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近年來，國內民間產生了一種日益增長的參政議政情緒，其中尤其突出的就是國內民間對日情緒的持續(xù)高漲與傳播，這種情緒的發(fā)展對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影響正在不斷增加。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在一步步地與來自民間的參政議政情緒產生著越來越深層次的互動。近年來很多媒體將這種情緒混同于民族主義，本文將以新的概念對其進行定義，明確民間對日政治情緒、對外政策的非官方影響力的內涵及其產生原因與傳播渠道；
并試圖了解與解讀民間對外政治情緒與政府在決策層面的互動情況。同時，對比中日關系十幾年以來的發(fā)展史和相應的個案研究，觀察民間對日政治情緒在中日關系變化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關鍵詞]民間政治情緒 中日關系 對外政策的非官方影響力 政府民間互動 民族主義

　　引言

　　“草根”直譯自英文的grass roots，有人認為它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同政府或決策者相對的勢力；
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階層相對應的弱勢階層。本文所指的“草根”，是包含了以上兩種意義的源自民間的社會認同或關注。

　　而本文所指的“主流”則是相對“草根”而言的國家政策層面的發(fā)展方向或認同。

　　隨著網絡交流的發(fā)展壯大，普通民眾表達自己意見的渠道被極大地拓展，加上網絡的種種傳播學優(yōu)勢，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通過這一渠道表達、傳播自己的政治見解。

　　近年來在國內蓬勃發(fā)展的民間對日情緒，引發(fā)了國內外的強烈關注，這股情緒是如何傳播并作用于社會，它的發(fā)展趨勢是怎樣的，它對中日關系將產生何種影響，本文將做一個簡要分析。

　　一、基本概念闡述

　　自“冷戰(zhàn)”結束、兩極格局解體以來，由于舊的格局被打破、舊的理想失落，壓抑已久的宣揚民族精神、民族情緒的民族主義在發(fā)展中國家普遍地重新抬頭。而在我國，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國力不斷的增強，人們的民族自豪感激增。特別是在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一段時間里，許多國內外的專家學者提出，一種民族主義思潮正在中國興起，而這股民族主義之風在他們看來是與以往的民族主義有所不同的，于是，“新民族主義”、“大眾民族主義”等名詞便應運而生了。

　　本文并不贊同將目前國內盛行的來自民間的對中國外交方面的關注與意見傾向稱為“民族主義”、“大眾民族主義”、“新民族主義”、或“網絡民族主義”。盡管現在國內流行的大眾對日觀點[1]與建國前各個時期出現的民族主義有相似之處，但本文并不認為目前的這種社會關注或社會輿論屬于“民族主義”范疇。

　　在名詞選用方面，本文認同“民族主義的自我否定”這一觀點[2]。該觀點認為，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石是民族自決權理論，“民族自決權”是指各民族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直到自由分離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力。民族自決權包含著自我否定的邏輯：其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國家和選擇國家形式的權力。當某一民族還在受外國奴役或沒有自己的國家的時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則就是民族自決權，即有自主建國的權利。但是當這個民族通過自決成立了國家，那么它原來享有的民族自決權在這時候就已讓渡并服從于國家主權，民族身份應讓位于國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決權在國際舞臺上的民族主體地位也自動讓位于其自主選擇的國家主體地位。這時原先的民族主義，就在邏輯上和實踐上完成了自我否定。因此，在沒有異族侵略的情況下，民族國家建立后再提民族主義是不科學與不合時宜的。

　　同時，本文的研究對象又與單純的“民間輿論”、“街頭巷議”亦有區(qū)別，因此本文使用了“民間對日情緒”一詞�！懊耖g對日情緒”包含了以下特點和要素：

　�、賮碜悦耖g、傳播發(fā)展于民間；

　�、谑且环N帶有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情緒”，產生于普通民眾對于中國對外政策或中外關系的看法之中；

　　③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并且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具有綱領性精神的理念，其內部是具有差異性的，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合；

　�、芴貏e針對中日關系而非其他方面。

　　與之相適應地，本文將使用“對日（對外）政策的非官方影響力”一詞作為“民間對日（對外）情緒”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政策影響的描述。關于這一概念，本文將其描述為以下幾個特征：

　�、龠@是一種有針對性的社會輿論；

　�、谒�的目的，是要求政府在對外政策決策或對具體涉外事件的處理上，按照民間某種具有代表性的意愿，做出相應調整或修改；

　　③它的產生和發(fā)展方式，是通過各種媒體平臺表達觀點，并吸收贊同者。必要時，也可能進行有組織、有明確目標的實體性活動（如集會或發(fā)動簽名運動）；

　�、芩�的結果是引起政府注意，并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行政、非行政作為；

　�、菪枰�說明的是，本文并不認為，每一個個案都會產生確實的政策更改效果。即，這種“非官方影響力”的最終結果不一定是必然使得政府決策產生轉變。它的“影響”也可能通過其他形式得以體現，比如引發(fā)較大的社會反響或對今后政府的決策過程產生影響等。

　　以上是本文將使用的最主要的兩個概念的描述。下面，本文將對另外幾個可能涉及的概念做簡單說明：

　　民間對外政治情緒：與“民間對日情緒”意義基本相同，但不特指對日本的情緒。

　　官方輿論[3]：在當今中國，大致只有很少數由中央政府以及省級政府直接經管的媒體才能被認為是純官方輿論喉舌，其余則大都是半官方和非官方的。

　　傳統(tǒng)媒體：在本文中主要指早已形成并發(fā)展多年的紙媒（在國內合法出版的報刊雜志）、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等。與之相對應的是近些年來廣泛發(fā)展的網絡媒體等新興大眾傳播媒介。

　　民間、大眾：所有非官方階層的統(tǒng)稱，即他們的言論或觀點并不具有政府背景。

　　二、中日關系13年來變化發(fā)展軌跡

　　中日關系一直是中國對外戰(zhàn)略的重要一環(huán)，自1972年中日關系正�；�以來，中日官方關系從無到有、從民間到官方、從文化到經貿，及至1978年兩國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直至八十年代末，經歷了一段持續(xù)發(fā)展、不斷升溫的時期。盡管其間摻雜了教科書、釣魚島等中日關系敏感問題和敏感時期，但總體來說，中日關系在這一時期是在不斷向前發(fā)展的。

　　“八九事件”后，中國受到國際社會排擠。1991年，中國開始在國際上尋求外交突破，是日本最先與中國恢復接觸，并繼續(xù)向中國提供ODA援助�？梢哉f，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中日關系，確實是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雙方也都從中哦功能獲益良多。此后，隨著日本經濟的持續(xù)低迷，日本國內的種種反華思潮開始蔓延發(fā)展，中日關系一步步走向了惡化；
發(fā)展至今，中日政治關系走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時期。無論是學者或是普通民眾，很少有人懷疑中日關系陷入了一種或者繼續(xù)惡化、或者至少長時間保持嚴重政治對立的僵局。

　　本文選取《人民日報》自1992年中日關系全面恢復起，至2005年4月國內發(fā)生反日大游行為止的這12年時間所刊登的全部涉及日本的文章，通過文獻回顧[4]的方式，描述中日關系發(fā)展變化的軌跡。

　　《人民日報》歷來被視作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喉舌，是中國最具官方背景的大眾紙媒，同時擔負著指示政府意向和對國內外宣傳的任務，其內容一直被視為決策層的意志反應。因此一直是國內外研究人員研究中國政府各方面態(tài)度、中國各方面狀況的首選參照。在《人民日報》上，即使是對某個客觀事件的報道篇幅、刊登版面等信息，都會被作為分析中國政府對該事件官方態(tài)度反映的某種指標。以下的數據分析中，本文將利用《人民日報》的這種官方權威性，對其涉日的報道、介紹、評論等進行統(tǒng)計、分析，并從中解讀出1993～2005年（研究回溯時間段期間），中國的對日態(tài)度是如何變化的（可以視為中國民間如何看待日本的側面反映）。

　　另一方面，《人民日報》的信息量非常穩(wěn)定，有利于進行長期的數據量化分析。做為中國第一大報，《人民日報》每日信息量的安排是有規(guī)律的，不同時期對某方面內容的不同側重，很容易反映出當時政府和社會的關注熱點。這一特點無論是對定量分析還是定性分析，都十分有利。

　　在下文將進行分析的《人民日報》統(tǒng)計數據中，舍棄了兩類與日本有關的文章數據：

　�、僦辉趦热葜猩婕叭毡�，但實際上與日本、中國對外政策或中日關系無關的。比如：1993年1月3日第7版《高清晰度電視：發(fā)達國家開發(fā)競爭日趨激烈》。

　�、诜从橙毡九c別國政治、經濟關系的。此類文章雖然也能通過《人民日報》的刊載量反映出國內或官方對日本的關注程度，但畢竟過于間接，而且也有可能是為了突出對第三國的關注才刊登的。從這類報道在《人民日報》的刊登情況來看，基本集中在國際版，屬于常規(guī)性的國際要聞，新聞性較強而政治性相對較弱，對研究中日關系冷熱意義不大，且統(tǒng)計學干擾因素較多。比較典型的如：1993年1月16日第6版《泰總理與日首相舉行會談：雙方將加強兩國及東南亞經濟合作》；
1993年2月8日第7版《越（南）日經貿進入新時期：日已成為越（南）頭號貿易伙伴》。

　　因此，本文所指“《人民日報》涉日文章”，其準確的內涵表述應為：與日本或中日關系直接相關的文章或報道，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關系等方面。

　　上表是根據《人民日報》中所有涉日文章的大體分類，按照時間順序繪制的數量走勢圖。從中可以清晰地觀察到中日關系在1992年中旬到2005年初期經歷了幾次關系高潮和低谷時期。

　　1990年7月11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宣布將恢復對華政府貸款。標志著中日關系在八九事件后開始走向緩和[5]。1992年4月6日，江澤民總書記訪日，并邀請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訪華。1992年10月23日，明仁天皇和皇后訪華，這是歷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訪華，填補了中日關系史上的一項空白。因此這一時期，中日關系處在一個非常良好的氛圍之中。

　　1994年9月，日本政府不顧我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允許臺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赴日出席廣島亞運會開幕式，引發(fā)中日廣島亞運會風波。此后，中日關系開始走下坡路，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團體成員連續(xù)四次登上釣魚島，引發(fā)中日釣魚島風波。中日關系進入緊張時期，隨后的7月29日，橋本龍?zhí)�郎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這可以視作中日關系走向目前局面的導火索，此后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開始逐漸成為衡量中日關系狀態(tài)和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某種指標性變量。

　　1998年4月和11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和國家主席江澤民先后訪日，在中方的積極推動和日本的默契配合下，中日關系再次走入了一個充滿發(fā)展希望的時期。但是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宣布通過右翼炮制的歷史教科書，中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日本政府糾正錯誤。2001年4月20日，日本政府允許李登輝以治病為名赴日。中方提出嚴正交涉，采取凍結中日高層往來、軍艦訪日、安全對話等措施。繼而，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任內第一次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系在各個敏感問題上都陷入了緊張的狀態(tài)。其中，歷史教科書事件的發(fā)展和日本首相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尤其引起了中國民間輿論的高度關注，中國的互聯網上可謂罵聲一片。

　　日本方面很快采取了補救措施。2001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對華進行工作訪問，參觀盧溝橋抗戰(zhàn)紀念館，對日本侵華歷史表示反省和道歉。同時由于中國政府在國內輿論控制方面的積極努力，中日關系在表面上呈現出有所修復的征兆。

　　2002年4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靖國神社。中方提出嚴正交涉，并推遲日本防衛(wèi)廳長官中谷元訪華及我海軍艦艇編隊訪日。加上幾個月前日本在東海海域使用武力的惡性事件影響，中日關系在眾多因素的作用下走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通過上面對中日關系大事件的整理，可以發(fā)現，《人民日報》中涉日文章的報道幅度，與中日關系發(fā)展的狀態(tài)是存在關聯關系的。這不僅證明了《人民日報》的指標性價值，更說明中國政府對中日關系的把握一直是冷靜而有分寸的。中日關系12年來的兩次高潮都是雙方共同努力、進行高層互訪的結果；
而每一次進入低谷，其直接原因都是由于日本政府在中日關系敏感問題上做出了損害中國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行為。

　　民間方面，隨著日本近些年作出的這些傷害中日關系的行為，中國國內產生了一種夾雜著歷史慘痛記憶的反日情緒。每當日本的舉動觸動了這一情緒時，反日情緒便高漲一籌。2003年，表面看來僅僅是場政府背景商業(yè)談判的中日、中德高鐵貿易，隨著一篇最初發(fā)布于“愛國者同盟”網名為《吐血力諫：京滬高鐵的憂思！》的帖子，以及幾乎與此同時由該網站聯合數家頗有影響的個人軍事政治類站點發(fā)起的“反對京滬高鐵使用日本新干線技術萬人簽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使得京滬高鐵的決策問題引起了傳媒、進而中央政府的關注。最后竟導致本已按部就班的中日商業(yè)談判不了了之，最終擱淺。普通大眾終于在八九之后長久的等待中找到了他們發(fā)出聲音的渠道。

　　自此之后，發(fā)端于網絡的各種活動接踵而至：數次民間保釣團體發(fā)起的簽名、登（釣魚）島活動；
各大軍事論壇不時發(fā)起的在日本駐華使館前的和平示威活動，都不約而同地采取了網絡發(fā)布、線上聯系、線下集合、活動后通過網絡進行宣傳的方式。及至2004年上半年的“全球華人反臺獨大簽名”活動，仍然是始發(fā)于中國大陸的愛國者同盟網，但其號召力和影響力竟波及全球華人圈，幾乎所有的專業(yè)、非專業(yè)論壇、網站都參與其中，甚至包括了中國幾大企業(yè)級的綜合門戶網站，而簽名的結果在進行技術篩選后，提交到了聯合國。

　　從2002年末開始，至2005年三、四月份，中國政府出于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大局觀和對中日關系樂觀的長期期望，先后幾次向日本做出一些旨在緩解緊張和改善關系的主動表示。然而日本政府不僅始終沒有采取類似20世紀90年代時的那種“高層默契”來積極呼應，反而反復在中日關系敏感問題上采取種種單方面的表態(tài)，甚至前所未有地開始對臺灣問題進行官方表態(tài)，連同小泉純一郎近乎固執(zhí)地參拜靖國神社行為，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觸及了保持中日政治關系穩(wěn)定的基礎。筆者將此視為中日關系嚴重惡化的直接原因。

　　同時伴隨著其他一些中日結構性矛盾的因素，中國媒體從2005年初開始，對日本的種種過分行動和日本國內少數右翼團體的頻繁活動做了高密度、高頻率的重點報道，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隨之前所未有地高漲起來，最終促成了2005年4月9日的北京中關村反日大游行，游行隊伍最后竟到達了北京使館區(qū)附近。北京游行后，由于國內輿論的控制，只有部分外電報道了此事，正是由于網絡的開放性與傳播性，消息迅速傳遍了中國，北京游行的第二周，全國各地的游行開始洶涌澎湃。

　　此后，中國政府本著負責的態(tài)度，采取了一系列公共宣傳措施，伴以有效的媒體調控手段，可以說成功地預防了國內反日游行的再次爆發(fā)。但日本政府仍然沒有在有關問題上做出修補行動，2005年5月下旬，以中國政府突然取消吳儀副總理與小泉首相的會面為轉折點，中國政府在對日政策上開始采取了一種全新的以強硬為特征的基本態(tài)度。

　　由上可見，與中日關系發(fā)展變化相輔相成的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發(fā)展，從最開始的呼應，到后來的與政府產生微妙互動，對外政策的非官方影響力已經成為了中國對外決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新興因素。事實上，無論中國政府或民間本身，幾乎沒有誰對這種星星之火式的全新參政議政形式是完全適應的，這其中有著很多的新變化，隨之而來也有不少新困惑。

　　如何理解這種民間對外政治情緒，如何使它與中國的對外關系步伐保持一致，這種情緒今后的走向是怎樣的，成為一個綜合了國際政治與社會學視角的全新問題。

　　三、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表達渠道

　　1、大致分類與概述

　　民間對日政治情緒即是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在各種以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為根源的事件或思潮中，針對日本的不僅在數量上占有優(yōu)勢，在層次和動員面上也占有很大優(yōu)勢。

　　民間對外政治情緒其實早就存在于中國社會內部，但與西方國家的民主制不同的是，它在建國后很長的時期內，難以成為一種具有社會性影響力的社會意識。

　　一種政治情緒（主要是對外政策方面）的傳播與產生影響，與其得以表達的渠道是分不開的，缺少了表達的渠道，這種關注和認同只能在小圈子里打轉，而不能形成社會性的影響力。

　　本文認為，“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表達渠道”的形成，是需要一些前提條件的：首先是國內政治的進步，只有開放的社會才能允許非官方意見的表達與傳播；
其次是社會經濟發(fā)展導致的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為普通民眾表達自己對國際關系的看法提供了經濟基礎；
第三是大眾教育的普及和發(fā)展，這是民間對外政治情緒得以表達的文化基礎，正是因為具備了這種文化基礎，才使得本文所研究的“民間對日情緒”、“對外政策的非官方影響力”區(qū)別于茶余飯后事不關己的聊天消遣。

　　通過對多位國際政治問題專家、多位資深網友的訪談的整理，以及筆者長期的觀察積累，本文將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表達渠道劃分為以下幾種：

　�。�1）傳統(tǒng)官方渠道：源自建國之后中國政府建立的廣泛基層組織，如中共各級黨組織、共青團各級團組織、隸屬政府的各級調研機構等。當然這些渠道的建立初衷并非如此，出于維護國內穩(wěn)定的需要，這些下情上傳的渠道總是對民間的種種情緒、思潮、傾向，進行收集和上報，以使得上級政府在進行國內事務的決策過程中，對“民意”有所參考。事實證明，這些具有鮮明行政性質的“官方”渠道，實際上在普通民眾與高層政府之間架起了單向的橋梁，并且極具效率。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表達，需要有它的受眾，而上述官方渠道則提供了這樣一個握有最大決策權力的受眾群體：決策者本身。

　�。�2）傳統(tǒng)媒體：傳統(tǒng)媒體包括官方媒體和半官方／非官方媒體兩種。根據媒體背景的不同，傳統(tǒng)媒體對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表達有著不同的作用。官方媒體被國內外視作政府態(tài)度的喉舌，受政府政策控制較多，因此對民間政治情緒的向外表達作用并不明顯。半官方／非官方媒體一般具有跟隨政府輿論基調的普遍特點，但由于受到行政制約較少，也因為需要利用民間種種思潮中的非理性成分增加自己的關注度與銷量，常常對民間政治情緒、特別是不易觸動政府敏感神經的對外政治情緒進行有意無意的引導性報道或者反映�？梢哉f，傳統(tǒng)媒體，尤其是以紙媒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眾多半官方、非官方媒體，對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表達起到了某種程度的引導－報道－再引導的作用。詳細的動因和背景分析將在后文涉及。

　　（3）直接的行動：這種表達渠道是一種最直接的渠道。同時也是近些年來最受國內外關注的一種表達渠道。2005年4月的全國性反日游行，2003～2004年間的幾起始于網絡的群眾性簽名活動，以及時而發(fā)生的日駐華使館門前示威等事件，都是民間用一種自發(fā)的直接行動來表達他們某種對外政治情緒。這種表達方式是最為激烈和最難以控制的，它的發(fā)生需要長期的輿論積累和特定的事件導火索這樣的雙重條件才能引發(fā)，同時也受到活動領導人、參與人群體的限制。因此，通過直接的實體性活動表達對外政治情緒的這種渠道，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確定因素。但是，民間對外政治情緒借由這種渠道所表達出來的聲音是各種渠道中最為強烈、受眾最廣的，同時對政府決策或行政作為的影響力也是最大的。本文將其視為民間對外情緒的一種終極表達方式和渠道。

　�。�4）網絡：網絡作為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表達平臺，是互聯網技術在中國普及之后的事，盡管時間不長，但卻極大地豐富和擴展了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表達渠道、交流方式、參與人群。事實上，近些年蓬勃發(fā)展的民間對外政治情緒，正是圍繞網絡這個交流平臺為中心，向其他渠道擴展的。具體的平臺主要是互聯網上各種大大小小的軍事政治類主體站點或主體論壇，以及綜合站點、論壇中的軍事政治類板塊。其中，企業(yè)型的門戶類網站中的軍事政治類板塊，在網絡平臺上一般充當了時事新聞的提供者的角色。而數量眾多的由網友自發(fā)建立的專門性站點、論壇，則是各種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集中表達、形成、傳播的主要平臺。分析網絡平臺在民間對外政治情緒表達方面的作用與地位，以及由之而產生的對外政策的非官方影響力，將是本文分析和討論的重點。

　　2、關于網絡表達渠道的分析

　　網絡平臺相對于傳統(tǒng)媒體，最大的優(yōu)勢在于它的開放性和匿名性。盡管互聯網存在著各種管制（包括社會道德類管制、政治言論管制等諸多管制類別），但不可否認，網絡是進入門檻最低的一種社會性媒體。只要擁有相關設備的使用權，任何人都可以在網絡上有關的站點或論壇發(fā)布自己的言論。這種進入的低門檻，也顯示著互聯網的另一種特征，即匿名性，除了部分需要真實身份驗證的站點（多為商業(yè)站點）之外，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即使是IP地址追蹤等技術的發(fā)展，也難以通過一條簡短的留言或一篇帖子反溯到發(fā)布者本人。

　　對于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傳播而言，這兩種互聯網的主要特性對其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網絡上發(fā)言，幾乎無需任何準入制度，因此一些難以在傳統(tǒng)媒體上得以展現的觀點、意見，便被迫、或者主動地轉入到了網絡這個開放的平臺之上，以求在這里尋找到支持者。同時，既然是一種“政治情緒”的表達，其中必然有觸動政府既有決策的言論，受到網絡匿名性特點的保護，反對該決策的發(fā)言者幾乎完全無法被追蹤從而受到行政壓制。簡單地說，網絡的開放性與匿名性，保證了民間對外政治情緒在這樣一個平臺上，得到了充分發(fā)展的空間。

　　其次，從網絡的開放性與匿名性的特點引伸而出的，是網絡的傳播性與擴散性。去過網上論壇的人可能都有體會，各種論壇里充斥著各種的“轉帖”，各種網站上的文章也常常是“轉載”或者干脆通過后臺程序直接從同一個源數據庫讀取更新文章。任何有“點擊價值”的文章，都會在第一時間通過各種方式由網站／論壇的經營者和參與者迅速地被傳播到全國各地。進而，由于上網者人數眾多并且從事各行各業(yè)，他們從網絡上的得到的種種信息、言論傾向，經過他們進一步地向其他網民或非網民擴散。這樣的傳播渠道導致了網絡上比較流行或比較新穎的觀點（這里特指與民間對外政治情緒有關的政治、經濟、文化類信息）會迅速地在全社會范圍內擴散開來。如果這種擴散效應足夠強烈，則會引起傳統(tǒng)媒體的重視，繼而對此加以報道或制作與該觀點有關的新聞整理專題，反之又會使更多的網民／非網民加入到這一觀點的傳播與討論中來。

　　可見，網絡這一民意表達平臺，無論是在開放性、匿名性，還是傳播性、擴散性方面，其對民間對外政治情緒向外表達和繼續(xù)發(fā)展方面的優(yōu)勢，都極大地優(yōu)于傳統(tǒng)官方渠道和傳統(tǒng)媒體。也正因為如此，網絡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發(fā)展過程中，扮演了平臺與動因的雙重角色，從而以一種隱蔽而又明顯的方式，改變著當代中國政府與民間的互動模式。

　　國內的民間對外政治情緒早就存在，但日益發(fā)展為一種希望影響政府決策、希望得到全社會認同的“非官方影響力”，卻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起源于網絡討論的民間對外政治情緒，其最初的成因并非某種“自激”。誠然，隨著中國不斷地融入世界，與外部的交流不斷加強；
國內經濟、社會的持續(xù)發(fā)展，使得普通大眾的國際自信心不斷增強，加上眼界的不斷開闊，越來越多的人感到，中國對外關系與他們的生活前景和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繼續(xù)保持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本文認為，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產生，其主要原因是“應激型”的，即受到外部壓力或者認為政府外交決策失敗而產生的。國內發(fā)展只是其產生的社會背景而并非激發(fā)其向外發(fā)展的主要原因。在內外雙重因素的作用下，民間漸漸產生了一批關注中國國際交往、熱衷討論今后中國對外關系的小群體。而這些分散、互不溝通的小群體，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互聯網的發(fā)展大潮中，以其新鮮且鮮明的觀點、關注對象的正義性，吸引了越來越多具有同樣心理背景的人加入進來，從而一步步走到了現在的規(guī)模。

　　通觀1990年以來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發(fā)展過程，其典型的“應激”性質表露無疑。事實上，民間對外政治情緒正是由于中國在對外關系上的一系列摩擦、沖突、以及由此積累的反感和怨憤才日益強化起來的。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美國阻撓中國申辦2000年奧運會事件；
1995年美國允許李登輝入境訪問；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等案例中，美國的霸權心態(tài)表露無遺。這些在國內引起了普通大眾對美國的普遍反感。因此這一時期國內反美情緒占居了公眾較多的關注。2000～2002年期間，日本則在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主要指向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主要角色。2002年以來，中日之間關于歷史問題、教科書問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釣魚島爭端及臺灣問題等諸多敏感問題的表面化，導致中日關系降到歷史最低點，2005年日本要求“入�！保�更是使得以網絡為中心的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空前緊張，全國各地出現大規(guī)模的游行活動，近百萬網民組織簽名，反對日本“入�！辈⒁�求中國政府采取積極的抵制行動。浸透鮮血的歷史問題與現實戰(zhàn)略性矛盾的集中出現，中日關系為國內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迅速發(fā)展、取得廣泛社會認同提供了對象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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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發(fā)展與傳播

　　1、縱觀1990年以來中國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發(fā)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6]：

　�、�1990～1995年，是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醞釀期，這一時期的國際背景是中國努力修復與各主要邦交國的關系，同時大規(guī)模引入外資，為幾年后的“經濟起飛”積蓄力量。而且，這一時期的公眾媒體并不豐富，這主要受到政府輿論調控和技術手段限制（互聯網尚未進入社會日常生活）兩方面影響。

　　②1996～2001年，是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第一個高潮。大背景是經濟和社會生活同步高速發(fā)展；
中國與日本在教科書、釣魚島等敏感問題方面的爭端逐漸表面化；
與美國關系發(fā)生突然性惡化（1996年臺灣“大選”風波，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與此同時，互聯網開始普及，很多現在活躍在網上的資深軍事政治論壇網友，都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接觸網絡討論的。但由于2000年以前，上網的方式還比較單一，購買電腦的門檻也較高，因此網絡還是屬于一種“半精英”類型的媒體，尚未徹底大眾化。此時的民間對外政治情緒，更多的還是受到電視新聞和紙媒報道的影響，各種觀點、論調，還只是停留在范圍不大的小圈子里。

　�、�2002年至今，是又一個高潮。2002年是網絡、個人電腦市場爆炸性增長的一年，網絡隨著ADSL、寬帶的普及和個人電腦價格的下降而迅速大眾化。而導致這一高潮的導火索，正是小泉對靖國神社的再次參拜。此時的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矛頭，已經基本上集中于中日關系領域，對中美關系則沒有第一次高潮時那么關切了。

　　2、個案分析

　　本文選取首次民間對外政治情緒通過網絡渠道向外表達自身意見的典型事件——2003年7月～8月間的“反對京滬高鐵使用日本新干線技術萬人簽名”事件——來分析民間對外政治情緒通過網絡渠道產生、傳播、及至產生影響的全過程。

　　高速鐵路建設中，涉及日、法、德三國各有優(yōu)劣的高速鐵路技術的引進，同時還有中國自主的高速鐵路技術“中華之星”參與其中�！笆聦嵣�，京滬高速線的價值不僅體現在1300公里的線路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是進入中國高速鐵路網建設的通行證。盡管中國的鐵路多次提速，但在71500公里的總里程中，只有10000多公里的快速鐵路，而時速超過300公里的高速線路則為零。據悉，連接長三角、珠三角以及華北地區(qū)的高速鐵路正在列入計劃，而依據一家法國咨詢公司BTI的預測，這其中蘊藏的市場機會超過一萬億元，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單的項目。[7]”

　　各方的競爭、博弈，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各種傳統(tǒng)媒體都在經濟類板塊對此有所報道，在公眾中的關注程度逐漸提高。2003年初，隨著關注京滬高速鐵路的網友越來越多，討論的氣氛也越來越熱烈，但討論主題并未集中涉及中日政治關系對高鐵計劃的影響。2003年4月，《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稱“中國選定新干線的可能性為95％”，被媒體傳入國內，更在網友中引起了軒然大波。5、6月份時，網上討論的方向已經開始從“該使用什么樣的高鐵技術”向著“為什么不能使用新干線技術”轉變。

　　所有這些關注，當時還都停留在網絡平臺之上，由于缺乏對網絡平臺民意表達力的充分心理準備，并沒有傳統(tǒng)媒體對網上越來越激烈的討論加以報道。而在網上加入高鐵項目討論的網友，其組成成分已經從對單一項目關注的人群，擴散到幾乎所有關注中國外交、中日關系、甚至所有熱衷軍事政治類討論主題的網友。一些“著名”的以“反新干線”為主題的帖子在各個論壇中被廣泛傳播。事實上，筆者在寫作本文時，曾以其中幾篇比較著名帖子的題目在搜索引擎中搜索，發(fā)現這些經典文章甚至出現在一些IT類、藝術類論壇中。這些帖子對中國高鐵項目的來龍去脈和各競標方的優(yōu)劣做了詳細、甚至專業(yè)的對比，其論調也并不極端，但最后的結論基本都是反對采用日本的新干線技術，并且都不約而同地對日本參與中國高鐵項目的動機表示出極大的不信任。

　　2003年7月中旬，《經濟觀察報》報道，“鐵道部科學研究所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選擇日本新干線的可能性將超過90％，盡管需要高層拍板，但實質性論證工作早已經結束，剩下的只是程序方面的審核�！�”。聯系早在5、6月份就流傳于網上的與之類似的“小道消息”，通過不同渠道知道這一消息的網友紛紛在網站上發(fā)表意見，不少人猜測鐵道部最終將采用日本新干線技術。隨著各種真假消息的持續(xù)傳播，加上之前近半年時間的輿論積累，網絡之上終于爆發(fā)了“反對采用新干線技術”的集體呼聲。

　　愛國者同盟網于2003年7月19日發(fā)起了“反對京滬高鐵使用日本新干線技術”網上簽名活動，隨即得到眾多網友的熱烈回應。截至7月29日零點活動結束，網站統(tǒng)計欄里的數字顯示為“82752”，在短短十天時間里，愛國者同盟網就征集到了8萬多名網民的簽名。

　　在簽名活動進行的過程中，高鐵項目的社會關注度迅速擴大，同時也出現了不少毫無理性的反對聲音，簡單地表達著對日本的厭惡。而從技術角度和市場角度對新干線技術持支持態(tài)度的網友的聲音則前所未有地被壓制。

　　活動的組織者，愛國者同盟網的一名管理員介紹說，“這次簽名活動并沒有什么很量化的目的，主要是為大家提供一個平臺”，并表示，國家決策肯定是通盤考慮，自己也肯定擁護國家決策，但有這么多踴躍表達自己看法的網友，中間肯定有水平很高的，“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向國家提供一份參考意見、一種思路、一種啟發(fā)。

　　曾經在日本靖國神社潑灑紅漆而聞名的馮錦華告訴記者，在通過各種渠道得知諸多有關京滬高速鐵路的傳聞后，許多網民迫切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因為網上傳言很多，大家找不到準確的信息渠道，對于真正關心國家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折磨”。大家沒辦法，只有通過簽名來抒發(fā)自己的感情。

　　對于此次簽名活動能否得到預期的效果，馮錦華表示：“能不能產生真正的影響不清楚”。但他強調，他們并不想給政府添亂。他認為建設高速鐵路除了要考慮經濟因素，還要考慮戰(zhàn)略安全和國民的感情。因此，他認為發(fā)起簽名“正是為我們國家利益考慮”，僅僅是一個民意調查。他表示，不管最后采取什么方案，到底是給日本還是不給日本，政府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說法，“通過網上便捷的方式，大家了解一下沒有壞處”。[8]

　　從簽名活動的結果看來，如果說2003年5月份以前，反對高鐵新干線方案的人理由與中日關系無關的話，那么這些人在簽名活動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說少之又少，更多的人是被簡單的“抗日”熱情吸引而來的。但這并不影響這次簽名活動在網絡和現實社會所造成的震動效應。很多平時很少上網的人也開始注意到網上存在著這么一群人，并開始贊賞他們的理念與做法。愛國者同盟網此后的聲名鵲起不能不說與首次發(fā)起網絡簽名、試圖影響政府決策有著莫大的關系，最重要的是，它讓普通民眾看到了新的參政議政途徑。

　　由于簽名活動造成的巨大影響，甚至影響到了最高決策層對此事的態(tài)度，從而使得在與日本方面的后續(xù)談判中，中方表示因“受到國內民意壓力”而需要重新考慮引進新干線的條件[9]。愛國者同盟網站后來證實曾被有關方面以不公開的原因短期封閉，當時的很多討論帖子和有關數據可能都未能保留下來。網上曾一度有論壇改名“聲援‘愛盟’論壇”，表達對封閉愛國者同盟網站的不滿。

　　通過這一案例，一條典型的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發(fā)展與傳播渠道可以被勾勒出來：首先是長期積累的對某個特定國際實體的認同積累不斷增加（主要是負面認同），當出現某一事件與民眾中主流認同的“國家利益”相同沖突，而這一事件的對象又恰好是那個特定的國際實體（如日本），那么在網絡上（或者如上文分類的更廣闊的民意表達渠道）就會掀起由精英或少數人激烈討論引起的輿論關注潮流；
繼而，這一事件所包含的“外部壓力”、“敵視中國”、甚至悲史之情與興亡之憤的種種特征，都會隨著事件的傳播而被放大，并加以特別關注。最后，民間對外政治情緒這個具體事件的關注可能會隨著政府有關決策的順向調整，而漸漸轉向或熄滅；
也可能由于政府不愿改變既定政策、或有關國際實體的行為繼續(xù)向著民間對外政治情緒所期望的相反方向發(fā)展，而發(fā)生一系列有關的社會實體活動（如簽名活動、游行等）。

　　3、日益壯大的民間對日政治情緒與日益惡化的中日關系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國內民間對外政治情緒的發(fā)展，并不是始終以日本為針對對象的，中日關系的惡化也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出現的。本文在第二部分中已經給出了中日關系近12年來的變化描述，下面將繼續(xù)使用《人民日報》涉日文章的文獻回顧數據，與同期發(fā)生的民間典型反日活動或言論潮流進行橫向對比，以此來考察中日關系的變化對民間對日政治情緒變化的影響。

　　評價兩國關系是良好還是惡化，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觀察兩國官方、民間互訪的數量變化。由于本文所作文獻回顧的數據來源是《人民日報》，因此刊登其上的政治、經濟、文化類互訪，雖然并不是中日人員互訪情況的完整文獻資料，但實際上反映出了中國官方對兩國關系的態(tài)度變化。下圖是《人民日報》1992年5月～2005年2月[10]間所刊登的全部有關中日人員互訪的報道數量統(tǒng)計。

　　統(tǒng)計圖中，需要重點說明的是較為特殊的1997～1998年時間段，此期間《人民日報》關于日本的各方面報道都出現了驚人的大幅下降。筆者分析出現這樣的降幅，除了中日關系本身的變化影響外，還包括以下兩個原因：①1997年，鄧小平逝世和香港回歸兩大重要事件，使得該類報道成為了當年《人民日報》的主要報道方向；
②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中日關系在媒體報道中的重要地位相對下降。同時，1997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關于慰安婦問題發(fā)表謬論、日本國會議員登上釣魚島等惡性事件，導致中日關系冷淡。結合1996年臺海危機，此時的中日關系大環(huán)境非常緊張。兩方面因素的結合，使得《人民日報》上關于日本的文章和報道、中日互訪的數量等大幅下降。因此，盡管從統(tǒng)計結果上看，這一時段的數據略有不正常，但實際上，數據所反映的信息依然是真實、客觀的。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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