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歲末，京城里終于下了場期盼已久的大雪。大白天，雪花紛紛揚揚，漫山填谷，既滿足了公眾觀賞雪景的欲望，又給“瑞雪兆豐年”之類祝福提供了足夠的談資。行過未名湖邊，看著冰面上嬉戲的少男少女，猛然間浮上心頭的，竟是艾青的名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明知眼前的歡愉景象，與詩人當年的郁悶與感傷風馬牛不相及，可還是念念不忘。就像今人仍在吟唱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一樣，半個多世紀前詩人艾青的感嘆——“中國的路 / 是如此的崎嶇 / 是如此的泥濘呀”，依舊撼人心魄。更何況，我眼前的心境，確實也正被“寒冷”所“封鎖”。

　　剛剛接到通知，要我在新年晚會上，代表北大“十佳教師”發(fā)言。除了幾成套語的“獲獎感言”，我更想表達的，是對于過去一年中不幸謝世的諸位師友之依依不舍。明知老成凋謝是自然規(guī)律，誰也阻擋不了；
可一個小小的中文系，一年中，竟先后有六位教授仙逝，著實讓人傷感不已。

　　其實，我與這六位先生，都只是同事的關系，說不上深交或神交，故不敢謬托知己。即便如此，也覺得有責任寫點東西，為了那曾經(jīng)有過的“驚鴻一瞥”——正因為交往不多，留在腦海里的，每每是那印象極為深刻的“一瞥”。

　　林庚先生（1910－2006）燕南園62號的家，我去過多次，或請益學問，或陪客造訪；
但私心以為，并非入門弟子，以林先生閑云野鶴般的性格，實在不宜過多打擾。作為現(xiàn)代中國有數(shù)的著名詩人，林先生治中國文學史，最擅長的，當屬古代詩論（如“布衣感”、“少年精神”、“盛唐氣象”等）；
但以詩人的眼光閱讀、品鑒小說，也會有出乎想像的精彩表現(xiàn)。有感于林先生的《西游記漫話》不太被學界關注，我越俎代庖，撰書評《童心與詩心》，刊于1998年8月29日《文匯讀書周報》，稱說：“林著之解說《西游記》，選擇了兒童的視角，以‘童話性’作為立說的根基，有學理上的考慮，但更與作者的個人興致相關連。極度的好奇心、無邊的想象力、以及對于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生活方式的向往，是童心，也是詩心，更屬于保持童心的詩心�！睋�(jù)說先生對這則小文頗為欣賞，故清華大學版《西游記漫話》也將此文作為“導讀”。雖然學術興趣不盡相同，可我極為贊賞林先生的詩與人合一，文與學合一。將一生作為一首詩來苦心經(jīng)營，希望經(jīng)得起時人及后人的再三品讀，這其實很不容易。

　　我本科、碩士階段的學業(yè)，是在中山大學完成的；
進北大后，專攻“中國現(xiàn)代文學”，因而，對林燾先生（1921－2006）的學問很茫然。只知道林燾先生重建北大語音實驗室，把上世紀20年代劉半農(nóng)先生的語音實驗傳統(tǒng)發(fā)揚光大，了不起；
還有就是他開設的《北京話調查與研究》，是當時全國最有影響的精品課程之一。我對先生的了解，是在專業(yè)以外——豐神俊朗，瀟灑飄逸，喜美食，善昆曲，會吹簫。記得歷史學家、當年清華外語系學生趙儷生提到，看中文系教授俞平伯在迎新晚會上唱昆劇，“心里總不是個味”（《籬槿堂自敘》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其實，老一輩學者之喜歡京昆，除專業(yè)研究外，更包含優(yōu)雅的生活趣味。我不覺得此舉有損教授形象，反而充滿了敬意。林先生曾借為李方桂先生《中國音韻學研究》重印本寫序，追憶抗戰(zhàn)中他如何帶上這部大書，加上一套昆曲曲譜和一支笛子，輾轉到成都復學。“（李）先生有時興致好，學習完了就請出師母徐櫻，三人一起吹起笛子唱兩段昆曲。跟從先生學習的三年，那種溫馨和諧的學習氣氛一直深深感染著我，使我終生受益無窮。”此等讀書場面，今日只能作為可望而不可及的“文人逸事”來講述。

　　對于徐通鏘先生（1931－2006）的學問，我同樣完全外行。他的主要著作《語言學綱要》《歷史語言學》《語言論——語義型語言的結構原理和研究方法》《基礎語言學教程》等，我連說好話的資格都沒有。只是在獲贈《徐通鏘自選集》后，曾裝模作樣地拜讀過若干文章。不過，這種專業(yè)上的隔膜，并不妨礙我們之間的交往。除了平日見面打招呼，主要是在中文系學術委員會上聚首。同是好學者，因學科相差甚遠，專業(yè)趣味迥異，也都容易出現(xiàn)“傲慢與偏見”。遇到推薦獎勵、審查論文、評定職稱時，不同教研室之間，自然會有一些爭執(zhí)。這個時候，需要有人超越部門/專業(yè)利益，作持平之論。很快地，我就發(fā)現(xiàn)，并非行政領導的徐先生，其學術判斷——包括對本專業(yè)以及外專業(yè)——平正通達，完全值得信任。以后，我認定，凡是語言學方面的，我聽徐先生的。一直到徐先生退休，我的“盲目跟進”，從沒出過紕漏。而且，隱隱中，徐先生似乎也是將我作為理解文學專業(yè)判斷的“標尺”。我們之間，從沒事先商量過，可一開口，基本上都是“同調”。

　　早就聽說，褚斌杰先生（1933－2006）是中文系的才子，少年得志，卻歷經(jīng)坎坷；
等到我進北大，褚先生已是滿腹經(jīng)綸的“藹藹長者”了。因妻子夏曉虹曾修過褚先生的課，八十年代初還曾以學術實習的名義，追隨其游走江南，故我見褚先生時頗感親切，全然忘了彼此的輩分。更何況，每回中文系教師新年聯(lián)歡，他總是百唱不厭山東民歌《拉地瓜》，博得滿堂掌聲的同時，也拉近了和我們這些后生小子的距離。對于褚先生的主業(yè)——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我極少涉獵；
說得上“認真拜讀”的，是北大版《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先生惠贈的那本，被人家借走，弄丟了；
我只好趕緊補買一冊，放在自家書櫥里，以便不時翻閱。我堅信，那是一本好書，能傳得下去。我跟褚先生比較確鑿的“學術聯(lián)系”，是幾年前主持“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存”，約請先生編《屈原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那套書“兼及‘史家眼光’與‘選本文化’，要求編纂者將巨大的信息量、準確的歷史描述，以及特立獨行的學術判斷，三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參見該叢書“總序”），褚先生完成得相當出色。記得那段時間，我們都住在西三旗，出門買菜或晚上散步時，時常能碰面。就站在路邊，先生侃侃而談，不時爆發(fā)出爽朗的笑聲，我只管點頭、撫掌，此情此景，至今難以忘懷。

　　大概是學科方面的緣故，今年北大中文系去世的六位先生中，汪景壽先生（1933－2006）是知名度最低的。但若進入正日漸紅火的曲藝界，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在那個行當里，汪先生可謂“大名鼎鼎”。1980年，汪先生與侯寶林、薛寶琨合撰《曲藝概論》，對于這個學科的發(fā)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汪先生利用他在曲藝界極好的人脈，把諸多著名藝人請到北大課堂上，讓學生現(xiàn)場觀摩，了解什么叫評書，什么叫相聲，什么叫京韻大鼓，什么叫蘇州評彈，還有數(shù)來寶、二人轉、山東快板等。這樣精彩的課堂教學，自汪先生退休后，便難以為繼了。說起來，我還是中國俗文學學會的會長，可我接手時，汪先生已經(jīng)退休，故沒有多少請教的機會。不過，同在中文系工作，還是記得了一個段子。新學期開學，汪先生開門見山：兄弟我曾在公安局干過，熟人很多，誰敢在課堂上搗亂，請小心點。學生們先是一愣，后才慢慢回過神來——老師之所以像跑江湖、說單口相聲的，就因為這是“民間文學”課。

　　由于政府的大力表彰，孟二冬先生（1957－2006）的事跡，現(xiàn)正廣為傳播。我與二冬兄算不上熟悉，但對其學術狀態(tài)略為了解。在我印象中，這是個安靜沉穩(wěn)、腳踏實地的讀書人，不靠天賦才華，而是以勤懇耕耘取勝。這點，讀他的《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及《<登科記考>補正》，可以看得很清楚。天縱之才畢竟很少，能用心，肯吃苦，沉潛把玩，含英咀華，就是好學者。從一個�？飘厴I(yè)生起步，三進北大，最后做出如此成績，實在不容易，這需要某種對于學問的癡迷。我欣賞他生病后的樂觀與執(zhí)著，更敬佩他出名后的平實與澹定。不說空話、大話、廢話，始終保持書生本色，這點，很讓人感動。

　　徘徊在未名湖邊，憶及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曾寫過一則短文，提及“沒有長須飄拂的馮友蘭，沒有美學散步的宗白華，沒有妙語連珠的吳組緗，沒有口銜煙斗旁若無人的王瑤，未名湖肯定會顯得寂寞多了”（《即將消逝的風景》）。也許，這個感慨，會永遠存在下去，而且將日漸加深、加重。

　　雪仍在下，眼前的景色，變得模糊起來，曾走過未名湖邊的諸多師友，正漸行漸遠，進入遙不可及的歷史深處。忽然間，記起了魯迅的《野草•雪》：“在無邊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著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歲末初稿，年初修訂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作者簡介：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先后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等從事研究或教學。近年關注的課題包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現(xiàn)代中國教育及學術、圖像研究等。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
獲全國高校一、二、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著作獎（1995，1998，2003）等。先后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小說史：理論與實踐》、《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中國大學十講》、《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國散文小說史》、《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學何為》、《學者的人間情懷》等著作三十種。另外，出于學術民間化的追求，1991—2000年與友人合作主編人文集刊《學人》；
2001年起主編學術集刊《現(xiàn)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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