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兩國在近代有過相似的歷史命運和發(fā)展變革,但結果卻大相徑庭,其原因在于中日兩國發(fā)展變革的指導思想不同,變革的廣度和深度不同,對歷史發(fā)展機遇把握程度不同,所處的境遇不同。
　　關鍵詞:脫亞入歐;中體西用;洋務運動;明治維新
　　中圖分類號:K256.1 文獻標識碼:A
　　
　　在近代,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國家都曾長期閉關鎖國,都曾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都曾效法西方,實行變革,但最終兩國的發(fā)展卻大相徑庭。中國依然任人宰割,更加積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里越陷越深;而日本迅速崛起,成為亞洲乃至世界強國,一再侵略中國及鄰國。相似的歷史命運和發(fā)展背景,為何有著不同的結局呢?這不能不令人深思。本文試圖對中、日近代發(fā)展變革進行對比,分析個中原因,以加深我們對歷史興衰成敗規(guī)律的深刻認識,警示我們抓住機遇,加快發(fā)展。
　　
　　一、中日變革指導思想不同
　　
　　認識是行動的先導。由于對西方和對自身認識上的不同,中日近代變革的指導思想也截然不同。中國是“中體西用”,日本是“脫亞入歐”。在近代,可以說,歐洲強國發(fā)展的道路和方向代表了時代發(fā)展的潮流。對于落后、積弱、屢遭侵略的中國來說,變革圖強,走西方式發(fā)展道路,“脫亞入歐”是“正道”。但由于對西方文明和自身認識不到位,指導近代中國變革的思想是“中體西用”,而不是“脫亞入歐”。
　　中國變革指導思想的確立是建立在對西方文明和自身狀況的認知基礎上的。中國國門打開比日本早,但中國對西方的認識卻落后于日本。一次次的侵略,一次次的失敗,都使中國人為之震驚,按理說中國對西方認識應一次次更深刻,更能認識到自身的落后,但事實是,中國對西方國家的認識一直浮于表面,只看到西方強國技術上的先進,而認識不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先進以及所反映的精神內核。從最初堅船利炮到后期的軍事技術、機器生產都是同一個層面的認識,國人認識并沒發(fā)生質的飛躍。如果對認識層次作個區(qū)分的話,中國的認識主要是限于器物層面,旁及制度層面的表層部分如官制、考選制度、軍事制度等,而絕沒有觸及制度的深層結構如法制、政體、國體、資本為主等,至于其精神核心如平等、民主、自由、競爭等則更不可認知,當然也不想學。雖然也有一些人認識到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先進,但局限于歷史條件并不占主流,更不可能實施。同時,中國對自身認識更不到位,只承認中國在技術上的落后,而不認為自己的社會制度及其精神內核已經落伍腐朽,仍然頑固不化,固步自封,認為中國的制度及倫理綱常是好的,優(yōu)于外國。一些迂腐之人還常以己之落后譏笑西方之開化,從思想深處排斥西方文明,把洋務稱為“夷務”就可見一斑。思想根子上的保守排外,認識上的無知、不到位,決定了中國不會象日本那樣能提出、敢于提出“脫亞入歐”主張,全面西化,所以,中國變革的指導思想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爸袑W”即中國封建社會的核心體系亦即封建制度及其倫理綱常,“西學”即外國先進的機器生產和軍事技術等。“中體西用”就是要以中國實行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倫理綱常為本,同時輔之以西方先進技術作為富強之術。這種思想得到了統(tǒng)治階級和中國社會主流的肯定,指導著中國的變革。用李鴻章的話來說,中國變革“是以近代西方的某些藥方來療治傳統(tǒng)中國之病,不得已舍舟登陸,用夷變夏,……而求自強之術耳�！盵1]提出“中體西用”的張之洞明確講,中國變革“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2]這充分說明了中國變革就是用“夷術”來固“夏本”,學的是西方之術,不變的是中國之體。
　　“中體西用”作為指導思想,貫穿中國近代變革始終。其進步性在于承認自己的一些落后,外國的部分先進,為中國學習西方、走向世界、變革發(fā)展打開了大門。但其局限性則非常明顯:其一,不敢變革封建制度。從當時世界發(fā)展來看,“西學”代表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方向,代表著先進文明成果,中國封建的一套東西已經落伍,早已腐朽不堪,成為中國富國強兵、發(fā)展進步的最大障礙。在這種情形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質上就是以落后來抵制和排斥先進,影響了對西方所代表的先進文明的接受與學習。其二,中國變革只能是一種傳統(tǒng)意義上的變法,而不能成為一次革命性的變革。這樣的指導思想從根子上講,是一種變法,是在固守傳統(tǒng)的基礎上對舊體制的修補,是用舊瓶裝新醋。近代化本來就是一場全方位、系統(tǒng)化的社會革命。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中國要么全盤改變,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要么不做改變,仍然堅持封建制度,不棄舊而圖新就使中國的變革陷入一種變與不變的“二律背反”怪圈。統(tǒng)治者和領導集團一方面想要變革陳法,改弦更張,另一方面又要藉此來維護封建制度及其綱常倫理,他們既是變法者,又是舊體制的維護者、衛(wèi)道士,勢必使中國變革陷入變與不變的兩難境地,步履艱難,變革的深度和廣度大受限制,阻礙了中國近代化進程。指導思想上的落伍保守,嚴重束縛了中國變革發(fā)展。這是中國沒能強大的思想原因。
　　與中國相比,日本對西方的認識遠高于同時代的中國,其認識不局限于器物層面,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中國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給日本的震驚遠勝于中國,一向曾被日本效法的天朝大國竟然被一個西方小國打敗,這在日本不啻是個強烈地震。日本據(jù)此把中國當作反面教材來研究中國失敗原因,深慮“何時波及日本”?1853年,憂慮變成了事實。美國兵艦打開了日本封閉已久的國門,日本未作抵抗就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美神奈川條約》。國門被打開后,基于求知,日本派出許多使團出國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西方的先進讓日本人大受震驚,西方文明讓他們目眩神迷,更讓日本人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1860年,在美國腰佩武士刀、腳穿草鞋的日本使節(jié)發(fā)現(xiàn),在日本只有非常富有之人才舍得去買絨氈做一個一寸見方的錢包或煙盒,而美國人竟把大片的絨氈鋪在飯店的地上做地毯,穿著鞋隨意走。1862年,日本派使團周游歐洲的英法荷俄葡等國,出發(fā)前,日本人曾聽說外國食宿不便,他們隨船帶了幾百箱大米和幾十個鐵絲燈籠,但在巴黎,他們住的是五層樓旅館,無數(shù)汽燈將室內外照得亮如白晝,飯廳有的是山珍海味。1872年,日本派出了著名的巖倉使團。其成員大久保利通說:“到西洋這么一看,我們太不適應這個世界�！睅r倉俱視在訪問羅馬時說:“視察各國之情況,象英、美、德、法這樣的強國自不必說,雖二三流之諸國,其文化之繁盛,亦為我國殊不可比�！盵3]通過考察,日本人眼界大開,深刻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發(fā)達、本國的落后,深感日本制度非改不可。在此基礎上,日本決定徹底變革,“脫亞入歐”。
　　最早提出“脫亞入歐”主張的是福澤諭吉。福澤諭吉曾多次隨團游歷西洋,對西方社會的先進“始驚”,“次醉”,“終狂”,回國后,開始著書立說,極力向日本宣傳文明開化,先后出版《勸學篇》、《文明論之概略》等著述文章。1885年3月16日,他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脫亞論》一文,稱“為今日計,我國不應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振興亞細亞,不如脫離其行列與西方文明之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法,就不能因其為鄰國而給予特別關照,唯有按西洋人對待等之法處理之。”[4]這就是“脫亞入歐”口號的來歷。
　　“脫亞入歐”一經提出,便被當時的日本政府奉若圭臬,成為明治維新時期的指導思想。其理論核心就是“全面西化”,把日本建成西洋化、歐洲化國家。正如當代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升味準之輔所言:“他們把西洋化作為一個進步的尺度,一個日本前進的尺度(目標),看能不能接近西洋,和西洋看齊�！盵5]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有這樣的認識和思路,就是一個進步�！叭毡救苏J為,既然開國了,就遵循世界的常識,盡可能地引進,而且認為好像歐洲的思維更適合自己一樣�！盵6]從這里可看出中日認識上的差距。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近代日本才有了明治維新,擯棄了本國制度,走上了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最終成為西方社會一員,實現(xiàn)了“脫亞入歐”。認識程度決定了行動的程度。反觀中國,指導思想的局限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脫亞入歐”,走上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
　　
　　二、中國變革的深度和廣度遠不及日本
　　
　　一次次被侵略,中國統(tǒng)治者被迫開始了變革。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變革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務運動持續(xù)了三十多年。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出了“求強”、“求富”的口號,從“器可變”觀念出發(fā),在中國興辦了一批先進的軍工企業(yè)和民用企業(yè),導演了一場有聲有色的變革,近代工業(yè)、軍事、教育等,一度達到相當水平。比如,江南制造總局從生產槍炮開始,發(fā)展成為機械制造為一體的近代綜合型企業(yè)。張之洞當年創(chuàng)辦的漢陽鐵廠,是當時亞洲第一家現(xiàn)代化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早于日本首家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八幡制鐵所7年。[7]洋務運動拉開了中國近代化序幕,使中國面貌為之一新,但是,中國的洋務運動卻沒能象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使近代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實現(xiàn)近代化,實現(xiàn)富國強兵。中日兩國的變革幾乎同時起步,都從學習和引進外國先進生產技術,興辦軍用、民用企業(yè)開始,但中后期后,變革的路徑發(fā)生巨大變化,變革的深度和廣度出現(xiàn)極大差異,中國遠不及日本,由此產生了不同的結果。
　　在總體上,中國變革是一種器物變革,旁及一些制度變革。整個變革又是淺層次、局部性的,只從軍事上、技術上入手,而非全方位、深層次從思想、制度、文化上入手,中國固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則沒有改變,充其量只是一種變法。奕?就認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則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盵8]曾國藩也認為應“師夷智以造炮制船”。[9]李鴻章是洋務派集大成者,他主張用“夷術”來固“夏本”。而日本由于認識深刻,變革很快就突破了軍事領域,突破了器物層面,對本國的經濟制度、學制、官制、軍制、政制等進行了全方位、深層次變革,有力地推動了日本近代化進程。日本的變革已不是封建性變法,而是發(fā)展資本主義。中日差異,正如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依田熹家所說:“中國的洋務運動是從外國引進了艦船和機械等等,而日本的文明開化不只是引進艦船和機械,還引進了法律制度和文化。這是相當不同的一點。”[10]
　　在具體方面,中日兩國變革深度和廣度的差異就更明顯了:
　　1.政治方面。歷來變革,政治制度帶有根本性、本質性,最能體現(xiàn)變革的深度。中國的變革在政治制度方面基本沒什么突破。李鴻章雖也曾提出要改革官制,認為“變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因缺乏膽略和支持,沒什么進展。張之洞晚年的變革主張已涉及到了西方政治制度,如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張之洞在發(fā)給劉坤一等人的電牘中稱:“西法最善者,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也”,主張仿效英日議會制度,州縣長官由全省紳民公舉,并建議“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11]但局限于歷史條件并未實施。至于真正意義上的憲政改革,清朝統(tǒng)治者想不敢想,更不愿去做,戊戌變法僅百日而終便是明證,晚清的皇族內閣更是對憲政改革的一個巨大嘲諷。封建專制制度沒有放松對人民的壓制,中國一直沒出現(xiàn)民權運動。而日本則在民權運動的推動下,借鑒德國,建立了憲政體制。1875年,明治天皇頒布立憲政體詔書;1882年,派伊藤博文一行前往歐洲考察君主立憲政體;1885年,正式實行內閣制,設內閣總理大臣;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召開了首屆國會。憲政體制的實行,使日本社會制度發(fā)生質的變革,從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為變革提供了制度保障。
　　2.經濟方面。中日兩國工業(yè)化起步時間和情形大體相同,企業(yè)起初都是以官辦和半官半民經營為主,但后來兩國卻走了不同的產業(yè)發(fā)展路線。在中國,適應洋務發(fā)展的需要,洋務派提出“重商富民”主張,開辦了一批民用企業(yè),但中國仍“以農為主”,工商業(yè)發(fā)展沒得到政府的全力推動,產業(yè)政策不明朗,也沒有專門機構來領導推進,企業(yè)一直走的是官辦和官督商辦為主的路線,沒有走上以民營為主的路線。官辦或官督商辦在開始時起到了“以開風氣”的帶動作用,但這種模式必然產生壟斷經營、官商不分、自立門戶、管理不善、效益低下、體制僵化等問題,有企業(yè)之形卻無企業(yè)之實,影響企業(yè)良性運轉,特別是嚴重阻礙了民辦企業(yè)的發(fā)展,不能形成西方式以民營為主體的發(fā)展模式和局面,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發(fā)展,延誤了中國工業(yè)化的實現(xiàn)。對中國企業(yè)發(fā)展的弊端,梁啟超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說:“中國人最長于商,若天受焉。但使國家為之制定商法,廣通道路,保護利權,自能使地無棄財,人無棄力,國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舉一商務,輒為之奏請焉,為之派大臣督辦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鑿者,固未有不傷其手矣。況乃奸吏舞文,視為利藪;憑挾孤威,把持局務,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來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國商務之不興,雖謂李鴻章官督商辦主義為之厲階可也�！盵12]而日本在19世紀70年代初,在考察了歐美諸國后,決定以西方為樣板,依靠國家政權力量全力推進工業(yè)化。明治政府成立了內務省、大藏省、工部省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雷厲風行地實施“殖產興業(yè)”政策。80年代后,日本就認識到“日本的經濟發(fā)展,民營應該強大,而半官半民的企業(yè)和官營企業(yè)不取消,民營企業(yè)是不可能發(fā)展的”[13],于是及時改變了初期的“官營示范”的做法,實行“厚殖民產”、“民間為主”、“民營官助”的政策,在貸款、稅收、補貼等方面予以優(yōu)惠,大力鼓勵和扶持民企發(fā)展,還通過轉讓官辦企業(yè)的方法使企業(yè)走向了民營化,形成了以民企為主的產業(yè)發(fā)展模式。日本的三井、三菱、川崎等企業(yè)因此得到迅速發(fā)展壯大。政府通過這些做法極大刺激了民辦企業(yè)的發(fā)展,促進了日本的工業(yè)化發(fā)展,日本出現(xiàn)產業(yè)革命高潮。“這是日本產業(yè)迅速發(fā)展的極為重要的轉折點。”[14]到90年代,私營鐵路、航運、造船、棉紡織業(yè)等輕重產業(yè)均得到迅速發(fā)展。1892年,日本近代化大工業(yè)在紡織業(yè)奠定統(tǒng)治地位,從國內市場驅逐了進口洋紗,開始向國外出口;日本煤產量達到300萬噸,比1874年增加15倍;日本釜山制鐵所成為年產7000噸生鐵的大企業(yè);企業(yè)數(shù)達到5444家,工人人數(shù)達到38萬人;對外貿易出口達到9111萬日元,進口7132萬日元;1893年,日本私營鐵路達1900多英里,機車351臺,貨運204萬噸,客運3253萬人次;三菱公司已擁有11萬噸的船舶噸位;日本造船業(yè)也發(fā)展迅速,當中國還經常為要不要造船而爭執(zhí)的時候,日本私企已能自己制造大型鐵甲軍艦了。[15]到19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已有了自己的工業(yè)體系,初步實現(xiàn)了工業(yè)化,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xiàn)工業(yè)化的國家,經濟實力大增,為其最終成為世界強國奠定了基礎。而中國整個近現(xiàn)代都沒有能實現(xiàn)工業(yè)化。
　　3.軍事方面。在中國變革中,軍事方面步子邁得最大,用的是洋槍洋炮洋船留過洋的人,訓練也是西洋式的,但軍制的改變則非常有限,基本上保留了傳統(tǒng)的封建兵制。中國軍隊職能不是用來保衛(wèi)國家利益,而是用來對內鎮(zhèn)壓民眾反抗;中國軍隊的領導指揮體制更加落后,軍隊私有化,“兵為將有”,封建性的老思維指揮新式軍隊;重軍事技術學習,輕軍事思想學術研究,對西方軍事制度、戰(zhàn)略戰(zhàn)術、軍事文化知之甚少。甲午戰(zhàn)爭后,清政府鑒于日本“專用西法取勝”,才得出“仿用西法創(chuàng)練新軍為今日當務之急”的結論,主張采用西法創(chuàng)練新軍。[16]但直到八國聯(lián)軍侵華后,始認識到不改變落后的軍事制度體制便“不足以為御侮之資”。[17]中國從軍事入手變革,但中國卻沒建立一支現(xiàn)代化的國家軍隊,更無法以之為工具,爭取與其他大國平等的地位。這與同時代日本及日本軍隊所做形成鮮明對照。日本在引進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的同時,更是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兵制改革。1869年,成立兵部省;1873年實行征兵制,建立了能迅速擴張兵力用于戰(zhàn)爭的兵役制度;1875年,將軍隊職能從鎮(zhèn)壓草寇為主改為保衛(wèi)國家利益,并參照德國兵制,將軍隊體制由“鎮(zhèn)臺制”改為適應于野戰(zhàn)和境外作戰(zhàn)的“師團制”。日本通過一系列的兵制改革,完成了軍事現(xiàn)代化,軍事實力大增。當兩國交戰(zhàn)時,中國軍事上的弱點暴露無遺。
　　4. 教育方面。洋務運動只從軍事需要出發(fā),辦了些新式學堂,而整個國家的教育則是非常薄弱和落后的。中國以私塾教育為主,科舉取士的制度絲毫沒有動搖,直到戊戌變法時才開辦了一些新式公共教育學堂,1905年才成立學部,廢除了科舉制度。教育得不到重視,沒有建立起現(xiàn)代教育制度,教育在中國得不到普及,都制約了中國發(fā)展。日本明治政府則非常重視教育,“幾乎每一個關注日本崛起的人都不得不目光放在日本的教育上,因為軍事和教育是日本興起的兩大關鍵”。日本早期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從很早開始日本就普及了教育,這是一個重要因素�！薄懊髦尉S新時期,日本引入西學,建立現(xiàn)代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18]1872年明治政府頒布了《學制令》,通過強制命令來推行教育�！秾W制令》推行7年,小學數(shù)量增加28025所,教員有71046人,小學人數(shù)達到230萬人。[19]1879年,又頒布《教育令》取代了《學制令》,極大促進了教育普及化。到1900年,日本又廢除小學學費制度,實行四年的義務教育制度,1907年,延長到6年,1908年,兒童就學率達到97%。[20]日本是個在教育上舍得投入的國家,“當時日本還很貧窮的時代,但是在小學教育方面政府還是進行極大的投入�！盵21]教育的差異決定了人的差異,人的差異最終決定了國家的差異。
　　另外,從派使團也可看出中日變革之差距。1871年,為了解和學習外國,明治政府派出高級別的巖倉使團。這個代表團以右大臣巖倉俱視為正使,內閣重臣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為副使,使團成員幾乎囊括了明治政府所有要害部門,歷時1年10個月,重點考察了歐美12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教等制度,寫了近百卷的考察實錄。這次考察規(guī)模之大、時間之久、規(guī)格之高,堪稱世界外交史上之奇觀。通過全面考察使日本進一步認識到東洋之落后,西洋之先進,認清了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和變革的方向,推動了日本各項變革。而幾乎同期,中國也派出了一個使團,史稱蒲安臣使團。使團團長是卸任的美國公使蒲安臣,兩個副使分別是一英國人和一法國人,成員都是中下級官員,沒有一個朝廷重臣。使團的任務是安撫各國維護和約,蒲安臣病死在途中,其它成員人微言輕,根本對政府決策和國家發(fā)展起不了多大影響。直到1905年,中國才派出了高規(guī)格的使團去考察君主立憲政體,回來后建立了一個皇族內閣。就派使團這件事,兩國相比,簡直是對中國莫大的諷刺,從中充分體現(xiàn)了中日變革的決心和力度。
　　其它方面情況也大致如此。所以,中日比較,盡管中國也在變革,有進步,但變革的深度和廣度遠遠不夠。不徹底改變落后陳腐的封建制度,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舊瓶裝新醋式的變革,國家根本不可能富強起來,求強求富只能成為口號。當中國還在封建社會徘徊時,日本卻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快跑,實現(xiàn)了國家的近代化,成為世界強國。其結果,日本真正實現(xiàn)了富國強兵,而中國卻外強中干。
　　
　　三、中日對發(fā)展機遇的把握不同
　　
　　應該說,在近代,歷史把發(fā)展機遇都給了中日兩國,但日本抓住了發(fā)展機遇,而中國卻一再錯失機遇。這種失誤歷史是不可寬恕的。
　　中國錯失良機,首先在于中國統(tǒng)治者思想僵化保守。中國統(tǒng)治者昏庸腐朽,對外來文化抗拒強烈,不愿扔掉自己創(chuàng)造的東西,自始至終在根子上排斥西方文明,出于自保、“和戎”目的的變革怎么能珍惜機遇,抓住機遇?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并沒使清朝統(tǒng)治者覺醒起來。他們仍以天朝大國自居,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把外國當成“夷”,把洋槍視為“至蠢之器”、把洋船視為“至拙之船”、把外國技術視為“奇技淫巧”,沒有棄舊圖新、勵精圖治的意識。戰(zhàn)時緊張,還建船買炮,戰(zhàn)事一結束,便好了傷疤忘了痛。例如,1842年,奕山奏請購買洋船,道光帝批曰:“火輪船式,該省所造既不適用,著毋庸雇覓夷匠制造,亦毋庸購買�！盵22]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蔭向咸豐帝建議重印《海國圖志》,遭到咸豐帝拒絕。[23]當這本書在中國備受冷落時,卻在日本卻得到高度重視,大受日本人歡迎,成為人們爭相閱讀的啟蒙讀物,供不應求,多次翻印,僅在1854年到1856年期間,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選本就有20多種。日本人對它評價非常高,認為它給日本人開了眼界。同一本書在中日兩國不同反響,引起日本學者巖谷宕陰的感嘆:“嗚呼,忠志之士,憂國著書。未被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獨為默深(魏源的字)悲矣,亦為清帝悲矣。”[24]當時,整個中國只有有限的幾個人覺醒了,能代表當時國人認識最高水平的當是林則徐、魏源等人。他們在總結教訓、分析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和主張。盡管這種思想認識還相當浮淺,但也得不到最高統(tǒng)治者及社會主流的認同。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到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近20年,中國在思想和行動上沒有什么舉動,到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時,軍隊的裝備和作戰(zhàn)思想都沒發(fā)生變化,戰(zhàn)爭的失敗也就成為必然。加之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清政府忙于平息內亂,無暇他顧。近20年寶貴的時間就這樣浪費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慘敗,才真正使朝野上下受到了巨大震動,如何救亡圖存成為國人不得不面對和考慮的問題,學習西法,變法圖強才逐漸成為主流思潮,林、魏等人的思想在洋務運動中才得到實踐。洋務運動本身并不徹底,就這也自始至終、時時處處受到頑固派的各種非議、責難、反對,圍繞著要不要學習西方、學習什么、孰“本”孰“末”、洋務能否富國等問題長期爭論不休,使得洋務運動步履蹣跚,舉步唯艱,制約了變革的深度和廣度。張之洞在后來總結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禎等洋務大員變法舉措之所以“不睹其效”、“其效不廣”,是因為受到習慣勢力的阻撓、吹求。[25]再加上中國內部派系爭斗、庸貪當?shù)�、體制僵化、腐敗盛行,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最終沒能在中國結出富國強兵之果。之后的戊戌變法百日便又被頑固勢力扼殺。民族的深沉災難接踵而至,但中國卻一次次讓機遇流失,沒從中崛起,中國這個睡獅只是打了個呵欠又睡過去了。
　　同時,中國錯失良機也在于缺乏一批銳意變革的推動者。洋務派雖主張變革,但他們卻因為種種原因,不是徹底的變革推動者。以洋務運動集大成者李鴻章為例,以他的才干、地位、權力、經驗、見識等本可以抓住機會,象明治維新時期的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推動中國的劃時代變革,但他卻似乎只想做個實力派。雖然他的洋務產品眾多,也開創(chuàng)了許多個中國近代第一,但從大的歷史發(fā)展來看,這些是微不足道的,因為當時世界科技的突飛猛進實際上為中國發(fā)展提供了很好的機遇。時代的要求,歷史的機遇,李鴻章可做的和應該做的遠不是這一點點的成績。恰是他獨斷專行、中飽私囊、僵化保守、畏洋媚洋,不能顧及國家“最大利益并為之奮斗”,其“指導下的所有現(xiàn)代化政策都反復無常,發(fā)展零散而緩慢”,“結果卻只變革了微不足道的一點點,所以李氏乃中國喪失了機會的絕好象征,這個機會本可以使中國在強有力的復興浪潮沖擊下建立一個更好的政府。”[26]現(xiàn)代一些學者把李鴻章說成是一個自強不息的、有遠見的政治家,這是經不起推敲的。
　　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在19世紀下半期,先進國家雖然大體都經過了產業(yè)革命,但從技術水平來看,則正處于提高熟練程度和積累經驗的技術階段,許多產業(yè)剛剛起步或正在興起,國與國之間的差距并不很大,后起之國只要引進技術,善于學習消化,就可以迅速縮小差距,同等發(fā)展,但可惜的是,中國沒有抓住機遇,沒有縮小而是拉大了與世界差距。而日本從中國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就覺醒了,當我們在繼續(xù)睡著的時候,日本卻定下了“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yè),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27]的目標。為了這樣的目標,日本明治政府抓住機遇,銳意進取,勵精圖治,極力推行變革,毫不猶豫地采用和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制度,使日本很快成為亞洲和世界強國,實現(xiàn)了脫亞入歐的目標。日本的成功與政府及其成員所起的領導和推動作用密不可分。中國的清政府、洋務派與日本明治政府、維新派相比,差距何等明顯。一個不思變革、茍且偷安、畏洋媚洋的中央政府及其成員沒有肩負起對國家發(fā)展特別重要的領導作用,而在成功的現(xiàn)代化后起的國家里,中央政府和推動者都發(fā)揮過這樣的作用。
　　
　　四、中日兩國所處境遇不同
　　
　　在近代,雖然同遭侵略,但中日兩國各自承受的外來影響之意向和強度是有差別的。西方列強更看重中國,對中國充滿無限的意圖與期望,而對日本始終是有限的。由于中國從根子里排斥西方,固守自我,不愿象日本那樣融入西方社會,西方列強便不斷侵略中國。中國近代是一個充滿災難的時代,大大小小有10多個國家侵略過中國,接連不斷的戰(zhàn)爭,一個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一次次的割地賠款,外國商品和資本的掠奪,讓中國陷入內外交困、疲于應付、惡性運轉的境界,發(fā)展環(huán)境非常惡劣。李鴻章曾講:“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三千處未有之強敵�！本S持對外和局、不招惹麻煩、不割地賠款成為政府和官員追求的首要目標,而發(fā)展改革、謀求同等的國家地位則成了次要任務,甚至想也不敢想。從主導國家內政外交的李鴻章在臺灣、琉球、朝鮮、中法戰(zhàn)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態(tài)度和表現(xiàn)就可證明這點。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發(fā)展變革,使中國長期處于貧弱落后狀態(tài)。僅賠款來說,馬關條約賠款2.3億兩白銀,辛丑條約賠款4億兩白銀,這兩次賠款就相當于清政府幾十年的財政收入。這些錢如用來發(fā)展中國,效益再低也會產生無法估量的價值。正如毛澤東所說,外國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國落后貧弱的根源。相比之下,日本則幸運的多,它不是西方列強關注的重點,日本的條約體系從來沒有發(fā)展到正式割讓土地的程度,日本的市場引不起外國的重視,關于勢力范圍或瓜分日本的議論也從沒出現(xiàn)�！安幌笤谥袊�。日本只是一個順手牽羊的問題。對歐洲列強來說,日本地處中國的那邊,是次要對象;對美國來說,日本也只是處于通向中國的道路上。沒有人指望通過開放日本來取得什么了不起的金融或貿易利益。在那里撈到的油水決不可以與在中國通過鴉片交換茶葉或白銀形成的商業(yè)利潤相比。”[28]同時,日本也一心要脫亞入歐,效法西方,自然也為西方國家所樂于接納。所以,相對于中國,日本則少了破壞與干擾,可以一心一意謀發(fā)展變革。
　　綜上所述,在近代,中國由于指導思想的保守,變革的深度和廣度不夠,發(fā)展機遇的一再錯失,所處境遇惡劣等原因,沒能實現(xiàn)富國強兵,這為我們留下了深深的遺憾。這樣的任務只能由今天的人繼續(xù)努力了。中日近代變革比較,目的在于以史為鑒,學人之長,補己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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