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取得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特別是經濟上的成就，可以說創(chuàng)造了世界奇跡。但我們注意到，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問題，特別是腐敗方面的問題，還非常嚴重。關于腐敗問題，中央的反腐敗力度很大，特別是近兩年來，高官落馬的極多。一般的研究認為，腐敗問題的大量出現，主要是制度缺陷造成的，比如獨立的監(jiān)督制度和公開的新聞制度，還沒有完全適應現代文明的主流，這是問題的主要方面。但我有時候也想，在這些制度之外，是不是還有一個教育的問題？特別是我們的思想道德教育，有沒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早些年，學術界一直流行一個說法。當人們懷念上世紀五十年代社會風氣較好的時候，就有人說，那時的社會風氣好，主要是當時在社會上活動的社會成員基本都是“民國時代”的人。也就是說，這些人的教育是在那個時候奠定的基礎。這個說法是不是完全經得起推敲，可以先不論，但它注意觀察社會成員成長經歷的完整性，卻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個時代的教育成功不成功，當然不能完全從社會風氣上看出來，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尺度。不然好教育和壞教育就沒有區(qū)別了�，F在學術界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多了一些正面評價，其中一個主要理由，就是注意到科舉制度對人的道德修養(yǎng)很有幫助，因為儒家經典除了在知識層面發(fā)生作用外，主要是道德理想教育，我們不能說在這個制度下成長起來的那些有功名的人，個個操守極好，但從相當的研究事實觀察，從科舉中出來的人，在道德操守方面，總體經得住考驗。齊如山在《中國的科名》一書中專門講過這個道理，他舉了好幾個例子說明。對很多清官的評論價，齊如山認為，只有科甲出身的人員才有此操守。他說：“明清兩朝以來，由科舉進士出身的人員，不知有多少萬了，而大多數都是正人君子，像嚴嵩那樣的敗類，確是極少的少數；
而兩袖清風的宰相大臣，則時時有之�！饼R如山講了兩個原因：一是因科甲出身者，都讀過經書，書中有好的道理，讀的多了，自然要受其感化。二是從前考試辦法很公正，貢院大堂之匾額寫“至公堂”三字，確有道理，固然不能說沒有毛病，但確不容易。

　　齊如山的分析，大體符合事實。按它的道理來觀察當下的社會風氣，我們從教育的角度提出問題，可能也會有一些啟發(fā)。現在還在一線工作的官員，大體是1940、1950、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其中以1950后的三代人為主。我們從腐敗的事實觀察，大體也看出那些出事的官員集中的年代，也就是說這個年代中出生的人，他們的教育中可能有一些問題。當然再好的教育，也不能保證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但當一個群體中的主要成員思想道德成為普遍問題的時候，從教育的角度反思，可能也是一個觀察問題的角度。至少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在這些人受教育的時代，那些教育的內容可能與社會現實脫節(jié)，從而導致教育的虛偽化，因為不是一種誠實的教育，所以在道德感化方面，并沒有對個人的內心和靈魂發(fā)生作用。我們當然不能因為出現腐敗問題，就對過去的教育完全否定，但反思那種教育的缺陷，對于我們理解和防止更多腐敗現象的產生，可能會有一些幫助。比如我們可以從教育與社會脫節(jié)的角度來注意一些問題，特別是說假話、大話和空話成為主要風氣，這樣的教育能對人的內心和靈魂發(fā)生作用嗎？

　　還有一個角度，我也想提出來討論。我們注意到現在腐敗現象的發(fā)生，貪財好色是一個基本特點。這個現象的產生，也和中國社會曾經走過的一段歷史相關。一是中國社會有一度時期極端貧困，在這個社會環(huán)境下成長起來的人，對于財富的理解可能會非常狹隘；
二是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特別壓抑，對人的許多自然欲望極度限制，從而在人格上影響了一代人的成長，對于健全人格的養(yǎng)成可能帶來一些負面影響。當然這只是從一般的道理和基本的現象觀察，并不是說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都有這樣的特征，而是希望注意從時代的總體發(fā)展上觀察一代人的成長經歷，從而更好的提出新時代的道德理想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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