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五有兩條消息引起我的注意，我進而認為應當引起大家的注意：一是國家稅務總局宣布即將開征燃油稅，一是國資委宣布從明年起國企要向國家分紅。

　　開征燃油稅和國企向國家分紅這兩件事，都是社會呼吁多年、國家也承諾多年但就是遲遲不能實現(xiàn)的事情。如果這次不是像以往那樣最后又放了空炮而是真的兌現(xiàn)的話，我認為這是中國政治發(fā)展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它的意義何在呢？

　　它標明了我們的黨和政府終于向既得利益集團的不合理利益動手了。

　　胡溫新政的指導方針是以人為本，構建科學發(fā)展的和諧社會，并因此采取了一系列關注民生、紓解民困、緩和社會矛盾、注重科學發(fā)展的實際措施。但是在此前的新政中，黨和國家都是采取做大蛋糕，以新增的財富向弱勢群體適當傾斜的政策策略，來實現(xiàn)上述方略的。至于既得利益集團多貪多占造成的的社會不公平的那一部分，新政這幾年沒有進行實際的調整也就是剝奪。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興利而不除弊。

　　在這一策略思路下，國家把新增的財政收入的大部或全部，用于加強社會基本醫(yī)療保障、義務教育和大學生補助、社會養(yǎng)老、農業(yè)、環(huán)保、扶貧、城市廉租房建設、財政供養(yǎng)人員的工資調整等事項，提升了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和公平度。當然，直接受益的是社會弱勢群體和貧困地區(qū)。

　　但是，對于前些年已經形成的不公平現(xiàn)象，那些利益集團的非法和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新政小心地不去觸動。比如，社會反響強烈的燃油稅和國企向國家分紅，就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開征燃油稅是一件已經喊了十幾年、甚至已經寫入1997年制定的《公路法》的事情，有助于節(jié)能減排、公平稅賦、倡導節(jié)儉，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但由于觸動了交通部門幾百萬公路收費人員的既得利益，當然也還有一些技術問題，竟然遲遲不能開征。今年年初，終于有公民向法院告訴交通部繼續(xù)征收養(yǎng)路費違法，一時弄得沸沸揚揚，極大地損害了政府的威信。而燃油稅不能開征的結果，也并不僅僅是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這么簡單。今年中國乘用車的銷售中，經濟型轎車銷量在曾經因為各個城市取消“禁小”的歧視政策而大度上揚后，終于再度下滑，表明了政府的政策導向將會產生怎樣一個消極的結果。中國公路的收費站密度之高，收費時間之長，收費隊伍工資福利之好（某省一個普通收費員一個月工資福利8000元，連該省交通廳副廳長都不得不自開玩笑說愿意去當一個收費員），以及所有收費實際都不過在養(yǎng)活收費隊伍和成為交通部門的小金庫，而沒有用于或主要沒有用于養(yǎng)路和修路——這樣一個畸形的惡贅物，僅僅由于一個或幾個部門的利益考量，就可以讓寫入法律、決策十年的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辦不成，造成諸多嚴重后果。

　　至于國企向國家分紅，本來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竟然也成為一個難題。特別是在國企改制后，所剩下的基本是大型的壟斷性的國企，它們占據了中國的能源、通訊、交通運輸、冶金、大型制造、金融保險等行業(yè)，憑借壟斷地位和占有國家稀缺資源，這幾年大發(fā)橫財，在內部人員工資福利奇高（報載一個供電公司的抄表員一個月工資就達8000元）、辦公及公務消費極其奢侈甚至腐敗的情況下，其巨額利潤竟然不向國家分紅，使得這些所謂的全民所有制企業(yè)不但名不副實，而且據利自肥，成為社會分配不公的典型范例，是造成社會不公的重要領域。但是由于圍繞國企實質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從中央到地方、龐大的、盤根錯節(jié)的既得利益集團，國企實際上已經成為某些特權人物和某些部門的囊中之物，即形成了權貴資本和官僚資本集團，所以其改革的難度或向常識與公理回歸的難度更大。因此當社會強烈呼吁國企向出資人分紅若干年，其主管部門要么含糊其詞，要么顧左右而言他，成為國人詬病和世界詫異的中國怪象之一。

　　胡溫新政五年來在取得一片喝采的同時，也有相當多的人對其興利而不除弊的策略取向不滿。比如自稱為新左派的領袖人物之一的汪暉先生就尖銳地批評過那種“把很多社會危機和社會問題合法化——用面包做大來為嚴重的社會分化和腐敗辯護，如果這不是迷信，就是有意的掩飾”的所謂市場經濟改革派的觀點，并深刻批判所謂“現(xiàn)代化”在公平上的缺陷。（汪暉：《現(xiàn)代化本身需要被反思》。2007年08月04日 《經濟觀察報》）我自己在兩年前一篇題為《執(zhí)政為民的兩個試金石》的文章中，指出能否對公款吃喝和公車消費動真格的，是檢驗新政是否執(zhí)政為民真假的兩個試金石。我的一些朋友也在為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以鐵腕清算那些非法暴富的“大亨”叫好的同時，對中國的現(xiàn)狀表示不滿。但是，也正如我的一些文章所指出的，所謂弊端后面，是強大的利益集團，而在中國目前的利益博弈制度中，在很多時候真正能左右決策（包括法律政策）的不是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弱勢群體，而是既得利益集團。在這種現(xiàn)實的形格勢禁下，雖然新政的領袖無疑具有偉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理想，也提出了具有極大針對性和公正性的治國方針，但是一切政治都是現(xiàn)實政治力量的博弈，在新政力量還不夠強大的時候，他們必須講究策略，把握平衡，小心翼翼地前進。因此，新政在策略上興利而不除弊，以做大的蛋糕來更多地向弱勢群體分配，這樣可以不去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從而既能彌補某些社會不公平現(xiàn)象，緩和社會矛盾，同時可以贏得時間和民心，慢慢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格局。當時機成熟，他們會做出更為積極的調整。

　　現(xiàn)在，我們終于看到新政通過在這兩件事情上的撥亂反正，從而向既得利益集團正式開戰(zhàn)。它的指標意義在于：表明了中國政治力量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新政已經有了足夠的力量，可以興利除弊同時進行。

　　這是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在掌權五年來，在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一個政治發(fā)展及取向的重大信號。它昭示了今后黨中央會更加積極有力地貫徹既定的執(zhí)政為民、科學發(fā)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

　　如果上述判斷不錯的話，那么，我希望黨中央下一步除害的利劍指向民怨沸騰的“三公消費”。

　　當然，已往所有的新政舉措，都是依靠黨中央領導人的個人品德和嫻熟的策略為主要憑依的。正是因為現(xiàn)有中國的政治體制，使得這種領導人個人的因素居于關鍵的、主導的地位。我們慶幸我們有了胡錦濤和溫家寶為代表的優(yōu)秀的國家領袖，我們愿意與他們共同仰望星空，建設大地。但這還不夠，這與一個理想而健全的現(xiàn)代社會還有距離：國家和人民的命運還是寄托于少數(shù)領導人身上。從根本上來說，如果我們不能及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民主制度，我們會看到領導人即使極其優(yōu)秀，但他們也十分艱難。因此，在我們?yōu)樾抡�取得重要突破的同時，仍然要大聲呼吁政治改革。如果不能進行以民主為標志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發(fā)展，都不會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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