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四川成都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198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獲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學河濱校區(qū)，任比較文學教授。1998年起，任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今年2月3日獲選為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主要從事中西文學與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文著述包括《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評述》、《道與邏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論》、《同工異曲》、《比較文學研究入門》等。

　　本報記者 彭曉蕓 發(fā)自北京

　　對于1983年就赴美留學的張隆溪來說，談論“五四”不可回避中西語境和中西對話的問題，而跨文化研究也恰恰是他的本行。張隆溪早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曾得到錢鐘書先生賞識，兩人一直保持密切交往，這段經(jīng)歷在張隆溪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張隆溪以溫和的語氣談論起“五四”，但其內(nèi)在邏輯的堅定，體現(xiàn)出來的知識分子的自省和批判精神則是毋庸置疑的。

　　從整個發(fā)展脈絡評價“五四”

　　時代周報：2009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紀念的年份，可以想象，這是一個史學界和民間都會非�；钴S的年份，這一方面有習慣上的“大年”大紀念的傳統(tǒng)，另外一方面，也和近年來社會思潮的變遷有關(guān)系，比如，隨著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以及民族主義情緒的驅(qū)動，以激烈的情緒對“五四”全盤否定的言論也開始泛起。你站在中西文化對話的中間，你的看法對于各執(zhí)一端的人或許會有幫助。

　　張隆溪：當今世界已經(jīng)和100年前有極大區(qū)別，尤其中國近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在經(jīng)濟和政治上都成為世界上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這種時候，大部分中國人，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大概都沒有清末民初不改革自強就要亡國那種急迫的危機感，反而有了更多的自信和自傲。于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取代了自我批判的欲望，加上最新輸入的西方理論本身有極強的自我批判傾向，即批判西方自己的傾向，于是賽義德的“東方主義”和后現(xiàn)代、后殖民主義理論，在中國就成為否定“五四”以來中國追求現(xiàn)代化努力的新銳武器。

　　有的人甚至把“五四”與“文革”聯(lián)系起來。比如有人認為中國的傳統(tǒng)是一種獨斷式的思維，什么事情都把它看成是一個問題，要把儒家思想全盤否定，認為這就是“五四”的特點。但我不太同意這種看法。我覺得歷史的發(fā)展比人的思維要復雜得多，不是那么簡單的。“文革”結(jié)束以后，改革開放這些年，大家還是繼承“五四”的精神，重提“五四”尤其是“自由”與“民主”的重要性。我們這一代人最能產(chǎn)生共鳴的是關(guān)于“個性解放”和“自由”的提法，“五四”時期，不管是魯迅還是胡適，都談到人權(quán)和人格的問題，后來不提這些問題，把“科學”、“民主”作為“五四”的口號。當然談“科學”、“民主”很重要，“科學”歷來都是提倡的，這是沒有問題的，而“民主”，跟它有關(guān)系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個人的權(quán)利和尊嚴，婦女的解放、個人的解放，都跟人的尊嚴有關(guān)。當時魯迅寫過一篇文章叫《我之節(jié)烈觀》，把婦女受到的壓制和男權(quán)文化的心態(tài)寫得淋漓盡致，我覺得是最好的一篇。所以，我認為“五四”對于中國的思想解放、確立個人的尊嚴是非常重要的。

　　時代周報：而對人的尊嚴的認可以及走出國門，與西方進行對話的愿望則是一個歷史時期以來醞釀已久的，“五四”是一個歷史呈現(xiàn)的契機？今天回顧“五四”，當時的歷史情境就顯得尤為重要？

　　張隆溪：確實如此。我們現(xiàn)在可以把“五四”精神推到更早一點，不是說打倒孔家店是唯一的“五四”精神，也不是說1919年才萌發(fā)出“五四”精神，而是在“五四”運動前就有很多思想準備。例如對西方的認識，對世界的認識，早在晚清洋務運動時就已經(jīng)開始。洋務運動是在清朝帝制內(nèi)的改革，雖然不成功，但是它奠定了基本的認識，而這一點與“五四”是密切相關(guān)的�！拔逅摹边�有一個貢獻就是白話文運動，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非常大。如今有人否定這一點，很多人動不動反思“五四”，覺得把魯迅抬得太高了，傳統(tǒng)被徹底否定了，要恢復對傳統(tǒng)的自信，這不能不說是在一種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之下產(chǎn)生的。

　　的確，毛澤東講過魯迅是中國“最硬的骨頭”，后來幾乎把他神化了。把魯迅看作是一個人，而不是神，但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他。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說過，中國的批評界“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我覺得這種問題至今仍然存在，不是把他神化，捧得很完美，就是把他批得一文不值。這兩個極端都是不理性的。評價“五四”應該從理性上來判斷，應該把“五四”放在整個中國發(fā)展脈絡上，而不是單獨把它抽取出來。而且也應該看到當時世界的情形。中國的歷史離開了世界環(huán)境是說不清楚的，因為從晚清以來，研究中國不能只看中國，而應該看到日本、韓國、整個東亞甚至全世界，所以很多東西都不能孤立地來看。

　　我最反感的就是把一些西方的理論機械地搬到中國來，我們姑且不論這種批判在西方是否有它的道理，可是把它放在文化語境不同的中國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有人認為西方在講“批判”了，西方已經(jīng)拋棄了現(xiàn)代性，可我們還在提倡“五四”精神，所以“五四”就是完全不對的，進而從根本上否定“五四”。這是糊涂的看法，毫不顧及中國自己文化、歷史和社會政治的背景，完全沒有看到西方理論在中國所起的作用是怎樣發(fā)生的，這是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的錯位。

　　“國學”并不等于就是“儒家”

　　時代周報：隨著歷史語境的變遷，現(xiàn)在“民生”、“科學發(fā)展”成為了主流話語，“自由”與“民主”倒是趨于邊緣，不再被作為最核心的訴求，一方面是當代社會，個性的解放確實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說這樣的自覺意識弱化了呢？

　　張隆溪：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茖W或者說技術(shù)，晚清以來的歷代政府都深刻體會到這是很重要的，這當然是一個正面的訴求。晚清就提倡自強運動，但總是把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跟整個文化背景脫離開，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中國人可以把這些技術(shù)發(fā)明拿過來，但是沒有考慮這些技術(shù)發(fā)明是在怎樣的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的，為什么中國不能產(chǎn)生？目前中國仍然需要警惕這種情況。比如如今中國的學生數(shù)理化學得很好，出去國外考試成績很好，可是其他方面，比如對于變革社會的愿望，對于民主自由的理性訴求，以及在人文素養(yǎng)的培育方面，都有很多欠缺，我覺得這點才是要反思的。

　　時代周報：科學力量的發(fā)展以及經(jīng)濟的騰飛，讓中國人開始有了底氣，在這個基礎之上，似乎有一種聲音開始大力提倡“國學”，語境的輪回使大眾的訴求開始有了變化，精英的意見也開始分裂，我們?nèi)绾蚊鎸�這種趨于多元的社會思潮？

　　張隆溪：傳統(tǒng)文化受到重視不是問題，但我覺得“國學”的定義是很模糊的�；\統(tǒng)地講，凡屬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都叫“國學”，文史哲都是“國學”的范疇。在學問的意義上來講“國學”當然有它的價值，但是不能把“國學”看成就是“儒家”，認為中國的學問就是儒家的學問，也不能非常狹隘地去理解儒家的學問，尤其是把它視為民族主義的武器，認為是對抗西方自由學說的良方，比如季羨林先生的“河東河西論”，我是不贊同的。我也非常喜歡中國傳統(tǒng)的學問，我做東西方跨文化研究，就是試圖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中得到啟示，但無論如何，偏執(zhí)一方總是危險的。何況并沒有真正的東西方截然對立的學問，比如相對于中國的“國學”，西方也有研究希臘羅馬傳統(tǒng)的古典學。學科分割是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但不妨礙一個人成為通才，比如有的人修了歷史又修哲學、人類學，跨學科的知識背景和研究方法，在西方學界非常普遍。而國學試圖回到傳統(tǒng)，試圖擺脫學科分割帶來的問題，卻遭遇了新的問題。比如，沒有一個“國學”的學位，實際上，國內(nèi)幾大國學院的學生，拿的仍然是文史哲各類學位。

　　對傳統(tǒng)文化的訴求越來越強烈，或者是說，我們想要去彌補“文革”時期曾經(jīng)斷裂的文化紐帶，這樣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一個多元社會里，各個社會群體必然會有自己的偏好，但是不能喪失自省和批判的精神。

　　反對“中國不高興”式的姿態(tài)

　　時代周報：可以說“五四”是中國人與西方對話的新起點，這90年來，中國人在如何與西方恰如其分地對話這個問題上，可謂一波三折，從猛然驚醒、打開國門到再度封閉然后再度開放，這90年，對話的平臺變化了，心態(tài)也變化了，中國人怎樣才是更為從容的態(tài)度呢？

　　張隆溪：目前中西方對話有了更好的基礎和平臺，我們應該承認，近200年來中國是比較弱勢的，而西方文化比較強勢，到目前為止西方還是很強勢。但是中國比以前卻好了太多，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比歷史上尤其是近代歷史要好很多。在經(jīng)濟上、政治上都有了一定的發(fā)言權(quán)。當然，我很反對那種“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的姿態(tài)，這恰好是沒有自信心、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現(xiàn)。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確實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西方也愿意聽中國的聲音。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跟西方對話有了平等的機會和條件，跟“五四”那時中國完全處于被動接受西方的東西是不一樣的，現(xiàn)在恰好是通過跨文化的對話，通過各種不同的交流能夠達成建設性的對話成果。我覺得現(xiàn)在的條件應該是最好的。如果中國再繼續(xù)好好發(fā)展下去，這種條件會越來越好。

　　時代周報：近百年的歷史到了現(xiàn)在是一個完全嶄新的起點，但是在這個起點上，“五四”依然有寶貴的遺產(chǎn)值得繼承？文化的斷裂，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可以續(xù)接得上的？

　　張隆溪：對。在西方當代文化語境中，“斷裂”似乎是后現(xiàn)代社會或詹明信所謂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但在中國，“文化斷裂”似乎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一方面，清末民初、“五四”運動時期以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革”，都是中國文化發(fā)生巨變的斷裂時期。然而在另一方面，文化和傳統(tǒng)具有超越性的“韌性”，往往在斷裂和激變的同時，又有延續(xù)和繼承。“斷裂”只是一個方面，而文化的“韌性”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概念，而中國的文化恰恰是具備這種韌性的。

　　現(xiàn)在從世界發(fā)展的形勢來看，不管是政治上還是經(jīng)濟上，比如西方的金融危機是非常危險的，是很大一個挑戰(zhàn)，中國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中國還在不斷地發(fā)展當中，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條件，在經(jīng)濟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整個世界格局的發(fā)展提供了中西方之間對話的良好條件。可以說，百年中國，今天是中西方對話的好時機，所以中國人完全應該顯得更加從容和達觀，既不自卑也不要自大，而是更富于理性和建設性。

　　來源：《時代周報》，天益網(wǎng)受權(quán)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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