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年困難時期，面對普遍的缺糧問題，中共中央號召全國城鄉(xiāng)人民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代食品運動。在農村，代食品的生產主要利用農作物的稈、葉、皮等和采集到的野生植物；
城市的代食品生產則以小球藻和合成類代食品為主。代食品運動是一項重要的救災度荒措施，但代食品在從精神上緩解人們對饑餓的恐懼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一些。

　　[關鍵詞]三年困難時期/代食品運動/小秋收

　　[作者簡介]陳海儒（1972—），男，陜西城固人，云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碩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史。

　　在中國大多數人解決了溫飽問題并向小康社會邁進的時候，許多人也許已經淡忘了40多年前席卷全國的代食品運動。在1959—1961年糧食極度匱乏的困難時期，為了緩解人們的饑餓感，中共中央倡導并組織全國人民大力生產、采集代食品，并把它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抓。應該說，對這一運動的研究，是考察三年困難時期度荒策略及其效果的有效途徑。然而，目前史學界對代食品運動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據筆者統(tǒng)計，到目前為止，相關的研究成果僅有高華教授的《大饑荒中的“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1]與羅平漢的《共和國歷史上一場特殊的代食品運動》[2].兩篇文章都從政治層面對代食品問題的產生及效果進行了較為宏觀的考察，本文擬利用《人民日報》及一些地方檔案資料從微觀的角度，對代食品運動做進一步的探討，渴望能達到拾遺補缺的作用。

　　一、代食品運動的背景

　　隨著1958年春大躍進運動的全面展開，糧食高產衛(wèi)星頻頻上天，似乎吃糧問題已經完全解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出了“糧食多了怎么辦”的問題。事實上，當時許多地方不僅缺糧問題依然存在，而且相當嚴重。比如云南省在1958年春夏之間就有70多個縣市出現嚴重缺糧問題，導致23萬多人因饑餓而得了腫病，其中有3萬多人餓死。[3]幾個月之后，全國糧食不夠吃的現象已經十分普遍。以河南、山東為例：1958年底，河南省一些鄉(xiāng)的食堂經常吃的是稀得照見人影的紅薯面湯或紅薯粉湯；
山東省有的地方的群眾不得不一日三餐在食堂光吃蘿卜喝開水，有的整天喝地瓜干粥，情況好一些的也不過每天喝稀飯，外加一至兩個菜窩窩或者豆子摻粗糠的窩窩，到1959年初，則連紅薯也沒有了。[4]就連一些素有“魚米之鄉(xiāng)”之稱的地區(qū)，也到處可見因沒糧吃而或水腫、或干瘦、或斃命者。比如在有名的“西北小江南”——漢中，有的縣大量群眾棄家外逃討飯，以謀生路；
就連情況不算差的寧強縣，群眾也已經普遍斷炊，有一個斷炊多日的婦女獲得照顧，被分給2斤肉、2斤麥子，這個女人未等到回家已經在路上把2斤肉和1斤麥子生吃光了。[5]到1960年，全國缺糧問題不僅沒有絲毫緩解，而且從農村蔓延到了城市。

　　肚子吃不飽，群眾難免怪話連篇，以表達不滿情緒。陜西群眾說：“人民公社好，粗茶淡飯吃不飽”，“食堂光湯，吃了心慌，做活沒勁，吃飯嚷仗”，“蔣介石，大壞蛋，一天能吃三頓飯；
共產黨，好領導，一天兩頓吃不飽”，“過去糧食打的少，還夠吃，現在糧食打多了，卻不給人吃夠，政府不知道把糧食用到哪里去了！”。[6]江西群眾講“走進食堂門，稀稀拉拉一大盆，鍋里照見人，碗里照見魂�！盵7]

　　面對極度缺糧的現狀和群眾的怪話與疑惑，新中國政府不可能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但出于種種考慮，各種媒體一面一如繼往地宣傳人民公社的無比優(yōu)越性和大躍進的偉大成就，一面以群眾對糧食的消費水平提高和城鎮(zhèn)人口增加對缺糧現象進行解釋。以《人民日報》為例，它認為：“在過去十年中，我國農業(yè)是逐步增長的，特別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長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國原來的農業(yè)水平很落后，而解放以來，隨著國家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對農產品的需要卻增長很快”，因為“凡是能參加勞動的人一般都參加了勞動，工人和農民全年都在積極地勞動，食量大為增加；
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來的貧農、下中農的口糧已提高到中農的水平；
近三年來城市工礦區(qū)人口增加了兩千萬左右；
工業(yè)用糧也增加很大；
農業(yè)基本建設隊伍很大，去冬今春參加水利建設的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了七千多萬人，他們的口糧比一般農民多。”[8]

　　解釋與宣傳是針對思想認識的，并不能有效地緩解現實的吃飯問題。因此，在通過媒體對缺糧問題進行解釋的同時，新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救災措施：低標準，瓜菜代。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鄉(xiāng)人口的吃糧標準，一方面大力生產瓜果、蔬菜和代食品。因為原本就不高的口糧標準降低后要使群眾不餓肚子，只有摻雜其它的東西當飯吃；
在副食品供應極為短缺的情況下，能夠在較短時期內大量生產出來當飯吃的東西只有瓜果、蔬菜和代食品了。于是，在中央倡導與組織之下，全國很快掀起了大種瓜菜和大力生產代食品的運動。

　　由于代食品的生產不像瓜菜生產那樣要受土地面積和生長期的雙重制約，因此中央對依靠代食品緩解糧食問題寄予很高的期望。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小范圍的生產實踐，中共中央于1960年6月發(fā)出了“積極采集和儲備代食品，必要時糧食部門應當收購一部分代食品儲備起來”[9]的指示。到1960年11月，隨著《中共中央關于立即開展大規(guī)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通知》的下發(fā)，一場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發(fā)動，各級代食品領導小組指揮，全民參與的代食品運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了。

　　二、代食品的采集與生產

　　所謂代食品，是指人們用于充饑，但在正常年成不作為食品的植物、動物、微生物、化學合成物等。自古以來，人們在災荒年代都曾采集、食用過代食品，如樹皮、草籽等。然而當時的行動都是人們自發(fā)的、出于本能的生存欲望而采取的，大都限于較小的范圍內。三年困難時期，在全國性嚴重缺糧的情況下，中央人民政府發(fā)動全國人民采集和生產代食品，而且由各級黨委成立了代食品領導小組，具體負責指揮和領導各地群眾研究、試驗、開發(fā)、生產、收集代食品的活動。從總體上看，三年困難時期的代食品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為農作物類代食品，它包括各種非災難年份人們不曾食用的農作物的秸稈、根、葉及殼類，如水稻、小麥、大麥、玉米、高粱等的葉、稈、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玉米包皮、稻谷殼等，以及薯類作物的葉、莖、桿、根等；
第二類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稈、根、葉、莖、皮、果實等，如榆樹葉、樹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莧菜、洋槐葉、沙棗、鴨跖草之類；
第三類為小球藻、紅萍等浮游植物；
第四類指合成類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葉蛋白等，它們相對于前三類有較高的營養(yǎng)價值，而且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因此也被稱作精細代食品。由于環(huán)境與條件的不同，廣大農村主要以采集和制造農作物類代食品和野生類代食品為主，同時也非常重視小球藻的培育；
城市則主要培育小球藻和制造精細代食品。

　　1、農作物類代食品的生產

　　人們在尋找代食品時，最容易想到的是從農作物上入手：除了平常食用的糧食之外，農作物的其它部分是否可吃呢？既然平時可以用它們來喂養(yǎng)家禽家畜，那么人應該也可以用它們來充饑。于是人們想出種種辦法把農作物的稈、葉、皮、殼等做成代食品。

　�。�1）利用麥秸、油菜秸稈、谷殼、豆稈、豆殼、玉米根、玉米稈、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稈等制作淀粉。比如把玉米包皮漚在一個大池子里，經過幾天的浸泡、攪拌、沉淀，池底就會出現淀粉。三年困難時期，《人民日報》和一些內部刊物都有文章推介此類制作淀粉的經驗。如《人民日報》1960年7月6日3版該報評論員文章《綜合利用潛力無窮》講：據廣西河池縣試驗，一百斤麥秸可能制成濕淀粉六、七十斤；
這種淀粉摻和一些面粉和米粉，可以制成饅頭、花卷、烙餅和面條，質量和面粉做的一樣。中共陜西省委的《代食品工作簡報》也向全省宣傳西安市雁塔區(qū)食品加工廠用豆稈、豆殼成功制作淀粉的事跡，說每百斤豆稈、豆殼可產濕淀粉80斤左右，將該淀粉和面粉混合可以蒸饃、搟面、炸丸子和制作各種糕點。[10]《農村工作通訊》則早在1959年就介紹了河南省清豐縣用玉米包皮制造淀粉的經驗，而且用河南省糧食廳糧食研究所的鑒定結果向人們說明玉米包皮中含有33.36%的淀粉，如果能將全國種植的近二億畝玉米的包皮充分利用起來制成淀粉，無異于增產糧食七、八十億斤。[11]

　　在各種農作物中，玉米在制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僅從玉米粒上脫下來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葉、稈、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來制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難時期各級政府大力提倡種玉米，《人民日報》也在1960年春的相關報道中不斷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從“飼料之王”，提到“雜糧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糧地位”。[12]

　　實際上，在很多農村，人們在1959年糧食緊缺時就已經食用農作物的稈、殼、皮了。媒體和政府及黨委的推介只是使得農村更大規(guī)模、更大范圍地食用它們。而且，與推介的經驗不同的是，人們不是用各種方法把農作物的稈、殼、皮先制成淀粉食用，而是直接把上述農作物的稈、殼等磨成粉末，與少許玉米面粉或小麥面粉摻雜在一起做熟用以充饑。

　　為了大大加快利用農作物的“廢料”制作代食品的進程，一些機械部門還專門研發(fā)了相關的設備。如陜西科學分院機械廠制造了一種電動粉碎機，每小時可以粉碎玉米根80斤，玉米芯90斤，紅薯蔓180斤。[13]該粉碎機分配到陜西各縣使用后，節(jié)省了人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2）以甘薯的莖葉、木薯的塊根、芭蕉芋的根作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們食用的是甘薯的塊根，莖和葉用作飼料。三年困難時期，甘薯的莖和葉也被作為食品推廣。連《人民日報》也稱甘薯全身是寶：薯葉摘下來洗凈晾干，就可當菜，或是摻飯吃；
薯葉尖、葉柄放在開水中一燙，加鹽腌一天，即可做干菜。[14]南方的廣西等地大種“費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塊根和葉做成食品。云南等省對主要產于當地、產量大、平時作為豬飼料的芭蕉芋的充饑功能十分重視，《云南日報》多次介紹，稱之為“地下糧食”、“人吃的好糧食”，說它含有大量的淀粉和糖分，吃起來味道甜美，可單獨食用或摻拌飯吃，還可用來制出可口的饅頭、包子、點心、涼粉等。[15]云南墨江縣的農民在困難時期大種芭蕉芋，用以渡荒。

　　此外，苜蓿也是三年困難時期值得一提的代食品。苜蓿耐旱，管理成本低，如韭菜一樣割一茬長一茬，是當時人民公社主要的牲口飼料。饑荒中，人們把它當菜來吃。

　　2、“小秋收”與“小夏收”

　　如果說農作物類代食品的生產與對農作物“廢料”的綜合利用相關聯，那么野生類代食品的采集與“小秋收”、“小夏收”是分不開的。

　　我國的野生植物資源種類多、分布廣，有許多可以為人類所利用。夏、秋季節(jié)，許多野生植物生長成熟，采集它們并制成代食品對于緩解缺糧問題有一定作用，因此，1959年秋，國務院發(fā)布了《關于深入發(fā)動群眾廣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的指示》，號召各地開展一個“小秋收”運動，上山采集野生植物資源�！度嗣袢請蟆吩趫髮Ц鞯亍靶∏锸铡鼻闆r的同時，也于1959年11月30日發(fā)表社論《趕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進一步推動“小秋收”活動。各地黨委紛紛響應，把“小秋收”運動列為黨在農村的一項重要任務，建立了領導機構，竭力動員勞動力潛力，或利用農事間隙全民出動，劃片包干，或組織“小秋收”專業(yè)隊，分期上山，野生植物熟一批收一批。有一首黔東南的山歌很能反映當時群眾采摘利用野生植物的情景：“貴州山多坡接坡，山中寶藏多又多，男女老少齊上山，采下山貨來加工，去時一對一對空籮筐，回時一籮金子一籮歌。”[16]1960年夏季，一些地區(qū)總結上一年搞“小秋收”的經驗，組織群眾到荒野去采摘成熟的野生植物。中央對這一“小夏收”活動非常贊許，《人民日報》及時地發(fā)表了社論《讓更多野生植物參加社會主義建設》（1960年8月10日）對已經在黑龍江等地取得初步成果的“小夏收”予以推廣，并要求各地同時為“小秋收”做準備。1961年的“小夏收”和“小秋收”活動在各地黨委的領導下也搞得轟轟烈烈，甚至有一些機關、工廠等城市單位紛紛抽調人力支援這一活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配合“小夏收”、“小秋收”，《人民日報》等重要報刊對多種野生植物資源進行了圖片或文字介紹。比如對橡子，據《人民日報》介紹，每百斤橡子可提取橡子粉30—50斤，經過水或碳酸納溶液浸提，除去單寧，即可食用：“橡子粉的淀粉含量雖略低于大米和面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蛋白質含量也較低，但橡子粉中含有17種氨基酸，其中包括有人體所不能合成而必須從食物中攝取的8種氨基酸�！盵17]再如《農業(yè)技術》刊物對沙棗的介紹：主要分布在甘肅、新疆、青海、陜西、山西、內蒙古等省，以甘肅省最多；
沙棗的果實生吃、熟吃和混在主食中都很可口；
沙棗面可以蒸饃、作餅、作面條，還可以作糕點、果醬、醬油、糖、酒和醋等副食品，每百斤沙棗可產沙棗面38斤左右；
沙棗的嫩葉煮熟可以當菜吃。[18]一些出版機構也在1960、1961年出版了大量的介紹野生淀粉植物的書籍，為人們采集、制造代食品提供依據。以1960年為例，全國發(fā)行的此類圖書有《山西野生植物》、《甘肅土產淀粉植物資源》、《福建野生淀粉植物》、《河南野生植物的利用（土產部分）》、《湖北野生淀粉植物》、《野生植物的鑒別采集與利用》等。[19]

　　通過“小夏收”和“小秋收”，群眾采集了大量能吃、能穿、能用、能燒、能喂的野生植物，除了供應工業(yè)部門和商業(yè)部門外，其余的部分被制作成各種代食品，有的植物的根、莖、葉、皮被直接食用，有些則經過了初步的加工如浸泡、磨碎等之后被食用。

　　3、小球藻及合成類代食品的生產

　　三年困難時期，小球藻一直是政府相當看好的代食品，這大概與小球藻不與農作物爭地、易培育、生長快等因素有關。但《人民日報》最初對小球藻的宣傳卻是以培養(yǎng)豬飼料為名的。1959年12月《人民日報》文章《小球藻——可作精飼料》報道說：浙江省溫州專區(qū)農業(yè)科學研究所用人糞尿代替化學肥料培養(yǎng)小球藻成功；
小球藻具有繁殖快、產量高、營養(yǎng)好的特點，“用一斤濃縮小球藻喂豬，每日體重可增加0.95斤；
用來喂牛、雞、兔等，體重也都有顯著增加，效果相當于二斤豆餅”。[20]隨后，《人民日報》連續(xù)報道了小球藻，圍繞它的研制、繁殖、作為飼料的營養(yǎng)價值等問題做了詳細介紹。

　　直到1960年7月6日，《人民日報》第1版的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才明確提出小球藻不僅是很好的精飼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價值。該社論還舉例說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試制糕點、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醬等食品，清香可口；
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嬰兒，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此后各媒體有關小球藻的報道主要講它食用營養(yǎng)價值如何之高。比如《云南日報》報道“人吃了小球藻以后，最突出的效果是精神好，在一般的情況下，經常定量吃小球藻，體重就會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些地方用小球藻做糕點、糖果、菜肴、藻醬等食品，質高味美，清香可口。有的地方給體質病弱的人吃小球藻，病人很快就恢復了健康。人們稱小球藻為‘水中豬肉’、‘植物牛奶’、‘人造雞蛋’�！盵21]這些報道，使許多人對小球藻在渡過困難中將起到的作用無比憧憬，就連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也不例外。他看了這些報道后上書毛澤東，建議在全國推廣小球藻，并列舉了生產和食用小球藻的幾個好處：一、至少可以保證不餓死人，減少甚至消滅浮腫病；
二、可以減少亂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
三、保證勞動生產率和工農體力不至因糧食不足而降低；
四、小球藻的生產不與農作物爭地、爭水、爭肥、爭勞力。毛澤東于1960年10月27日將胡喬木的信批轉全國，要求全面推廣小球藻。[22]

　　很快，全國掀起了生產小球藻的熱潮，農村、城市紛紛建池、漚人畜糞便以培養(yǎng)小球藻。與此同時，推廣小球藻培育方法的圖書紛紛出版，僅1961年就出版了《國外小球藻的試驗和研究》《小球藻生產知識》《小球藻生產技術問答》《小球藻（僮文版）》等。[23]各地也競相開展相關研究，改進小球藻的生產技術。如西安鐵道學院用面筋試制小球藻，經西安制藥廠分析，用面筋生產的小球藻干粉中蛋白質含量比鮮豬肉要多十個百分點。[24]此外，僅據《人民日報》報道，1960年下半年就有一系列加速培育小球藻的新方法、新技術被研制成功，如寧夏石嘴山市使用咸水培養(yǎng)法、浙江杭州市留下公社利用水田挖池培養(yǎng)法、華南師范學院生物系小球藻研究組關于適當攪拌能促使小球藻加速繁殖的發(fā)現、北京農業(yè)大學防治小球藻害蟲的方法、浙江省瑞安縣和北京中德公社讓小球藻在嚴冬也能正常生產的技術等。[25]

　　合成類代食品的生產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大范圍推廣的難度較大，一般先由科研部門試驗，再把成功的經驗向各地介紹。以陜西省為例，陜西省科學分院和陜西科技大學試驗以蘿卜、紅薯取代瓊脂、葡萄糖為培養(yǎng)基的人造肉生產技術，陜西省大荔農校以粗制淀粉加玉米葉粉培養(yǎng)鏈孢霉的技術，以及西安化學研究所利用農村土炕培養(yǎng)人造肉的方法成功之后，陜西省委代食品領導小組迅速地于1961年1月向各地介紹這一經驗。[26]一些縣、市如興平縣、大荔縣等隨之紛紛建立了一些小型的精細代食品生產點。可惜的是，1960、1961年蘿卜、紅薯以及玉米葉等生產精細代食品的原料在各地已屬稀缺，人們無力將這一試驗成果廣泛運用。

　　三、代食品的功效及人民的反應

　　應該說，代食品運動對緩解三年困難時期的嚴重缺糧問題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在農村尤其突出。當時廣大農民的口糧標準極低，以西北地區(qū)較為富庶的陜南漢中為例，1960年平均每人每天的口糧按原糧計算，一些平川縣區(qū)的大隊為半斤[27]，丘陵地區(qū)只有4.1兩[28].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絕大多數農戶的口糧僅僅靠精打細算、多吃瓜菜根本難以果腹，因此用農作物的根、秸、葉等生產的粗制代食品和利用“小夏收”、“小秋收”采集的野生植物制作的代食品有效地填補了糧食上的不足。如上述漢中地區(qū)的多數平川社隊按1斤代食品、3斤青菜、5兩原糧安排群眾每日生活，丘陵地帶的社隊每人每日約吃2.5兩蕎花、稗谷、包谷皮、榆樹葉等代食品。[29]雖然，農村食用的粗制代食品因口感粗糙、味道奇怪而難以下咽，正如有人記載的困難時期赴農村參加整社的工作組成員吃由蕃茄稈、茄子稈、包谷稈、紅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饃饃后的感受：“聽說發(fā)饃饃，三人笑開顏；
人均三四個，生活大改善；
渴望多少日，飽餐將實現。饃饃端上桌，三人互謙讓；
拿在手中看，有似馬糞狀；
送進嘴里嘗，怪味滿口腔。一口咬過后，二口嘴難張；
狠心咬三口，嘔吐倒胃腸；
感謝造物主，有此大犒賞”[30]，然而，在農民眼里，能有代食品果腹已經很不錯了。有農民將這樣的食品高價出售竟也頗有市場，例如陜西省長安縣五星公社部分社員剝食榆樹皮之余，將榆樹皮磨成面摻些糧食做成熟食后高價出售，獲利最少的也賺到150元，最多的一戶獲利達500元之多。[31]

　　且不說代食品有沒有營養(yǎng)、是不是有食用價值，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代食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的饑餓感，對人們從精神上戰(zhàn)勝饑餓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經歷過嚴重饑餓的人都知道，腹中無物的空蕩蕩的感覺使人心慌神亂，可以為了任何一丁點能夠入口的東西去拼命。代食品的使用對處于饑餓中的人們來說，似乎看到了一線戰(zhàn)勝饑餓的希望，有助于緩解因饑餓而導致的精神上的極度緊張。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雖然各級政府部門對代食品的安全問題比較重視，一些出版社也配合代食品生產工作出版了不少有關鑒定和防止代食品中毒的書籍，如1961年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出版了《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預防與治療》、《食品中的化學毒物系統(tǒng)檢查法（第二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食物中毒防治手冊》，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提高警惕預防食物中毒（宣傳掛圖）》等，黑龍江出版社和群眾出版社出版了《有毒的野生植物》、《幾種常見的有毒植物》，[32]但由于人們饑不擇食，在對一些代食品的性質不太了解的情況下，沒有經過試驗就食用，因而中毒現象此起彼伏。僅以陜西為例，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洋縣謝村公社有五個管區(qū)先后發(fā)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現象，其中中毒較重者11人，經過搶救，4人脫險7人死亡；
[33]洛南縣有個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葉以致58人中毒；
[34]商洛專區(qū)從1960年12月2日至21日這20天的時間內，連續(xù)發(fā)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其中26人中毒較深。[35]

　　綜合說來，三年困難時期，代食品運動在救災度荒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對之不能估計過高。應該說，代食品在從精神上緩解人們對饑餓的恐懼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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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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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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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西安市雁塔區(qū)食品加工廠利用豆稈、豆殼制作淀粉成功》，中共陜西省委代食品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代食品工作簡報》第1期（1960年12月9日）。見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30，案卷號17，永久。

　　[11]張浩天《人民公社喜事多—清豐縣玉米包皮制淀粉的經驗》，《農村工作通訊》1959年第24期，第21頁。

　　[12]冀社《“飼料之王”登殿就位》，《人民日報》1960年1月15日第3版；
《把玉米提到雜糧首要地位》，《人民日報》1960年1月15日第3版；
《人民日報》評論員《把玉米提到主糧地位》，《人民日報》1960年3月24日第3版。

　　[13]《陜西科學分院機械廠仿制電動粉碎機成功》，中共陜西省委代食品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代食品工作簡報》第9期，1961年2月11日。見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30，案卷號：17，永久。

　　[14]劉宗棠《取盡甘薯全身寶》，《人民日報》1959年11月21日第3版。

　　[15]云南省農科所綜合組《高產的地下糧食和飼料—芭蕉芋》，《云南日報》1960年8月10日第3版；
張克愛《芭蕉芋用處多》，《云南日報》1960年11月12日第2版。

　　[16]《人民日報》1959年12月13日第6版。

　　[17]《橡子》，《人民日報》1961年9月19日第2版。

　　[18]《沙棗》，《農業(yè)技術》1961年11月刊，第4頁。

　　[19]文化部出版事業(yè)管理局版本圖書館編《1960年全國總書目（內部發(fā)行）》，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1年版，第329、330頁。

　　[20]《小球藻——可作精飼料》，《人民日報》1959年12月2日第3版，。

　　[21]《小球藻是個寶》，《云南日報》1960年8月17日第3版。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共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頁。

　　[23]文化部出版事業(yè)管理局版本圖書館編《1961年全國總書目（內部發(fā)行）》，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年版。

　　[24]《西安鐵道學院用面筋試制小球藻成功》，中共陜西省委代食品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代食品工作簡報》第2期，1960年12月27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30，案卷號：17，永久。

　　[25]《改進繁殖技術大量生產小球藻》，《人民日報》1960年8月6日第3版；
《浙江省瑞安縣、北京中德公社讓小球藻冬季正常生產》，《人民日報》1960年11月6日第3版。

　　[26]《陜西分院、科技大學用蘿卜、紅苕培養(yǎng)“人造肉”菌種》，中共陜西省委代食品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代食品工作簡報》（第四期）；
《粗制淀粉加玉米葉粉可以培養(yǎng)鏈孢霉》，中共陜西省委代食品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代食品工作簡報》（第五期）；
《利用農村土炕培養(yǎng)人造肉的方法》，中共陜西省委代食品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代食品工作簡報》（第九期）。以上均見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30，案卷號17，永久。

　　[27]《浮腫病情況報告》（1960年2月13日），漢中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號081，案卷號037.

　　[28]《漢中專區(qū)浮腫病調查防治工作組關于勉縣褒聯人民公社浮腫病調查報告》（1960年12月23日），漢中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號081，案卷號037.

　　[29]同28.

　　[30]惠文《困難時期整社記實》1961年7月16日，轉自[新觀察].文庫版。大饑荒檔案www.ChinaFamine.org.

　　[31]陜西省委生活辦公室《關于生活安排工作情況匯報》（1961年4月30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30，案卷號2，永久。

　　[32]文化部出版事業(yè)管理局版本圖書館編《1961年全國總書目（內部發(fā)行）》，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年版，第187、175頁。

　　[33]洋縣人民委員會《關于我縣謝村公社食枇杷子發(fā)生中毒問題的報告（60）會衛(wèi)字第105號》，陜西省漢中市檔案館檔案，全宗號081，案卷號040，永久。

　　[34]中共陜西省委代食品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大辦代食品的情況報告》（1960年12月15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30，案卷號16，永久。

　　[35]陜西省委代食品領導小組辦公室《緊急情況匯報》（1960年12月23日），陜西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123-30，案卷號16，永久。

　　聯系方式：E-mail：hdchenhairu@eyou.com 或者hdchenhair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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