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高興》是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五位作者的文集，分為三個部分：“中國為什么不高興”“中國的主張”“放下小菩薩，塑偉大之目標(biāo)”，通過批判中國現(xiàn)實、揭示中西關(guān)系來呈現(xiàn)以下主題——中國要做一流國家，依托國家大目標(biāo)實現(xiàn)眾生幸福平等，告別自我矮化的精神歷史。

　　作為一本引起各方爭議的政論作品，《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中國不高興》迅速熱銷已經(jīng)是板上釘釘?shù)氖�。而此書的兩位作者宋強和黃紀蘇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從另一個維度解讀了這本已經(jīng)被標(biāo)簽化的書，在他們看來，《中國不高興》是給中國知識分子看的，以用來“鞭策他們，刺激他們，喚醒他們”。

　　個人和國家都要有大抱負和大擔(dān)當(dāng)。否則，不只是西方人、中國人不高興，整個人類都會不高興。

　　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是1990年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情緒自然反彈的標(biāo)志之一，震動西方世界；
2009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策劃人張小波再次拋出《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中國不高興》：“再次向西方攤牌”、“為憤青而作”、“民族主義再次升溫”……林林總總的標(biāo)簽式評價再次扣在這本必將引起各方爭議的政論作品上，但《中國不高興》的迅速熱銷已經(jīng)是板上釘釘?shù)氖隆?/p>

　　除去出版社為宣傳需要打出的廣告噱頭和書中情緒性的表達，《中國不高興》可能比《中國可以說不》走得更遠。幾位作者通過這本書希望達到的需求，也許不僅僅只是表達中國未來國際政治走向的民間思考，刺激、驚醒渾渾噩噩的知識精英也許是本書的另一個重要主題。

　　熱播中的《我的團長我的團》第16集中，團長龍文章對師座虞嘯卿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愛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就這毛病，連師座都沒逃過愛安逸的毛病——龍文章得到的是一記耳光

　　《中國不高興》可能會令西方不高興，但真正不高興的也許是“安逸”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做出的反應(yīng)當(dāng)然不是扇作者的耳光，他們或拒絕拿起此書，或繞著圈子反駁，然后繼續(xù)安安穩(wěn)穩(wěn)地過自己的小日子。對此，《中國不高興》的兩位作者宋強和黃紀蘇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這本書就是寫給知識分子看的，“要鞭策他們，刺激他們，喚醒他們。因為無論個人和國家都要有大抱負和大擔(dān)當(dāng)。否則，不只是西方人、中國人不高興，整個人類都會不高興。”

　　“用‘新愛國主義’這個詞來界定中國民間的這種反抗情緒，是人民立場的愛國主義�！�

　　我的感覺是，《中國不高興》和《中國可以說不》有很大的區(qū)別。《中國可以說不》中個人情緒性的宣泄更強些，《中國不高興》則在鞭策中國人和知識分子，要樹立大目標(biāo)。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你13年前批判的東西有變化嗎？

　　宋強：我說那么多年了，大家都沒什么進步，國事變化不大，思想界變化也不大，而且罵我們的人永遠就是這些人，用的手段還是那一套。那些罵我們的知識分子開口閉口就是自由民主，其實這些東西根本就沒有必要和國家利益對立起來。

　　13年前的《中國可以說不》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本書。當(dāng)時精英界彌漫著一種消極的“沉船心理”，就是中國這條船要沉了，大家趕緊要跑。

　　黃紀蘇：當(dāng)時的中國人對中國毫無信心，但現(xiàn)在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的經(jīng)濟還是在往上走，中國還有很大一個群體把中國往上推。

　　1990年代中期的時候，當(dāng)時我們有一種情緒，大家開始明白，我們跟西方是有利益沖突的，而在整個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大家都認為美國是一個好老師、好恩人。當(dāng)精英們開始對中國失去信心的時候，民間有一種反思：中國那么差、沒戲，我們在世界格局中真的就這樣子了嗎？這種質(zhì)疑開始出現(xiàn)了。這個時候，《中國可以說不》出現(xiàn)了，把民間的這個聲音說出來了。當(dāng)大家都在跳船的時候，有人站出來說“不”，我們要有自己的信心。

　　現(xiàn)在，中國比13年前各方面更加強大了，但我們想說的是，中國不能到這就好了，不能就這么湊合了。中國要樹立遠大抱負，對世界要有擔(dān)當(dāng)，而且由不得你。

　　宋強：我想補充的是，1996年那樣的大氣候下，《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現(xiàn)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事態(tài)，我后來也講了，“對抗也是積極的�！�

　　黃紀蘇：《中國可以說不》中那種民族情緒實際上是中國開始轉(zhuǎn)變的一種信號，它把這種東西喊出來了，要不然西方就以為中國所有年輕一代都跟著他們走了。

　　但對這兩本書最大的責(zé)難可能就是，你們公然宣揚當(dāng)下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在西方話語里，民族主義已經(jīng)是個貶義詞。

　　宋強：我認為，中國從來就沒有西方概念中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都是應(yīng)激性的，你看去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國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都是這樣嗎？所以我更傾向于用“新愛國主義”這個詞來界定中國民間的這種反抗情緒，是人民立場的愛國主義。

　　黃紀蘇：什么“極端民族主義”、“新左派”等等，這些帽子扣在我們頭上太簡單化了。如果認真看這本書，你真的很難去定義。

　　“中國要有大目標(biāo)，精英要有大承擔(dān)，這才是這本書的核心。”

　　《中國不高興》講的其實只是一些常識而已，普通民眾對中國未來格局的常識性思考，比如“持劍經(jīng)商”。

　　黃紀蘇：我們說的就是常識，比如國與國之間就是利益。

　　宋強：很多常識大家已經(jīng)不認同了，我們只是把常識恢復(fù)一下而已。比如國際關(guān)系，就是利益，但許多人把我們弄得一頭霧水，連這個簡單東西都忘記了。我覺得，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前幾天在采訪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的時候，他說，希望中國強大起來，為其他國家主持公道。

　　黃紀蘇：王小東用的一個詞我覺得特好，就是“天命所歸”，就是毛主席以前說的，中國要對人類社會作出較大貢獻，鄧小平后來也說到，這個目標(biāo)要等到下個世紀中國成為中等強國的時候，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在“下個世紀”了。我們這個國家那么大，它只要存在必然深刻影響這個世界，也要參與管理世界中去。你這么個文明體，不承擔(dān)這個任務(wù)也得承擔(dān)，你不可能讓新加坡去承擔(dān)吧。中國要確定大目標(biāo)、大任務(wù)，這不是你要不要的問題，由不得你。但我們的精英們呢？他們沒有這個目標(biāo)，也沒有動力推動中國去干這個事情，他們還在那兒醉生夢死。我們這么大一個民族，你對世界歷史和人類要承擔(dān)義務(wù)，這是一個現(xiàn)實。中國要有大目標(biāo)，精英要有大承擔(dān)，這才是這本書的核心。

　　宋強：我在書里也說了，中國這么大一個文明體，你不是壓垮這個世界，就是再造一個世界，要不然你就別混了，而我們當(dāng)然選擇后者。

　　但有人會站出來罵你們，做出頭鳥，讓外國人找到“中國威脅論”把柄。

　　宋強：你不挑戰(zhàn)現(xiàn)有世界政治格局，你就得出局，很可能帶著整個人類出局。我要說，我們要打倒拳王，也要打碎拳壇，這才是抱負。我們要改造世界體系和注定要被淘汰的現(xiàn)有國際政治經(jīng)濟格局。

　　但大家都在回避這個問題。

　　黃紀蘇：官方可以回避，但是作為我們民間的立場，就應(yīng)該直接面對。可惜，知識分子也在回避，甚至在找理論如何回避。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知識精英在相當(dāng)程度上體制化、官僚化了，他們不敢說中國話。他們出來說人話，我倒覺得奇怪。

　　“知識分子應(yīng)該明白，中華民族應(yīng)該往前走一步、走一層，他們要做出選擇�！�

　　套用美國政治學(xué)家查默斯·約翰遜的“反彈”概念，《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中的民間思考和情緒，可能都是自然的“反彈”，13年前是對西方，今天是對中國內(nèi)部的懈怠。

　　宋強：這種反彈非常正常。

　　黃紀蘇：談到中國和平崛起，我們當(dāng)然希望一路起來和風(fēng)細雨，什么事都沒有。但你要起來，肯定要對世界現(xiàn)有利益格局產(chǎn)生影響、沖擊，你必定要得罪他們的利益。那我們準(zhǔn)備好了嗎？難道僅僅是靠談判嗎？多送點熊貓、建些孔子學(xué)院就行了嗎？這是我們的美好愿望，現(xiàn)實并非如此。

　　但這樣一種思考，目前只有民間的思考，很難從知識精英那里聽到。

　　黃紀蘇：當(dāng)然，肯定是民間立場。我們的文化精英，一有點東西就趕緊去賣，但都是些小打小鬧的東西。你坐下來跟他們聊天，他們一副副看破紅塵的德性，就是瞎混，混點小名小利就完了。但越是這種心態(tài)，越做不出有氣魄的東西。因為他們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想象和理想。這些文化精英說得最多的就是，“你們這些話又在折騰，又是‘文革’那套，我們吃的苦頭夠多了�！�

　　宋強：一說到我們的千年偉業(yè)，我們這幫知識精英就生怕吵了外國人午休似的，我就覺得這種心理是中國人特有的。西方人不稀罕這種東西，人家用不著，人家倒希望你們各個方面都能夠把你們的真實想法講得清清楚楚。

　　我覺得你們出這樣一本書，并不在意影響官方立場，更想影響的人其實是知識分子。

　　黃紀蘇：對，我希望知識分子來看這本書。如果他們對世界大勢、中華民族未來的走勢能看清楚，他們可能就能做出一些更有創(chuàng)造性、更有氣魄的東西出來。我認為許多文藝工作者，他們都有很好的天賦，但卻沒有創(chuàng)造性，在我看來是他們自己把自己埋沒了，一天到晚在搞那些小東西，賺快錢。我覺得特別可惜。

　　包括知識分子。

　　黃紀蘇：對，他們的世界觀不對，今天很多人還不知道調(diào)整自己，還沒有看清世界和歷史的大勢，所以生活在安逸里。有些精英吃飽了混天黑，我們就從民間角度，把大勢說給他們聽。知識分子應(yīng)該明白，中華民族應(yīng)該往前走一步、走一層，他們要做出選擇。（記者 石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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