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多媒體網絡劇《我們走在大路上》（以下簡稱《大路》）上演以來受到來自各界的廣泛關注，它所涉及的諸多有關改革的問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大路》的編劇、著名劇作家黃紀蘇日前應邀到《中國改革》雜志社座談。座談話題廣泛，涉及到對世界文明與中國文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自由、平等和法治與專制，精英的社會責任與弱勢群體的保護等看法以及對中國近30年改革開放的評價。由于篇幅所限，僅節(jié)選黃紀蘇編劇與我社總編輯袁緒程教授的部分發(fā)言，已征得本人同意，特此刊登，以饗讀者。

　　改革：路在何方——關于《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對話

　　袁緒程：非常歡迎黃紀蘇編劇到我們雜志社座談。我們都觀看了《我們走在大路上》的演出，“我們走在大路上……”多么熟悉的聲音，它伴隨著一代又一代人，走過了少年，走過了青年，直到今日，它仍然能喚起兒時的記憶和那早已逝去的青春歲月。不論我們曾經做過什么，不論是對或錯，都與這首歌相連。正因為如此，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觀看了以此命名的這部多媒體網絡劇。然而，該劇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呈現(xiàn)在我眼前的是一張張扭曲了的泥塑般的臉，行走中各種怪異的身姿，如泣如訴的音樂，寂寞清冷的燈光，“群魔亂舞”、“搔首弄姿”的場景以及“狂轟濫炸”的諷刺詩朗誦，仿佛匯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聲音：我們走在大路上嗎？我們是走在大路上嗎？我們能走在大路上而不是沼澤、泥潭、深淵嗎？作為觀眾與劇中人一樣似乎已置身于充滿疑惑，彌漫著惴惴不安的氛圍之中。

　　不論作為歷史心理劇，還是社會政治劇，該劇對近30年改革的批判隨處可見，對主流文明的價值觀極盡嘲諷。反復出現(xiàn)的“牢騷”、“怪論”以及京式詼諧沖淡了人們對“大路”的嚴肅思考，原本“史詩”般的改革“悲劇”似乎染上了鬧劇的色彩，這是令人遺憾的。然而，《大路》在表演藝術上是成功的，它完整地表達了作者的一貫理念和心聲：對弱勢群體的強烈關懷、對苦難的同情、對社會丑惡現(xiàn)象的憤慨以及對祖國前途和命運的憂思。它引起了不論來自左的還是右的知識分子的關注和思考：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走向何方？借此機會，我想與《大路》的劇作者就近30年改革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國文明、世界文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問題交流看法。

　　黃紀蘇：非常感謝今天能有這么個機會�！洞舐贰穱栏竦卣f是一出社會政治劇，是對改革開放30年的一次反思。《大路》本身是件小事，無非一出劇而已，但它所論說的30年改革開放屬于億萬人民，我寫作的時候有誠惶誠恐的感覺。一般我寫劇本用不了太長的時間，寫《無政府主義》一個月，寫《切.格瓦拉》一年，然而這個劇本卻用了我兩三年的時間。這期間讀了不少東西，也請一些專家如王力雄、劉力群、曹錦清等把這幾十年給捋了捋。我盡量能讓它具有史的品格，但畢竟也少不了我個人對這段歷史的感受，離不開我個人的立場，也離不開我個人的情感。

　　對外開放：融入世界文明

　　黃紀蘇：30年前大家的起點都差不多，都是“意氣風發(fā)”。如今回首卻是滄海桑田，各有一番心思了。我的一個基本想法，這30年應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框架，更大的時間尺度下來看。這個尺度是從1840年開始的這段歷史。1840年以前的歷史是中國人自己的歷史，1840年以后中國歷史被生拉硬拽進以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為核心的世界史。中國上了這個跑道，從晚清，到民國，到新中國，到文革，到后來的四個現(xiàn)代化改革開放等等，都在這個歷史里面，都要跟那條跑道聯(lián)系起來看。我們的歌里有一句，“走過救亡走過革命，走不出的1840年；
走向崛起走向騰飛，走不完啊，走不完1840年”。這段歷史還沒完結。除非哪天我們中華民族和其他民族聯(lián)手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徹底改造了，我們目前的確還沒有走出1840年開始的這段歷史。也就是說，我們左沖右突，實際上都在完成一個后發(fā)民族國家在資本主義競爭與價值體系中死地求生，并后來居上的歷史任務。

　　袁緒程：不錯，改革的30年是百年復興、千年變局的繼續(xù)，應放在中國大歷史框架中來看。這個復興和變局是從1840年開始的，不論我們是否愿意，不論我們如何屈辱和痛苦，這對中國人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大幸事。不然，我們仍然生活在早已落后的皇權專制社會之中�！洞舐贰穼Α拔覀兪鞘澜鐨v史上唯一綿延數(shù)千年而不絕的偉大文明”有一種由衷的自豪感，其實，“綿延數(shù)千年而不絕”僅僅表明我們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是一個被大海和高山隔絕的中華世界，誰進入京都，誰就是中華大地的主人，誰就得認同千年停滯不變的“中華文明”。與此相反，中華文明以外的西方世界中的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古希臘和羅馬文明不僅傳承下去，而且通過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工業(yè)革命不斷發(fā)揚光大而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文明。我們曾經領跑了世界500年，但我們在近代落伍了，這是因為我們在傳統(tǒng)文明中“自我陶醉”，在3000年歷史的輪回和200年朝廷輪替中走不出來，每一次王朝周期都是以大規(guī)模的人口和物質財富的毀滅為代價，我們已不止一次地被“打回原形”。我們基本沒有時間的紀元，60年一個甲子，不停地在原地轉呵轉，秦磚漢瓦和明磚清瓦不會有什么區(qū)別。正如一句順口溜：我們走了5000年，只有輪回，沒有時間；
鴉片戰(zhàn)爭一聲炮響，我們走了160年，走出周期走向明天，我們也有了時間的“紀元”。

　　1840年不僅是血腥的挑戰(zhàn)，也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機會，我們是否走出了1840年呢？我認為已經走出來了，只是沒有走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并非象《大路》作者所認為的那樣一定要“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一定要把“資本主義體系徹底給改造”，才算是“走出1840年”。我們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如何看待世界文明？簡單地以“虎狼之道”的弱肉強食來描述當今的資本主義和世界文明顯然是不合適的：一是當今的資本主義已非古典資本主義，記得上世紀80年代，許多首次走出國門出訪日本、歐美國家的中共干部錯把西方資本主義當作共產主義而津津樂道，那真有“洞中才數(shù)日，世上已千年” 之感，二是我們對資本主義有誤解，戰(zhàn)爭掠奪并非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必然之路，戰(zhàn)后日本和德國的迅猛發(fā)展就是明證，正如馬克斯.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經濟是以利用交易機會取得預期利潤為基礎的行動，即依賴（形式上）和平的營利機會而采取的行動。”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經濟曾經“打敗”了封建的自然經濟，爾后又“戰(zhàn)勝”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我們拿什么去“改造”以平等的自由市場交換為原則的資本主義？在當今的全球化競爭中，我們考慮的應當是如何勝出。三是應轉變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主動融入世界文明。如果不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我們就會邊緣化，我們的路就會越走越窄。世界主流文明也不是哪一個國家的，而是全人類共同創(chuàng)造的財富，中華民族應是世界大家庭的成員，切實負起大國責任，與世界各國一道共同創(chuàng)造世界的規(guī)則、秩序和文明。我們高興地看到，我們的國家已加入了以主流文明為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并簽署了兩個“人權”公約，即《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逐漸認同世界共同安全機制，與其他大國共同維護世界的安全。這一系列開放措施表明中國正在溶入世界主流文明。

　　黃紀蘇：西方一兩百年的社會主義運動一直在持續(xù)不斷地改造著資本主義。當我們談論“資本主義”功勞的時候，有一個究辨名實的問題。資本主義所立足的不平等社會原則在人類文明的悠久傳統(tǒng)中有深厚的根據(jù)，的確不能輕易撼動，但它同時也有著深刻的弊端，因此它雖擁有過去卻未必擁有未來。其實我們放眼看看歷史，一些宗教倫理意識形態(tài)都在修正這個原則。資本主義由早期更多的明火執(zhí)仗到后來更多的唱收唱付，這個轉變既包含了與時俱進、改邪歸正的一面，也包含了“萬變不離其宗”、一以貫之的一面。

　　平等的自由：現(xiàn)代文明之路

　　袁緒程：作為一個有正義感的作家，《大路》用辛辣的筆調非常嚴厲地批判了金錢、特權對社會公正的扭曲。但我感覺作者的視角是狹窄的，批判是片面而又淺層次的，沒有脫離傳統(tǒng)的批判手法，并且對自由、平等、公正等等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觀念存在嚴重誤解�！洞舐贰烦錆M著對自由的嘲諷，我很難理解，崇尚自由應是每一個現(xiàn)代作家的天性，《大路》卻似乎給人相反的印象——對自由的厭惡。此外，《大路》在前半段以喜迎朝陽的情緒歡呼一個“朝代”結束所帶來的“解放”，難道解放——不正是自由的另一種說法嗎？這不是前后矛盾了嗎？

　　黃紀蘇：這很簡單，我并不一般地否定自由，而是擁護某些自由，反對另一些自由。當寫到改革開放起點的時候，我們對自由是放聲歌唱的：耳朵要自由，別老尖的硬的；
嘴巴要自由，別老假的空的；
腰肢要自由，到春風里扭一扭；
腿腳要自由，往野地里走一走。正如你所說的，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解放是一種自由，這種自由解放了這個民族的活力，自然為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所擁護。我們這部劇里所批判的自由，是90年代別是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奢侈的自由如果對其他人其他群體必需的自由構成了威脅和傷害，它就值得質疑了。記得當時南方某大報上討論“撞了白撞”，有作者說到他們在國外開車享受的就是高速就是快感，而這種自由在國內被一幫蹬自行車的走路的給攪了，因此他們主張撞了白撞，還上升到歷史觀，說文明就這么搭建起來的。這讓我很恐怖也很憤怒。此外，還有許多不顧別人死活、剝奪別人權力的自由，如房地產商勾結官員乃至黑社會強行拆建之類的事情，也都打了“自由”的旗號。當然你可以說他不該打這個旗號，不該立這個牌坊，但問題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立了。我們沒說牌坊不好，而是說在那種牌坊下干這種事太不協(xié)調。

　　袁緒程：文明社會的自由是有規(guī)則的，否則自由就成了霍布斯的“叢林原則”，成了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同理，交通規(guī)則既是對各種行走自由的限定，同時也是一種自由行駛的放行，國內外都是如此，不可能有不遵守規(guī)則的“交通自由”，他的說法強詞奪理。此外，一些房地產商賄賂官員和雇傭黑社會強行拆遷顯然是違法的，但這兩個例子不能構成對自由的否定和批判。如果要批判的話，應對特權和金錢之盟進行批判，特權正是對自由的剝奪。看來，我們應對自由、平等、正義這些基本概念正本清源，沒有共同認可的概念——范式，是不可能有共識的。

　　一般來說，自由是與權利相聯(lián)的，沒有權利就沒有自由，權利又是與主體相聯(lián)的，沒有主體，就沒有權利。反之，沒有權利，也就不成其為主體。主體是相對客體而言的，站在主體的角度，一切客體都不具有權利，比如站在人類的“主體”角度，非人類生物都不具備“權利”，這就是人類的自然權利論。自然權利是主體的本質屬性，即本性，站在單個個體的角度，每一個人都可能視其他人為客體，不承認其權利，自然權利可能造成一切人與一切人為敵的“叢林原則”，為了保存每一個主體的自由權利不至于相互侵犯而失去，單個體的自然權利演變?yōu)樯鐣�權利，于是，平等、公正、民主、法制就成了文明社會的基本原則。個人自由也就表現(xiàn)為“締約自由”、“法外自由”和“法治下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自由及其自由的權利是人的本性要求，平等、公正、民主、法治是人的理性要求。正如羅爾斯所說，體現(xiàn)為平等的自由權利的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也是我們的改革所要追求的目標。我理解《大路》作者對社會平等的強烈訴求和對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的強烈憤懣，但我也感覺，作者對“平等”或公正有誤解，作者更多地是從收入（財富）均等的角度理解平等和公正的。事實上，平等、公正的權利并不是指財富和收入均等，收入（財富）均等在任何社會都是做不到的。收入（財富）均等并不表明權利平等，因為不同的勞動貢獻獲取同一的報酬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此，平等首先應表述為平等地擁有政治權利，如起點平等、機會平等和規(guī)則平等，這是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一條原則。第二條原則是在平等的自由競爭中的受損一方的利益最大化，我理解為承認競爭造成的差別前提下為受損的一方提供生存權利的底線保障。在我們當今社會里，這兩條都有問題，更重要的是，并非是自由多了而是自由少了。正因為在許多領域缺少自由，剝奪自由的特權和壟斷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治保障，金錢與特權結盟損壞了人們平等地擁有自由的權利，從而影響了社會的效率，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謂流行的公平與效率的對立或替代關系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真正與效率對立或替代的應是收入均等的平均主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不是公平。平等地擁有自由的權利是社會有效率的前提，沒有公平，就不會有效率。在生存底線保障的基礎上，提供機會均等、程序公正的自由競爭，正是我們改革所要實現(xiàn)的目標，也是我們走向現(xiàn)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黃紀蘇：以往30年財富或權利的分化，其中一部分可以歸諸機會平等，因而屬于“公正的不平等”。許多人在法律的前提下起早貪黑，嘔心瀝血，絞盡腦汁發(fā)了家致了富，我們沒有理由質疑他們的勞動果實。但我想大家都會同意，這不是近30年財富分化史的全部——到不到一半都難說。另外，我也非常同意袁教授為結果平等設一道底線，智力太低能力太差的也有生存的權利，也有獲得起碼尊嚴的權利。這就需要對社會生活的霍布斯原則有所管束，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這種管束別說在價值觀上了，就是在社會政策上也都是不存在的。

　　三十年改革：問題與出路

　　黃紀蘇：這部戲以中華民族為本位，寫的是30年當代歷史，所依托的背景是160年的近現(xiàn)代史。作為編劇，我對30年改革開放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又有肯定，憤怒中有理解，同情中又有無奈，理與情有時分裂，悲和喜時時交集。民族復興和階級分化正負兩種價值的糾纏，是我對這30年的最基本的認識，由此而來的矛盾心情構成這出戲的最基本音調。與這種矛盾的呈現(xiàn)相呼應的，是不少人對戲前后兩部分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偏右的朋友比較喜歡前面，因為前面是對毛時代后期的否定，對改革開放起點的肯定。80年代中期樹立的“弱肉強食”的強者哲學，個人主義、精英主義的價值觀，我盡管在情感上不喜歡，但從歷史理性的角度仍然對其有所肯定，肯定它為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從這兒往后，特別是到了90年代，他們就說我回歸極左、譏笑民主、跟自由過不去了。與此相反，不少左邊的朋友，覺得前面立場模糊，態(tài)度游移，不明不白的，看到后來倒是有了些意思。

　　袁緒程：我覺得《大路》對近30年中存在的許多問題的揭示是真實的，但其表達方式是片面甚至是錯誤的，尤其是將問題歸結為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是牽強附會的，這與作者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思維方式有關，在作者的潛意識中，似乎存在著資本主義講自由，代表著“弱肉強食”的虎狼之道，社會主義講平等，意味著“均富”這種簡單的劃分是非常容易產生誤導的，它無法使人分清楚這是事實還是概念。好了，我們不談主義，談談對30年改革的評價吧，中國改革可分為三個階段。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為第一階段；
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為第二階段；
從胡溫新政開始為第三階段�！洞舐贰穼Φ谝浑A段的改革雖持肯定態(tài)度，但描述是片面的。眾所周知，上世紀80年代的主旋律是撥亂反正、恢復人性人的本來面目、人的生物本性、人對幸福的追求，以及人的理性要求——民主與法治。80年代的“解放”意義是雙重的，既是物欲的，又是精神的�！洞舐贰菲�面的展現(xiàn)了人的物欲的一面——追求幸福、享樂、發(fā)財、致富的生物本性的一面，并作為主線貫穿于80年代的始終，而忽視了人之所以成其為人而區(qū)別于動物的精神的一面。從四人幫的高壓下蘇醒過來的人們有著較強的政治情結——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這就是精神的一面，也就是有著在經濟上推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和在政治上推行民主法治的改革的強烈愿望和期盼。應當說，物質和精神的兩方面的要求構成了80年代改革的雙重動力。從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財政包干的行政分權改革——擴大自主權的國企改革——發(fā)展私人經濟——建立市場體系等經濟改革以及相應政治體制改革可略見一斑�；剡^頭來看，我們今天所有改革的思想、理念在80年代都提出過或探討過�？梢哉f，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啟蒙的年代，是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以及倫理社會主義進行撥亂反正的年代。當然，其理論的深度和廣度都是不夠的，但它激蕩在時代的上空和人們的心中。從總體上看，當時的雙軌制帶來的貪污、官倒、尋租等腐敗雖已有增長，人們也有不滿情緒，但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的均等化，城鄉(xiāng)差距在縮小，地區(qū)差距不大，各階層的收入相應提高且差距不明顯。公正地說，從社會生活的質量、安全性、和睦程度以及政治和文化的開放度看，都是建國以來“政通人和”的最好時期之一，借用主流經濟學的語言，這是“帕累托改進”時期。對于這一點《大路》幾乎沒有反映。

　　對于第二階段即90年代至本世紀初的改革，《大路》對其表達也是有問題的。90年代至本世紀初改革的最大貢獻，一是將中國經濟送上了市場經濟的不歸路——不論我們如何看待市場經濟，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經濟學都承認其歷史的進步作用，其效率遠高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指令性的計劃經濟不過是變相的自然經濟），二是加入以主流文明為基礎的WTO的深度開放，這也是劃時代的。三是徹底結束了短缺經濟，走向了豐裕的時代，但是由于歷史的局限，由于缺乏相應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被稱為“單兵突進”或“短腿”的改革不能不遇到這樣和那樣的問題，甚至曲解和異化。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中國近30年的改革帶來的巨大變化是有目共睹的，但代價也是巨大的。比如，透過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你看見的是滿身汗?jié)n、衣衫襤褸的民工背后依然貧寒的村落；
面對貨架上琳瑯滿目的食品，你甚至望而卻步，因為你害怕“假冒偽劣”而缺乏安全感。扭曲的市場經濟、畸形的發(fā)展、兩極分化、貪污腐化、環(huán)境污染等等負面現(xiàn)象是多么的觸目驚心！經濟高速增長中的巨大反差與各種相悖的經濟現(xiàn)象使善良的人們包括飽讀經濟學之士困惑不解。權力尋租和隨處可見的機會主義及短期行為充斥著各行各業(yè)，這似乎在昭示著中國經濟撲朔迷離的未來和巨大的不確定性。

　　但同樣令人遺憾的是，《大路》不分青紅皂白地極盡對改革開放的嘲諷，肆意批判市場經濟，這給觀眾極大的誤導，把困難和問題都算在改革和市場經濟的賬上，而不算在法治和信用的缺失之上。我們并不否認社會中存在假改革、偽改革、內部人改革的丑惡現(xiàn)象，也不否認存在著收入差距拉大的兩極分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假冒偽劣。但我們應當看到，有市場經濟、就有競爭，有競爭就有效率，同時也就有差異，市場經濟無所謂好壞之分，關鍵是什么樣的市場經濟，我們都知道南橘北枳的道理，一些西方發(fā)達國家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乃至市場經濟的普遍規(guī)則拿到中國往往就變味了，就不靈了。比如引進“末位淘汰制”的競爭方式很可能成為國企國有單位老總尋租的工具；
再如，引進外部董事遏制內部人控制，就會存在外部董事被內部人“收買”而加大企業(yè)成本或分租的機會，誰來保證外部董事不會被“收買”？諸如此類的問題比比皆是，于是問題又回到：誰來監(jiān)管改革者和誰來監(jiān)督監(jiān)管者？因此，問題不在于市場化的改革，而在于如何阻止權力對市場的不正當侵蝕，如何監(jiān)管權力，如何公正地行使權力等等。

　　應當看到，在90年代政治條件的約束下，以“權力交換市場”的改革潛規(guī)則是不可避免的（否則就不會有市場化改革），那么在今天則必須遏制而不能任其泛濫。這不僅是改革的目標應當包含公正，而且公正也是提高改革效率的必要條件。尋求公正的改革，正是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動力所在。

　　繼續(xù)改革：通向未來之路

　　袁緒程：盡管《大路》對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的改革作了“妖魔化”的渲染，盡管社會矛盾如此的劇烈甚至難以調合，盡管見仁見智，不可否認的是：作者仍然表達了一種殷殷期盼：一起走，不管他智商多低、能力多差、模樣多慘。不論1789和1871式的革命是否潛伏著，不論難以調和的“階級矛盾”如何收場，《大路》急于收尾了，這似乎有一些唐突。也許作者寫累了，也許它是五千年長河的一朵浪花而不必再續(xù)了。

　　黃紀蘇：戲怎么結尾不重要，重要的是路怎么走。路怎么走取決于我們對現(xiàn)實狀況的認識。戲里有句臺詞：這可是1789、1871年的路況啊!經過“發(fā)展是硬道理”的30年，我們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社會關系傷痕累累，已經到了再不調整發(fā)展也要受影響的地步了。換句話說，這一半中國已經在妨礙那一半中國的繼續(xù)崛起了。道理其實很簡單，誰都是一輩子，憑什么你開心叫人家湊合？憑什么你一路飄紅讓人家交買路錢？只需“經濟人”理性再加一點兔子都有的血性，人家就會覺得，都在一條船上，既然不讓我好過誰也甭想好過，干脆鑿沉了同歸于盡吧。王斌余不就是這么想的么！受壓迫于是反抗屬于動物的本能反應，你是叫“階級斗爭”還是叫“階層斗爭”還是叫“利益博弈”，其實都一回事。我倒是希望，剛才袁教授也提到了，除了經濟人，我們還應該出社會人，心理人，文化人，慈善人。這種能顧大局、不純經濟、比較超越個人直接利益的物種在知識分子文化中滋生的可能性更大些。如果這些人出來培育了好的風氣、形成好的社會價值觀，就容易制定好的制度或好好地實施好的制度。就社會的因果鏈而言，如今讀書人該起個好頭了，承擔起歷史的責任。

　　今天我們中國社會經“正”“反”30年，已走到歷史輪回“合”的階段。思想界乃至整個社會應該認真總結上兩個時代的利弊得失，只有這樣，我們民族今后才能走得更穩(wěn)，更順，更快。

　　袁緒程：是應該好好總結經驗。今日之中國已走到一個新的歷史起點，或者說改革已進入第三階段，今后如何走？重要的是重建價值理念上的共識，確立共同目標。我個人認為，不論如何描述，共同目標都應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市場經濟，不論你喜不喜歡，它都是當今世界唯一的有效率的經濟選擇；
二是民主法治的政府，不論你愿不愿意，不論其具體形態(tài)如何的不同，它都是各國通向未來的唯一制度選擇；
三是倫理社會主義，不論如何表達，公共產品的生產和公共倫理道德以及人道的生存保障制度都是必須的選擇。

　　然而，這僅僅是一種未來理念或愿景，現(xiàn)實的發(fā)展也許是迂回的，它對未來理想目標（理念）的接近，取決于我們的認知方式和行為方式。從邏輯上說，有三種可能：一是無規(guī)則的利益博弈激化社會矛盾，各種方式的維權及相應的壓制加劇官民矛盾并減弱社會的互信機制，主動改革的空間趨向狹窄，離未來目標漸行漸遠。二是修補式的改良，用傳統(tǒng)的方式“搞定”任何動亂因素；
治標不治本，仍走不出“放亂治死”的輪回。三是繼續(xù)改革，即主動的自上而下地推動制度變革，通過有效的制度變遷逐步逼近未來的目標。在新的歷史轉折時期，我同意紀蘇的說法，知識分子要承擔起歷史責任，鐵肩擔道義，要有使命感。如果說，過去“為上帝工作的使命感”的新教倫理造就了資本主義，那么在今天，具有使命感的一切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大多數(shù)善良的中國人民一定會創(chuàng)造出一個偉大的時代。至此，讓我們對30年改革做一個總結和展望，套用黑格爾的正題、反題和合題的概念，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是正題，它包含著日后改革的一切萌芽；
90年代至本世紀初的改革是反題，它極端地發(fā)展了某一方面的改革，留下了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
從本世紀初開始的改革是合題，它將在繼承90年代改革的合理成份的同時，在一個更高級階段再現(xiàn)80年代的改革。

　　事實上，這個偉大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來臨了。中國已經史無前例地駛入了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的快車道，它的健康行駛不僅關乎中國的未來，而且影響世界的前途。唯有改革，才能確保行駛在現(xiàn)代化快車道上的中國——這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型列車安全地駛向未來。

　　載于《中國改革》2007年第一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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