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余英時氏談季羨林、任繼愈等“大師”和于建嶸氏談縣政改革乃解決社會危機的“以空間換時間”兩篇文章 ，盡管二者談論的是不同問題，前者談學術后者談政治，但是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如所周知一個多世紀來有著無數的糾纏和糾結，陳平原氏《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書有著深入研究和展開，諸如“求是與致用”、“學術與政治”、“專家與通人”等等。究其實，學以致用與無用之用，學術運作與政治邏輯，學科思維與跨學科研究，都很難憑常識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平原先生甚至為《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書的研究整整奉獻出六年時間），但有一個基本的東西還是可把握的，就是二者之間需要一個平臺，有了平臺就能互動乃至打通，沒有平臺就只能各說各話，乃至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也許我們應該問：我們獨立的學術界或知識界究竟在哪里？

　　也許獨立的學術界或知識界就是最重要的平臺。余英時以為：“遠的不說，像清朝的戴震、錢大昕，更早一點的顧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師’。到民國初年、清朝末年，有孫詒讓、周里德等；
再下來，章太炎（章炳麟），還有康有為，這些都是‘大師’，那是真正的‘大師’，是大家公認的。這些人跟政府的關系，都可以說并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時候支持政府，有時候反對政府，能說出話來，都是獨立的、獨立發(fā)言的，在社會上是非常有重量的。”于建嶸說：“在改革的過程中，執(zhí)政的人需要智慧，要通過改革，給民眾信心。中國有兩千多個縣，可以先在十個縣甚至一百個縣做試點，十年再擴大到一千個縣，再十年擴大到所有的縣，以空間換時間，給民眾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一個有品格的知識界，能夠做到獨立思考，通過批評與建議，推動改革朝前走�！笨芍^殊途而同歸。換句話說，獨立的學術和學術品格既可以推動學術自身的蓬勃發(fā)展，又可以真正實現陳平原氏的“學為政本”的基本主張。沒有獨立的學術界與學術研究，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大師，更不可能對社會改革和轉型產生真正的推動作用。剩下的就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捉襟見肘不說，社會危機已經此起彼伏。即便是按最保守的看法，眼下的這個社會已經又危險到了需要“打土豪分房產”的份兒上了，所謂“老左”與“新左”能夠得到那么大的呼應，就是幾千年循環(huán)往復的極其危險的信號。如果我們重提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顯然馬克思主義理論又在我們的社會獲得了十分適宜生存的土壤。歷史已經再次進入了惡性循環(huán)。一如賀衛(wèi)方先生曾經指出過的那樣，馬克思主義是藥不是糧食，我們大幾十年把藥當糧食，已經吃出了巨大的副作用。然而歷史的吊詭是，而今的社會病態(tài)似乎又到了需要下這副猛藥的時候了。

　　盡管我們已經非常清楚，社會的良性發(fā)展本來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糧食”可供選擇，其不僅有著豐富的營養(yǎng)可強筋壯骨同時也能具備有彈性無比的自調節(jié)能力，能夠避免讓社會老發(fā)病——況且那副猛藥我們吃了半個多世紀，其產生的巨大副作用已經讓我們的身體虛弱不堪——然而，我們的老祖宗那里傳下來的，不堅持到大廈將傾從來就是英明偉大并始終諱疾忌醫(yī)，然后周而復始，“天不變道亦不變”，天下黎民百姓只有“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盡管在周而復始的過程中，沉默的大多數的因突然爆發(fā)而釋放出的能量可因逞一時之快感而歡欣鼓舞）。馬克思在西方內部發(fā)起的對資本主義的猛烈批判，由于人家一直吃著營養(yǎng)豐富的糧食的緣故有著強壯的“身體”，用中國俗話說才叫“良藥苦口利于行”。悲哉，中國！當然如我們所看到的，在當下這個核心價值不斷搖擺和失落的過程中，愿意貢獻“糧食”且有足夠獨立意識的學者也不能說沒有，甚至應該說還不少，無論體制內外也無論學科種類，其實均可開出長長的一串名單。但由于沒有也不可能有獨立的學術界與知識界，準確說影響不小，效果甚微。

　　即便回到學術本身，獨立的學術與學術研究也是龍頭，其不僅事關學術的獨立品格，更是事關學術評價等機制本身。暫且不論大師的話，出色的學術研究尤其是有真正出色的問題與研究框架的學者，本身就帶有強烈的示范意義。更不用說，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實際上常常喻示了一個時代精神，也即一個大時代往往有一批大學者不約而同地采取共同的研究范式，盡管他們的研究范圍和問題取向可能不盡相同，但對整個社會轉型顯然有著共同的強烈意識。與此同時，他們顯然有著各自特別的精神擔當與歷史使命。也便是由于此，即便是有著不同程度研究框架和問題意識的學者，其實并不見得就一定能夠成為真正出色的學者，更不用說大學者，這是因為日常存在的精神擔當與歷史使命的闕如，更遑論推動思想變革與社會變革，直至制度的變革與變遷？而眼下諸多學者津津樂道的“軟實力”其實在此。君不見，哪怕是有著基本研究框架的學者在當下中國都得拿著放大鏡去找還找不出幾個的情形下，有了基本框架而缺失精神擔當和歷史使命感更是絕對常態(tài)。大師又如何有存身之地呢？當然應該承認，有精神擔當和歷史使命感在的學者當下中國越來越多，無論體制內外拒絕“主流”是最有效的試金石，但是也必須承認，學術研究范式的自覺轉換與歷史使命以及精神擔互為表里，二者缺一不可。

　　除了余英時氏上述列舉的那些人外，不說最早的先秦諸子，即便是朱熹以“天理世界觀”為核心的理學對現實的全方位批判，至今讓人嘆為觀止（盡管作為哲學家的朱熹與意識形態(tài)化的朱熹必須做出嚴格的區(qū)分），之后的王陽明以及陽明后學諸如李贄、黃宗羲等，哪怕晚清思想家諸如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等等，幾乎無一不如此。西方的“兩�！眰鹘y(tǒng)以及經院哲學，文藝復興與啟蒙哲學，哪怕是后現代思想家，也一樣如此。這是學術運作本身的基本邏輯，無論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然而我們的現實狀況是，二者常常是分裂著的，說白了就是有擔當者無“框架”，有框架者無“擔當”，出色的學者已經不易，大學者可遇不可求，大師幾乎成了“白日夢”。至于就像“被增長”、“被自殺”那樣地“被大師”，除了徒增笑料之外，更多的恐怕只能是讓人悲哀。

　　所謂“大師”或者“大學者”或者哪怕比較出色的學者尚且如此，你又如何要求普通人像正經學者那樣對學術心存敬畏？既然學術體制鼓勵的利益分成和進取目標是量化考核，諸如核心學術期刊、國家或者省部級期刊以及課題，諸如體制化的“長江學者”以及各省教育廳的“某江特聘”之類就是必然選擇，更不用說兩院“院士”以及社會科學院本院各研究所平均“分配”的“學部委員”之類，基本不是學術的正道與方向，只能是“被鋪就”和“被規(guī)定”的晉身階梯。更搞笑的是，離開了這些又如何讓教育行政部門評價你的學術狀況又讓蕓蕓眾生們如何去“混”個人樣兒呢？即便如此，上述學術取向還只存在于比較像樣的大學與研究機構中，不那么像樣的大學與研究機構哪怕真正對學術有點興趣的人，而今是越來越少甚至已經是極少數（如果哪位學人真的有興趣只要對全國省部級以下的大學做個調查就清楚了）。因為“學術”是用來“混”的，能“混”上什么好處混上了那學術就是可要可不要的，如果實在“混”不上那也就混不上了，要那學術干啥？便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與學術境遇之中，雪上加霜的還有不少大學校長出自教育部原“司局級”干部的“空降”，這樣一來，從招生到辦學直至科研，學術獨立的事情更是遙遙無期。簡單地說，這實在是南轅北轍的兩種相反的學術運作方式。

　　如果是前者的學術運作，其示范性的意義本身便是杜絕學術不端的根本方式，而遵守學術規(guī)范之類只是最起碼的學術底線。如果是后者的所謂學術的運作方式，既然人們就是用來“混”好處的，包括抄襲、剽竊在內的種種學術不端乃至學術腐敗，就只能愈演愈烈，就跟社會其他領域的反腐敗一樣只能越反越腐。最典型的恐怕當推最近爆出的一系列大學校長抄襲案，尤其是楊玉圣等教授提出的敦促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抄襲應引咎辭職 ，并敦請教育部“零容忍” 卻終于教育部“雷聲大雨點小”了。就在此前西南交大副校長黃慶因論文抄襲少見的被校方撤銷博士學位以及相關學術職務，廣州中醫(yī)藥大學校長徐志偉論文抄襲事件被曝之后一波三折之時，可謂“新人”輩出，武漢理工大學校長周祖德又被指涉嫌論文抄襲，他跟陸杰榮一樣是第一作者，其博士生是第二作者。也許《參考消息》轉載的港報文章《校長抄襲令學術殿堂斯文掃地》中所說基本道理似乎不錯：“大學是社會的燈塔，它不僅培育大學畢業(yè)生，而且是生產社會價值與民族精神的地方，同時也擔負著點化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功能。而大學校長可以說是大學的燈塔，‘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但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很多大學這個燈塔發(fā)出的不是誨人不倦之光，而是“毀人不倦”的邪光。一個抄襲論文的大學校長，只能把大學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上去，而誤入歧途的大學又會使更多的人誤入歧途�！� 但這指的是一個理性健康的社會情形下才可能如此，在一個非理性而且只有“官性”的社會里面就并非如此，你說“大學是燈塔”我說“大學是衙門”，豈非南轅北轍？

　　君不知“斯文掃地”之類那早已是封建糟粕了嗎，而今中國大學講的是“教育市場化”和“跑部錢進”的“現代化”與“國際化”，究竟誰點化誰呢？“內地大學嚴重衙門化，一些大學校長就是一群官場得意者。他們一旦掌握了權力，就實行“贏者通吃”，官要當，項目要拿，學問要做，一樣都不愿放棄。但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當大學校長很難有時間繼續(xù)做學問，于是就讓學生代勞，自己當起‘文抄公’，一切理所當然。” 即便露餡了也不怕，除非你是異己，如果是自己人，那太極拳就有著打。楊玉圣們真誠懇切地又是“敦促”又是“敦請”，似乎有點天真了。所謂官方制定的“學術規(guī)范”就跟那些“廉潔奉公、執(zhí)政為民”的顯規(guī)則道理一樣，一如網上最近瘋傳著的一個段子說的：紀委的一幫人面對據說是深圳原市長許宗衡留下的一個保險柜無可如何，有聰明者意識到乃“八字聲控”裝置，于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之類說了一通，但均不靈，有人突發(fā)靈感叫道“廉潔奉公，執(zhí)政為民”，保險柜門立時打開，突現的一堆金銀財寶讓所有在場人士立時目瞪口呆。雖然是搞笑的“段子”但卻道出了顯規(guī)則與潛規(guī)則互為妙用的秘密，以及普遍存在的事實（臺上講反腐倡廉，臺下接受賄賂千萬）。因此竊以為，楊玉圣們幾乎是用“顯規(guī)則”來對抗“潛規(guī)則”，那除了遭遇“潛規(guī)則”太極拳化解于無形外，即便如何發(fā)力打出的一記重拳也只能打到棉花堆里去了。盡管港報文章一針見血：“其實，抄襲行為相當于盜竊，不僅涉及學術道德，更牽涉到刑事犯罪，當局只要今后將學術腐敗納入刑律究治，將這些身陷抄襲事件的學者一一逐出學堂，送入監(jiān)獄，必然能令學風端正�！� 但我以為，港人們說話到底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如果不是英人統(tǒng)治留下的良好的司法制度和學術制度，港人輕出此言實在缺乏大陸本土的依據和理據。這個依據和理據便是“獨立”二字。

　　因為司法不獨立，即便是訴諸法律，由于權力滲透無所不在，審判過程眾所周知的貓膩，最后的正義也大打折扣；
因為學術不獨立，人們也就只有忍受所有學術不端與學術腐敗的蔓延所造成的整個思想學術呈落后狀況的尷尬格局，所謂“不獨立，毋寧死”大概就是如此了。由于二者的獨立難乎其難，中國的理性化道路尤其顯得艱難，而這也便是筆者常常喜歡舉楊玉圣氏與賀衛(wèi)方氏為例說事的原因了。回到于建嶸氏的問題，也即“需要一個有品格的知識界，能夠做到獨立思考，通過批評與建議，推動改革朝前走”，其實于建嶸意義上的“縣政改革”，說的是分權自治的事情，跟晚清思想家尤其是梁啟超的“分權自治”思想相近，而且在晚清，有關“分權自治”的主張還曾得到朝野上下的方方面面的共同支持。說到底，也是為了限制權力必須鼓勵不同領域的分別“獨立”。事實上，諸如政治、經濟、司法、道德、教育、文化、文藝各個領域乃至社會各個行業(yè)的獨立，均需要一個獨立的學術界和知識界，更不用說余英時意義上的“大師”內涵與外延。我想余英時肯定是對的：“如果社會不能制造獨立的學術界、沒有一個獨立的是非標準，使得學術界、精神界出現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認的一種‘大師’、一種精神領袖的話，那最后就只有歌功頌德的人，就像寫這個《泰山頌》的季羨林先生一樣的‘大師’了，季羨林先生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也不是什么壞人，但就是沒有一種硬骨頭，能夠跟政府相爭，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激蕩，就一切不顧了，說起話來毫無根據�！蓖砬逅枷爰乙饬x上的因限制皇權或限制權力而派生出的鼓勵不同領域分別獨立的思想，確實值得我們重新重視，但是，我們確實需要呼喚晚清意義上的思想家以及中國傳統(tǒng)意義上和西方啟蒙意義上的“大師”的重新誕生，以建立和“制造出一個獨立的學術界”以及“獨立的是非標準”。之后，所有因為種種不獨立的緣故所導致的積重難返、愈演愈烈的各個領域的被動難堪局面，也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校正與糾正。

　　2009年9月2日稿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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