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VAROL是幾個貝當分子在上世紀50年代的法國創(chuàng)辦的一份極右翼小報。雖然標價高達3.05歐元，但是無論頁碼還是印刷質量，都像是流行于中國大街上見人就送的壯陽藥廣告。如果有人把RIVAROL拿到大路上去免費散發(fā)，敢伸手接它的人一定不會很多。道理很簡單，沒病誰要那玩藝兒？然而，在2005年乍暖還寒的1月，這張不入流的小報幾乎撬動了法國所有的媒體，大家不得不放下手頭的活計來談論它，因為法國國民陣線黨主席讓-瑪麗勒龐先生又在上面大放厥詞，上演“納粹秀”了。

1月7日，勒龐先生在回答RIVAROL關于二戰(zhàn)結束60周年紀念活動的看法時回憶說：“在法國北部，曾經有個德國中尉，它的部隊遭到襲擊，火車全翻了，死了不少士兵。惱羞成怒的中尉決定血洗附近的村莊。在殺了一些人之后，駐扎在里爾的蓋世太保開來兩車人制止了這場大屠殺……如果德國人在各地制造大量屠殺的話，他們就沒有必要去建集中營了�！痹趶娬{蓋世太保“保衛(wèi)人民”之后，勒龐表示這種事例還有很多，應該廣泛搜集，還二戰(zhàn)歷史一個真實。勒龐同時表示對發(fā)生在法國西部奧拉都爾（Oradour-sur-Glane）的大屠殺“有很多話要說”。眾所周知，奧拉都爾大屠殺是法國二戰(zhàn)史上最為慘烈的記憶之一。1944年6月10日，也就是諾曼底登陸后的第四天，據(jù)說是懷疑奧拉都爾村村民伙同游擊隊偷了幾百公斤黃金，黨衛(wèi)軍第二師包圍了該村莊，將村中男女老少分別趕到谷倉與教堂里進行大屠殺，共造成664死亡，其中包括246名婦女和207名小孩。只有6名村民從機槍與手榴彈的火力之下僥幸逃生，他們成為這場慘案的見證者。戰(zhàn)后法國政府沒有對該村進行重建，只在村口立了一塊碑，上面分別用法語和英文寫著“Souviens-toi”和“Remember”（記住）。

不出所料，勒龐為納粹翻案的言論立即引起公憤，他不但忘了自己的漁民父親被德軍的地雷炸死，而且“侮辱所有受害者的記憶”。幾個月前他還在電臺里抱怨記者們不愿談論他邀請他，現(xiàn)在他如愿以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隨后幾天內，巴黎的媒體到處是《全體抗議》的醒目標題�！妒澜鐖蟆芬蝗缂韧�，對極右翼勢力進行嚴厲批評；
《解放報》稱勒龐對德國占領法國的合作時期有懷鄉(xiāng)病。該文作者開篇便問了自己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說還是不說”？因為勒龐是個出鏡狂，大家罵他反而是幫助他。

勒龐的講話在法國政界也掀起不小的波瀾。司法部長多米尼克佩爾本表示要把勒龐送上法庭；
精明過人的人民運動聯(lián)盟主席尼古拉薩科奇“識破勒龐的把戲”，稱既然都知道勒龐只會制造丑聞，就不要浪費時間去討論丑聞到底有多丑，當務之急是把勒龐繩之以法。社會黨的新聞發(fā)言人同樣直截了當，各家媒體不必為勒龐的胡言亂語作廣告了。有律師分析，勒龐的言論顯然違反了1990年的《蓋梭法》（Gayssot），其主要懲罰對象包括否定納粹罪行的修正主義者、反猶及仇外分子。如果罪名成立，勒龐將被取消議員豁免權，處以5年徒刑及4.5萬歐元的罰金，同時剝奪被選舉資格。勒龐的律師則針鋒相對，辯稱他的代理人沒有任何違法行為，他不過是運用了自己言論自由的權利。

對各界要求“繩之以法”的呼聲，勒龐在接受《費加羅報》與RTL等媒體采訪時重申立場，并否認自己“別有用心”。勒龐說他不過是在一家發(fā)行量很小的報紙上發(fā)表觀點，有爭議的內容不過10行，如果要追究這件事的責任，就應該找那些將這幾句話搬到大報上并拼命炒作的人。勒龐抱怨《世界報》率先將他的言論尋章摘句拿出來發(fā)表，而那時RIVAROL小報還沒送到巴黎的售報亭呢。不過這次勒龐態(tài)度相對謹慎，拒絕評論奧拉多爾村莊的大屠殺事件，只是不停地語重心長地嘮叨：“從比例上講在德軍占領時期，法國人受的苦最少�！迸c此同時，勒龐將自己打扮成一個甘為言論自由獻身的戰(zhàn)士——二戰(zhàn)都結束60年了，像他這樣有條理且冷靜的人不能對二戰(zhàn)發(fā)表言論，是這個時代的恥辱。他的思想受到了政治力量的控制，這是主流媒體在操縱輿論，目的是讓反對歐洲憲法的人找不著“說不”的地方。

“勒龐一思考，法院就罰錢” 對于勒龐的自我開脫，有作者指出勒龐又在演拿手好戲：先“挑釁”，然后坐在家里等各路媒體“妖魔化”，最后對大家說自己不過是個可憐巴巴的“受害者”，一個在法國無法享受言論自由的下等人。這種方法很拙劣，然而，它事半功倍。在法國人準備為歐洲憲法全民公決的時候，被媒體冷凍幾個月的勒龐再次利用這種“下三濫”的手腕回到了政治的聚光燈下。由于1月27日是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60周年紀念日，“為了法國運動”的主席菲利浦維葉表示，勒龐是在最不合時宜的時候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機會出擊，他要的就是轟動效應。如有分析人士指出，勒龐的言論觸及極右派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內容。國民陣線實際上是一個復仇主義政黨，它糾集了一些在印度支那戰(zhàn)爭、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及貝當政府時期的落敗分子。從1972年建黨以來，他們的目標就是為納粹翻案并重構維希政府的合法性。

在法國的主流民意里，勒龐可謂臭名昭著。自從他搞政治以后，法國政治生活里便出現(xiàn)“勒龐一思考，法院就罰錢”的奇特景觀。1987年9月，勒龐在RTL電視臺說納粹的毒氣室不過是二戰(zhàn)歷史中的細枝末節(jié)，因此被法院判罰120萬法郎；
1988年勒龐在一個公開場合罵某個政府部長該送到火葬場燒掉，被罰1萬法郎；
幾天前剛接到巴黎上訴法庭確認的1萬歐元罰款，因為2003年4月他在《世界報》上發(fā)表煽動針對伊斯蘭的種族仇恨的談話，“當法國有2500萬穆斯林而不是現(xiàn)在的500萬時，法國就由他們做主了�！�2004年10月，勒龐告《世界報》的案子敗訴�！妒澜鐖蟆吩�2002年法國總統(tǒng)大選時發(fā)表證言指責勒龐在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時期搞虐待。這天勒龐夫婦帶著黨內二號人物布魯諾哥爾尼奇（Bruno Gollnisch）和一群保鏢到法院示威。在法庭上，老勒龐稱自己“一生下來就愛國”，在法國這是“和奧貝力克斯（法國傳說中的民族英雄）掉進藥缸里一樣眾所周知”的事情。

也有媒體指出，勒龐此次為了自己出風頭是給女兒找麻煩，讓馬里娜為國民陣線“去妖魔化”的形象工程全部泡湯。3年前，國民陣線在總統(tǒng)大選中一炮走紅后，一向小本經營、靠政治花邊爭奪選民眼球的勒龐開始以主流政黨自居。馬里娜也雄心勃勃，為有機會參加2007年的總統(tǒng)競選作準備，于是利用一切場合為國民陣線“去妖魔化”，以期爭取主流媒體的認可。勒龐似乎也是該策略的支持者。但是馬里娜的主張受到黨內頑固派哥爾尼奇的強烈抵制。頑固派“反對一切平淡無味的妥協(xié)”。去年10月，哥爾尼奇有關“納粹沒有毒氣室”的談話引起黨內一些人士的不滿，馬里娜隨后也在《費加羅報》稱國民陣線某些領導人關于二戰(zhàn)的評論“不受歡迎”，坦陳被疑主張反猶主義是國民陣線的死穴。但是國民陣線政治局的頭頭腦腦幾乎都對哥爾尼奇表示支持。有分析人士因此指出，勒龐在黨內的根基可能已經動搖。

自相矛盾的極右主張 作為國民陣線的頑固派代表，哥爾尼奇不過是里昂第三大學的日語課教授。他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打的口號是“把法國還給法國人”，主張“禁止移民、重建主權、恢復自由”、“只有國民陣線才能救法國”。在筆者看來，法國極右勢力的諸種政治主張不但經不起縱深推敲，而且不同綱領之間也自相矛盾。比如他們反對外來移民，卻對德國人占領法國高唱贊歌；
對維希政府的“德法合作”時期念念不忘，同時對歐盟的建設大肆攻伐。至于勒龐所說“和其他國家相比，法國所受痛苦最少”并因此贊美蓋世太保，更是典型的邏輯混亂。

筆者曾經暗訪位于巴黎郊區(qū)圣克魯市的國民陣線總部。墻壁走廊上到處掛著勒龐笑容可掬的宣傳品，其中包括十幾年前他抱著一個小女孩的合影，就像爺爺抱著孫女。小女孩只是政客的道具，她想不到的是勒龐這一抱就是十幾年。走在這幢形如倉庫的小樓里，筆者心里不由得一陣陣犯緊，耳邊響起的只有勒龐“把所有外國人都趕出去，趕不走就建一個集中營處理”的布道。他們不允許我拍任何照片，國民陣線黨員對我的解釋是：你知道我們的名聲在巴黎的地鐵里都很臭，我怕你利用照片栽贓。在我執(zhí)意拍了幾張之后，他們叫來警察對我進行搜身檢查，看我是否攜帶了刀槍。我的一句話逗樂了警察，“我可不會做那蠢事，我的命比勒龐先生值錢！” 在法國，勒龐留給人們的只有粗魯和笑料。他說外來移民是法國治安變差的根源，然而身為議員，他也是法國憲政生活里肢體沖突的明星。解釋這種自相矛盾最好的案例是勒龐的眼罩。1984年勒龐在《法國人優(yōu)先》一書中稱自己在1957年為救阿爾及利亞朋友左眼被石頭砸傷，后并發(fā)外傷性白內障失明，以顯示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但是1992年《巴黎人報》在頭版刊登了兩張勒龐的照片，一張攝于1958年，勒龐右眼戴眼罩，另一張攝于1973年，左眼帶眼罩。后據(jù)勒龐前妻證實勒龐所謂的拔刀相助傷的是右眼，左眼球是因為患了眼疾才被摘除的，這與“救人”毫無關系。

從某種意義上說，現(xiàn)在法國主流政治與極右派勢力的對壘還發(fā)生在巴黎與里昂兩座城市之間。如《人道報》在1999年指出，里昂已經成了為納粹翻案的“修正主義大本營”：1973年，里昂三大建校伊始網羅了一批法律與人文學科的極端保守主義者；
1978年，一名叫羅伯特弗里森的里昂二大老師稱納粹是猶太人和聯(lián)軍為了戰(zhàn)爭需要編造出來的彌天大謊，“納粹的毒氣室只毒死過虱子”；
1981年里昂三大成立“印歐研究中心”，其目標之一就是論證有高級人種存在，該中心直到1998年才被關閉；
1985年極右分子亨利羅格在南特答辯一篇為納粹翻案的論文，答辯委員會里有兩名里昂教授。羅格在答辯致詞中將這兩名教授稱為在法國支持真正學術研究的獨立教授（該論文涉嫌舞弊次年被取消）;1989年，里昂三大有教師在《經濟與社會》雜志上發(fā)表文章否認納粹毒氣室的存在；
1993年，里昂三大歷史系教授伯納德盧干為殖民主義高唱贊歌……他們被當作“知識分子中的敗類”為多數(shù)法國人不齒。有人指出，如果法國有高貴人種的話，就是那些批評勒龐等極右分子危險言論的人。

時光荏苒60年。回顧法國主流社會對勒龐等極右分子的圍追堵截，筆者相信，只要人們能堅守對奧斯維辛那份慘痛記憶，歐洲的政治納粹不會形成大的氣候。2002年總統(tǒng)大選時“法蘭西民主與尊嚴的保衛(wèi)戰(zhàn)”充分印證了這一點，希拉克獲得連任不是因為他的支持率高，而是勒龐的反對率高。它也說明只有人民覺醒，民主才會有意義。但是對這份記憶的堅守同時維持了一個悖論——主流記憶之外的“標新立異”會讓“納粹秀”一直流行下去，我是說它會以無知、戲謔或無恥的方式一直流行下去。這也是為什么在法國人討伐勒龐時，隔海相望的英國小王子哈里會身著納粹裝參加朋友聚會，上演一場名副其實的“納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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