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安徽省碭山縣唐寨鎮(zhèn)套南村，當年全村分成三個生產(chǎn)隊。我們隊只有二十來戶人家，多是逃荒漂泊最后定居在此的窮苦外來戶。歐四奶奶家算是我們隊最富有的，她和她的四個兒子住著一座大院，房子是瓦頂和渾磚到頂?shù)膲�。土改的時候，四個兒子剛分家不久，每家平均分得的土地并不多，被劃成“上中農(nóng)”，是我們隊里最高的成分，其余的都是貧農(nóng)、下中農(nóng)。

　　大饑荒剛過去，社員們才吃了兩年飽飯，過了兩年安生日子，1964年“四清運動”又在我們家鄉(xiāng)開始了。于是乎，平靜的農(nóng)村又掀起了階級斗爭的波瀾。

　　這時，我們生產(chǎn)隊并沒有一個“階級敵人”，成分最高的歐四奶奶也只是上中農(nóng)，并不是專政對象。但工作隊一進村便看上了歐四奶奶家的渾磚到頂?shù)耐叻�，七算八算歐四奶奶家夠上了“地主”的杠，便認定她們家是“漏劃地主”，遂把她們家的成分改化成地主，歐四奶奶和她的三個兒子（大兒子已死）、四個兒媳婦全部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變成了無產(chǎn)階級的專政對象，她的十幾個孫子、孫女也都成了“地主羔子”。這樣，我們生產(chǎn)隊便一次“挖出”了七個“階級敵人”。歐四奶奶被趕出她的院子，工作隊住進了她的瓦房，外間是工作隊辦公室。這時，歐四奶奶最大的孫子歐林廣剛剛結(jié)婚。新婚媳婦看到一大家都成了“黑五類”和“黑五類子女”，料定一生沒有好日子過，在婚后第九天拿起包袱回了娘家。以后也再沒有人愿意嫁給這個“地主羔子”。待到后來取消了階級成分，歐林廣已是三十開外的人了，錯過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所以，直到今天歐林廣仍然是光棍條子一個，在村里享受著“五保戶”待遇。

　　工作隊在我們第四生產(chǎn)隊另外還挖出一個“階級敵人”毛傳明。雖然毛傳明家是貧農(nóng)，但據(jù)說他有歷史問題，生活困難時期，他偷過隊里的南瓜，又搞“投機倒把”，把家織布弄到外地去換糧食，所以被定成“壞分子”，成了我們生產(chǎn)隊第八個“階級敵人”。毛傳明有點不服，工作隊便組織開會斗爭他。有一次斗爭毛傳明的時候，有人別出心裁地把一個大碓頭（北方農(nóng)村用來舂谷類皮殼的石具）套在毛傳明的脖子上，繩子勒進他的肉里。

　　為了批臭毛傳明，工作隊組織青年人寫大字報揭發(fā)他的問題。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王作軍算是隊里的小知識分子，被安排在大字報組。他們挖空心思回憶毛傳明的問題，經(jīng)常熬到深夜，弄得頭腦昏昏沉沉。一天深夜，王作軍寫完了大字報，想以“打倒毛傳明，保衛(wèi)毛主席”的口號作結(jié)，卻神使鬼差地寫成了“打倒毛主席，保衛(wèi)毛傳明”！王作軍立時被打成了“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由積極分子變成了革命對象，于是乎，我們第四生產(chǎn)隊又多出了一個“階級敵人”。王作軍當晚就被扭送到公社，關(guān)進專政機構(gòu)。

　　但，王作軍畢竟是貧農(nóng)出身，也沒有其他問題，挖不出他更多的“罪行”。此時，歐四奶奶的二兒媳婦李瑞蓮一直對工作隊把他們家補劃成地主有意見，常發(fā)牢騷。李瑞蓮有文化，能說會道，工作隊對她很感頭疼。于是，工作隊便引導(dǎo)王作軍，動員王作軍說是受李瑞蓮指使寫的，把責任轉(zhuǎn)嫁給李瑞蓮，借此整服她。王作軍不愿意做昧良心的事，工作隊的意圖始終沒能實現(xiàn)。結(jié)果，王作軍被關(guān)了一個多月。在那些日子里，三嬸子（王作軍的母親）每天一天三頓給兒子送飯，一只手提著一個盛著稀飯或南瓜菜的小飯罐，另一只手拿著用家織布做的毛手巾包的兩個鍋餅。雖然最后沒有給王作軍帶上什么帽子，但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有人拿這一檔子事來壓他，等于半個“階級敵人”。受這件事的影響，王作軍也沒有娶上媳婦，也在吃著“五�！薄�

　　到了“四清”結(jié)束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們小小的生產(chǎn)隊已經(jīng)有了八個半“階級敵人”，除王作軍外，他們都戴帽子受管制，經(jīng)常挨批斗，還要隨時被叫去干義務(wù)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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