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過去的10多年中，中國和印度兩國經濟高速增長，這正在改變著世界經濟的格局，并引起世界各國的極大關注。中印兩個文明古國在長期停滯后重新實現(xiàn)經濟增長，證明了市場化對經濟發(fā)展的作用，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動力，有利于世界消除貧困、控制人口，因而有著多方面的世界意義。由于制度環(huán)境和初始條件不同，中印兩國的發(fā)展模式也不同，這表現(xiàn)在市場化路徑、開放模式和增長道路的差異。為了實現(xiàn)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中印兩國都面臨著挑戰(zhàn)。兩國共同的問題是堅持通過創(chuàng)造財富來消滅貧困而不要搞平均主義。中國還需要深化以農民土地所有權、國有企業(yè)所有權和私人財產所有權為重點的產權改革，印度則需要改革其限制社會流動、壓抑經濟活力和削弱人力資本投資的種姓制度。

　　[關鍵詞]中國；
印度；
經濟發(fā)展；
模式；
意義；
挑戰(zhàn)；
產權；
種姓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中國與印度成為最受人們關注的兩個國家，從而引發(fā)了中國與印度熱。發(fā)生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首先，當然在于這兩個國家近年來極為出色的經濟表現(xiàn)；
但是，更為重要的是這兩個國家持續(xù)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正在迅速地改變著世界經濟增長的地理版圖，并改寫著世界經濟發(fā)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過去的10年中，世界經濟中增長最快的地區(qū)是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其平均年增長率為6.7%）以及南亞的各個發(fā)展中經濟體（其平均年增長率為5.5%）.這樣的增長速度已經使得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趕上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qū)的經濟體。與此同時，東歐和中亞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在經過10年的停滯之后已經下降到了前者的50%.南亞的高速增長已經使得該地區(qū)經濟體的GDP 達到了與中東和北非一樣的水平。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以及南亞地區(qū)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其領軍人物分別是中國和印度。中國和印度的產出均要占到其各自所在地區(qū)的70%以上[1-p189～190].毫無疑問，由中國和印度所帶動的東亞和南亞的各個經濟體的高速增長必定會打破世界經濟原有的平衡而導致全球貿易和資金流向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由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fā)展中大國崛起而帶給整個世界經濟的沖擊極有可能超過歷史上德國和日本崛起所帶來的沖擊。而這正是世界各國給予中國與印度以如此深切關注的理由所在。

　　一、中國與印度崛起的世界意義

　　中國與印度所在的亞洲曾經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紀之前，中國比歐洲或者亞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大，在1820年時，中國的GDP 比西歐及其衍生國家的總和還要高出將近30%[2-p109].在西方國家進行殖民擴張以前，印度是后來成為西方殖民地國家中唯一的工業(yè)品出口國，即使到了英國對印度進行殖民地統(tǒng)治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印度的工業(yè)規(guī)模仍然要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殖民地的工業(yè)規(guī)模都要大。但是，隨著西方對印度的殖民，以及對中國的殖民滲透，本來就已處在停滯狀態(tài)的中印兩國經濟更是出現(xiàn)了歷史性的大逆轉。在此后的100多年時間里，中國與印度，以及這兩個大國所在的亞洲很快就成為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地區(qū)，而且大部分貧困人口恰好集中在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人口規(guī)模極其巨大的國家里。

　　亞洲的復興是從1950年代開始的，但是走出亞洲經濟復興第一步的并不是中國和印度，而是日本。這是因為中國與印度在爭得民族獨立與解放之后，出于對西方國家的\"敵意\"而選擇了被事實證明是缺乏效率的\"計劃經濟體制\"，結果未能實現(xiàn)有效的經濟增長，從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決多個世紀積累起來的貧困。但是，當日本于20世紀70年代成功實現(xiàn)對美國與歐洲的趕超，以及隨之而來的東亞\"四小龍\"與\"四小虎\"的經濟起飛，給中國以巨大的沖擊。中國在經過審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決然地走上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道路，從而創(chuàng)造了令世人震驚的中國經濟奇跡。面對中國的經濟奇跡，印度最終也在1992年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結果，在進行轉型后的10多年時間里，也發(fā)生了在印度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增長。

　　由于中國與印度都是世界人口大國，兩者加總以后的人口總數要占到世界總人口的40%左右，因此發(fā)生在這兩個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從一開始就具有世界意義。對此，我們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理解：

　　第一，中國與印度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貧困問題提供了新的希望。眾所周知，只有經濟增長才能有效地減少和消滅貧困，或者換句話說，財富的創(chuàng)造是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性因素，而分配至多只能解決公平問題，但是絕對不能解決貧困問題。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長與崛起再次證明了這一點。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只花了短短20多年的時間，就使得大致為4億左右的貧困人口實現(xiàn)了脫貧。印度在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其貧困人口要占到全國總人口的36%，但是在市場化改革僅8年之后，其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就顯著地下降了八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降低一個百分點[1-p64～65].毫無疑問，中國與印度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巨大突破既為全世界發(fā)展中國家走出貧困樹立了信心，也為世界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可能。如果我們沿著這樣的邏輯作更進一步的推理，那么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將為改善世界人權狀況做出巨大的貢獻。無數的事實證明，人權狀況的改善極大地依賴于經濟上的脫貧。

　　第二，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與15世紀以后西方國家的崛起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是有助于減少和消除世界性的貧困的，但是在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則制造了世界性的貧困。在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到發(fā)生了在他們各自國內的階級分化與收入分配對于資本的過度傾斜，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貧困，而且還看到了由西方國家的殖民活動與帝國主義戰(zhàn)爭所造成的世界性貧困的增長，從而使得整個世界日益被分化為發(fā)達的工業(yè)化富國與不發(fā)達的發(fā)展中窮國�；蛟S有人會以美洲為例來為西方的殖民地活動進行辯解，但是，在我們看來，在美洲發(fā)生的現(xiàn)象與其說是殖民還不如說是移民。因此，即使在西方學者的很多著作中，也是從來不把美洲作為西方的殖民地來看待的，相反，他們更加愿意稱美洲為西方的衍生國家[2-p130].但是，除了美洲，或許還要算上大洋洲，我們在世界其它各大洲再也沒有看到過由西方國家的殖民活動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在前西方殖民地國家普遍發(fā)生的現(xiàn)象事實上是經濟崩潰與貧困的增長。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本質上區(qū)別，所以，與西方國家的崛起相比，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從一開始就具有和平性，而非掠奪性。

　　第三，如果說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有效地解決世界存量人口的貧困問題，那么從流量的觀點來看問題，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將對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長做出更為積極的貢獻。這是因為，自從進入工業(yè)化時代以來，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比較穩(wěn)定的負相關關系，即經濟增長，以及由經濟增長所造成的收入增加會改變人們生兒育女的\"成本-收益\"函數，人們生兒育女的成本會因為收入增加、生活費用上漲而增加，但人們生兒育女的收益（比如養(yǎng)老送終的收益、增加人口數量以增加家庭總收入的收益等）則會因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遞減。因此，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的結果將是增量（流量）人口的下降。當然，要發(fā)生這樣的變化，一個充分條件是工業(yè)化與城市化必須同時并進，因為城市可以創(chuàng)造更多的消費活動，城市生活需要更多的社交，城市的生活費用通常也要比鄉(xiāng)村更加昂貴，而且城市的工作與生活節(jié)奏也要比鄉(xiāng)村快得多。所有這些將會大大地降低人們的生育欲望，從而產生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負相關效應。

　　第四，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表明，盡管各國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以及文化遺產可以不盡相同，但是，實現(xiàn)經濟增長、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和現(xiàn)代社會的必經之路則是市場化、自由化與國際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4年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以十分贊嘆的語句肯定了市場經濟在解放社會生產力中所發(fā)揮出來的驚人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用了\"法術般地呼喚出來\"的詞匯來描述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的景象，并且還為我們描繪了當這種被解放出來的生產力隨著市場邊界的擴張而走向全世界時又是怎樣引起整個世界的制度變革的。因此，在今天的世界經濟中，那些既未向市場經濟轉型，又沒有實行對外開放的國家，至今沒有發(fā)生經濟增長也就不足為怪了。

　　第五，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為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力。首先，中國與印度都是屬于世界\"人口年輕\"的國家，它們可以為整個世界帶來巨大的\"人口紅利\"；
其次，它們擁有強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這可以讓整個世界在實現(xiàn)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而不至于發(fā)生通貨膨脹；
最后，從長期來看，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可以為世界創(chuàng)造一個規(guī)�？涨熬薮蟮男屡d市場而使世界各國都有可能分享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的成果。

　　根據以上幾點分析，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所產生的影響絕不是國別性或者區(qū)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不僅如此，在現(xiàn)有的國際規(guī)制下，中國和印度崛起所產生的這種世界性影響不會是破壞性的或侵略性的，只能是和平性與建設性的。因此，與以往發(fā)生在西方世界的大國崛起相比，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更加有利于人類解放與世界和平。

　　二、中國和印度為何會選擇不同的發(fā)展模式？

　　從統(tǒng)計數據來看，中國和印度都在崛起，兩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都非�？�，而且增長率還非常接近。所以，即使從表面現(xiàn)象來看，也無法把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簡單地定義為兔子與烏龜之間的競賽。如果我們透過表面現(xiàn)象，深入到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去分析，那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發(fā)生在中國和印度兩個國家中的經濟增長是難以用\"龜兔競賽\"來加以概括的。事實上，與其說中國和印度在進行著一場競賽，還不如說它們各自在尋找著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增長和國家崛起之路更為妥當。為了證實我們的這一看法，我們就需要對中國和印度間的差異加以分析。

　　1.中國和印度走向市場化的道路不同

　　我們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經指出，經濟增長需要通過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才可能發(fā)生。但是，由于中國與印度的國情不同，中國和印度走向市場化的道路存在著很大差異。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而印度在其改革開放以前所實行的則是以私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這種制度上的根本差異導致了這兩個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時，必須要選擇不同的改革道路。

　　對于中國而言，要想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首要的任務便是進行所有制的改革。

　　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正式引入產權和私人企業(yè)制度。這項改革最初是從農村開始的，然后就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勢迅速地在整個經濟領域中得以推行，從而成功地奠定了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制度基礎。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僅僅是在1978年至1984年間，由于中國政府在農村進行了明確土地產權和其他一些產權的改革，就使中國農業(yè)產出提高了四十二個百分點[3-p80].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增長與產權改革及私人企業(yè)的發(fā)展表現(xiàn)出高度的正相關性。綜觀今日之中國，什么地方民營經濟發(fā)展越好，那么該地區(qū)的經濟增長也就越快，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得越快；
什么地方產權改革越是滯后，那么該地區(qū)的經濟增長也就越慢，貧困的問題也就會變得更加嚴重。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盡管再分配可以緩解不同地區(qū)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矛盾，但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可能還是在于產權和其他相關制度的改革。

　　與中國不同，由于印度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已廣泛地存在著數量眾多的私人企業(yè)，因此，對于印度來說，其通向市場化的道路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進經濟自由化與貿易自由化就可以了。印度大致上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減少貿易限制的改革，但是真正的自由化改革則是從1992年才開始的。在1991年時，印度的平均關稅為83%，但是到了1998年，印度的平均關稅已經降低了30%以上。貿易自由化導致激烈的市場競爭，這種競爭不僅來自國內，而且還來自國際社會，其結果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印度企業(yè)的生產率，并且還顯著地減少了印度企業(yè)關門倒閉的現(xiàn)象。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從1992年改革開放至今，印度的GDP 已經翻了一番多，其人均GDP 提高了近4倍[3-p26]，并且和中國一樣，印度也非常顯著地減少了貧困。

　　不管中國和印度在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多大的不同，但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和印度的改革在有一點上卻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兩國都謹慎地采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從而避免了那種發(fā)生在前蘇聯(lián)和中東歐計劃經濟國家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動亂，以及因為社會動亂而造成的經濟衰退。

　　2.中國和印度對外開放的模式不同

　　再從中國和印度對外開放的模式來看，這兩個國家也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差別。就中國而言，對外開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導向和引進外資，而印度的對外開放則采取了對外投資與自由貿易的方式。導致中國和印度在對外開放上所采取的幾乎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的原因就在于兩國所面臨的初始條件是完全不同的。

　　在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中國的初始條件是：有數量龐大的過剩勞動，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yè)，也沒有真正的企業(yè)家，并且還是一個典型的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

　　這樣的一些初始條件決定了當時的中國經濟必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勞動幾乎無限可供給；
第二，內需因為過剩勞動和農村居民數量過大而嚴重不足；
第三，中國城鄉(xiāng)居民雖有很高的儲蓄傾向，但是由于企業(yè)和企業(yè)家的高度稀缺而不能把國內的儲蓄有效地轉化為生產性的資本來增加國民財富和居民收入。這樣的初始條件和經濟特征就決定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只能采取出口導向和大規(guī)模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模式。

　　通過采取積極的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其方法是人民幣匯率貶值（1994年）和出口退稅，中國有效地解決了由內需不足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問題。通過引進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有效增加了中國的投資總額，還激活了市場競爭，激發(fā)了中國的企業(yè)家精神，促進了中國企業(yè)制度的改革。所有以上這些由對外開放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使得中國的經濟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增長。

　　當印度開始改革與開放時，它所面臨的初始條件與中國是非常不同的，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特點：有比中國更好的企業(yè)制度和比中國更好的金融體系；
但是，勞動力的素質不高（文盲率要達到40%以上，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有關）；
基礎設施非常糟糕，并且因為過早地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而導致政府效率非常低下。面對這樣的初始條件，印度在開始對外開放時所能做出的選擇只能是對外投資和自由貿易�，F(xiàn)在的問題是：印度為何只能做這樣的選擇呢？假如我們把素質較差的勞動力和糟糕的基礎設施這兩個初始條件結合在一起考慮，那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印度是沒有能力吸引世界跨國公司到其國內投資生產的。

　　與此同時，只要印度本國的公司發(fā)展到一定的規(guī)模，也將面臨優(yōu)質勞動力供給不足和基礎設施供不應求的發(fā)展瓶頸，而這正是印度的制造業(yè)發(fā)展為何遠遠落后于中國、并且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有為數很多的印度企業(yè)要到海外投資的原因所在。

　　當我們再把印度民主的、但同時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體制與其基于種姓制度之上的精英教育體制結合起來，再加上由于英國殖民而留下的語言遺產（英語被英國殖民者確定為印度的官方語言），那么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印度為何無法采取鼓勵出口的發(fā)展戰(zhàn)略，并且在政府無法作為的自由化貿易戰(zhàn)略中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參與全球計算機軟件業(yè)外包式國際分工的道路。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印度參與全球計算機軟件業(yè)外包式的國際分工是很自然的，因為印度的精英教育制度培養(yǎng)了足夠數量的從事計算機軟件外包生產的熟練勞動與大批訓練有素的工程師，再加上語言上的便利，以及軟件業(yè)的發(fā)展無需發(fā)達的基礎設施的支持，所以只要印度對外開放，就很容易被世界跨國公司組合到全球計算機軟件設計和生產的體系中去；
而中國卻因為存在語言等方面的障礙，在這方面反而沒有比較優(yōu)勢。然而制造業(yè)就不同了，它不僅需要素質高、且成本低的勞動力，而且還需要比較發(fā)達的基礎設施提供硬件上的支持。

　　更加重要的是，除了率先發(fā)動工業(yè)革命的英國之外，幾乎每一個通過發(fā)展制造業(yè)而走上工業(yè)化發(fā)展道路的國家，在其制造業(yè)發(fā)展的早期階段都需要政府的適當保護和有力的出口支持。

　　德國工業(yè)化早期曾經盛行李斯特主義，美國在走出工業(yè)化發(fā)展的第一步時所遵循的是漢密爾頓主義，日本和東亞諸經濟體能夠成為規(guī)模不等的制造業(yè)生產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得到了政府出口補貼等經濟政策的支持。然而，在印度卻因為政府的不作為，而看不到國家對制造業(yè)的這種支持。結果，在印度，因為政府軟弱而不得不采取的那種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印度制造業(yè)難以有生存和發(fā)展的空間。

　　在對中國和印度的開放模式進行比較之后，我們有必要澄清兩種已經廣為流傳，但是卻并不正確的觀點。

　　第一，有許多人認為，從事國際軟件業(yè)外包生產的印度要比從事大規(guī)模制造的中國更有發(fā)展?jié)摿Γ�因為在這樣的國際分工格局中，印度似乎要比中國處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國際分工層次上。在我們看來，這樣的觀點并不正確。首先，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其實都處在國際分工的底端，這是由中國和印度兩國的發(fā)展中國家的地位所決定的，區(qū)別只是在于中國處在國際制造業(yè)分工的底端，而印度則處在國際軟件業(yè)分工的底端，并且這種區(qū)別歸根到底是由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各自的比較優(yōu)勢所決定的。其次，當我們把這樣的區(qū)別作更進一步的分析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制造業(yè)由于具有較長的產業(yè)鏈和更大的產業(yè)溢出效應，從而可以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帶來更為公平的經濟增長；
相反，印度軟件生產的產業(yè)鏈相當短，并且其產業(yè)溢出效應也比較小，因此，印度的軟件生產只創(chuàng)造了有限的就業(yè)機會，并且還發(fā)生了\"軟件新貴\"與普通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上的巨大鴻溝。

　　第二，還有許多人認為，印度在基礎設施上的供給不足是可以得到彌補的，但是中國在制度與技術等\"軟\"實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將是難以得到克服的，因此，從長期來看，印度的發(fā)展?jié)摿σ�大于中國。對于這樣的看法，我們也是不能贊同的。不錯，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往往都同時面臨著雙重的制約：既有軟性的制約，如制度和技術；
又有硬性的制約，如基礎設施等。但是，問題就在于，在以上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制約因素中，究竟是何種制約因素對經濟增長構成了更大的障礙呢？世界銀行2005年度的世界發(fā)展報告通過調查和研究表明，在構成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各種制約因素中，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技術和金融體制等軟性因素，恰好是人們通常都認為并不重要的基礎設施[3-p11].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基礎設施是剛性的，并且是不可能從外部世界獲得的，但是技術卻是可以引進的，而制度則是可以借鑒的，它們都可以借助于由\"干中學\"而產生的學習效應來加以改進或改革。而這正是軟性制約因素要比印度更多的中國為何會比印度發(fā)展得更快的原因所在。

　　3.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長道路不同

　　從歷史上看，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都遵循人們所熟悉的增長道路，即第一步摒棄農業(yè)，轉向制造業(yè)，再后來則轉向服務業(yè)，并以此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也會有一部分國家會直接從農業(yè)生產國轉向以服務為基礎的經濟。如果將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加以比較，那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是沿著從農業(yè)到制造業(yè)，再到服務業(yè)的發(fā)展道路循序漸進的，而印度則部分地采取后一種經濟增長的道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務業(yè)的發(fā)展上。

　　這可以從兩國經濟的產業(yè)結構及其增長的速度上明顯地觀察到。1990年時，中國農業(yè)占GDP 的比重為27%、工業(yè)（包括制造業(yè)和采掘業(yè)等）占GDP 的比重為42%，制造業(yè)占GDP 的比重為33%、服務業(yè)占GDP 的比重為31%.到了2003年，以上這些數據相應地變化為15%、52%、39%和33%.通過計算，我們很容易得到這些產業(yè)的年均增長率，它們分別為3.5%、12.3%、11.7%和8.8%，從中國各大產業(yè)年均增長率的比較中，我們不難看到，中國工業(yè)的年均增長率是最高的，除了農業(yè)之外，增長率最慢的就是服務業(yè)了[1-p202].

　　印度的情況與中國恰好相反。在1990年時，其農業(yè)占GDP 的比重為31%、工業(yè)占GDP 的比重為28%、制造業(yè)占GDP 的比重為17%、服務業(yè)占GDP 的比重則高達4l %.到了2003年時，印度的產業(yè)結構相應地變化為22%、27%、16%和51%，其各大產業(yè)的年均增長率則分別為2.7%、6.0%、6.5%和7.9%.由此可見，在1990年到2003年間，印度經濟中增長最快的部門是服務業(yè)，而且與服務業(yè)的快速增長相比，工業(yè)和制造業(yè)甚至有相對萎縮的趨勢[1-p203].

　　眾所周知，中國和印度的稟賦特征是非常相似的，可是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道路為何還會產生如此重大的差別和非常不同的做法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有必要對中國和印度的投資和商業(yè)環(huán)境加以比較分析。理由很簡單，即使兩個國家的稟賦相似，但是假如它們的投資與商業(yè)環(huán)境存在較大的差異，那么仍然有可能走上不同的增長道路。從統(tǒng)計數據來看，中國和印度在投資環(huán)境和商業(yè)環(huán)境上大致存在以下差異：

　　第一，從投資環(huán)境來看，中國有比印度更好的基礎設施，因此，中國要比印度更適合發(fā)展制造業(yè)。至于中國為何會比印度擁有更好的基礎設施，其原因在于中國和印度的財政結構完全不同。

　　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商品和服務稅，其支出主要用于基本建設，也就是國際上所說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中國不同的是，印度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則主要來自所得稅、利得稅、資本收益稅和國際貿易稅，而其支出則主要用于國內外債務利息的支付，大致要占到其支出總額的30%左右（2003年的數據）[1-p242～243].如此巨大的結構性差異，必定會使得印度國內的基礎設施投資嚴重不足。通過進一步的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到，由于中國的所得稅主要歸地方政府所有，因此中國地方政府就有強大的動力去招商引資來推動地方經濟的發(fā)展，并盡可能地用由此得到的稅收收入去解決中央政府大規(guī)模下放事權而引起的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為了達到以上目的，中國的地方政府就必須為改善投資環(huán)境而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這種投資的費用先是通過土地批租或者銀行借款來籌措的，進而是通過由產業(yè)發(fā)展所造成的稅基的擴大而征得的。但是，這樣的動力在印度的地方政府中卻是很難找到的，因為印度的地方政府明顯地缺乏像中國地方政府這樣的稅收激勵。此外，再考慮到印度的土地基本上歸私人所有，所以印度的地方政府是很難以土地批租這樣的方式來籌措改善投資環(huán)境所必需的基礎設施投資。于是，當印度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不具有基礎設施的投資能力時，發(fā)展制造業(yè)所必需的投資環(huán)境也就難以形成了。通過以上的分析對比，其實我們還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發(fā)現(xiàn)，由于印度政府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于各種所得稅，所以在經濟發(fā)展以前政府的稅收收入在數量上就必定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政府為了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就只得舉債（包括內外債）.然而，在動態(tài)中，這一舉措又會進一步惡化政府的財政結構，因為在下一期的政府財政支出中就必須用更多的財政收入去歸還上期政府債務的本金和利息。

　　然而，中國的情況則剛好相反，中央政府通過各種流轉稅、地方政府通過土地批租或者銀行借款可以籌措到足夠的用于基礎設施投資所需要的資金，而在動態(tài)過程中又可以通過投資環(huán)境的改善達到吸引外資流入的目標，并將政府支出進一步擠入基礎設施投資的良性循環(huán)過程。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中國劣于印度的金融體系的初始條件，以及在這種初始條件下所選擇的大規(guī)模引進外資的做法反而走出了一條比印度更加有效的經濟增長道路。

　　第二，從商業(yè)環(huán)境上看，中國在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得多。在創(chuàng)辦企業(yè)所需要的時間上，中國只需要花41天，而印度則要花89天；
財產登記注冊在中國只需要32天，而在印度則需要67天；
盡管在信貸獲取的法律權力方面印度要好于中國，但是兩者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在取值為0-10的指數中，中國為2，印度為4，僅高出中國兩個指數點；
但是在反映企業(yè)雇用職工的僵化指數中（其取值范圍為0-100），印度則要比中國高出12個指數點（這個數值越高，表明其勞工市場就越是僵化），中國的數值為30，而印度的數值則高達48；
在履行合同方面，法院執(zhí)行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在中國為241天，而在印度則需要425天；
最后，在中國，處理破產企業(yè)所需要的時間平均為2.4年，而在印度則需要花去整整10年的時間[1-p278].由上可見，除了在企業(yè)獲取信貸權力方面印度稍好于中國之外，其他商業(yè)環(huán)境指標印度都要比中國差得多，這就決定了中國企業(yè)可以投資于規(guī)模較大的制造業(yè)，而印度的企業(yè)則更加愿意投資于小規(guī)模的服務業(yè)。因為投資于大規(guī)模的制造業(yè)，一旦經營出現(xiàn)問題就會因為僵化的勞工市場和曠日持久的破產程序而陷入無路可退的絕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這個問題上，國內外經濟學界和政治學界經常會有人因為中國存在較多的政府腐敗和尋租行為為由而得出中國的商業(yè)環(huán)境不如印度的結論，其實，由世界銀行組織的專家調查的結果恰好相反。以2003年的數據為例，政府腐敗構成企業(yè)發(fā)展限制的數值在中國為27.3%，而在印度則要高達37.4%，要比中國整整高出了10個百分點[3-p246].所以，實際情況是：中國的商業(yè)環(huán)境要比印度更加有利于制造業(yè)的發(fā)展，而中國的商業(yè)環(huán)境之所以要比印度更加優(yōu)越，其中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就是因為在中國事實上存在著地方政府之間極其激烈的、為了實現(xiàn)經濟增長而展開的爭奪企業(yè)的競爭。并且，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競爭，反而使得政府的租金率大幅下降，腐敗行為也會因為競爭而趨于減少，或者至少是與經濟增長激勵相容的。

　　第三，從勞動力市場來看，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在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得多，所以中國就要比印度更加有利于制造業(yè)的發(fā)展。我們先來看中國和印度在居民接受教育機會上的差異。

　　2003年在中國，小學教育的總入學率達116%、中學為67%、高等教育為13%，但在印度，同一年的各類總入學率都要低于中國，其中小學的總入學率為99%、中學為50%、高等教育為11%，從而呈現(xiàn)出比中國更為明顯的、接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才供給嚴重不足的問題。再從教育成果來看，2002年中國成人的識字率男性為95%、女性為87%，青年識字率男性和女性均為99%，但是在印度，相應的數據則為68%、45%，以及80%和65%[1-p88～97].由此可見，印度勞動力平均的受教育程度要遠遠地低于中國，正是這種差異使得中國更加適合發(fā)展制造業(yè)，而印度則無何奈何地選擇了服務業(yè)。正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那樣，服務業(yè)通�？偸强梢苑譃楦叨伺c低端兩種不同類型的部門，前者如金融與貿易等，后者如商品零售與交通運輸等，所以在服務業(yè)中就業(yè)的可以是高級人才，也可以是素質較低的普通勞動者，這也就是說，服務業(yè)所需要的勞動者并不一定都是均質的。但是，與發(fā)展服務業(yè)不同，制造業(yè)所需要的卻是比較均質的勞動要素，特別是在制成品生產部門，通常所雇用的都是訓練有素的職工。由于發(fā)展制造業(yè)與發(fā)展服務業(yè)所需要的勞動力在素質上是不盡相同的，所以在勞動力素質平均水平較高的中國制造業(yè)獲得了極為充分的發(fā)展，而在勞動力素質平均水平較低的印度制造業(yè)的發(fā)展卻非常困難。但是，在印度，與其教育結構比較相匹配的，既可以接納低素質勞動力、又可以吸收高素質人才的服務業(yè)卻可以得到相對較快的發(fā)展。

　　在弄清楚了中國和印度為何會走上不同的經濟增長道路這個問題以后，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和印度為什么在對外開放方面也會有如此重大的差別？從統(tǒng)計數據可知，2003年中國貨物貿易占GDP 的比重達到了60.1%，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占GDP 的比重為4.5%，與中國相比，印度的這兩個比例都要低得多，前者僅為21.1%，后者則更低，只有微不足道的0.8%.雖然印度商業(yè)服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率高達44.7%，而中國只有10.6%，但是考慮到中國的產出和出口總量，中國商業(yè)服務的出口總量仍然要大于印度[1-p322～323].總之，無論從商品貿易、服務貿易，還是從外國直接投資等數據來看，中國的對外開放度都要比印度大得多，而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國擁有規(guī)模巨大、且高度參與國際分工的制造業(yè)，而印度卻只有以滿足內需為主的服務業(yè)，因為服務部門的很多產品都是不可儲存的非貿易品。正因為中國的對外開放度要大于印度，所以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也要比印度更大，不僅如此，中國從外部世界得到的資源和知識也就自然要比印度多得多，而這也正是最近十年來中國為何在世界上比印度更加有影響、經濟增長比印度更快的原因所在。

　　在這里我們特別不能接受的是這樣一種觀點，即中國通過對外開放而成為世界加工廠會導致中國資源枯竭和環(huán)境遭到破壞的說法。無論是統(tǒng)計數據還是活生生的事實都告訴我們，發(fā)達國家的環(huán)境保護總是要好于發(fā)展中低收入國家，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發(fā)達國家可以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用來保護和改善環(huán)境，因此今天中國通過對外開放和為世界生產來加快經濟增長，實際上是有利于未來的環(huán)境改善的，而且，只要我們能夠按照稟賦特征來參加國際產業(yè)分工，我們所投入的就主要是勞動，而不是資源和環(huán)境，更何況，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資源本身也是可以進口的，如果世界資源趨于枯竭了，那也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的問題，到了那時，在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下，企業(yè)家們是一定會通過技術創(chuàng)新來解決這樣的問題的。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認為中國通過加工貿易來發(fā)展我們的制造業(yè)是正確的選擇，因為來料加工與進料加工都可以緩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的資源緊缺問題。假如中國通過加工貿易而進口了更多的外部資源，那么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就會導致中國資源危機的說法就是沒有根據的了。至于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就會導致中國的環(huán)境遭到破壞的說法就更加沒有道理了，當中國是通過加工貿易而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中國經濟增長對國內環(huán)境的破壞應當是趨于減少的，假如是因為有破壞中國環(huán)境的產業(yè)進入中國，那么這也不是加工貿易或者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的錯，而是由于中國各級政府沒有能夠加強對破壞環(huán)境的產業(yè)進入中國的管制所造成的。

　　三、中國和印度所必需面對的挑戰(zhàn)

　　以上，我們從兩個角度討論和分析了中印兩國在經濟發(fā)展模式上一些主要的差別�，F(xiàn)在，我們還將從未來發(fā)展的趨向上進一步闡述中印兩國可能面臨的挑戰(zhàn)。毫無疑問，作為低收入發(fā)展中國家，在未來經濟發(fā)展中，中印兩國必定會遇到一些共同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考慮到中印兩國經濟起飛的初始條件不同，以及各自所選擇的經濟發(fā)展模式也不盡相同，因此，它們在未來的發(fā)展中可能面臨的問題也不會是完全一樣的。我們試圖從三個角度來分析中印兩國可能面臨的挑戰(zhàn)。

　　1.中印兩國的共同課題：根除貧困還是公平收入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xù)，不僅取決于它的由各種各樣的技術性因素所決定的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取決于其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公平的收入分配可以增加國內居民消費，從而使得本國宏觀經濟中的供求關系保持平衡。假如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過于懸殊，那么就會出現(xiàn)儲蓄率過高和內需不足的問題，這時宏觀經濟增長就會因為投資增長過快（因為儲蓄過多而資本價格下降，也就是利息下降所致）、國內居民消費不足而過多地依賴于出口貿易。這種情況假如被不斷地持續(xù)下去，那么該國最終將會因為遭遇來自外國的貿易制裁而陷入因為缺乏需求而引起的經濟衰退。進一步的分析還表明，經濟增長的目的原本就在于提高本國居民的收入與消費水平，假如一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帶來這樣的結果，那么經濟增長本身也就失去了意義。

　　但是，為了使得經濟增長能夠真正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應，公平的收入分配是非常重要的，為此，經濟學家們便創(chuàng)建了一種專門用來衡量社會收入分配之公平性的指數，該指數被定義為\"基尼系數\"[4-p569]，它所測量的是一國經濟中個人或家庭之間的分配偏離完全平均分配的程度。假如基尼系數為0，則表示社會的收入分配完全平等；
假如基尼系數為1，那么就意味著社會收入分配達到了最不公平的程度，即社會中最富有的那些人100%地獲得了社會的所有收入。由此可見，基尼系數越小，社會收入分配也就越是趨于公平；
反之，則相反。假如我們從一個既定的基尼系數出發(fā)，經濟增長的結果導致了基尼系數不斷地趨于下降，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說經濟增長的成果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分享了；
反之，我們便有理由說，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未被社會大部分人口或家庭所分享，于是我們前面所說的那種儲蓄率過高和內需不足，從而經濟增長不可持續(xù)的現(xiàn)象就遲早會發(fā)生。

　　為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我們在這里還需強調的是：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基尼系數的變化都不是單調的，它既不會單調遞增，也不會單調遞減。根據庫茨涅茲的發(fā)現(xiàn)，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指數，也就是我們在此所說的基尼系數，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是趨于上升的，只是到了人均收入超過某一個臨界點時，該指數才會掉頭向下，社會收入分配也才會出現(xiàn)漸趨公平的現(xiàn)象[5-p276].現(xiàn)在的問題是：為什么基尼系數的動態(tài)趨勢不會是單調遞增或者單調遞減的，在長期中必定會是一條倒\"U\"型的曲線呢？這是因為在經濟增長發(fā)生以前的傳統(tǒng)社會里，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生產方式也比較單一，除了社會權力的上層可以獲得相對較多的財富之外，人們的財富分配是比較平均的，因此此時的基尼系數值就比較低。但是，當一國借助于市場經濟制度和工業(yè)革命而開始發(fā)生經濟增長時，原有的那種社會收入分配結構就會被迅速地打破，那些擁有生產率相對較高的要素所有者，或者擁有某種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的收入就會相對較高。而且在經濟增長的初期，由于資本要素供不應求，勞動要素供給相對過剩，因此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一般會對資本比較有利。進一步的分析還可以發(fā)現(xiàn)，正是因為在一國經濟增長的初期資本要素高度稀缺，所以為了鼓勵人們儲蓄，政府通常也不太可能在經濟增長的初期階段就大規(guī)模地推行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否則，不僅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難以完成，就是人們最初被激發(fā)起來的那種創(chuàng)造財富的動力也會轉瞬即逝。

　　在度過了經濟增長的這個早期階段，與資本相比勞動會成為相對稀缺的要素，于是工資率就會迅速上漲，而資本報酬則會逐漸遞減。并且，隨著資本積累的完成，整個社會也就沒有必要依靠維持一種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來維持一種較高的社會儲蓄率，于是政府就可以采取各種轉移支付或再分配手段來公平社會收入的分配，結果，原來較高的基尼系數便會逐漸地趨于下降。因此，我們不贊成那種簡單地將中國的基尼系數與發(fā)達國家進行對比的做法，因為中國目前所處的經濟增長階段與發(fā)達國家并不具有可比性。假如我們忽略了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在經濟增長階段上的差異，而盲目地依據這種并不科學的比較方法去制定我們的收入分配政策，那么其出錯的概率就會很大。

　　有了以上這些知識背景，我們就可以來討論中國和印度的收入分配問題。首先，從基尼系數來看，中國為44.7%，印度為32.5%；
再從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社會收入或消費的百分比來看，中國為50%，印度為43.3%.如果做個比較，那么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和印度的基尼系數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雖然要高于發(fā)達工業(yè)化國家，但是卻比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大部分非洲國家要低得多（它們的基尼系數一般都在50%至60%之間）[1-p72～73]，這也正是為什么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要比加勒比、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更加強勁有力的原因所在。因為與上述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相比，中國和印度讓更多的人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然而，這里有一個令人奇怪的現(xiàn)象是，印度的基尼系數竟然會低于中國。其實，對于這個問題并不難理解，就像我們在前文中分析中國和印度兩國間財政結構差異時所看到的那樣，印度的稅收是以所得為主的，而中國的稅收則是以交易為主的，因此稅后的收入分配印度肯定要比中國更為公平些。

　　現(xiàn)在的問題是，印度的這種做法是否比中國更好呢？其實未必！首先，印度采取的比中國更為嚴厲的稅收再分配制度并沒有顯著地減少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雖然基尼系數變小了，但是印度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社會收入或消費的百分比僅比中國低了6個多百分點；
其次，印度比中國更為嚴厲的稅收再分配制度導致了資本的外流。從2003年的統(tǒng)計數據來看，中國的國內儲蓄占GDP 的比重為47.9%，而印度則僅為24.8%[1-p42～73]；
國內金融機構對私營部門和政府及其它公共機構的債權增長率在中國分別為15.9%和0.2%，而在印度則分別為5.0%和4.1%，這說明印度私人金融活動的規(guī)模遠比中國要小得多；
一個更為重要的、可以說明印度私人資本外流的數字是證券投資流量，這個數字2003年在中國為正的6.75億美元，而在印度則為負的29.44億美元[1-p250～251]，這也就是說中國是個證券投資的流入國，盡管其流入量還微不足道，但是印度卻是個證券投資的流出國。通過這樣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結論呢？就像庫茨涅茲的倒\"U\"字曲線所表明的那樣，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尚未達到可以進行大規(guī)模社會收入再分配的階段時，過早地采取旨在公平收入的再分配政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于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反而是不利的。

　　因此，無論是對于中國來說，還是對于印度來說，未來的挑戰(zhàn)就在于能否維持一種更加有利于財富創(chuàng)造、增加投資與就業(yè)的增長方式，因為只有增加投資才能增加就業(yè)，只有增加就業(yè)才能消除貧困。毫無疑問，所有這些只有當人們具有強烈的財富創(chuàng)造的欲望時才是可能的。倘若我們過度地、或者不恰當地去追求收入所謂的\"公平分配\"，那么就有可能窒息整個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的欲望而導致經濟增長的衰退與貧困的再現(xiàn)。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在今天的中國和印度，擺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徹底消除貧困，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政府應當在激勵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同時盡可能地增加社會保障的投入，而不是大規(guī)模地推行轉移支付的政策，其基本的政策取向應當是保護產權和消除貧困，并在保護經濟可持續(xù)增長的過程中去改善收入分配中的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2.中國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產權改革如何走向深化

　　我們在前文的分析對比中已經指出，中國是通過產權改革而走向市場化的發(fā)展道路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已經從根本上解決了作為經濟發(fā)展之必要前提的產權問題。首先，從存量上講，中國土地國家所有的制度和國有制企業(yè)仍然大規(guī)模存在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其次，是由居民和私人部門所創(chuàng)造或者擁有的大量流量財富的權利歸屬也沒有得到非常明確的認定與法律上的認可。這些問題會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fā)展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土地國家所有使得中國的農民在某種程度上幾乎完全喪失了原本可以從土地所有權中所獲得的收益。不僅如此，還會使得農民喪失很多的發(fā)展機會。從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來看，在巴西、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農村，由于明確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土地轉讓價格上漲了將近一倍，而且最為關鍵的一點是，這些由土地價格上漲而導致的溢價收入主要是歸農民所有的[3-p80].由于明確了土地所有權，農民、乃至整個社會至少還可以獲得以下這些好處：第一，明確了的土地所有權不僅可以杜絕農民對于公共土地資源的濫用，而且還有利于促進農民對土地的投資。第二，明確了的土地所有權更容易被貸款人接受為擔保物，從而可以使得農民更容易獲得對土地進行投資所需要的資金來源。第三，明確了的土地所有權還可以讓農民更加自由地經營自己的人力資本。在秘魯，有了明確的土地所有權的人外出工作的時間比沒有明確土地所有權的人平均每周多20個小時；
在越南，則每年平均要多出9個星期[3-p80].第四，明確的土地所有權還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因為在土地所有權不明確的場合，人們會因為害怕承租人不時地提出對于土地的永久性權利而寧愿閑置土地。

　　第五，明確的土地所有權不僅有利于土地所有者個人，而且也可以通過他們由于投資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和貧困的減少而使社會的更大群體受益。

　　就明確的土地所有權可以帶來如此多的好處來說，中國太需要進行一次明確農民土地所有權的改革，因為中國目前農村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恰好是因為沒有明確的土地所有權而造成的，而且存在于中國農村中的諸多問題幾乎與以上所列舉的各種好處是一一對應的。比如在土地重置過程中產生的溢價幾乎都是被政府和投資者拿走的。由于土地所有權不明確而不能抵押，農民幾乎沒有任何渠道獲得資金來經營土地。中國的農民為什么會被稱為民工，而不能成為城市移民，也就是因為他們在農村擁有一塊產權不明確的土地，農民既不能把它們變現(xiàn)成為進入城市投資與生活的資金，完成從農民到城市居民的轉型，又舍不得把它們棄之不管，于是就只能成為徘徊于鄉(xiāng)村與城市之間的民工。最后，在地少人多的情況下，農業(yè)勞動的生產率是無法得到有效的改進的。很多地方由于農民人數過多，投入土地的勞動邊際生產率甚至可能是負的。因此，為了真正解決\"三農\"問題，中國迫切需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

　　僅僅依靠政府的轉移支付、農業(yè)稅的減免，以及所謂的\"工業(yè)反哺\"農業(yè)的做法是絕對不夠的，并且還可能是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應當牢記的是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所提出的具有遠見卓識的論點，即中國的問題在農民，而農民的問題則在土地。只有解決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民的貧困問題與農村未來的發(fā)展問題。至于中國農村應當采用何種方法才能明確土地的所有權，國際上可以有很多可供借鑒的經驗。遠的不說，就最近的發(fā)展而言，泰國從1982年開始的一項為期20年的農村土地登記制度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銀行對泰國這一項改革的調查和研究表明，泰國這項改革的兩個預期目標都已實現(xiàn)：第一，已經明確土地權利的農民要比沒有明確土地權利的農民以更加優(yōu)惠的條款更加安全地借到了更多的貸款；
第二，已有明確所有權歸屬的小塊土地的生產率明顯增長[3-p83].

　　現(xiàn)在，我們再來進一步討論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問題。從理論上講中國國有企業(yè)的所有權為全民所有，但是實際上中國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歷來歸政府所有，所以在中國把全民所有的企業(yè)稱之為國有企業(yè)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考慮到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公共部門，那么即使全民所有的企業(yè)被定義為國有企業(yè)，它仍然是一種公共產權。企業(yè)產權的公共所有歷來是低效率的，這一點已經被無數的事實所證明。人們或許會以中國中央直屬的大型國有企業(yè)大都是盈利的為由來反對這樣的結論，其實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中央直屬大企業(yè)的利潤來源就會很容易地找到正確的答案：是市場壟斷為這些中央直屬的大型國有企業(yè)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利潤來源。從中國今天實際情況來看，國有企業(yè)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構成了障礙：第一，當國有企業(yè)被允許壟斷經營時，其他企業(yè)就沒有了機會，即使政府可以在法律上認可國有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之間的競爭，也很難創(chuàng)造出兩者間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
第二，當國有企業(yè)壟斷了某些重要的資源供給時，如電力和能源等，那么整個社會就更加容易滋生腐敗，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現(xiàn)象是，國有企業(yè)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從其所提供的資源與服務的消費者那里攫取高額費用或賄金的組織系統(tǒng)與辦事章程，其結果是一般企業(yè)的投入成本越來越高，納稅人的負擔加重，而國有企業(yè)的收入也不見得增加，因為大部分非規(guī)則收費或賄金都是被國有企業(yè)中的個人拿走了；
第三，當存在于國有企業(yè)中的、不可避免的政府干預和企業(yè)經理乃至員工的較弱的責任感結合在一起時，又必定會導致國有企業(yè)過高的成本和不可信賴的服務，而在政治和財政的雙重考慮下，政府主管部門注定不會有積極性去解決這樣的問題，結果國有企業(yè)就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
第四，當國有企業(yè)經營效率較低，但是又可以通過壟斷經營權而獲得較高的利潤、并給予其員工較高的工資收入時，那么就連人們所期望的那種公共產權可以公平人們收入的邏輯也被整個地顛覆了，而這正是造成今天我們試圖通過發(fā)展國有企業(yè)來增加就業(yè)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期望每每落空的原因所在；
第五，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一方面維持國有企業(yè)的產權制度保持不變，另一方面又因為缺乏好的企業(yè)制度和企業(yè)家資源而不得不大量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時候，中國本土的民營企業(yè)和私人部門的發(fā)展就會因為遭受來自國有企業(yè)和跨國公司的雙重\"壓迫\"而難以成長，而這將會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變得難以持續(xù)，因為中國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真正屬于中國自己的企業(yè)。其實中國今日資本市場的糟糕表現(xiàn)與國際競爭中缺少自己的品牌等現(xiàn)象再也清楚不過地證實了我們所說的論點。

　　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可以說，中國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是個根本無法回避的問題。為了實現(xiàn)中國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中國必須勇敢地去面對這樣的挑戰(zhàn)。為什么說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是個挑戰(zhàn)呢？因為，盡管向更為合理的產權結構的轉變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是，在產權關系發(fā)生變化的過程中總會引起社會關系的一定程度的緊張。因為產權制度的變更總是會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其中的一些社會成員獲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另外一些社會成員則只能獲得較少的利益，甚至還有一些社會成員只能在改革奏效后的經濟增長中才能獲得由產權改革所帶來的利益。

　　除了這種時間上的差異之外，產權改革還會導致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損失。因此，在任何國家的任何時候，產權改革必定會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抵觸甚至反對，于是任何產權改革都是政府所必須面對的一種挑戰(zhàn)。

　　面對這樣的挑戰(zhàn)，政府所要做的是如何選擇好的改革方法和合理的改革程序來讓更多的人能夠通過改革而得益，而不是因為有人反對就停止必要的產權改革。這里關鍵的問題是不要把改革的公平性問題與改革的必要性問題混為一談，至于各種反對改革的意見更是需要加以甄別來判斷其真?zhèn)�。比如，在最近有關國有企業(yè)改革的辯論中，有人以國有企業(yè)工人失業(yè)和下崗人數的多少來判斷其改革正確與否，認為只要國有企業(yè)失業(yè)和下崗的人數多了，改革就是失敗的。對于這樣的論點，假如我們持贊同的觀點，那么國有企業(yè)的改革便無從談起。

　　其實對于這個問題的正確理解應當是按照以下的邏輯展開才是對的：第一，通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隨著國有企業(yè)數量的逐步減少和民營企業(yè)數量的不斷增加，整個社會的就業(yè)量是增加的。從統(tǒng)計數據來看，中國通過改革和經濟增長所增加的就業(yè)人口要比原來就業(yè)總量的一倍還要多；
第二，這意味著國有企業(yè)因為產權改革而造成的失業(yè)與下崗只是一個存量概念，而不是一個流量概念。從流量概念來看，國有企業(yè)中因為產權改革而失業(yè)或者下崗的員工其實有很高的比例已經在就業(yè)了，因此，用存量概念來替代流量概念是很不科學的；
第三，如果因為這樣的改革而使得原來在國有企業(yè)拿著\"鐵飯碗\"的員工現(xiàn)在處在一種需要積極地進行競爭的工作狀態(tài)，那么這正是改革本來就想要達到的目標；
第四，少部分因為缺乏人力資本而不能找到新的就業(yè)機會的人，應該是由政府有關部門為其提供職業(yè)培訓來增加其市場就業(yè)機會和求職競爭力的，如果這里存在什么問題，那么也不是改革的錯，而是因為政府有關部門的服務存在問題才造成的；
第五，至于那些已經喪失就業(yè)能力或者到了退休年齡的人，本來就應當通過政府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把他們養(yǎng)起來的。如果他們的生活有困難，那么同樣也不是改革的錯，而是政府在推進改革的時候，對社會保障缺乏足夠的投入所引起的�？傊�，試圖用國有企業(yè)下崗失業(yè)人數的增加來否定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已經取得的成果，不僅是沒有道理的，反而會把正在進行中的國有企業(yè)改革引向歧路。

　　更近的一個例子就是關于中國出售國有資產的爭論。出售國有資產應該是一個有利于所有人的好方案，它可以把工廠和其他生產資料轉讓給那些能最有效地利用這些財產、并能按照資產在市場經濟中應有價值出價的人的手中。但是這樣的產權改革為何在中國會變得困難重重，關鍵的問題在于：第一，是人們對資產的理解存在片面性，以為有形的實物資產才是資產，一旦通過出售而變成貨幣形態(tài)的資產就認為這已經不是資產，而僅僅只是\"一筆錢\"，有形的實物資產是可以用來生產財富的，而錢則是會被花掉的，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自然經濟的觀點；
第二，人們習慣于用事后評價的方法來評估準備轉讓的國有資產的價值或者價格，然而就像我們起先就已指出的那樣，國有產權之所以需要轉讓，就是因為它被控制在那些不能產生被轉讓以后才能具有的生產率的人的手里，國有資產被轉讓以后之所以會有更高的生產率和產出率，實際上是因為購買者追加了屬于他個人的人力資本投資以后才形成的，所以簡單地以事后的產出率來評估事前的資產價格，然后來評說國有企業(yè)的產權轉讓價格究竟是低了還是高了是不科學的，正確的價格決定機制應當是市場上購買者之間的競爭；
第三，正因為如此，國有資產的出售和轉讓就不能采取內部人MBO 的做法，而是應當采取資產或資本市場上的公開競價交易方法。

　　因此，我們在這里可以得到的結論是：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是必須的，通過出售產權把國有企業(yè)的資產轉讓給更能創(chuàng)造財富的人的手中這種改革方向也是正確的，問題在于方法。

　　無論是發(fā)生在前蘇聯(lián)與東歐國家的人民群眾對于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的不滿，還是前一階段發(fā)生在中國的人民群眾對于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的不滿，其主要的問題就在于對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時，政府不是選擇了市場，而是選擇了企業(yè)內部的少數人，于是就造成了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的不公平性[3-p82].這種不公平的后果是嚴重的，因為它把原本屬于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yè)通過這種錯誤的改革方法而變成了少數國家干部（國有企業(yè)中的廠長經理）的私有財產。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國有企業(yè)的產權制度要不要改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是在于怎么改。

　　在此我們還有必要指出的是，假如中國的政府能夠通過正確的方法完成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那么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將會是極其巨大的。我們這樣說的根據是：第一，借助于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可以促使政府轉變職能。因為政府一旦沒有了自己的企業(yè)，它就沒有機會再去參與市場競爭、或通過制造壟斷來遏制競爭。與此相反，它為了從企業(yè)的稅收中獲得政府開支所必須的稅收，就只有盡力去為企業(yè)的公平競爭創(chuàng)造更好的市場環(huán)境和投資環(huán)境；
第二，成功的國企產權改革還可以為整個金融體系改革帶來更大的空間。今天中國的金融體系之所以效率低下，就是因為它必須承擔起為國有企業(yè)的低效率經營活動提供補貼的功能。所以，只有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得以推進，中國的金融體系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深化。

　　所以，在我們看來，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是中國金融改革之必要的微觀基礎；
第三，如果政府在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中能夠正確地將國有資產出售后的所得投向社會保障系統(tǒng)，真正地對人進行投資，那么因為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而產生的社會經濟成本就可以得到大規(guī)模的對沖，中國的普通居民就不必再為國有企業(yè)的產權改革而支付昂貴的轉換成本，于是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轉向對這種改革的支持；
第四，再從動態(tài)的角度來講，伴隨著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而來的經濟增長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還將會使政府的權威性得到真正的提高；
第五，最后，當我們把中國國有企業(yè)的改革置于開放經濟的環(huán)境下，那么現(xiàn)在困擾著中國企業(yè)國際發(fā)展的很多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大家都不能否認的一個事實是中國缺少世界著名企業(yè)，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中國的民營企業(yè)由于受到政府在資金供給和市場競爭中的諸多歧視而沒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而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又因為其效率低下和產權為國家所有的背景而不能走向國際市場。所以一旦中國的國有企業(yè)能夠通過深化產權改革而走向民營化，那么中國企業(yè)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有可能得到極大的改善，中國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大量占有的局面也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轉。

　　最后，再讓我們來討論流量財產的所有權問題。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增長，居民個人和私人企業(yè)部門已經創(chuàng)造了數量極為可觀的流量財富。但是，直到今天，這種增量財富的所有權并未得到法律上十分明確的認定和保護，由此產生的后果便是私人資產的大規(guī)模\"外逃\"，其規(guī)模甚至可以達到與流入中國的外國資產相當的水平[6]，導致這種情況發(fā)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憲法對于私人所有的資產至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視\".在中國憲法中，關于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是這樣來闡述的：\"第十二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第十三條，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guī)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7]對照《憲法》第十二與十三條，我們很容易看到，在中國屬于私人所有的資產還是可以被公權力所征收或者征用的（盡管這種征收是有償的），而不管私人財產的所有者愿意還是不愿意，所以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在中國屬于私人所有的資產只是受到了法律的有限的保護，而這正是導致中國農村土地經常被低價征用和私人資產大規(guī)模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形成了一種讓人們更多地關注財富的分配、而不是財富積累與創(chuàng)造的價值取向。所以，為了能夠讓中國的經濟可持續(xù)增長，對與財產權有關的法律條文加以更加合理的修改、對私人所有的資產提供更加可靠的保護是中國未來社會與經濟發(fā)展中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為了完成這樣一項偉大的工作，我們不僅需要對現(xiàn)實世界有很好的理解，而且還需要對中國的傳統(tǒng)加以認真的反省。如果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概括，那么中國在傳統(tǒng)社會所形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及\"不患寡、患不均\"的財富觀可能是導致我們過分崇拜公權和鄙視私有財產、重視財富分配和忽略財富創(chuàng)造的重要原因。所以法律的更新可能需要以文化的更新作為其基本前提。正是在這樣意義上，我們認為\"三個代表\"思想中關于代表先進文化的偉大論述觸及到了中國問題的本質和內核，只要我們沿著這樣的思路走下去，中國的問題應當是有解的。

　　3.印度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如何改革種姓制度

　　印度社會有別于其他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種姓制度。這種制度將全部人口劃分成相互排斥的、具有界定明確的、并且是可以繼承的不同群體。在這種制度中，最高種姓是婆羅門，他們原來是由社會最上層的祭司們組成，其儀式性的純潔不容被體力勞動所玷污；
其次是剎帝利或武士種姓；
再下面是吠舍或商人種姓；
處在最低層的則是首陀羅或農民種姓。除此之外，在印度還有一大批不能進入種姓系列的階級，他們就是那些從事卑賤和骯臟工作的賤民。

　　問題的關鍵在于印度的這種種姓制度是剛性的，即不同種姓的成員相互之間不能通婚，不可在一起吃飯，也不可以有任何的社會交往，由此產生的后果便是階層或者階級劃分的凝固化，以及社會地位和職業(yè)的自然繼承[2-p106].印度獨立后種姓制度被廢止，但實際上依然對印度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

　　這樣的一種制度會給印度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帶來怎樣的影響呢？概括地說，它至少會對社會發(fā)展和經濟增長產生以下兩個極為消極的影響：第一，它會削弱人們開展經濟活動的動力。因為在種姓制度下，當人們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甚至是沒有機會來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及其對于財富的占有，那么人們就會失去工作動力而走向宿命論；
第二，它會削弱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

　　基于同樣的原因，那些在種姓制度中處在底層的階級，特別是那些無法進入種姓系列的賤民階級，就根本不會有動力對自己和家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接受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因為在階層劃分呈現(xiàn)剛性、職業(yè)完全是自然繼承的制度下，或者換句話說，在下層居民的就業(yè)與接受教育不相關的情況下，人們投資于教育的結果并不能產生任何收益，所以任何具有經濟理性的下層居民都不會對沒有任何收獲的教育進行投資。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印度人口中的識字率很低，文盲率比起中國來要高得多，這就決定了印度底層勞動者的行為能力必定要比中國低得多，以致印度雖然能夠參與國際軟件分工，但是卻不能大規(guī)模地進行制造，同時也決定了印度的企業(yè)為何在成長到一定規(guī)模以后就必須到海外市場去尋求機會的發(fā)展邏輯。當我們把以上兩個方面的影響聯(lián)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的種姓制度為什么必將成為印度未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的重大障礙，因為種姓制度既會導致普通勞動者缺乏財富創(chuàng)造的動力，又會使得大部分底層勞動者缺乏財富創(chuàng)造的能力。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問題是：這樣一種既不合理、又無效率的制度為何在印度能夠長期存在？原因之一是印度教所篤信的\"轉世說\"，它告訴人們只要在今世兢兢業(yè)業(yè)地完成他們被分派的工作，那么他們在將來就有希望獲得一個更高的社會地位。由此可見，印度種姓制度之所以難以被改革，關鍵就在于它有極其強大的宗教支持，盡管種姓制度在理念上并非印度教的本質。據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推導出印度未來經濟增長所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那就是通過宗教改革來推動社會與經濟制度的改革。但是，有趣的是，盡管印度面臨如此嚴峻的挑戰(zhàn)，然而促使印度社會去進行這種改革的緊迫性卻并不顯著。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今天的印度仍然有75%的人口還生活在種姓制度尚未被觸動的農村，種姓制度的弊端只是在印度那些開始走向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的城市中才被曝光[8-p97].這意味著整個印度社會仍然被印度教的原教旨主義所控制著。

　　但是這樣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除非印度的經濟增長就此止步。只要印度的經濟增長仍在繼續(xù)，那么由經濟增長所導致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必定會引起日益現(xiàn)代化的世俗社會與仍然停留在傳統(tǒng)的原教旨主義的印度教的矛盾或沖突。面對這種即將到來的矛盾與沖突，印度能有什么辦法來加以解決呢？最近《，我們時代的印度教》一書的作者阿爾溫德。沙爾馬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建設性的改革方案，那就是把深深地烙上了種姓制度烙印的印度教改造成為一種新型的、能夠與現(xiàn)代化發(fā)展兼容的\"無種姓制度的印度教\".

　　對于這種改革的可行性，他是這樣來論證的：印度教的一個傳統(tǒng)的中心思想是：種姓的從屬是由人們的出身所決定的，它將一直保持到人們死去為止，而人又是按照他的上世的業(yè)績狀況而降生到今生的一個特定的種姓之中的，雖然種姓可以在多次生死輪回中加以改變，然而在一次生命過程中則是不能得到改變的，因此，按照這樣的觀念，種姓的改變只有在重新誕生時才是可能的，并可以在新的一生中一直保持到底。但是，假如我們能夠把現(xiàn)代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征置于這種生死輪回的體系中，那么就可以發(fā)現(xiàn)，對印度教的傳統(tǒng)觀念加以改革還是有可能的�，F(xiàn)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居民在地理上和社會上都是可以流動的，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能讀能寫，從而不同于傳統(tǒng)社會的人，他們的壽命也要比傳統(tǒng)社會的人長約兩倍，如果有了這樣的前提，那么就可以對印度教的\"業(yè)報輪回\"思想做新的解釋，從而使印度教原有的那種生命取向脫離傳統(tǒng)的和不利于未來經濟增長的種姓制度。據此，沙爾馬推論道，在傳統(tǒng)社會，人的生命是較短的，人們欲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塑造自己的人生，即上升到一個較好的種姓等級，將會受到生命周期非常有限的時間制約，所以人們的種姓歸屬在短暫的一生中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但是，在加入了以上這些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特征以后，在一個高度流動的和壽命周期較長的社會里，人們就有可能通過相應的努力，在現(xiàn)世的一生中就完成傳統(tǒng)的\"業(yè)報輪回\"，進而擺脫按種姓所確定的終身外殼。由此可見，沙爾馬所提出的印度教改革方案就是將印度教中的業(yè)報思想加以動態(tài)化，使得印度教能夠成為一種鼓勵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用自由的種姓選擇來替代目前這種以無情的強迫關系為特征的、具有剛性的種姓制度。毫無疑問，這樣的選擇和替代一旦可以付諸實踐，那么印度現(xiàn)行的種姓制度也就將不復存在，而這正是沙爾馬所期待的改革結果，即印度教最終將變成一種\"無種姓制度的印度教\"[8-p101～102].

　　以上由沙爾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究竟是理想主義的還是現(xiàn)實主義的，我們暫時還無法做出判斷，但是這種改革的漸進性則是一目了然的，因而對于印度社會的穩(wěn)定和成功轉型應當說是具有啟發(fā)性的。至于在今日的印度能否發(fā)生這樣的改革實踐，就成為印度所必須面對的一個世紀挑戰(zhàn)。

　　至此，我們大致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不管是中國還是印度，這兩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國家要在21世紀中真正地崛起，首先就必須保持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但是，為了保持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就必須對傳統(tǒng)的文明加以變革。對于中國來講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就是不明晰的產權制度，而對于印度來講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則是不合理的種姓制度。因為沒有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市場力量就無法有效地發(fā)揮作用。但是，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產權問題，中國就必須轉變傳統(tǒng)的\"公權高于私權\"的價值觀。同樣，為了有效地解決種姓制度問題，印度就必須將印度教中的轉世說轉變成為現(xiàn)世說。所以，盡管中國和印度所要走的道路是非常不同的，但是發(fā)展經濟的基本原理仍然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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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華民（1950-），男，浙江慈溪人，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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