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已故李慎之先生在為《顧準日記》所寫序言中這樣評價顧準：“它使人們在人家問起20世紀下半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家時候，我們可以沒有愧色地回答：‘我們有顧準’�！盵1]極富思想個性且頗為自負的李慎之能夠如此盛贊顧準，光是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說明顧準思想具備作為思想史傳承系譜中“偉大環(huán)節(jié)”的意義和價值。

　　遺憾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顧準這個名字對于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shù)年輕人來說是遙遠而陌生的——不管你是80后、90后乃至00后。就自己而言，只是在入讀大學以歷史為業(yè)后，通過閱讀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孫冶方和吳敬璉的相關回憶文章才逐漸知道有顧準這么一個人，并了解到他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要知道，這句話并非出自其它人，而是出自親歷30年改革開放的風雨歷程，以“吳市場“而著稱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

　　待真正靜下心來仔細閱讀顧準文本（按：指《顧準文集》），特別是其中關于民主問題的論述�？粗�這些作者在極端艱難條件之下所寫的文章，說實在的，其間的感動和震撼是難以言說的，這種精神狀態(tài)也只有本科期間閱讀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和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這兩本書時能夠相媲美。事實上，面對顧準，筆者相信任何一個讀過其書、其文的人都會為顧準展現(xiàn)出的敏銳洞察力、深刻分析力和在迷狂年代仍然能夠保持清醒頭腦和理性思維而擊節(jié)喝彩！更令人欽服的是，作者寫這些文章的目的并非在于揚名當世甚或流芳后世，而是出于赤字之心，以一介匹夫之身對中國歷史和未來前途進行深深的思索，從而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沉重歷史命題。顧準的觀點或可商榷，但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卻是永恒的，也將成為后世學人繼續(xù)思考和前進的良伴。正如王元化先生為顧準《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序中所說：“我要說這是近年來我所讀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氣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令人折服。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盵2]

　　筆者自知學力不逮，難以窺其全貌，故在此以《顧準文集》中專門論述民主問題的四篇文章為文本（分別是《科學與民主》、《要確立科學與民主，必須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民主與“終極目的”》），選取顧準民主思想作為自己的討論主題。即使如此，筆者仍謙卑自知，冀望諸位方家教正，以期共同推動對顧準思想的研究。當然，其最終目的只有一個——為了更好的明天而在現(xiàn)在對過去進行反思。

　　二、民主的起源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在《民主理論的前言》一書中寫道：“沒有一種真正的民主理論——而只有各色各樣的民主理論�！盵3]從中可看出人們在民主問題上的看法可謂是“百家齊放，百花爭鳴”。但在論及民主起源這一問題時卻保持了一致：民主起源于古希臘。

　　在詞源上，民主一詞系出自希臘文Demokraiu，由Demo和Kraiu組成，前者意為人民，后者表示治理之意。[4]英文中的Democracy則是由Demo和Cracy構成，其含義也是統(tǒng)治歸于人民的意思�！案鼫蚀_的說，由全體人民（而不是他們選出的代表）平等地、無差別地參與國家決策和進行國家管理，這是民主最原始、最簡單的含義”[1]。

　　為何民主起源于古希臘而不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古代文明地區(qū)？

　　對此問題，囿于當時國內有限的圖書資料條件，顧準雖無法展開全面研究，但卻憑借自身的敏銳抓住城邦這一線索，由此及彼而提出一系列于今看來仍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觀點。

　　顧準認為“所謂城邦，就是一個城市連同其周圍不大的一片鄉(xiāng)村區(qū)域就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些獨立的主權國家疆域是很小的”[2]。不論其規(guī)模還是人口數(shù)量，都無法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相比，其本質是“城市國家”。中國古書上所記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情形是絕不見于古希臘的。由于城市國家地狹民少，因此，城邦擁有實行直接民主的客觀條件。換言之，“城邦的政治主權屬于它的公民，公民們直接參與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過選舉代表，組成議會或代表大會來治理國家（即所謂代議制度）的那種制度”[3]。故而在古希臘，每當發(fā)生關涉城邦未來前途和發(fā)展的重要事情時，民眾便聚集于廣場，對其進行討論、通過演說表達各自觀點以至相互之間的攻訐和辯難。這樣一些政治活動除了能夠提高民眾參與城邦事物的積極性外，也促進了當時修辭學和論辯術的發(fā)展，特別是其中的演說一項更是成為一名出色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素質之一。

　　相比之下，顧準眼中的古代東方國家屬于“領土國家”。這種國家由于其規(guī)模巨大、廣土眾民，人民分散各處，無法就某事進行希臘式的熱烈討論，故而在民眾之間很難形成緊密的政治聯(lián)系。因此，“領土國家沒法實行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4]，“在這樣的大國里，直接民主，到頭來只能成為實施‘儀仗壯麗、深宮隱居和神秘莫測’的君王權術的偽善借口”[5]。

　　進一步言，即使是在古希臘城邦國家中，雖然相比于“領土國家”有著較好實行直接民主的條件，但其也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具體說來，城邦民主的相對性或曰局限性體現(xiàn)在構成民主重要條件的“民”身上。在古希臘城邦中，“婦女不是公民，奴隸不是公民，農奴不是公民，邊區(qū)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6]。只有那些本邦的成年男性公民才有參與城邦政治生活的權利。也就是說，民主的“民”并非是指全體自然人，而是指公民。即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所稱的“凡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能的人”以及“為了要維持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shù)的一個公民集團”[7]。

　　顧準最后得出結論，認為“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兩者是互相依賴，互為條件的”[8]。

　　三、何為民主？

　　民主是什么？古今中外眾多學者都對此作過精彩論述。在這個問題上，顧準的思路不是單刀直入式的給出民主的定義和概念，而是通過對人們頭腦中關于民主問題的常見看法的評判開始，在兩相比較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顧準在《科學與民主》一文開頭列舉了幾種對于民主問題的常見看法。有的人把民主視為一種“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下級深入地無拘束地討論對方的決定”，或者認為民主指的是“政治上必須保留反對派，實行兩黨制”。對這些觀點，顧準認為都有失偏頗，并沒有真正理解民主的本質。

　　顧準的立論從科學與民主的關系出發(fā)，強調科學精神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在他看來，科學精神并非是指具體哪一門類的知識，其內涵和實質指的是人類不斷認識自然和自身、逐步增進和擴展人類知識寶庫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知識沒有高低貴賤之別，知識的增長也是由小到大、從片面到全面的過程。雖然允許也很有必要存在某種“知識權威”，但“權威主義”則應被打倒，因為它會束縛人們認識自然和自身的進度。換言之，顧準所說的科學精神所反映的是一種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兩者構成民主的前提和基礎。

　　不僅如此，顧準能夠觸類旁通，把科學精神與其哲學上的表現(xiàn)形式——多元主義進行了有效銜接，認為“所謂科學精神，不過是哲學上的多元主義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而“哲學上的多元主義，就是否認絕對真理的存在，否認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類的什么終極目的。本質上要求否認絕對真理的存在”。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終極目的的設想，都應該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終極目的，則恰好是哲學上的一元主義和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的根據”[1]。按照顧準的邏輯，當多元主義被運用于科學研究和價值判斷中，也就成為“打破孔子的尊卑貴賤的倫常禮教的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國家元首才真正不過是一種服務，是公仆，不是皇帝”[2]。

　　在以上兩點的基礎上，顧準提出了自己對民主的看法。他認為“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終極目的的設想，都應該排除掉”[3]。在《民主與終極目的》一文中又曰：“沒有什么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所以，民主是與不斷進步相聯(lián)結著的，而不是和某個目的相聯(lián)結著的�！盵4]

　　顧準之所以這樣看待民主，是與他自己受到美籍奧裔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在其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闡發(fā)的民主思想的深刻影響密切相關的。這里面涉及一段少有人知的學術心史。

　　根據《顧準畫傳》的記載，在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等人的關心之下，1962年5月，已被摘下“右派”帽子（1965年，顧準二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他再度進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員。[5]恢復工作后的顧準仍如以前一樣夜以繼日的工作著，只不過這個時候的顧準在從事專門會計研究之余，還集中精力于西方經濟理論的譯述工作。顧準在其《自述》中寫道：“……我在這間辦公室里一天工作十小時以上，除了人民大學找來的一些會計書籍和期刊而外，我還埋頭讀了幾本這里那里借來的，前所未見的經濟、歷史著作，譯熊彼特的書，就是這最初的一、二個月中動的念頭�！盵6]大約用了一年時間，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翻譯完成（此書由商務印書館于顧準去世5年后的1979年出版，顧準署名絳楓，并由著名發(fā)展經濟學家張培剛先生為中文本作序）。從這些充滿真摯、喜悅的文字中可以體會出求知心切的顧準在讀到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后對其觀念和思想所產生的沖擊和影響。對此，我們可以從顧準與其胞弟陳敏之先生1973—1974年間的通信中體會到。[7]顧準在其《自述》中也坦承自己受到熊彼特經濟和政治思想的影響�！胺�譯以前，商務要求寫出比較全面地介紹作者生平和學說的文章（介紹文章刊載在《動態(tài)》），為此讀了熊彼特的幾本著作。翻譯一本書等于精讀一本書，于是熊彼特的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都對我起了某種的啟發(fā)作用，我的‘共產主義兩黨制’就是這種啟發(fā)的結果。此外，我本來對于現(xiàn)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很不熟悉，此書的翻譯成為學習這門課的入門課”[8]。

　　具體而言，熊彼特在書中對強調“人民的意志”（General Will）和“共同的幸�！保–ommon Good）的“古典民主”學說進行了批判，指出其與現(xiàn)實政治運作的不切實際。在批判的基礎上，熊彼特提出了自己對于民主的理解。他在書中認為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即為了達到政治目的——立法的和行政的——決定而作出的某種形式的制度安排，因此它本身是不足以成為目的，不論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民主會產生出怎么樣的決定。誰想要為民主主義下定義，這一點必須成為出發(fā)點”，“民主方法是為達到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1]。相比于“古典民主”學說，熊彼特的這一“競爭性民主”概念更加強調和重視民主的過程性和工具性——即以“政治方法”、“制度安排”、“競爭性選舉”取代了“人民意志”和“共同幸�！�。在熊彼特的民主概念中，競選→投票→獲得政治權力→制訂政治決策或達成某種制度安排成為這一政治過程的核心。在民主理論發(fā)展史上，熊彼特對于“古典民主”所進行的概念替換對其以后的學者——尤其是美國政治學界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綜合上述并聯(lián)系顧準《自述》中的話，可以看出顧準已放棄民主作為一種終極目的的觀點，而是體認到作為方法和過程的民主應該著重強調政黨和政治人物之間為獲得選票而展開的競爭。換言之，民主首先是一項制度性安排和政治方法，或者說民主的工具性是擺在第一位的，其次才能考慮民主具有的價值性因素。就像人們造房子一樣，民主的工具性是房子的地基，只有低級穩(wěn)固，房子才有可能成為高樓大廈。

　　四、實現(xiàn)民主的內外部要件

　　有如前述，民主作為一個綜合體，其包含上下兩層因素。一是作為金字塔底層座基的“工具性”一面，即認定民主首先是“制度性安排”和“政治方法”。其上則是民主理念和民主價值等相關要素。

　　與之相應，要想實現(xiàn)民主，從外部來說則必須擁有若干制度性設計，顧準在《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一文中突出強調了議會的演進對促進民主政治的功用。顧準認為“議會，是在等級君主制的根子上長出來的”，一部議會的演進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擴大、民主權利逐步下移的歷史”[2]。(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封建君主與諸侯之間的斗爭，“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過暴力，只要這種斗爭的每一個方面，按照這種章程、必須力求取得群眾的支持，它就勢必要發(fā)展成為議會政治”。故而，在西方，有“不出代議士不納稅”的說法，而在中國則只有“迎闖王、不納糧”的民謠。但兩相比較，后者在層次上明顯低于前者。同時，議會政治也使民主發(fā)展到“代議制民主“而非古希臘時期的直接民主。這并非表明民主政治的蛻化，而是歷史發(fā)展的現(xiàn)實性所要求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不可能做到古希臘城邦國家那樣。議會的發(fā)展也催生了政黨的產生。作為有立法權力的機構，法案能否通過勢必關系到議會各派的利益格局。各派議員就法案的各項細節(jié)進行公開討論和辯論，也能保證法案的“陽光性”，同時在最大限度上讓法案得到充分討論，盡量減小法案的負面效應。

　　從內部來說，顧準敏銳的看到了科學精神之于民主制度的重要性，而其根本則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顧準鮮明的提出“要確立科學與民主，必須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在他看來，“科學與民主，是舶來品。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國文化的淵源與根據，也可以斷定，中國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3]。顧準之所以這樣認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于其認識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雖有悠久的歷史，但卻同樣給中國民主政治的發(fā)展以沉重的“負擔”。因此，要建立科學與民主，就必須突破這這副“重擔”，在中國確立起科學精神。

　　中國古代雖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說法，但從歷史和現(xiàn)實的角度來看，民本終究不能等同于民主。直至“新文化運動”以后，從西方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國人才逐步認識和了解、進而研究科學與民主，并盼望在中國也能夠樹立科學精神與建立民主制度。但正如李澤厚所言，中國近代歷史的主軸是“救亡壓倒啟蒙”，國家長期處于內憂外患之中，科學與民主也未能在中華大地上真正確立起來。顧準作為老一輩革命家，建國后雖屢遭磨難，但顧準身上的知識分子良知和責任感仍在，這也是驅使顧準在自身遭受不公正對待后仍然堅持自己的研究，寫下一篇篇真摯文字的精神動力，他的目的意在思考和回答“娜拉走后怎樣”的歷史命題。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羅伯斯比爾不死，而且徹底勝利了以后怎樣�！睋Q言之，一個革命黨在革命勝利、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之后應該如何盡快適應自己的新角色，成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政黨并防止滑向專制是顧準思考民主問題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從這也更加可以看出顧準的拳拳赤子之心。

　　[1] 顧準：《顧準日記》，陳敏之、丁東編，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李慎之序言第15頁。

　　[2] 顧準：《顧準文集·從理性主義到經驗主義》，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7，王元化序第136頁。

　　[3] 達爾：《民主理論的前言》，顧昕、朱丹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9，導言第2頁。

　　[4] 余英時：《余英時文集第6卷：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第4頁。

　　[1] 王紹光：《民主四講》，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8，第2頁。

　　[2] 顧準：《顧準文集》，第3頁。

　　[3] 顧準：《顧準文集》，第8—9頁。

　　[4] 顧準：《顧準文集》，第6頁。

　　[5] 顧準：《顧準文集》，第160頁。

　　[6] 顧準：《顧準文集》，第8頁。

　　[7]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第113頁。

　　[8] 顧準：《顧準文集》，第8頁。

　　[1] 顧準：《顧準文集》，第235頁。

　　[2] 同上書，第236頁。

　　[3] 同上書，第235頁。

　　[4] 同上書，第256頁。

　　[5] 羅銀勝、梁倩婷：《顧準畫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第246頁。

　　[6] 顧準：《顧準自述》（未刊稿），第355頁，轉引自《顧準畫傳》第247頁。

　　[7] 陳敏之：《我與顧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第83頁。

　　[8] 顧準：《顧準自述》（未刊稿），第355頁，轉引自《顧準畫傳》第253頁。

　　[1] 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絳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第302頁、337頁。

　　[2] 顧準：《顧準文集》，第245頁。

　　[3] 顧準：《顧準文集》，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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