大片。妹妹醒來，看褥子濕了，還以為是她自己尿的呢。事后我不好意思告訴爸爸，只好白天偷偷把濕褥子晾曬在山坡上。
　　
　　每天晚上都幫爸爸
　　“炒芝麻”
　　
　　那段時間，任弼時的工作比在延安時更加忙碌。他一面要協(xié)助毛澤東、周恩來指揮解放戰(zhàn)爭，一面還要負責中央日常行政工作，還得盡可能地照顧遠志、遠征姐妹倆。他經常伏在窯洞小炕桌前，聚精會神地批閱電文、起草文電，通宵達旦地工作。
　　那時，我父親的血壓一直居高不下，工作一累，就面紅耳赤，頭昏腦漲。每次，我和遠征發(fā)現(xiàn)他難受了，就一起幫他按摩頭部，按摩身上，我們倆跪在他的炕上，一定要等爸爸說“大女兒，小女兒，我好些了，你們休息吧”，我們才肯放手。
　　我想，也許我們的按摩起不了多大治療作用，但能讓父親放松并享受了天倫之樂，心理上得到些安慰。
　　那時陜北窯洞燒的是熱炕，臭蟲出奇多，騷擾得我們難以睡好覺，每晚都得起來幾次抓臭蟲�？吹礁赣H工作那么緊張勞累，常常一支煙從點燃到最后都顧不上吸一口，可那些可惡的小臭蟲，卻經常咬得他煩躁不安，有時剛睡下就又得爬起來打臭蟲。
　　我和遠征就想法子治臭蟲，開始想用熏蒿草的濃煙嗆死臭蟲，可又怕濃煙干擾爸爸他們辦公；后來看到爸爸手持蠟燭看墻上的地圖，忽然想起一個主意，試著用蠟燭去燒臭蟲。
　　我拿著蠟燭順墻縫一點點燒，臭蟲噼里啪啦往下掉，就像炒芝麻一樣。爸爸一看，高興極了，夸贊道：“我大女兒還真行，想出了這個好法子！”
　　以后，我和妹妹每晚就有了一個任務，點上蠟燭燒臭蟲。我們順著窯洞的每一條縫隙，以及墻邊、炕沿、窗臺，一處不落地燒過去，聽著臭蟲在燭火中被燒得噼啪作響，心里很是快慰。此后，我們就戲稱這蠟燭燒臭蟲叫“炒芝麻”。
　　后來每到晚上，爸爸就提醒我：“大女兒，‘炒芝麻’的時候到了！”連周伯伯也詼諧地說:“該你來消滅另一戰(zhàn)場上的飛機（蚊子）、大炮（臭蟲）了�！�
　　后來我和妹妹離開爸爸，先渡過了黃河，爸爸在給我的信中還寫道：“你和遠征走后，我們時常想念你們，特別是捉臭蟲時，就會記起你們。后來搬動了幾個地方，每處都有很多臭蟲，現(xiàn)在住的地方，初來時每夜要捉三四十個，晚上要起來尋兩次，后來楊主任（楊尚昆）到此，為我們帶來了殺臭蟲粉和蚊帳，現(xiàn)在少了，可謂免除了對臭蟲的恐怖�！�
　　
　　我的一場病，忙壞了
　　窯洞里的幾個大人
　　
　　在王家灣的日子，任弼時和毛澤東、周恩來幾位戰(zhàn)友很忙，但仍忙里偷閑地關照幾個住在窯洞里的孩子，孩子們也格外感受到了長輩的慈愛和呵護。
　　初春的一個大晴天，我把被子、衣服都拿到河溝里去洗。以為出了太陽天氣就一定很暖和。誰知北方的初春，河水還是冰涼刺骨，我洗了一會兒手就凍得發(fā)抖，可我還是堅持把被子洗干凈了才回來，結果當晚就發(fā)起了高燒。
　　我發(fā)高燒，可忙壞了窯洞里的幾位長輩。
　　轉戰(zhàn)陜北時醫(yī)藥極缺，治療發(fā)燒的最好土法，就是用涼毛巾冷敷降溫。夜里，爸爸就讓我睡在他炕上，他端來一盆涼水，擰一條毛巾輕輕敷在我額頭上，然后他再去看文件，擬電報，過一會兒，再來為我換一條濕毛巾……
　　周伯伯也時時過來幫父親照料我，他摸著我的額頭、臉頰，問道：“好些了嗎，大女兒，還哪里難受？”一會兒，又替父親給我換冷毛巾，一連幾夜都是這樣。
　　白天呢，毛伯伯踱到爸爸的窯洞來，用他那湖南土話問：“大女兒，你好些了嗎？還燒不燒呢？以后水太冷，就不要到河里洗被子了，臟就臟點吧，現(xiàn)在是過渡時期，等以后條件好了，咱們再講究衛(wèi)生好嗎�！�
　　說著，又回身對他的警衛(wèi)員說：“小李，你去找一下醫(yī)生，問問還有沒有退燒藥，拿來給我們的大女兒吃�！�
　　陸定一叔叔也過來看我，還拿來幾顆從敵人那里繳獲來的薄荷糖：“大女兒，你把糖含在嘴里，可能舒服一點。”
　　那幾日，大人們?yōu)榱藴p輕我的煩惱，常風趣地逗我開心：“大女兒，你這一病可好，‘飛機’、‘坦克’都沒人去消滅了，這損失可就大嘍！”
　　直到今天，我一閉上眼睛，當年那幾位大人為我忙碌的身影就會出現(xiàn)。我覺得幸福，也有些后悔，父輩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操勞，我沒能多為他們分憂，還給他們添了麻煩。
　　
　　毛伯伯欣然揮筆，為我寫下了“光明在前”的題詞
　　
　　由于中央機關馬上要從王家灣轉移到別處，任弼時作了決定，讓幾個孩子和一些體弱有病的同志、外國專家等先過黃河，到晉綏根據地去。就此，遠志就要和父親告別了！
　　馬上要離開王家灣了，我心里有點難過、擔心。
　　這次和爸爸、伯伯們一別，又不知什么時候才能見面，再說我們走后，爸爸頭疼起來，誰給他按摩？血壓高時，誰給他敷冷毛巾？忙不開來時，誰幫他送文件、送電報？到了晚上，誰來幫他“炒芝麻”？
　　但不走也不行，爸爸他們的工作流動性越來越大，經常需要變換駐地，帶著孩子們轉移會增添許多麻煩。于是我們服從了爸爸的決定，先過黃河去。
　　晚飯后，我找出了身邊僅有的一個兩寸大的電話本，那還是撤離延安時，三五八旅的李政委送給我的，很精致，我很喜歡。我決定用這個小本本，請毛、周幾位伯伯為我題詞。
　　我去向他們辭行時，周伯伯剛好外出不在，毛伯伯正躺在一個帆布躺椅上。我蹲下，把小本放在他膝蓋上，請他題字。毛伯伯摸著我的頭說：“大女兒，要過黃河了，給你題什么字呢？”
　　他思索片刻，欣然揮筆寫下了“光明在前”四個大字。我想，毛主席的題詞表達了多層含義，一是在他胸中，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二是也表達了他對年輕人的期望，讓我看清前途，朝著光明前行。題完了詞，毛伯伯還說：“大女兒，未來是屬于你們這一代的，好好干吧！”
　　接著，我又請父親題字，他為我寫下了“努力學習”四個字。這也是父親對我的一貫要求。
　　就這樣，我?guī)е�父親和父輩們的激勵和希望，東渡黃河去了。
　　回憶如夢，往事如昨，半個多世紀前經歷的那段延安、陜北歲月，已在任遠志的人生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現(xiàn)在，她可以毫無愧色地對父母說：“我沒有辜負你們?yōu)槲胰〉拿�字、對我的期盼。我雖沒多少金錢，沒什么官位，但我一輩子做到了有志氣！”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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