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辦報”，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突然強加在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頭上的一頂帽子。這四個字，從表面上看，輕飄飄的，含義不清，也不科學，還有點玩笑意味；
但這個惡謚，卻重如千鈞，壓得鄧拓抬不起頭，直不起腰，最后頂著它離開報社。它也在我們所有編輯人員心上，長久地留下一團陰影、一道傷痕、一個無人回答的大問號：書生辦報算什么罪名？書生，就是有學問、有專長、有較高的文體素質和道德修養(yǎng)的人，由這樣的黨員干部、革命知識分子辦報，有什么不好？三十年來的實踐，早已證明這頂帽子的虛妄和荒謬。這樣，也就使我們更加懷念范長江、鄧拓和其他一批先后為報紙作出各種貢獻的“書生型”老同志，他們實在是黨的思想戰(zhàn)線上的瑰寶精英。在這篇小文里，我只能對我們《人民日報》文藝部先后故去的三位老領導林淡秋、袁水拍、陳笑雨寄托憶念和哀思，寫一寫這三位書生是怎樣辦報的。

　　一

　　林淡秋同志到報社工作時，不過四十歲左右，經歷過抗日根據地和白區(qū)長期的戰(zhàn)斗生涯，具有文化工作和新聞工作的豐富經驗。他原是副總編輯，用現在慣用語，當是“副部級（或“享受副部級待遇”）高干”了，但他活脫脫仍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書生氣質。在和同事相處中，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毫無擺首長架子那種低級趣味和官僚主義惡習。五十年代初期，報社辦公室分散，有一部分在王府井大院以外，如文教組就在大甜水井胡同西口一個院子里。淡秋常是往返于他所領導的幾個部門辦公室之間，參加部門工作會談，同有關編輯談稿件，同編輯記者談心。作為副總編輯，他不僅對主管的幾個部進行從原則到具體的領導，而且自己提筆動手寫重要社論、修改稿件，使一些原稿從思想內容到語言文采都有所提高。這一點，尤其使編輯記者們心折。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受到這方面的教益，至今還留下清晰的印象。

　　為了報紙的編輯和行政領導工作，這位三十年代就從事文學工作的老作家、老翻譯家，幾乎完全中斷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和翻譯事業(yè)。從早到晚，他的精力和心血，都耗費在原稿、小樣、大樣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間。鬢發(fā)悄悄變白了，視力漸漸衰退了（到晚年發(fā)展為嚴重的白內障），但他總是孜孜不倦，終日辛勞，如一頭老黃牛，很少為個人文學生涯的中斷表示過怨艾。

　　然而，正是他主持報紙文化宣傳的那些年，思想戰(zhàn)線開始進入多事之秋，步入坎坷崎嶇的險途。接二連三的批判，大都從文藝界發(fā)難，演變成大規(guī)模的政治運動，一陣陣暴風雨轟然而至，一次次使人們震愕、迷惘、惶惑。嚴峻的形勢和緊張的氣氛，自然不可免地要波及到報社大院里來。淡秋同志的工作，正處于急劇變幻的漩渦中心。他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原則，卻因此常常跟不上形勢，被指責為“右傾”，被目為不可信任。

　　大約是1955年初，不知道為了什么緣由，淡秋的副總編輯職務突然被悄悄免去，專任文藝部主任。我們不知內情，那時也不興打聽小道消息，只得心中納悶。但很清楚，這是一個不正常的處置，而報社編委會是無權作出這種處理的。淡秋本人可能心中有數，也可能并不清楚，但他處之泰然，坦坦蕩蕩。他歷來就對被某些人熱衷計較的等級、職位之類淡如秋水，輕若浮云。而且他黨性修養(yǎng)高，從不隨便議論不該議論的事。在受到不公正的譏評和責難時，他常常不置一辭，不計較個人榮辱，把委屈咽到肚里。他本是一個熱情豁達的人，和同志們相處時，總是談笑風生。然而，當凌厲的風霜撲面而來的時日，他那和藹慈祥的面容偶爾也會出現沉重惶惑的神色。有時我走進他的辦公室，看到他斜靠在椅子上，對著窗外天空凝神默想，心中不免有點凄然。但我知道，這種時刻，任何人想探索他內心的波瀾，都是徒然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們有多少忠心耿耿的老同志心中，經歷過類似的難以平靜也難以描述的波瀾啊！但也許正是這種“溫良恭儉讓”的書生氣，招來自身的厄運，使某些心術不正的頂頭上司得以翻云覆雨，將他們玩弄于股掌之上。正直的書生遇到巧佞的政客，那結果，比“秀才遇見兵”要壞上一百倍。

　　1958年，由于在報紙副刊上發(fā)表了徐懋庸大量雜文的牽連（或許還有其他原因），他終于調離報社，去浙江先后主持杭州大學和省文聯工作。我們一方面感到惆悵，另方面又為他寬慰。他終于歸隊了，回到文藝戰(zhàn)線上了。他的氣質，本來就是一個革命的書生，一個真正的文化人，哪能適應那種錯綜復雜、變幻多端的環(huán)境呢？以后幾年，他以大學校長和作家身份再來北京參加會議時，神情和心緒就迥若兩人了。他會滔滔不絕地介紹浙江文藝界情況，縱談大學文科教材的得失，講到杭州大學有名的“三陳”（陳學昭、陳修良、陳企霞），盡管是上過報的“大右派”，但他還是請他們到大學里來安排了適當的工作。說話時神采飛揚，恢復了“左聯”老作家的情態(tài)。

　　但他終于逃不脫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拔母铩币婚_始，他就被“拋”了出來，罪名是“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干將”、“三家村代理人”，從他家里發(fā)現了一本由作者鄧拓簽名請“淡秋同志指正”的《燕山夜話》，更使“造反派”如獲至寶，認為發(fā)現了鐵證，逼他交待參與“三家村”反黨陰謀的罪行。于是，無休止的掛黑牌游街、揪斗會的消息，時有傳來。我們實在不敢想像他那瘦弱的身軀，怎禁得起暴虐的棍棒和皮帶！
　　從此消息沉沉。直到四五年后，才從杭州來的友人處聽說他已從“牛棚”放回家，但尚未分配工作。1972年春天，姜德明兄和我去杭州出差，我們事先給這位老領導去信，說我們到后一定去看望他。他果然早早就買好一瓶加飯酒放在家里等著了。難中重逢，分外親切，他對自己那些年的遭遇講得很少，卻向我們一一打聽報社許多老同志，問老鄧去世的詳情，問胡績偉、李莊的近況，有沒有“解放”？有沒有工作？問起文藝部的幾乎每一個同志，包括老干事文林。這時我們才驚訝地發(fā)現，淡秋雖已離開《人民日報》十多年，報社的許多同志都還在他的心上。

　　二

　　林淡秋領導文藝部工作時，文藝部主要負責人還有袁水拍，水拍是詩人，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曾以《向日葵》、《馬凡陀山歌》名噪大后方和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他并沒有一般人心目中那種多愁善感、落拓不羈的詩人氣派，相反，卻更像一位拘謹謙恭的恂恂君子�！霸娙缙淙恕边@句話，對他并不確切。解放前在大后方和上海，朋友們都昵稱他為“水老”，其實，他那時才過三十歲，卻老成如中年人了。
　　水拍為人處世，具有學者型的嚴謹風格。認真細致，一絲不茍。他的工作筆記最多最詳細，連部里開工作會、黨支部會、學習會，他都詳細記錄。尤其對來自領導部門、領導人的指令，都是立即照辦，不打折扣。即使做違心的事，寫違心的文章，也極其虔誠、堅決。例如1951年報紙上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旨意開展對《武訓傳》的批判，要人民日報社派袁水拍帶領一個“歷史調查團”去武訓故鄉(xiāng)調查，名義上由他帶隊，實際上是化名李進的江青在團中操縱一切。那個“調查”，純粹是先下政治結論、再去找尋證據，主觀臆測、捕風捉影、想像推論。江青在調查過程中，指手畫腳、飛揚跋扈；
水拍則處處忍讓，委曲求全。又如1954年10月報上開展對《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觀點的批判，毛澤東主席決定發(fā)一篇批評《文藝報》的文章。最初考慮用社論形式，叫水拍起草，毛澤東親自修改，最后決定署袁水拍個人名字。水拍再三懇求不署他個人名字，理由是此文從題目、內容到文字，主要都不是出自他的手筆。他的請求未被批準，終于仍然用袁水拍的名義發(fā)表了火藥氣很濃的《質問〈文藝報〉編者》。這篇文章像一枚重磅的炮彈，引起了文藝界的震動，當然不少了解內情的人知道袁水拍并非真正的作者。但也有人據此在座談會上對他個人進行猛烈攻擊，口口聲聲“《質問〈文藝報〉編者》的作者袁水拍”如何如何。我當時就坐在他身邊，我看他鐵青著臉，一言不發(fā)，心情復雜，如同啞巴吃黃連一樣。

　　從批判《武訓傳》開始，文藝戰(zhàn)線的批判一個接著一個，而且大都從《人民日報》上打響第一炮。在硝煙彌漫中，《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這個角色很不好當。但是水拍總是小心謹慎，認真細致地對待每一個宣傳任務。他總是堅決貫徹來自黨中央、中央宣傳部的方針、政策和新精神，而且常常是立即執(zhí)行，不打折扣，很有點雷厲風行的味道。但他同時仍然要以詩人、評論家的身份同文藝界朋友交往。在弓弦越繃越緊的氣氛中，要達到沒有隔閡、傾心交流，不大容易。但是據我從旁觀察，水拍在那個時期中，同文藝界人士的關系還是比較融洽的。六十年代初調到中宣部擔任文藝處長（那時不稱“文藝局”）之后，更受到人們的尊敬和信任。那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就在于他的真誠。文藝界朋友同他接觸，不僅看到作為黨報文藝宣傳負責人的嚴肅，還有作為詩人的真情。有時，報上的言論和文藝批評，未必符合實際，也未必使人心服，但是人們還是能予以諒解。嚴厲批判不會由他發(fā)起，自然也不能由他負主要責任。

　　可能正是由于“武訓歷史調查團”的淵源，“文革”后期，水拍的處境突變，由賀蘭山下牧牛的“階下囚”忽然得到起用，實際上就是如人們慣常說的：上了最后一班賊船，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錯事。這不能不說是他人生書冊中黯然無光的章節(jié)，好些熟識的同志都為他惋惜、慨嘆，正應了“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那句老話。
　　粉碎江青一伙以后，他在悒郁愧悔中過了幾年，直到病逝。那幾年中，他還時而給我和副刊主編姜德明來信，對某期版面或某篇文章提些意見，仍似他以前看大樣時一樣。

　　三

　　1960年，袁水拍調到中宣部以后，陳笑雨同志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調來報社擔任文藝部主任。那正是黨中央對“大躍進”以來引起的嚴重經濟失誤進行全面調整的時候，文藝政策自然也隨之而進行必要的調整。笑雨一上任就面臨貫徹文藝政策調整的宣傳任務。他富有組織才能和領導工作經驗，出題目、約作者、舉行座談會收集意見，都井井有條，逐步落實。更由于當時文藝政策的調整雖然是初步，但畢竟合乎文藝界民心，所以得到熱烈的支持。六十年代初期，報社文藝評論數量多、水平高，反映了當時努力糾正“左”的錯誤、貫徹“雙百”方針的盎然春意。比如，在文藝評論版用顯著地位和相當多篇幅高度評價新編戲曲《李慧娘》，評論齊白石的書法篆刻藝術，都是過去不可能做到的。笑雨本人是文藝評論家，是行家里手，他自己也常動筆，寫出見解鮮明、說理透徹的評論。有些觀點，以今天的標準看，未必有多少出奇之處，但在六十年代初，卻需要一點膽識。當時評論界盛行為一些文學藝術作品隨意貼上“人性論”、“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標簽，他卻熱情稱贊《朝陽花》有“革命的人情味”；
為一幅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宣傳畫《我們愛阿姨》寫篇短文，題目就叫《崇高的母愛》，肯定它“相當深刻地反映了我們社會生活的本質方面”；
在柯慶施、張春橋等人別有用心地鼓吹“大寫十三年”的喧囂聲中，他在文藝評論版上同這種“左”的謬論針鋒相對，發(fā)了一系列文章，評論電影《甲午風云》、《紅色娘子軍》、長篇小說《紅巖》和其他反映“十三年”以前時代的優(yōu)秀作品，旗幟鮮明地澄清了是非界限。

　　也是在政策調整、思想活躍的背景下，報上開辟了《長短錄》雜文專欄。笑雨同我們商量，學習《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形式，約請夏衍、廖沫沙、唐、吳晗、孟超五位老作家合作撰寫，從1962年5月到12月，一共發(fā)表了三十多篇。它們針對當時實際工作和生活中的問題，從不同側面闡明馬克思主義原則，對黨內和社會生活中的不良傾向、不正之風，提出一針見血而又與人為善的抨擊和批評。當時笑雨擬定并經編委會討論通過四條方針：表彰先進、匡正時弊、活躍思想、增長知識。這四條，即使到了今天，仍然顯示它的深刻性和正確性。然而，“文革”惡風一起，《長短錄》就被林彪、江青一伙的御用刀筆吏點名，判定為“報社內部反黨分子和社會上反黨分子結合的產物”，笑雨同那五位作者同時陷入羅網，而且竟被*致死。

　　1966年8月24日，報社大樓中突然刮起一陣揪斗毆打“黑幫”的惡風。笑雨已于前一年以“不適合在報社工作”為借口調到中共中央華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仍然被“造反派”揪回報社，每天在辦公室寫罪行交代材料。那時我也已經靠邊檢查，每天走過他坐著的辦公室，總見他有時伏案疾書，有時雙臂支撐雙頰，望著室外沉思。他確實在認真地檢查在文藝宣傳上的缺點和錯誤，主動承擔責任。但是，“造反派”們不滿意，認為他回避“利用《長短錄》進行反黨活動”這個“要害”，因而時時呵斥他態(tài)度不老實。那天下午，他和其他一批“走資派”被揪到五樓大禮堂，跪在臺上，一批人圍住他們拳打腳踢、吐唾沫、抽皮鞭。滿樓亂哄哄，有的狂喊亂叫、有的挾嫌泄憤、有的幸災樂禍。但也有不少同志義形于色，滿懷激憤，卻被阻于人墻之外，無能為力。這樣鬧到晚上十時左右才告結束。臺上臺下的人也悄悄離去。笑雨滿身污穢、一臉憤懣、雙目炯炯、雙唇緊閉，到辦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樓。他回到三里河華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將手提包塞進宿舍鐵門，就回身到復興門外真武廟附近的水塘邊，讓清澈的河水陪伴他離開那個混亂污濁的人世。給他的夫人黃寅留下一張十二個字的紙條：“死了算了，干干凈凈。寅，永別了。”今天讀它，仍令人酸鼻。

　　那是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人民蒙受浩劫的十年中普通的一天。就在同一個黑暗的深夜，老舍先生自沉于京城的另一片水面太平湖。

　　有關林淡秋、袁水拍、陳笑雨三位同志的事，可寫的、值得寫的實在很多很多。文藝部許多老編輯都難以忘懷那十幾年歲月，至今閑談起來，雖如白頭宮女說天寶遺事，但大家還是津津有味，有說不完的話。他們三位是小說家、翻譯家、詩人、評論家和雜文家，都具有書生氣質和文人豐采，作風各有不同，秉性也有差異，但對工作都是嚴肅認真、兢兢業(yè)業(yè)，不敢有所逾越。尤其在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作為文藝部領導人，又處在極其敏感，極其尖銳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漩渦中心，他們經常懷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沉重感，光風霽月中不免要出現些冷色，也是那個時代給他們留下的印記吧。那十多年中，在他們的領導下，文藝部全體人員團結友愛，群策群力，相互支持，通力合作。雖然也不可避免地進行幾次政治運動，先后使一些同志受到傷害，但多數時日，是友好、寬松、和諧、融合的。這不能不說同這三位書生領導的品格、作風有關。他們都熱情鼓勵大家發(fā)揮主動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提倡編輯人員有計劃地鉆研文藝理論。陳笑雨還在部內實行編輯每人每年有一個月讀書假，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同志業(yè)余創(chuàng)作和研究，使同志們都感到如坐春風、深受教益。至于我個人，十多年中先后朝夕相處，他們三位都比我年長，既是良師益友，又是后輩同行，得到的幫助和教育更多些。十年動亂后，受命接班，努力跟前人的腳印走，只是限于水平，力不從心，至今長懷愧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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