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藏有一批豐富的中國皇室肖像及儒家圣賢像，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都有一個系統(tǒng)化的統(tǒng)一裝裱格式。例如帝王像的掛軸一律裱以帶有云紋的金黃色綾，天地部份再襯以稍淺明黃色綾，背綾則題有「乾隆戊辰(1748)年重裝」字樣。這些圖像最重要的包括有馬麟款的所謂道統(tǒng)五像，[1]描繪伏羲、帝堯、夏禹、商湯和周武王五位圣君，宋代帝后掛軸共二十九幅，宋后掛軸十一件，宋代帝半身像一冊，宋代后半身像一冊，元代部份并沒有掛軸，只有元代帝像一冊，元代后像一冊，明代帝王像掛軸有二十七軸，明代后像則只有《孝慈高皇半身像》一軸，另有明朝帝后像兩冊，帝與后同裱于一冊。另外還有梁武帝半身像軸、唐高祖立像、唐太宗立像兩軸、唐太宗半身像、后唐莊宗立像、至圣先賢半身像，圣君賢臣全身像，歷代圣賢半身像等。[2]就風格看來，宋代之前的帝后像應(yīng)該是后制的[3]，而宋元明三朝的肖像大致和其時代相符，應(yīng)為原物。這批圖像，根據(jù)《國朝宮史》等的記載，原本藏于內(nèi)務(wù)府庫，[4]乾隆時將其重置于南熏殿，因此傳統(tǒng)上通稱為南熏殿圖像。這批圖像，不但受到乾隆的注意，而集中收藏，民國以后，清宮收藏開放，也不斷引發(fā)很多人的好奇及注意，不但民國初年的故宮周刊，不厭其煩地以連續(xù)刊登南熏殿圖像。[5]遷臺后的蔣家時期，蔣中正來故宮，也不忘特別觀賞這批帝王畫像，[6]而故宮幾次重要的出國展出，包括1996年的赴美展與去年的赴德展，南熏殿圖像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批受到后世如此重視的作品，令人驚訝地是除了蔣復璁及李霖燦先生做過介紹，[7]及王正華教授于其博士論文中以一小節(jié)闡述過，[8]至今并沒有太多的研究。王正華教授的論文是少數(shù)提及這批圖像的形成及政治功用，她認為這是乾隆銜接漢正統(tǒng)的表態(tài)，其政治企圖一如四庫全書的編纂。這樣的看法是可以由乾隆皇帝為南熏殿圖像所寫的《南熏殿奉藏圖像記》一文中，提及其奉藏南熏殿圖像的用意在于「以示帝統(tǒng)相承，道脈斯在」一句中得到呼應(yīng)。很可惜的是，南熏殿并非王論文的重心，因此僅僅以一小節(jié)處理之，無法進一步回答這批圖像的集結(jié)如何「以示道統(tǒng)」，也就是這批圖像作為一個媒介（agent）， 如何產(chǎn)生作用，換句話說，本文有興趣的是更細致地回答這批圖像在更大范圍的皇權(quán)建置的結(jié)構(gòu)中究竟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另外本文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而言，也有興趣了解這批圖像成立的時間點是否具有任何意義？而南熏殿作為這批圖像收藏地的選擇，是否有其考慮或純粹只是巧合的結(jié)果？更重要的是，近年的清史研究，已指出乾隆作為一個漢傳統(tǒng)的皇帝只是其皇權(quán)的一個面向而非全部，因此本文也將試圖探討乾隆作為一個滿人的皇帝如何挪用一個象征漢道統(tǒng)的歷史遺產(chǎn)為為己之用，而乾隆的滿人認同是否左右這批圖像的篩選。簡而言之，本文將以介紹這批圖像的形成為起點，試圖回答上述的問題，并進一步把這個宣示漢道統(tǒng)的舉措放在一個比較復雜的滿、漢、蒙等文化共存的清政治生態(tài)中來考慮。

　　圖像的成立

　　關(guān)于這批圖像成立的時間，學者們多引用乾隆二十六年重修的《國朝宮史》南熏殿一條中所載，「乾隆十四年詔以內(nèi)府所藏歷代帝后圖像尊藏于此」，[9]這與裝裱題簽「乾隆戊辰(1748)年重裝」所指的乾隆十三年似乎不盡相符。查遍乾隆上諭檔、高宗實錄、甚至造辦處活計檔，也不見乾隆十四年有任何與南熏殿圖像有關(guān)的記載。反倒是在乾隆十二年十月的實錄中記載：

　　辛巳。上詣皇太后問安。敕藏歷代帝后圖像。并明代帝后冊寶于南熏殿。諭。朕閱內(nèi)務(wù)府庫所藏歷代帝后圖像。蓋沿襲前明以來之舊。扃鐍收藏，視同尋常圖繪。未經(jīng)啟視。塵封蛀蝕，不無侵損，朕思勝朝陵寢，即世遠年湮，尚為之禁樵蘇而虔守護，使松楸勿剪，況縑素未渝，冕旒秀發(fā)。其何忍褻越置之。又明時帝后冊寶。向貯工部庫中。歲久亦不免遺失殘毀。朕意欲并藏之南熏殿中。示崇敬焉。其中或有損闕。概令補綴完好。應(yīng)重裝者，即付裝潢。其中如何編列甲乙。存錄檔籍。慎重珍藏之處。

　　內(nèi)廷大學士等會同內(nèi)務(wù)府總管王大臣。妥議俱奏。臣等恭查南熏殿正殿五間。請于正中三間內(nèi)。各設(shè)朱紅油漆木閣一。分五層。安奉歷代帝像。每帝像一軸。造楠木小匣。用黃云緞夾套。包裹裝入。按閣層次。分別安奉。東一間。安奉后像。均照前式制辦。至帝后冊頁手卷。亦按帝后木閣安奉。西一間。置木柜一。安放明時帝后冊寶。其功臣像。按軸置造小匣。套用紅云緞。仍貯庫內(nèi)。再帝后圖像，現(xiàn)有應(yīng)修補者。請俟修補完好時。各按朝代。挨次編列甲乙。安奉木閣。并冊寶收貯木柜。一并登記檔籍存案。令內(nèi)務(wù)府堂郎中。六庫郎中。稽察照管。報聞。[10]

　　由上得知，這批帝王圖像原本藏在內(nèi)務(wù)府庫，并只被「視同尋常圖繪」，因此「塵封蛀蝕，不無侵損」。乾隆考慮到即使前朝的皇室陵寢都為之小心維護，況且這些圖像「縑素未渝，冕旒秀發(fā)」，更不忍就隨便棄之不顧，因此在乾隆十二年十月辛巳下令將這批圖像中「或有損闕。概令補綴完好。應(yīng)重裝者，即付裝潢。」，并藏之南熏殿。查閱造辦處活計文件相關(guān)的修復記錄，果然在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六的秘殿珠林中有一條記載：

　　初六日七品首領(lǐng)薩木哈來說首領(lǐng)文旦教歷代帝王像后七十七軸、功臣像二十一軸，歷代帝王先圣明臣等冊二十八冊，宣德行樂等手卷大小三卷。傳旨交薩木哈重裱收什。欽此。

　　于本月十二日七品首領(lǐng)薩木哈為表做歷代帝王后功臣等像九十八軸，貼得做法紙樣四張，表冊頁手卷單一件，俱持進交太監(jiān)胡世杰呈覽。奉旨將帝王后像掛軸，準用金黃綾，天地明黃，壽帶綾邊，其功臣像掛軸，準用藍綾，天地蘋果綠色綾，壽帶綾邊。俱照樣按單表做，欽此。

　　于十二月二十日將表得歷代帝王像表得手卷持進交太監(jiān)胡世杰呈進訖。[11]

　　由上所尋得的脈絡(luò)看來，事實上乾隆是于乾隆十二年十月下旨要把舊藏于內(nèi)府的歷代帝王圖像重新整理，并集中收于南熏殿，并非《國朝宮史》所述的乾隆十四年。在這個命令下達幾天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六，這批圖像馬上被送到造辦處的秘殿珠林處重新裝裱。乾隆并詳細指示了裝裱的等次，用料，顏色等細節(jié)。短短的一個月多，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這批畫就裝裱完成了。從乾隆皇帝第一次下詔指示處理內(nèi)務(wù)府庫的舊藏帝后像到完成，只花了短短的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如果考慮《國朝宮史》也是由乾隆下詔編纂，始編于乾隆七年，復輯于乾隆二十六年，南熏殿圖像正是記載于乾隆二十六年的再修版，很令人很驚訝的是為何《國朝宮史》會把南熏殿圖像成立的時間誤植為乾隆十四年？仔細再研讀一次《國朝宮史》的記載，在〈御制南熏殿奉藏圖像記〉最末提到，「朕既藏歷代帝后名臣像于南熏殿，為文以記之，并成是詩 寫照應(yīng)非古，羲軒誰所傳，儼茲瞻日角，敬與保天全，暑雨寧侵幌，熏風尚入弦，睪然興景仰，籌治勉勤干。」而查閱《乾隆御制詩文集》，這首詩的寫作的時間的確在乾隆十四年。[12]因此，很可能的解釋是圖像的整理與裝裱雖然在乾隆十三年初就已經(jīng)完成了，但是為這批圖像所作的南熏殿的整修很可能到了乾隆十四年才告成。也就是說《國朝宮史續(xù)編》所載的南熏殿，「殿前臥一碑，恭刻圣制〈南熏殿奉藏圖像記并詩〉」應(yīng)該是在乾隆十四年新的南熏殿落成后所立的。[13]

　　乾隆的選擇

　　關(guān)于南熏殿圖像的數(shù)目，比較不同時期的記載看來，似乎多少有些變動。乾隆十四年（1749）所寫的《御制南熏殿奉藏圖像記》中提到藏于南熏殿的圖像計「帝后圖像為軸者六十有八，為冊者七，為卷者三，先圣名賢冊五」，[14]而活計檔中所載送修的軸數(shù)卻有「帝后像七十七軸，功臣像二十一軸，歷代帝王先賢明名臣等冊二十八冊，宣德行樂等手卷大小三卷」。事實上，乾隆成立南熏殿圖像時并沒有編纂一個詳細的目錄，一直要到嘉慶二十年胡敬受命編纂石渠寶笈三編，調(diào)查南熏殿圖像，并寫成《南熏殿圖像考》，我們才有一個比較詳細的細目。而這目錄中卻記載高達有軸九十八軸，冊十六，卷三。而即使是同為胡敬所編纂的《石渠寶笈三編》，其中的內(nèi)容也與胡敬自己的《南熏殿圖像考》略有出入，例如《石渠寶笈三編》中記有唐太宗像三軸，而《南熏殿圖像考》卻只有一軸，另外《石渠寶笈三編》中沒有輯錄〈明姚廣孝像軸〉，而又多了〈孔子世家〉一冊。蔣復聰先生所以為最為完備的《大清會典》所載，事實上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續(xù)纂的，其中記載南熏殿由內(nèi)務(wù)府廣儲司管理，計收有軸一百，冊十八，卷三。

　　從乾隆十二年（1747）送裱、乾隆十四年（1749）寫作《御制南熏殿奉藏圖像記》、嘉慶二十年（1815）《石渠寶笈三編》的編纂、嘉慶二十一年（1816）《南熏殿圖像考》的寫作，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續(xù)編的《大清會典》期間，也許可能有人力無法預測的受損、遺失或增補，但是以乾隆《御制奉藏南熏殿圖像記》中所載小心維護的狀況，可能性事實上很小，因此其中的差異代表的可能是因應(yīng)不同需要與角度的人為選擇性的增減。

　　例如，在乾隆擬成立南熏殿圖像的前三年，也就是乾隆九年三月，事實上內(nèi)務(wù)府曾經(jīng)做過一次內(nèi)務(wù)府藏圖像調(diào)查，其結(jié)果載于《內(nèi)務(wù)府奏銷檔》，[15]以明太祖像為例，根據(jù)《南熏殿圖像考》，應(yīng)有軸十二，現(xiàn)在故宮藏有十一軸，只缺一軸。正如《故宮周刊》所言，「按南熏殿藏明太祖像、共十二軸、中一軸紫面虬須、如本期所刊者、余皆如第一百三十一期本刊所登之像、又有太祖半身像一幀、則作白須、亦與此像相類、而與前像回異、胡敬南熏殿圖像考疑此系成祖像之偽、實則此太祖真像也、世所傳作豬龍形如前所載者、或謂系當時故作此形、以圖驚駭世俗耳、識之以質(zhì)當世博雅 編者識」[16]。這十二件太祖像中，大部分是所謂作豬龍形的太祖丑像，這種太祖像，根據(jù)王正華的研究，在明末清初是非常流行的�；貋頇z視乾隆九年的奏銷檔簡目，卻只記載有「太祖大小像兩軸」，王正華因而推論南熏殿中眾多太祖丑像應(yīng)該是乾隆特別選擇的結(jié)果。當然，也許有人會挑戰(zhàn)這個說法，認為這批丑像也許在乾隆九年后才進內(nèi)務(wù)府庫，因而自然而然地被包含在南熏殿圖像群中。

　　不管這個爭論結(jié)果如何，我們比較可以確定的是，雖然乾隆在其《御制南熏殿奉藏圖像記》中強調(diào)，這批圖像是「內(nèi)庫積儲」，即使「缺者弗復追補」，表示其并不加左右藏品的內(nèi)容，「懼失真也」。但是由其送修記錄中計有「帝后像七十七軸，功臣像二十一軸，歷代帝王先賢明名臣等冊二十八冊，宣德行樂等手卷大小三卷」，而進南熏殿者僅有「為軸者六十有八，為冊者七，為卷者三」看來，乾隆事實上是做了挑選，也就是內(nèi)務(wù)府庫送修的圖像并非每件都進了南熏殿的收藏。由于沒有細目，我們并無法得知乾隆究竟根據(jù)何種原則從七十七件送修的帝后像軸中選了六十八件進入南熏殿。但是最明顯的選擇應(yīng)該是其實錄中所提的，「其功臣像，按軸置造小匣，套用紅云緞，仍儲庫中」[17]，雖然同時送修了歷代功臣像的軸冊，乾隆卻決定把這批功臣像仍然留下原來的內(nèi)務(wù)府庫。這點在嘉慶十一年（1806）修的《國朝宮史續(xù)編》中更清楚地記載「茶庫，在太和門迤西，隸內(nèi)務(wù)府管理，乾隆十四年，移藏歷代帝后圖像于南熏殿，其歷代功臣像仍棄斯庫，為軸二十有一，為冊三�！蛊浜蟾�列其詳目。[18]

　　因此，歷代功臣圖像在乾隆的設(shè)計中是不包括在南熏殿圖像中的。這點很多學者受到胡敬《南熏殿圖像考》編排的影響，或是直接援引光緒年間的《大清會典》，或是征用《故宮周刊》發(fā)表的南熏殿藏品照片，都有所誤解。由《故宮周刊》與光緒年間的《大清會典》的記錄看來，光緒年間以后，歷代功臣像似乎已經(jīng)并入南熏殿的收藏，但是究竟何時并入，我們并不清楚。胡敬雖然把歷代功臣像與帝后像一并記載在《南熏殿圖像考》中，且在《石渠寶笈三編》中歷代功臣像也置于「南熏殿藏」目下，但是在《南熏殿圖像考》的序中，胡敬清楚提到他的書中包含的是「南熏殿舊藏古帝王圣賢像，附以內(nèi)務(wù)府廣儲司茶庫收貯歷代功臣各像」。嘉慶七年（1802）年，蒙古族學者法式善(1753-1813)，以纂修《國朝宮史》，得觀南熏殿既內(nèi)庫所藏的帝王及諸名臣像，他也記載「南熏殿藏古帝后像，凡軸七十有五」，「凡冊十五」，「凡卷三」，而茶葉庫藏「歷代功臣像，為軸二十一」，「為冊三」。[19]因此至少在嘉慶年間，南熏殿雖然在藏品數(shù)量上與乾隆時略有出入，但基本上還是維持原來乾隆的構(gòu)想，也就是南熏殿圖像不包括歷代功臣圖像，只包含歷代帝后像與儒家圣賢像兩個系統(tǒng)。

　　儒家圣賢的帝王化

　　乾隆為何要棄裝裱好的歷代功臣像于內(nèi)務(wù)府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只留歷代帝后與圣賢兩群圖像于南熏殿？乾隆又是如何看待帝后像與圣賢像這兩群像的關(guān)系？〈御制南熏殿奉藏圖像記〉中清楚地提到這個南熏殿的收藏是「秩然有章」，也就是這是一個層級分明的集合。上述的《造辦處活計文件》的記載更清楚的指出這個層級分明的秩序是透過不同的裝裱顏色來區(qū)別。例如，「帝王后像掛軸，準用金黃綾，天地明黃，壽帶綾邊，其功臣像掛軸，準用藍綾，天地蘋果綠色綾，壽帶綾邊」，這也符合胡敬《南熏殿圖像考》序中記載「乾隆戊辰歲高廟詔重裝池，櫝以香楠，弢以文緞，帝后像黃表朱里，臣工像朱表青里，尊卑區(qū)別，秩然不淆」。檢視目前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南熏殿圖像，計有軸六十七，冊十一，卷二。很可惜地其中并沒功臣圖像群以茲對照，但是帝后軸部份，的確像《活計檔》所載，「金黃綾，天地明黃」。冊頁部份，帝后像冊頁一律裱以黃綾，并裹以黃云緞套。同樣等級的裝裱也用于圣賢像冊上，例如院藏的〈至圣先賢半身像〉、〈歷代圣賢半身像〉等。在此，儒家圣賢是被視同于歷代帝王來處理。

　　 以孔子為中心的儒家圣賢的帝王化待遇事實上并不是一個新的現(xiàn)象，宋朝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就詔追謚孔子為「玄圣文宣王」，五年(1012)時，以國諱，改謚「至圣文宣王」，真宗初欲追謚為「帝」，因有人反對，而作罷。熙寧七年（1074），判國子監(jiān)常秩等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為非而止，最后終于于徽宗崇寧三年（1103），詔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為名，并增文宣王冕十有二旒，此為宣圣用天子冕旒之始。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時受到大禮議的影響，「孔子不稱王」，削其從祀弟子爵位，但是到了清代，不但康熙對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并將御前常用的曲柄黃蓋留置孔廟中，以示尊圣，雍正帝更清楚地為文道：

　　⋯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勒部進封孔子以上五代，今部議封公上，考前代帝王皆有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圣文宣王，封圣父叔梁紇為齊國公，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為啟圣王，至明嘉靖時以王系臣爵改稱為至圣先師孔子，改啟圣王為啟圣公，雖皆屬尊稱，朕意以為，王爵較尊，孔子五世封王之典著諸大臣議奏欽此遵旨，議準自叔梁公以上至木并追封為王爵⋯[20]

　　雍正認為世俗的爵位還是比空頭銜來得尊貴，因此封予孔子五世爵位。由上述可知，孔子受帝王待遇雖非前所未有，但的確是一個難得的殊榮，然而這個殊榮也似乎并非一個全然穩(wěn)定的現(xiàn)象，端賴于統(tǒng)治者與其關(guān)系而定。例如，即使乾隆的前驅(qū)者康熙與雍正對孔子及其相關(guān)的祭祀禮儀尊崇有加，而乾隆本身在處理南熏殿圖像中也給予了歷代圣賢與歷代帝王同等的待遇，但是在同一年回答翰林院檢討阮學浩所奏貢生閆若璩孔廟從祀末議十一條中所提孔子祀典宜用天子禮樂，就非常不以為然。他說：

　　孔子生未嘗為諸侯，六佾亦豈所固有，此乃本之宋臣王安石謂史記不當列孔子于世家，不過文人翻新立說，豈足據(jù)為定論，且天子尊師所貴宣明德化，敷敘彝倫，寔能行圣道以端治理，明圣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無一人不與被圣人之澤，至于樂舞之儀文，籩豆之度數(shù)，其末節(jié)耳，而此為尊師首務(wù)，豈所謂能知輕重者乎，又所謂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凌躐，宜謂厘正一條，兩廡從祀諸人累朝互有出入，蓋書生習氣，喜逞臆斷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見言，人人殊考⋯[21]

　　在此，乾隆清楚地指出圣人的責任是「宣明德化，敷敘彝倫」，「明圣教，以淑人心」，也就是他的功用應(yīng)該是純粹的教化事業(yè)，世俗的權(quán)位與其相應(yīng)的配備應(yīng)與其無涉。他也提到文人們每每爭議誰應(yīng)該從祀孔廟，這不過是喜歡隨意批評論斷的書生惡習所致。在此，乾隆似乎隱隱地暗示孔子所象征的「道統(tǒng)」應(yīng)安其文化上的象征地位，不應(yīng)貪妄帝王們所象征的「治統(tǒng)」的相關(guān)待遇。雖然如堯舜般的「治統(tǒng)、道統(tǒng)萃于一人」一直是文人們的理想，但是從宋代以降，「道統(tǒng)觀」逐漸發(fā)展形成，就賦予士人一個理論的基礎(chǔ)，使之與代表「治統(tǒng)」的帝王們相抗衡。王夫之就很清楚地指出這個兩元相抗衡的機制：「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是謂「治統(tǒng)」；
圣人之教也，是謂「道統(tǒng)」」。

　　治教合一

　　雖然乾隆對于儒士們要求「道統(tǒng)」比照「治統(tǒng)」的待遇來處理不以為然，但是在很多制度的象征性設(shè)計上，乾隆還是實行「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的并置，也就是儒家圣賢系統(tǒng)與歷代帝王系統(tǒng)的并列。這在在乾隆所編纂的《大清會典》中也可以看到。值得注意的是《大清會典》的編纂，崇德元年(1636)年清太宗皇太極即位時曾議定《會典》，定鼎中原后，康熙二十三年始修《大清會典》，雍正帝御極之初重修《會典》，九年告峻，乾隆十二年時又下旨重修，這也是乾隆開始處理南熏殿圖像的同一年。乾隆所續(xù)修的《大清會典》在很多方面為后來的續(xù)修訂下了典范，例如，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卷會典，都附一卷《會典則例》的做法成為后來的常態(tài)。在這乾隆新修的版本中，乾隆就把祭祀歷代帝王且象征「治統(tǒng)」相傳的帝王廟與祭祀圣王圣賢且象征「道統(tǒng)」的先師廟與傳心殿并置于國家祭典第二等的「中祀」下。如果對比康熙朝的《大清會典》，兩個系統(tǒng)都只放在國家祭典第三等的「群祀」下，乾隆顯然對兩者在儀禮地位上有個系統(tǒng)化的提升。[22]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傳心殿設(shè)立，傳心殿是康熙二十四年于文化殿之東新建的，殿中奉「皇師伏羲氏、皇師神農(nóng)氏、皇師軒轅氏、帝師陶唐氏、帝師有虞氏、王師夏禹王、王師商湯王、王師周文王、王師周武王，均正位南向，先師周公東位西向、先師孔子西位東向」，[23]并規(guī)定應(yīng)用祭器照帝王廟式樣。黃進興對清初政權(quán)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就指出，「傳心殿的設(shè)立體現(xiàn)了康熙銜接「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的政治理念，無形中使兩者會聚于皇權(quán)之中」。[24]也就是原來由儒士擔任道統(tǒng)的守護人以一個超然的地位監(jiān)督作為「治統(tǒng)」掌權(quán)人的皇帝，在此，由于皇帝主動爭取「道統(tǒng)」守護神的位置，使得「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同歸于皇權(quán)之下，原來制衡的機制不復存在。

　　康熙一直是對乾隆影響最深的皇帝，不但其大規(guī)模編纂書籍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性理精義》等影響了后來雍正時期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及乾隆的《四庫全書》的編纂，康熙六次南巡也成了乾隆師法的對象。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詣先師廟釋奠，也依康熙行三跪九叩禮，并仿康熙命留曲柄黃傘于先師廟內(nèi)。[25]因此，傳心殿中所體現(xiàn)的「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的結(jié)合，想必與乾隆如何考慮南熏殿的圖像息息相關(guān)，南熏殿中乾隆堅持只保留象征治統(tǒng)的帝王像與象征道統(tǒng)的圣賢像，并一律以帝王像的方式裝裱，應(yīng)該就是承襲康熙的「治教合一」的表現(xiàn)。尤其考慮在地理上，南熏殿位于太和門西的武英殿與咸安學宮側(cè)，與位于太和門東的文華殿群中的傳心殿，各踞東西，似乎遙遙相應(yīng)，讓人不禁懷疑乾隆立南熏殿時心中是否想者祖父康熙的建樹。

　　乾隆十二年

　　乾隆十二年似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正月命續(xù)修《大清會典》，三月重刊十三經(jīng)注疏及二十一史成，六月命校通典、通志及文獻通考，并命編續(xù)文獻通考，并于十月指示了南熏殿圖像的處理及成立，乾隆十三年并制定新祭器，「圜丘大祀為始，灌獻陳列，悉用新成祭器」，[26]又「有大駕鹵簿行駕仗儀，行幸仗儀名參用宋明以來之舊」之詔，并更定「大駕鹵簿圍法駕鹵簿，行駕仗儀為鑾駕鹵簿，行幸儀仗為其駕鹵簿，合三者為大駕鹵簿」，[27]并命王幼學畫〈大駕鹵簿圖〉。[28]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些大家所熟知的漢傳統(tǒng)的整理，[29]乾隆事實上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滿族認同，在十二年這一年，他在建立自己在漢正統(tǒng)中的地位的同時，也不忘本，例如，除了于《大清會典》中厘訂漢傳統(tǒng)有關(guān)的國家典章制度，他在六月九日特命纂《滿洲祭神祭天典禮》，[30]并于？編《滿族源流考》，《嘯亭雜錄》中也提到高宗最厭「滿人之襲漢俗」，[31]每年一年一度的木蘭行圍更是乾隆對滿族傳統(tǒng)的實踐。[32]在這些與滿族認同有關(guān)的活動中，乾隆尤其重視滿語也就是國語的使用及推行，不但早在乾隆七年八月命大臣侍衛(wèi)等凡行走齊聚處皆用滿語，[33]十二年更清楚地說「清語乃我朝根本要務(wù)」，[34]而章奏中往往清語中雜有漢語，因此命滿州大學士、大臣等將通政司等衙門及地方省分命名不便翻清者翻譯具奏。[35]

　　事實上，就原來漢傳統(tǒng)的禮儀祭祀上，作為北方民族的滿人皇帝，也常有與漢傳統(tǒng)回異的看法，例如順治二年就在原來帝王廟以南方為正統(tǒng)的系統(tǒng)中增祀了北方傳統(tǒng)的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等及其功臣。[36]康熙更認為「書生輩但知譏評往事，前代帝王雖無過失，亦必刻意指摘，論列長短，無一人為帝王公言」，[37]因此主張「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王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滴蹼m然對尊崇孔教不遺余力，但是卻否定圣賢之統(tǒng)對帝王之統(tǒng)有任何評斷的權(quán)力，也就是帝王被認為是一個絕對的存在，不因其作為的善惡或文人品評而改變其歷史地位。乾隆四十九年，對于順治強調(diào)北方傳統(tǒng)增祀遼金元諸帝，為防「后世臆說之徒，謂本朝于歷代帝王未免區(qū)分南北」，[38]又追加了南方傳統(tǒng)的魏晉南朝諸帝，由上所見，乾隆對所謂的漢傳統(tǒng)是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由這點來看南熏殿圖像，如果我們接受胡敬的南熏殿圖像考的存目算是最接近原來乾隆藏品，那們其中所包含的「明興獻王像」二軸的存在，可能很可以說明乾隆這種全面接收的態(tài)度。明興獻王是明世宗的本生父，世宗即位后，由于堅持只繼統(tǒng)不繼嗣，與群臣意見不合，而釀成大禮議。所以嚴格的說，興獻王不應(yīng)包括在這個帝統(tǒng)之中，但是乾隆并沒有因此而把其屏除在外。

　　乾隆這種兼容并蓄的態(tài)度，并不是只是體現(xiàn)在對漢文化中，更在對不同文化上。例如祭祀上，乾隆于乾隆十二年就說過：「我滿州稟性篤敬，立念肫誠，恭祀天、佛與神，厥禮均重，惟姓氏各殊，禮皆隨俗�！筟39]也就是根據(jù)不同的對象與文化，有不同的待遇，但是基本上是「厥禮均重」。

　　以這點來看南熏殿的位置，也是很有趣的。前面我們提到南熏殿位于西華門內(nèi)武英殿前，與咸安學宮相值，也就是位于紫禁城西南隅。[40]咸安官學學的對象主要是內(nèi)府三旗子弟及景山官學中俊秀者。[41]設(shè)立于雍正六年，于咸安宮中修理讀書房三所，每所分給學生三十名，選舉貢九人，每所三人，專司教習之事，鳥喇人及舊滿州人九名，教授清話、步射、騎射、并派滿漢翰林二員，總理稽查教習功課，但往來行走，不必常住館內(nèi)。[42]因此，咸安學宮雖然有一名漢翰林的稽查，而學生很有可能也有從景山官學來的漢學生，但數(shù)量上畢竟為少數(shù)，且授課的內(nèi)容主要還是以滿文化為主。除了咸安官學外，乾隆十二年，也就是南熏殿圖像成立的同一年，乾隆又在咸安官學內(nèi)，設(shè)立蒙古學房，教授蒙古經(jīng)書及阿里嘎里字韻，并書寫烏術(shù)蒙古翻譯等學業(yè)。不僅僅如此，乾隆于二十一年又于這一區(qū)的內(nèi)務(wù)府南面，也就是咸安宮北，設(shè)立回學學房，三十三年，在造辦處南，也就是咸安官北，設(shè)立緬子館，專司緬文的翻譯與教學。[43]因此，南熏殿所在的太和門西，西華門內(nèi)的這一區(qū)，可說是多元文化區(qū)，而建筑物的層級而言，南熏殿事實上也低于咸安宮一級，因此就整體皇城的位階來看，南熏殿所呈現(xiàn)的漢傳統(tǒng)最高理想的「治教合一」很可能只是乾隆更宏大的計劃中的一部份，而這個計劃是包含至少滿、蒙、回、緬等多種文化體的結(jié)合。

　　小結(jié)

　　乾隆于南熏殿的圖像整理上刻意地建立兩個系統(tǒng)的圖像，那就是歷代帝王像與圣賢像兩者。雖說這兩個系統(tǒng)不無關(guān)系，例如其中馬麟為宋理宗所作的道統(tǒng)十三贊圖，就是畫由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顏、曾、子思、孟子等由圣君到圣賢的相傳道統(tǒng)。但是自三代以后，圣君與圣賢集于一身的情形似乎不復存在，宋代以后所發(fā)展出來的道統(tǒng)觀，就很清楚地區(qū)分出上述兩個系統(tǒng)的區(qū)別，例如，陳建（1497-1567）在辯護朱熹為振興儒學的功臣時就說：

　　有帝王之統(tǒng)，有圣賢之統(tǒng)，如漢祖、唐宗、宋祖開基立業(yè)，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以上繼唐、虞、夏、殷、周之傳，此帝王之統(tǒng)也，孟子、朱子踞異端，息邪說，辟雜學，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顏、曾、子思之傳，此圣賢之統(tǒng)也。[44]

　　這點檢視孔廟與帝王廟所祭祀的人物中，也可發(fā)現(xiàn)。兩者恭奉的人物是很少重復的。

　　黃進興的研究就指出，「代表圣賢之統(tǒng)的孔廟人物首重立言，其次立德；
代表帝王之統(tǒng)的帝王廟則以立功為取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文化意義涇渭分明」[45]而這「涇渭分明」在乾隆的祖父康熙中有了巨大的轉(zhuǎn)變。藉由積極扮演文化道統(tǒng)的贊助及保護人，根據(jù)黃進興的研究，康熙同時取得了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的繼承者的地位。[46]其傳心殿的安排更是這個理想或說策略的具體化。這個文化政策深深地影響了其繼承者的雍正與乾隆，乾隆南熏殿圖像的選擇正是基于同樣的考慮。有趣的是，馬麟原來由圣王到圣賢的道統(tǒng)圖，在此時也剛好只殘留有圣王的部份，因此不但順理成章地成了南熏殿圖像中帝王一系的開端，也同時成了連接帝王系統(tǒng)與圣賢系統(tǒng)的接軌，乾隆成功地在這南熏殿的圖像中體現(xiàn)了漢文化傳統(tǒng)中最高的政治理想，那就是治教合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南熏殿圖像，就帝王像的部份而言，除了馬麟所作的伏羲、帝堯、夏禹、商湯、周武是原來作為鑒誡之用，[47]另外宋朝之前的帝王像應(yīng)該是后作的，除此之外，大部分圖像應(yīng)該原來都是作為祖宗像之用。這些原來作為祖宗像的帝后圖，除了畫中人的是一個公共的角色外，原本應(yīng)該是有某種私密性，也就是他們應(yīng)該是被與他們有血緣的后代所擁有。這也就是溥儀在民國初年為何與故宮為了景山壽皇殿所收藏的清代帝后像打官司的原因。[48]對于溥儀來說，這批帝后像是其血緣相連的家族遺產(chǎn)，但對國民政府而言，卻視其為國家的整體文化遺產(chǎn)。在南熏殿的例子中，這些原本以血緣相連的圖像，在朝代更替，脫離了原來血緣的脈絡(luò)后，他們進入了歷史的脈絡(luò)，逐漸與帝王廟中不具形象的牌位功能類似，乾隆作為一個外族的皇帝，非常聰明地拾起這個歷史的脈絡(luò)，轉(zhuǎn)換一個在血緣與文化上都不屬于他的遺產(chǎn)而踞為己用，于南熏殿中重新詮釋及創(chuàng)造一個自三代后就消失的漢政治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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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只有伏羲像上有贊有敘，并有款「臣馬麟畫」，其余的只有四言八句的贊語于畫幅上端。根據(jù)贊語，原來應(yīng)畫有從伏羲到孟子共十三像，胡敬考證應(yīng)為宋理宗于淳佑元年(1241)年所作的《道統(tǒng)十三贊》的圖像。

　　[2]

　　[3]

　　[4]

　　[5]

　　[6]

　　[7]

　　[8] Cheng-hua Wang, “Material Cultural and Emperorship: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35)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pp. 149-161.

　　[9] 見《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十三；
章唐容輯，《清宮述聞》，250，由文句判斷應(yīng)援引光緒元年(1875)續(xù)修的《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宸垣識略》，引自《清宮述聞》，250-1，

　　[10]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百一，十二上—十三下。

　　[11]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二月秘殿株林。

　　[12] 《御制詩集二集》，卷十三，十八下—十九上。

　　[13] 《國朝宮史續(xù)編》，頁1828。

　　[14] 見〈御制南熏殿奉藏圖像記〉，收于《國朝宮史》，卷十一，十九上—二十上。

　　[15] 見《內(nèi)務(wù)府奏銷檔》，乾隆九年三月，轉(zhuǎn)引自章乃煒、王藹人編，《清宮述聞》（北京：新華書店，1990），頁397-98。

　　[16] 《故宮周刊》，第一百五十二期(1932.6.22)，第一版

　　[17] 見《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百一，十三上。

　　[18] 《國朝宮史續(xù)編》，卷九十六，九上—十上。

　　[19] 見法式善，《陶廬雜錄》（序 1817），卷一，重印于（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3。

　　[20]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四庫全書》，冊622，頁575-576。

　　[21] 《乾隆上諭檔》，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頁208-9。

　　[22]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圜秋、方澤、祈谷、太廟、社稷為大祀．天神、地祉、太歲、朝日、夕月、歷代帝王、先師、先農(nóng)為中祀．先醫(yī)等廟，賢良、昭忠等祠為□祀，乾隆時，改常雩為大祀，先蠶為中祀，咸豐時，改關(guān)圣、文昌為中祀，光緒末，改先師孔子為大祀，殊典也�！缎滦１厩迨犯濉�，志，卷八十二，志五十七，禮一，吉禮，序言，

　　[23]

　　[24] 黃進興，〈清初政權(quán)意識形態(tài)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tǒng)觀〉，《優(yōu)入圣域：權(quán)力、信仰與正當性》，頁106 。

　　[25] 《清史編年》，第五卷，頁284。

　　[26] 《乾隆上諭檔》，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27]

　　[28]

　　[29]

　　[30]

　　[31]章唐容輯，《清宮述聞》，頁 207。

　　[32]

　　[33]

　　[34]

　　[35] 《八旗通志》，卷首十一，頁39。

　　[36]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八十二，四上，《四庫全書》，冊622，頁558。

　　[37]

　　[38]

　　[39] 《史館檔》–禮志，吉禮，乾隆十二年七月。

　　[40]

　　[41] 《欽定日下舊聞考》，又景山官學，據(jù)《欽定總館內(nèi)務(wù)府現(xiàn)行則例•景山官學》卷：康熙二十四年，北上門兩旁官房三十間，設(shè)立滿漢官學。

　　[42] 《欽定總管內(nèi)務(wù)府現(xiàn)行則例．咸安學宮學卷》

　　[43] 《清宮述聞》，頁346。

　　[44] 陳建，《學蔀通辨》（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卷下，頁9下，轉(zhuǎn)引自黃進興，頁128。

　　[45] 見黃進興，頁128 。

　　[46] 黃進興，頁88-124。

　　[47] 見石守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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