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真快，再過幾天就是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九周年的日子了。想當年，也曾有群熱血青年上街示威，在美國駐華使館外慷慨激昂。那批年輕人現(xiàn)在在哪里呢？那位剃光了頭，在頂門上畫了炸彈標靶，人群中格外顯眼的學生如今到了哪里？回首那段日子，這群熱血過的年輕人不知又有何感想？九年以來，中國的年輕人經(jīng)歷過兩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近抵制家樂福的反法運動。或許將來的某一天，這些運動將會成為幾代學子的集體記憶甚至身份界標，于是當大伙聚在一塊初次見面的時候，不用自報年歲，只需說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撥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長幼有序了。

　　也就是說，“反×”(“×”為某一個國家)成了九年間許多年輕人的共同背景。問題是，這是個什么樣的共同背景？所謂“反×”指的又是什么？這兩天，中央政府遞出了橄欖枝，愿和達賴喇嘛的特使會面；
法國總統(tǒng)又派出了政壇元老拉法蘭當媒人，前來中國修好。這一切和緩緊張局勢的跡象正好能讓我們有點呼吸的空間，好好問一些基本的問題。

　　現(xiàn)代民族主義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無限擴展國家范圍的能力，不只往日發(fā)生在現(xiàn)今國土范圍內(nèi)的歷史是國史，所有的人民是國民，即使是大自然中與世無爭的景觀和物種也能一一納入國家的范圍，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聯(lián)系。例如朝鮮的金剛山，它不單是座雄偉的高山，還“象征”了朝鮮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貓，大家都知道它是“國寶”。從一個個的人直到花草魚蟲，莫不共享了一種人人皆能感受得到卻又不容易解釋得清的“國族精神”。這股超越個體的“國族精神”不只貫穿了一切，反過來，那些被其涵攝的個體也能隨時代表“國族精神”的整體。在這抽象的“國族精神”與無數(shù)個體之間的關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與多的狀態(tài)。

　　所以當法國有人試圖搶奪奧運火炬的時候，很多人就會自動覺得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見，而是準許這些事件發(fā)生的法國有錯。當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榮譽市民的銜頭頒發(fā)給達賴喇嘛時，這也不只是一個市政府的錯，而是全法國人民的責任。當法國媒體修理中國政府的個別政策，也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是法國與中國的全面對決了。

　　依照這樣的邏輯，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過的結(jié)果。憤怒的網(wǎng)民們針對的不再是持某種政治主張的團體，也不再是一個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幾篇媒體的報道，而是整個法國和它所涵蓋的一切。因為任何一個擁有法國國籍的人，任何一件來自法國的事物，都能神秘地代表了法國。反對法國就是反對那些我們所不滿的個體和單元，而反對那些個體與單元就是反對法國全體。

　　經(jīng)過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韓的風潮洗禮，內(nèi)地不少青年學到的就是這種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義邏輯了。當然這絕非中國的獨有產(chǎn)物，而還是一種普世的現(xiàn)象。美國人和韓國人也會反過來以為海外僑胞和留學生就代表了全中國，看見部分情緒激動的留學生痛扁了自己的記者一頓，就覺得這是全體中國人要入侵國土了。只不過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間，就已經(jīng)歷了數(shù)次“反×”運動。這些運動就像一種集體的社會儀式，參與者在里頭通過言詞和行動的反復操演，可以從實踐中習得這種極度簡化的思考方式與想象力，把個別的東西和意見迅速地無限上綱成玄而又玄的“國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這還是一種必將反向操作的實踐，也就是說，越是以這種方式看待對立面，就越會以同樣的態(tài)度為自己尋根，盡量尋求和肯定屬于自己國家的東西。再簡單點講，就是反對對手的所有，同時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這個地步，所謂愛國就是要愛自己國家的一切。所以柏楊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出之后，有人為“死了一個漢奸”而鼓掌，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柏楊寫過《丑陋的中國人》，說自己國家有問題的人，又怎能不是漢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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