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過去了，痛定思痛，更感到痛的重量。

　　記得2007年12月5號下午，我在海外的大學任教，收到曹衛(wèi)東博士的手機短信，他說余虹走了，我很震驚。我一生很少失眠，但那一次我卻連續(xù)失眠一周。

　　在北京學者當中，大概我住的地方離余虹是最近的，見面也是最多的，談得大概也是最深的。余虹走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有幻覺，覺得余虹總在我的窗外。我經(jīng)常熬通宵工作，一回頭就能看到窗外的他。我想，他可能有一些未盡的話要對我說，有很多的想法要傾述。

　　余虹走了，他為什么走？而且選擇這種決絕的方式？我感到有幾個關鍵問題值得當代中國學人思考。我不太贊成當一個思想者走了以后，將他無限拔高，也不贊成去找一些無所謂的生活細節(jié)來填充人們蒼白的心或是習慣鎖孔新聞的耳朵，我贊成的是依照他所追問的問題去繼續(xù)思考并深究根源。

　　新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迷茫中尋找思想創(chuàng)新之路。記得2000年，我在國外任客座教授兩年回國，就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學者做西學并在中國推進西學思想已20余年了，為什么越來越迷茫？我和余虹都是做西學的，他做海德格爾研究，我做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研究，并且經(jīng)常交流看法�？梢哉f，我從80年代中期開始做藝術本體論，到80年代末期做解釋學、現(xiàn)象學乃至于解構主義，大抵沿著20世紀西學最前沿的方法論做下來。到了90年代，知識分子邊緣化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部分人走向了市場，有一部分在精神突圍，還有一部分守留在學術的原地，但是這塊學術變得并不那么可愛了。

　　后來，余虹我們倆都搬到世紀城。他到我家，探討的是“問題和立場”。其實，這意味著中國學界的一種思考的轉(zhuǎn)向。當我們覺得西化的獨斷性、唯一性、普世性等不再合法和絕對，而是有人為的意向虛無性的時候，那么我們應思考一下本土問題和中國立場。《問題》和《立場》成為他主編的兩本刊物，我都參與了創(chuàng)刊號的組稿和撰稿。《立場》前前后后經(jīng)過了很多的波折，每一次波折他都到我家里跟我談。我知道，我當年和劉小楓主編《東西方文化評論》的時候也是很艱難的。出刊物就是對這個國家、文化負責任，也為思想者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一個漂泊的小船，大家可以在上面同舟共濟，發(fā)揮一點點思想的熱量。

　　在我看來，《問題》《立場》這兩個題目都起得很好。但是我想問的是，它們是中國問題還是西方問題？是東亞問題還是人類問題？是古代問題還是當代問題？這些問題和一百年前“五四”時期中國的問題完全不一樣。我更加強調(diào)的是當代中國問題和當代中國文人、中國知識者的立場，尤其強調(diào)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指紋、知識身份和文化立場。如果沒有這些，他就是一個沒有指紋的無指紋者，沒有這些，他就會糊里糊涂地為西方說話和說西方話，而忘掉自己苦難的本民族精神的學舌者。

　　我和余虹對這些尖銳問題做了多次討論，有時候還相當尖銳。在我和余虹無數(shù)次的交談中，我覺得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正在變成一個單面人的群體。事實上，無論是古代的文人，還是近代的西方知識分子，他們的情感世界是很豐滿的。但中國知識分子當下面對的是無盡的教學寫作出版，無盡的會議和行政工作，無盡的各種評比和圖表統(tǒng)計、無盡的答辯和項目檢查，而其他方面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愛好被壓縮了———應該用整個心靈去思考和寫作的生命時間日益零碎化。對此，我和余虹經(jīng)常感慨。我們與張志揚一塊談話的時候，他聽到我們在北京的學者居然“五項全能”，就是教學、論文、評獎、項目、行政工作這五項一項都不能少，而嘆為觀止！他說，難怪很多學者終其一生做了很多瑣碎的事情，卻出不了一本真正的代表作。

　　余虹當時跟我說，他要寫一本《文學知識學》，但他最終沒有完成。他曾設想在這本未完成的書里要談的是中國知識的體系、構架，試圖從兩種知識碰撞當中揭示21世紀人類應該建立怎樣的知識。他的體系是豐滿的，他的陳述是充滿建設性的，甚至還想在創(chuàng)新上作出努力，但我們再也無法看到他思想中的精髓———他很重要的代表作了。

　　余虹有一個習慣，他每次有了好的想法總是要電子郵件傳給我看，但是我從來不把我的文章傳給他看。我的想法是把一篇文章寫完并確定思想以后才示人。但是，余虹很愿意在思想剛剛呈現(xiàn)一個芽、慢慢長出一片葉時候，將這些思想生長的過程展示給大家。余虹是很感性和詩性的人。有的知識分子在思考知識學體系構成的時候，他的情感世界是暗淡無光的，而且也不敢呼喚光。很多知識者，如北大、清華、人大等的一些教授、學者，要么英年早逝，要么查出來就是癌癥晚期，痛苦地度過余生。說句直白的話，當代知識分子不快樂。他們從內(nèi)心到外在都被焦慮所填充著，那些看破了紅塵、感受金錢魅力的人就更加單面化了。

　　余虹和我的共同想法是，努力擺脫文人學人枯燥乏味的單面式的生命方式。擺脫的方式就是要進入藝術世界，讓知識分子的情感世界和思想世界在藝術世界中軟著陸。他開始關注中國當代畫家，并花了很多精力為他們寫評論文章。但說實話當今中國藝術家值得我們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拿著放大鏡去揣摩，去神交的藝術家越來越少�，F(xiàn)在藝術家在經(jīng)濟突圍以后放棄了自己，藝術世界瓦解了。

　　不過總體而言，我認為進入藝術的精神世界是我和余虹的一個努力方向。有一次在香山開會，窗外有一大片的綠草地，余虹忽然提議和我出去散步談話。在綠色的草地上的這次談話非常重要。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談中國知識分子經(jīng)濟困境和尊嚴問題：教授退休后還能有何作為？可以說，退休以后處境是艱難的。當一位教授熬盡心血寫作，極為低廉的稿費既換不來內(nèi)心的快樂，也換不來學者起碼的尊嚴。他認為，中國學者僅僅通過寫作來養(yǎng)活自己是很難的，經(jīng)年累月嘔心瀝血寫作數(shù)年，出版一本書稿費能有萬元就已很不錯，五四時期的教授能養(yǎng)活一大家人，今天的教授養(yǎng)活自己也很不易。我說，大概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我們在有限的學術生命中既不可能下海經(jīng)商賺錢，也不可能像海外大學那樣待遇優(yōu)厚。我們只能在努力寫作的當中善于保護自己、愛惜自己，當我們自己不愛惜自己的時候，就沒有愛惜的人了。

　　余虹是一個情感很豐富的人。我沒有看到一個教授流過眼淚，但我看見余虹流過淚。有一次在廣州暨南大學開會，一個學者談到余虹一本書的翻譯有問題，同時也批評了其他研究海德格爾的學者。余虹沒有說話走出去了。等我出來看他，發(fā)現(xiàn)他望著天空默默地流淚。我知道他不能容忍他人對他所思考的學術的肆意批評，也不想別人把很友好的知識聯(lián)盟說的很糟糕或者歪曲誤讀。我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膀說，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無端指責，《老子》有一句話，“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沒有人罵你，沒有人批評你，你是做不起來的，我認為你做得對，沒關系。從這些我能看出，余虹是一個真性情、真血性的人。我們很多做學問最后做成了滅絕師太，做的已經(jīng)沒有表達自我情感的能力了。

　　余虹的最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學術沒有做完，這未完成的交響曲令人遺憾。我覺得如果給他以時間，他會成為中國很重要的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般的知識性的思想家、理論家。當我看見窗外余虹的時候，他想說的話，我慢慢明白了，他讓我好好做下去，因為我們是經(jīng)歷過苦難的一代學者，肩負著中國文化重建和中國文化輸出的學術大使命。當年77級高考考進重點大學的考生為萬分之一，然而今天留下來的能夠成為比較知名學者的大概又是當時大學生的百分之一，最后成為著名學者的比例大概為百萬分之一。這是多么珍貴的文化資源！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中學和西學根底本來就單薄，一些學養(yǎng)不夠的人容易看風使舵，能夠堅定不移地沿著自己的思路，在學術制高點上去透徹地審視東方西方，找到自己立場的學者少之又少。所以我說，余虹是一個沒有完成的思想曲，是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話題。

　　文化上的哀傷或思想上未完成的遺憾，成為了我們永恒的痛。冷酷的命運本身限制了余虹，使他未能走得更遠。而中國問題卻不會終結，相反會更加突兀地呈現(xiàn)在新世紀，使一批學者在“人類問題”和“中國立場”之間走得更遠。這或許是追思的意義，也是生者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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