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有關個人收入、消費和儲蓄的理論，均沒有考慮制度性變量，即在假定制度（如經濟體制、市場制度等）不變的條件下，來研究個人儲蓄行為。例如每人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先決定消費與儲蓄的比例，然后再決定儲蓄所分布的金融資產，以期達到生命周期的效用極大化。然而，從中國20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看，個人的消費行為和儲蓄行為出現了一些用新古典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本文旨在把一些制度變量納入對個人儲蓄行為的分析，進而說明，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制度變量是影響個人預期的重要因素，從而對個人儲蓄行為發(fā)生著重要的作用。

　　一、問題的提出：中國20年來儲蓄的基本情況

　　中國經濟改革20多年來，個人收入增加很快，這是個人儲蓄增加的基礎。表1給出了中國這段時期個人收入與儲蓄增長的基本情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儲蓄指中國居民個人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儲蓄存款，它僅是個人總金融性儲蓄的一部分（約占70%），其他個人金融資產還有手持現金、國債、股票等有價證券。因為現有統計文獻中對個人儲蓄存款的統計比較準確，所以本文以此為主要分析基數，以方便與其他統計指標的對比分析。表2列出了利率水平與儲蓄存款的變化情況，表3則列出了居民個人儲蓄的增長率與其他相關指標增長率的對比情況。

　　表1：1978－1999年：中國居民收入水平與儲蓄存款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中國統計摘要》，第53頁

　　表2：1978－1999年：存款利率水平與居民儲蓄

　　注：名義存款利率為一年期的儲蓄存款利率，1996年為1996年8月底數，1998年為1998年7月底數

　　資料來源：《2000中國金融年鑒》

　　表3：中國儲蓄增長率與其他指標的比較

　　注：除GDP 年增長率按不變價計算外，個人收入和儲蓄的年增長率均按現價計算

　　資料來源：據《2000中國統計摘要》相關數字計算所得。

　　對表1、表2和表3的宏觀統計數字加以分析，可以發(fā)現中國個人儲蓄行為有以下特征：

　　第一，個人儲蓄相對于個人收入水平顯著提高。每百元個人當年貨幣收入的儲蓄存款率從1978年的1.8%，上升至1991年的17%，平均儲蓄率大幅度提高。如果加上個人手持現金和證券，中國個人儲蓄率在1993年就達到24.3%.這在當年人均GDP 僅300美元的中國是令人奇怪的。

　　第二，在這20多年中，每年個人儲蓄存款年增長率均高于GDP 和個人貨幣收入的年增長率，這一現象也無法解釋。

　　第三，1987-1995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9%，其中有6年（1985年、1988年、1989年、1993年、1994年、1995年）通貨膨脹率高于10%，大部分年份的儲蓄存款率實際利率為負利率，但儲蓄存款仍然大幅度增長。

　　第四，九十年代以來，儲蓄存款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長，但1999年開始，增長速度開始下降，儲蓄存款增速從1999年4月的19.2%，連續(xù)13個月下降，至2000年5月共下降了13.7個百分點。2000年5月末，全國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余額62195億元，比上月下降341億元，成為自1996年實行降息政策以來，居民儲蓄下降最多的月份。

　　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解釋，一個是如何解釋90年代以來儲蓄存款相對于收入水平的不相稱的持續(xù)大幅度增長。目前國內理論界對此有兩個解釋。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個人收入統計不準造成的。儲蓄存款增長超過個人收入增長，其原因主要在于大約有相當于可統計收入的50-70%的“非貨幣收入”或“隱蔽性收入”未統計在個人貨幣收入之內，如果把這部分貨幣收入也統計在內，儲蓄率就不會這樣高了。但這一觀點不能成立，因為當時的個人收入已占到GDP 的66%（1990年至1993年），如果個人收入真的存在大幅度低估，那中國GDP 的數量和增長速度就高到無人相信。另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因為儲蓄存款中有大量機構存款，即“公款儲蓄”被統計在內。這個問題確實有，但數量不會很大。機構（法人）出于提現方便，逃避財務監(jiān)管等因素，把一部分資金存入個人儲蓄帳戶。但這樣做并不會在收益上有任何增加，因為存款利率是一致的；
而且還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風險，如機構的錢必須以個人的名字存款。根據人民銀行的典型調查，機構存款占儲蓄總量不會超過10%.這兩種觀點還無法解釋，為什么在通貨膨脹率如此高和實際利率如此低的情況下，儲蓄還是快速增長。因此，我們必須研究其他原因。

　　另一個問題是，在1999年，在收入無大的變動的情況下，儲蓄存款為什么會出現大幅下降？有人認為這是國家自1996年以來7次降息結果的累積反應，這顯然不無道理，但是否還有其他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呢？

　　二、制度變遷對個人儲蓄行為的影響

　　我們在假設收入、利率、消費習慣對個人儲蓄行為的影響依然成立且不變的條件下，來考察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個人的儲蓄行為。

　　（一）制度變遷過程中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增加使人們增加現時儲備。

　　制度變遷對個人預期最大的影響在于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在原來的計劃制度下，就業(yè)者不必擔心失業(yè)，對于自已在退休前的總收入（包括貨幣收入與非貨幣福利收入）和退休后的收入是完全可預先計算的，因為有固定的工資增長表和福利待遇。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當期收入較低，所以中國的就業(yè)者和農民儲蓄很少。從1952年到1977年25年期間，中國個人的平均儲蓄率不到2%.在計劃體制下，當個人收入完全被計劃控制之后，不存在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個人是不傾向于多儲蓄的，特別是在消費品比較短缺的情況下，犧性現期消費而儲蓄的機會成本太高。

　　改革以后，中國個人貨幣收入絕對值雖然有大幅度增加，但以“恩格爾系數”衡量，中國仍屬低收入國家。1993年，中國家庭消費支出中食物性消費支出所占的比重，全國平均為54%，城鎮(zhèn)家庭為50.1%；
農村家庭為58%，1999年，中國家庭消費支出中食物性消費支出所占的比重，全國平均為47.21%，城鎮(zhèn)家庭為41.86%；
農村家庭為52.56%.（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資料《中國證券報》1995年5月22日，《2000中國統計摘要》）在這么高的恩格爾系數下，人們還有這么高的儲蓄率（1993年約24%，1999年有所下降，但也有11.3%），顯然是犧牲了相當大部分的非食物消費。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制度變遷下，人們對未來的收入水平已無法預期，就選擇了增加當期儲蓄。隨著改革的深入，經濟生活中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競爭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加劇，城鎮(zhèn)居民的收入增長受到極大抑制，而現代企業(yè)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企業(yè)破產、停產和職工下崗分流的過程。就業(yè)工人對是否失業(yè)預期不明，收入中的對未來生活的保險性儲蓄強化。在農村，由于農業(yè)對自然環(huán)境的依賴性較大，收入具有不穩(wěn)定性，再加上我國在轉型時期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農民不僅承擔了過多的社會義務，還承擔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義務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等投資和費用，直接限制了農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加之農產品市場疲軟，價格下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效益下滑，農民去外地打工的勞務收入大幅減少等，都造成農民對未來收入的較差預期，從而也增加現時儲蓄。2000年5月中旬人民銀行對全國50個大、中、小城市城鎮(zhèn)居民儲蓄問卷調查顯示，全國城鎮(zhèn)儲戶增收信心繼續(xù)減弱，當期收入信心指數為2.5，未來收入信心指數為8.3，分別比一季度下降10.4和3個百分點。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持久收入假定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和生命周期假說（life cycle hypothesis ）中，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基本是確定的，因此人們可以合理的安排現期儲蓄和消費，以達到一生的效用極大化。但是，一旦人們對自已末來的收入水平無法確定，為了保證末來的必要消費或保持末來的消費水平，就必然增加當期儲蓄，這也是追求一生效用極大化的一種合理安排。在這種狀況下，人們的儲蓄動機是：為了保證將來也能夠保持目前這種消費水平，而目前的消費是一種低水平的消費。這也是我國最近幾年消費需求不足的一個基本原因。

　　（二）制度變遷使人們對未來支出更不確定，迫使人們著眼于整個生命周期決定其收入安排，形成應付制度變遷的儲備性儲蓄。

　　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原先由國家統包的一系列福利性制度都將改革。特別是醫(yī)療就業(yè)、教育、住房、養(yǎng)老金等項改革措施的陸續(xù)出臺和有關宣傳，強化了公眾的謹慎動機，預期收入的減少和預期支出的增加，迫使人們著眼于整個生命周期決定其收入安排，將更多的收入份額用于儲蓄，增加現期的儲備性儲蓄。

　　對以上假說的論證可根據以下三項事實：

　　第一，中國人民銀行2000年5月中旬在50個大、中、小城市進行的儲蓄問卷調查中，城鎮(zhèn)居民儲蓄目的和用途中位居前三位的分別是“教育費”、“買（建）房或裝修”、“養(yǎng)老”。而在1980年以前，人們儲蓄動機主要是“為孩子結婚、待購耐用消費品”。這顯然顯示出人們是以儲備性動機為主。

　　第二，儲備性動機促使人們把收入增加部分幾乎全用于儲蓄。中國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元上升到1999年的2210元，增長15.6倍；
城鎮(zhèn)人均收入，從1978年的316元上升到1999年的5854元，增長16.1倍。但這段時期，城鄉(xiāng)個人儲蓄總量增長214.6倍。

　　第三，上述幾項制度改革，顯然對城市人口的影響要大于對農村人口的影響。因為農村原來這些（教育、就業(yè)、住房、養(yǎng)老等）福利就是以自已支付為主的，所以，當上述制度開始改革時，城市人均儲蓄增長幅度要遠大于農村人均儲蓄增長幅度。因為就農村人口而言，他們對上述制度性改革的預期基本是固定的。

　　應該指出的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使制度變遷的進程十分緩慢，人們在這樣一個較長期的過程中一直處于對制度變遷預期的不確定狀態(tài)，使他們更難以確定制度定型的時期，這就更加大了儲備性儲蓄的傾向。

　　（三）制度變遷預期、通貨膨脹預期與儲蓄

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同時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由此必然形成一定的通貨膨脹預期。按照標準理論，在高通貨膨脹時期，人們的預期通膨脹率也高，從而當年或幾年的儲蓄會減少。但中國的情況卻不是這樣，高通貨膨脹年份也正是儲蓄大幅度增長的年份（見表2）。解釋這一現象的關鍵是要引入“制度變遷預期”范疇。1985年、1988年和1994年都是高通貨膨脹年份，同時也正是出臺或宣傳改革舉措最多的年份。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形成了更強的制度變遷預期，直接影響了人們的儲蓄傾向。這一現象在1994年尤為明顯。由此，我們可以把體制轉軌中的個人儲蓄行為描述成以下的函數關系公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S=（T.P.R.Y ）

　　上式中，S 表示儲蓄；
T 表示制度變遷預期；
P 表示通貨膨脹率；
R 表示實際利率；
Y表示當期收入。需要進一步指出，根據本文的分析，就對個人儲蓄行為的影響程度而言，Y〉T 〉P 〉R.也就是說，就對個人儲蓄行為影響程度而言，收入是第一位的，是基礎，其次就是制度變遷預期，再次才是通貨膨脹和利率等因素。

　　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制度變遷預期對個人儲蓄行為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影響程度要大于通貨膨脹和利率對儲蓄的影響。由于人們對末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和經濟制度定型的不確定性，人們將當期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儲蓄，以預備制度變遷所可能引起的消費支出。但是，如果體制轉軌在時間跨度上拉的過長，甚至超過一個人能工作的時間長度（如30年），那就有可能對儲蓄行為產生負作用。由于中國目前還沒有出現這種情況，這一點結論還有待證明。

　　制度變遷預期是轉軌經濟分析中的一個重要理論范疇，它不僅可用于個人行為分析，也可用于企業(yè)行為和政府推動的情況下，就個人行為而言，制度變遷預期取決于政府關于改革的公告和有關改革舉措對個人利益的影響程度，以及個人對這些改革舉措成功程度的預期。還有必須要特別強調的是，就個人的儲蓄行為而言，盡管人們存在較強的制度變遷預期，但人們對政府能長時間控制政治、經濟局勢肯定有信心的，而且對銀行制度也是有信心的，不然就不會有儲蓄的大幅度增加。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東歐國家正相反。如果人們對政府、金融體制和市場秩序的長期穩(wěn)定沒有信心，或者出現了100%以上的惡性通貨膨脹，那樣的“制度變遷預期”就會促使人們短期行為，就會出現負儲蓄，也就可能導致經濟的崩潰。

　�。ㄋ模╅_征儲蓄存款利息稅和實行儲蓄存款實名制對居民儲蓄的影響

　　我國經濟過去長時期處于“短缺”狀態(tài)，但1998年以來我國的經濟情況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物價下降，商品供過于求，投資速度減緩；
另一方面，在銀行連續(xù)七次降低銀行利息和采取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后，儲蓄存款余額依然持續(xù)增長。到1999年6月底，我國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達59000億元之巨。銀行存貸差達1000多億元。在這種情況下，1999年8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決定從1999年11月1日起恢復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

　　儲蓄存款利息稅的征收，對居民儲蓄有何影響呢？利息稅的征收，將使個人儲蓄存款的實際收益率下降，以目前20%的利息稅率來測算，相當于存款利率下降了20%，征收利息稅后的一年期存款的利率從名義上的2.25%實際下降為1.8%.降息給人們的感覺是從銀行得到的好處減少了，而征收利息稅的感覺是應得的好處被拿走了，因而更能促使人們調整資產結構，尋找新的資金投向。在課征儲蓄存款利息稅的同時，國家規(guī)定繼續(xù)保持對個人取得的國債和國家發(fā)行的金融債券利息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對居民證券投資保證金帳戶上的資金也免予征稅，這就改變了各種投資品種的相對收益，促使人們調整資產結構，即減少銀行儲蓄存款，而增加國債、股票等其他投資。應該指出的是，我國住房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國有企業(yè)改革、精簡國家機構幾乎同步進行。對預期收入的減少和預期支出的增加使人們持幣、儲蓄心態(tài)較濃，開征利息稅較難分流為住房、教育、婚姻、家屬撫養(yǎng)等所做的儲備性儲蓄，而對于其他性質儲蓄的分流，利息稅的作用可能會大一些。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00年4月1日起實施個人存款帳戶實名制，即個人在金融機構開立存款帳戶辦理儲蓄存款時，應當出示本人法定身份證件，使用身份證件上的姓名。這項制度的實施是為了保證個人存款帳戶的真實性，保護存款人的合法權益，同時，它對健全社會信用，改革現金結算工具，推行個人支票也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這種制度的變化又會給儲蓄帶來什么影響呢？實行儲蓄存款實名制后，原來為了牟利的“私存公款”不能再輕易轉存，會重新轉移到企業(yè)存款中，事實上，2000年4、5月份的企業(yè)存款同比增長率大幅上升，但同時企業(yè)貸款與社會零售商品額均未有大的增加，這說明確實有部分儲蓄轉移到了企業(yè)存款。另外，銀行中有一些不愿意被“暴光”的儲蓄存款會分流一部分到資本市場，還有一些會轉化為財物貯藏或消費，從而引起儲蓄存款的下降。

　　總之，儲蓄存款利息稅的征收和存款實名制的實行，均帶來分流儲蓄的結果，這正是1999年以來儲蓄下降的制度性因素。

　　三、我國儲蓄存款的利率彈性問題

　�。ㄒ唬﹥π畲婵罡咚僭鲩L的多方面原因并不否定儲蓄的利率彈性

　　這一理論問題對研究中國的個人儲蓄很有現實意義。金融深化理論認為，在金融壓制的國家中，利率市場化可以動員更多的儲蓄轉為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在中國經濟轉軌時期，在金融機構多樣化、金融工具不斷創(chuàng)新和金融市場大發(fā)展的同時，存貸款利率卻始終沒有放開，仍然由政府全面管制。并且，起主導作用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在部分年份處于負實際利率，但無論是與往年的增加額相比，還是從增長速度對比來看，這幾年全國個人儲蓄存款增加卻很快。從1949年到1980年，30年間個人儲蓄總余額才達400億元，平均每年僅增加10億元。近15年的每年增加額是：1980年增加額突破100億元，1983年突破200億元，1986年突破600億元，1989年突破1000億元，1991年凈增額突破2000億元，1995年凈增額突破8000億元，1996年以來有所下降，但1999年的凈增額仍超過6000億元�；�本上是每三年上一個臺階，呈幾何級數增加，年均儲蓄增長速度遠高于國民收入和個人貨幣收入的增長速度。因此就有一種看法認為，無論利率水平高低或是否進行市場化，利率水平對中國個人儲蓄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即中國的儲蓄利率彈性很低。

　　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中國經濟轉軌時期所出現的上述儲蓄的利率彈性小的情況，只能說明還有其他因素對儲蓄的影響更大，因為儲蓄不僅僅取決于利率。“儲蓄是利率的函數”，利率對于儲蓄有彈性，并不能因為有其他因素存在而否定利率對儲蓄的作用，從而否定利率市場化的必要性。上面我們分析的制度性變量就是影響儲蓄的重要因素，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人貨幣收入的增長。這幾年盡管國民經濟增長有點曲折，但個人收入年增長率一直在13％以上，大大超過了國民收入年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而儲蓄增長速度又是個人收入增長速度的一倍多。據人民銀行測算，儲蓄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的相關度高達95％。進一步深入分析，有三個因素值得注意。一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大量向個人傾斜，個人收入在國民收入最終分配中的比重還在上升。二是“非工資性貨幣收入”和“非貨幣收入”（實物收入）增長迅速。三是高收入者在有收入人數中的比重提高，這部分人的邊際儲蓄傾向很高且人均儲蓄額很大。

　　第二，個人利息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率。在人均儲蓄存款較少的情況下，個人利息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率很低，在人們的儲蓄動機中，對利率的敏感性就很小。但最近幾年，隨著人均儲蓄存款額的加大，特別是大額儲戶比重的增長，利率水平變動開始對部分儲戶預期利息收入有較大的影響，當利率收入在個人總貨幣收入中占據一定的比例后，人們在一定物價水平下決定現期消費與儲蓄的比例時就會更加關注當時的存款利率水平。1990與1991年較高的實際利率水平就促使人們多儲蓄。而中國人民銀行從1996年開始到1999年七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則引起同期儲蓄存款增速的明顯下降。

　　第三，個人金融資產結構單一。目前我國金融市場化程度低，資本市場很不發(fā)達，除儲蓄存款外，其他可供個人選擇的金融資產的種類和數量都很有限，個人多余的貨幣收入除存入銀行外別無出路。

　　第四，經濟轉軌導致的個人儲備性儲蓄需求的增加。近幾年，隨著深層次改革的推進，以前由國家統包的一系列福利性制度開始改變。醫(yī)療、就業(yè)、上學、住房等項改革措施的出臺和有關宣傳給每個家庭的未來增加了許多不確定因素，從而每個家庭儲備性儲蓄增加，可將此稱之為“體制改革引起的儲備性儲蓄的增加”。

　　第五，有部分經營性資金流入儲蓄帳戶。在市場經濟迅速發(fā)展的情況下，我國沒有開辦個人支票業(yè)務，一些個體工商戶未開銀行支票結算帳戶，大量的商品交易使用現金支付。一些企業(yè)的異地采購業(yè)務也需要現金支付。為了減少長途攜帶大額現金的風險，異地通兌活期儲蓄存款和大量旅行支票（可在異地同一銀行儲蓄所提現金）很受歡迎，這部分資金統計入儲蓄存款，且數額增長較快，這是一個與支付制度有關的變量。

　�。ǘ�）利率在商業(yè)銀行儲蓄存款業(yè)務競爭中的地位

　　近幾年，在儲蓄機構增多和儲蓄大幅度增長的同時，各家銀行、信用社在儲蓄方面的競爭也逐漸展開，競爭的主要手段都是直接或間接的提高利率。這個例子也證實了儲蓄的利率彈性是較大的，同時也說明利率對于穩(wěn)定儲蓄存款具有關鍵性的作用。這方面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保值儲蓄。

　�。ㄈ�）從保值儲蓄政策看儲蓄的利率彈性

　　1988年8月18日公布利率上調方案后，全國性的儲蓄大量提現和搶購風仍然制止不住，且有加劇之勢。8月3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實行保值儲蓄政策。9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關于個人開辦人民幣長期保值儲蓄存款的公告》，對全國各銀行、城鄉(xiāng)信用社以及郵政儲蓄等部門對城鄉(xiāng)個人三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均予以保值。具體措施是：人民銀行規(guī)定的現行利率不變，對三年、五年、八年期的儲蓄存款，在現行利率的基礎上，由中國人民銀行參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零售物價指數，公布全國統一保值貼補率。即三年期儲蓄的年利率加上保值貼補率，相當于同期的物價上漲幅度。保值貼補率跟隨物價浮動。

　　保值儲蓄政策的推出，對全國儲戶立即產生了示范效應，特別是最初幾個季度到期的存款，收益率很高。例如，1989年一季度到期的三年期存款，年收益率（貼補率加利率）高達25.85%.由此帶來的是儲蓄大增，物價回落，貼補率迅速下降，形勢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90年，年通貨膨脹率僅為2.1％，保值貼補率從1990年4月份起一直為零。1991年11月，人民銀行宣布取消保值儲蓄，公眾反映平靜。

　　這次保值儲蓄政策最大的成功之處，就在于正確地決定了“長期保值”（三年以上）而非“短期保值”，從而使儲戶形成了“長期存款能保證貨幣購買力”的預期心理。這種長期預期形成對制止通貨膨脹十分有效。當然，保值儲蓄的成功，與當時同步進行的信貸控制、投資壓縮、流通領域整頓也是分不開的。要不然，物價下不去，貼補率居高不下，國家支付大量貼補，財政收不敷出，必形成惡性循環(huán)。

　　但是，1993年7月政府再次恢復保值儲蓄政策后，效果卻遠不如1988年。1994、1995年的高通脹率（15%以上），使貼補率高攀不下，加之到期的三年期以上儲蓄較多（因為是恢復保值儲蓄，所以1993年7月以后到期的三年期以上儲蓄和三年期國債都要付保值貼補），二年中四家國有商業(yè)銀行支付了約200億保值貼補，財政部也為1995年到期的保值國債支付了約40億元貼補。更為糟糕的是，有關部門錯誤地允許以保值國債為標的做國債期貨，結果1995年2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發(fā)生了“3.27”事件，國債期貨市場崩潰。1996年4月1日，在通貨膨脹率降至10％以下后，保值儲蓄被宣布停止。

　　參考文獻：

　　Friedman，M.，1968.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1——17

　　Fry ，Maxwell J.，1995.Money ，Interest ，and Bank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ucas ，R.E.，1972.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Theory，4：103——124.

　　中國金融學會：《中國金融年鑒》1990－1999，各期。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年報》1990－1999，各期。

　　國家統計局：《2000中國統計摘要》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2000中國金融展望》

　　謝平：1995，《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利率市場化問題》，《財貿經濟》1995年第8期。

相關熱詞搜索：儲蓄 變遷 經濟制度 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