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nèi)大學嘗試通識教育的方式目前有兩種，一種是使用1999年教育部在32所大學中引入的“文化素質(zhì)教育課程”或者俗稱“全校通選課”的一套新學分，通過開設新課程探索通識教育的可能性，北大、清華等校就是這種方式；
另一種是復旦實驗的一種方式。從去年開始，復旦的本科生第一學年不分專業(yè)院系，直接進入“復旦學院”——取法于哈佛、耶魯?shù)奈睦韺W院，整體改變了本科的教學管理模式。不管以哪種方式進行改革嘗試，最終都會觸及最根本的一個問題：通識教育——集中體現(xiàn)在課程設置上——到底是教什么？怎么教？目的是什么？標準是什么？最后要達到什么效果？如果對這些問題心里沒底，即使啟動通識教育，也會沒法落實，甚至越做越走樣。

　　一、教育大眾化時代的精英教育

　　所謂高等教育大眾化，國際上有個通行的定義，在中學教育比較普及的前提下，如果一個國家大學的毛入學率不足15%，就是精英教育；
如果在15－50%，就進入了大眾教育的時代。我們國家2004年進入了這個時代，毛入學率達到19%，2005－06年在校本科生達到2300萬。2300萬的本科生如何教育，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大批量的學生進來，直接帶來的就是教育質(zhì)量如何保證的問題�，F(xiàn)在全國相對沒有大規(guī)模擴招的只有三所大學：北大、清華、復旦，相對而言，它們最有條件實施通識教育。其他一些大學，每年招生七八千，連安置都是問題，嘗試通識教育的難度就大得多。

　　是否這三所大學的學生數(shù)量最少、條件最好，它們的通識教育就比別的學校出色呢？這得看是怎么教的，課程是怎么設的。

　　我上學期在清華上通識教育課，發(fā)現(xiàn)大學生的閱讀能力低得驚人。原來是他們平時的閱讀量一向很少。單就閱讀量來說，中國大學生和美國大學生根本不能比。美國一個大學生每周課程要求的閱讀量大約在500－800頁，而我們這里的大學生每周閱讀量可能不到100頁。為什么讀得這么少？因為都是上大課，聽聽就行，不要求課后讀很多書。

　　我們現(xiàn)在的大學，不單是通識教育，也包括專業(yè)教育，幾乎沒有小班討論。這也導致我們的大學生討論問題的能力比較差。小班討論不僅會培養(yǎng)在短時間內(nèi)清楚地表達自己觀點的能力，也會培養(yǎng)對人的尊重，因為人人平等，你不是強加觀點給別人，而是觀點之間的交流。所以小班討論對通識教育特別重要。

　　二、“少而精”還是“多而濫”

　　我們的社會的一大特點是，什么都強調(diào)數(shù)量。清華北大一二年級的學生，每人每學期選課都在10門以上。做個簡單比較：哈佛的學制與北大一樣，都是4年畢業(yè)，每年2個學期，一共8個學期，哈佛要求學生4年完成32門課。什么概念？就是平均每學期選4門課。一般而言，學校絕對不鼓勵多選，學生也不可能多選，因為他最多也就有能力完成5門課。芝加哥大學是quarter制，每年3個學期，每學期10星期，本科4年12個學期。學校要求本科生4個學年上42門課，平均每個學期3門半，學校也不鼓勵多選課，學生也完成不了更多。那么，是不是我們的學生選10門課，表明我們的學生比美國學生更聰明勤奮能干呢？恐怕未見得。前面說了，美國大學生的閱讀能力相對較強，每周讀500－800頁，每學期卻只能完成5門課。這是因為他們的課程對學習質(zhì)量要求都很明確，一定要達到某個標準才可以通過，所以學一門是一門，少有可以輕松混過去的課。

　　美國的通識教育課程是必修課，我們這里的通選課則是在原有專業(yè)課不動的基礎上，加上一些課，而這些課無論老師、學生、學校都或許認為是可有可無的，只不過聽來多點課外知識即可。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實際上加重了學生、老師的負擔。

　　說到底，通識教育的目標究竟是什么？在知識大爆炸的時代，恰恰要突出最基本的、任何時候都不會變的東西；
而不是跟在爆炸的知識后面追所謂的新東西。所以說，通識教育的根本是追問在任何時代、任何變遷下，最基本、最不會變的東西是什么。這些最基本的東西可以訓練出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包括對倫理問題、人生問題的看法等等。這些書不會白讀，而且以后也沒有機會再讀，在剛進本科的時候讀最好。知識大爆炸對我們的影響，往往是使我們對現(xiàn)代知識體系有很大的誤解，好像什么新就該學什么。

　　在大眾教育的背景下，小班討論制很難實施。哈佛規(guī)定無論多大規(guī)模的課，都要分成若干不超過15個人的小班進行討論，芝加哥松一點，也不超過20人一個小班。小班討論的這個人數(shù)限制是有道理的。這次我在清華上課試點，50人的一個班，分成兩個小班討論。結果發(fā)現(xiàn)25人一個班討論確實困難，人多會延長討論的時間。學生討論的勁頭是很高，可是時間拖得很久，本來計劃兩堂課，現(xiàn)在拖到3堂甚至4堂課。

　　在片面追求數(shù)量的氛圍下，按我們現(xiàn)有的每周10門課來算，如果門門都要組織小班進行討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真正要參與討論，學生得做很多功課。比如這次我在清華開課講莎士比亞戲劇，附加讀物我?guī)缀鯖]有要求，只要求每個學生把4個劇本讀兩遍，而且整個學期必須參加4次討論班。學生們立刻發(fā)現(xiàn)要想?yún)⒓佑懻�，把劇本讀兩遍是不夠的，必須讀三四遍才可能。在討論的基礎上，學生還應該寫paper，比如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給學生講另外4個莎士比亞劇本，是歷史系的專業(yè)課，學校要求學生必須寫6個paper：每4次導修課一個paper，期中、期末再有兩個。要是10門課都這樣要求，你做不做得過來？

　　只有課程設置比較少，比如4門或者最多6門，這些課才可以有高要求、而且組織得嚴密，例如每2周一次討論，每2周一篇paper，這就已經(jīng)是任務艱巨了。在這種要求下，學生每周的閱讀量才極大。最近有很多大學請我?guī)退麄冊O計通識教育的課程，我發(fā)現(xiàn)，要求不清楚的話沒辦法開單子，弄不好又成了講座，可講座不叫通識教育。課程少還有一個好處，本科生有可能在4年里就已經(jīng)發(fā)展出很強的研究能力，他對某個題目特別感興趣，他會在這個課程上花特別大的功夫，他寫出來的paper，有可能達到研究生的水平。只有在課程比較少的情況下，你才有可能把精力集中在某一個點上，而且發(fā)覺了自己的興趣所在，從而可以準備下一步的專業(yè)發(fā)展方向。

　　所以，如果哪個大學能強制規(guī)定本科生選課最多不得超過6門，那就是功德無量。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談通識教育改革�，F(xiàn)在大家似乎以為通識教育開的課越多越好，這學期開出了200門課，明年開400門……問題是老師滿堂灌、學生被動聽的課，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三、法商學院應該成為后本科教育

　　美國大學給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條件有多好，而是美國大學很像大學的樣子，是書香社會，人在里面讀書都心無旁騖。我在美國的時候一直驚訝，他們怎么做到的呢？我們現(xiàn)在的大學非常嘈雜，原因非常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商業(yè)化、市場化。但我想大家都知道，要講商業(yè)化、市場化，美國不會比我們差，美國的誘惑也不會比我們小。為什么他們的學校和學生和我們不一樣？有些差別一看就知道：美國很多大學都建在非常偏僻的地方，特別是那些非常有名的文理學院。我在美國的很多朋友都把子女送到這些地方，周圍方圓一百里沒有人煙。學校規(guī)定網(wǎng)絡到某個鐘點全部切斷，沒有電視，沒有地方玩，但這里是特別好的學校。

　　為什么他們的學生那么安靜？我認為非常關鍵的一點是商學院、法學院設在后本科教育。我國所有的商學院、法學院都是本科教育，而在美國，只有本科特別優(yōu)秀的人才能考入這兩個學院，因為它們考分非常高，這樣一來就一箭雙雕、兩邊都可以保證：只有本科通識教育學得好，才有可能考入法、商學院；
同時也保證了進入法、商學院的是通識教育中付出努力比較大、天資可能也比較好的學生。假定美國的法、商學院都設在本科，那么整個美國100年的通識教育制度就會被沖得七零八落。道理很簡單，這兩個學院與市場經(jīng)濟聯(lián)系比較緊密，這意味著他們工作以后收入會比較高，如果不需要4年通識教育而直接可以進法、商學院，那么每個家庭都會把子女直接送去，那么本科其他的課程設置就會受到?jīng)_擊。把法、商學院放在后本科教育，就可以保證本科4年有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制度，可以安心讀書，然后思考本科畢業(yè)后是否進一步進入法、商學院深造。這樣可以避免大學遭受這兩個與市場經(jīng)濟聯(lián)系過于緊密的學科的沖擊。

　　而現(xiàn)在，在北大，商學院、法學院的學生，包括各種非學歷班的學生，加起來占了很大比例。商學院、法學院最近幾年擴張很厲害，當然同我們處在市場經(jīng)濟轉型期有關。但是商學院、法學院目前的這個定位，直接阻礙了大學實施通識教育。

　　現(xiàn)在是不是改變商學院、法學院定位的時機？我覺得現(xiàn)在不是，但這是個目標，以后要改革就要朝這個方向，否則，整個大學的人文教育就無從談起。如果5－10年內(nèi)，商學院和法學院都改到本科后教育，你既然是吃香的專業(yè)，就仍然有挑選學生的優(yōu)勢，那么大學本科受過通識教育的最好的學生仍然會報考，這些學生基礎好，這也保證了整個大學的人文教育。這是我的希望。它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涉及到大學內(nèi)外很多部門的協(xié)調(diào)，需要比較大的共識。

　　四、通識教育核心何在

　　所謂通識教育，所謂general education，就是common educati on，common to what？common to大學里所有專業(yè)的學生，就是要讓一個國家的大學生能有一個共同的知識體系、文化背景。但是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形成這樣的基本共識。我們前面說過，北大有16個學分，清華有13個學分，教育部規(guī)定不少于10個學分。這些學分怎么用？大概要涉及大學里所有的學科�，F(xiàn)在我們的通識教育出現(xiàn)兩個傾向，要么各個專業(yè)誰都重要，誰都參與；
要么誰都不重要，誰都不管。哪個專業(yè)都重要，哪個都要參與，結果就是蜻蜓點水。這樣一來，通識教育的課程就變成了各個專業(yè)的概論課。課程很多，學生自由選擇度都很大，但實際上這種概論課式的通識教育沒有多大意義。

　　我對美國近100年的通識教育作過一個基本考察。一般公認的是，從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至1919年開始，是美國大學現(xiàn)代通識教育的起步；
第二步是上世紀40年代的芝加哥大學，在哈欽斯的領導下將哥倫比亞的通識教育進行了大規(guī)模擴大，實施四年的通識教育。第三步是哈佛大學在1945年進行的“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這個基本上總結了20世紀上半葉通識教育大辯論的經(jīng)驗，以芝加哥大辯論為基礎。但是60年代的學生運動把美國的通識教育沖擊得很厲害，70年代之后，家長和社會都抱怨美國的大學教育質(zhì)量下降，尤其是完全沒有了通識教育。所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有了一輪關于通識教育的討論。最后到了1987年，斯坦福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把這場辯論推向高潮，通識教育問題成為美國政治的頭號主題。

　　可以看出，美國通識教育雖然科目很多，但始終有一個核心，那就是西方的人文經(jīng)典。美國通識教育之所以從1917至1919年開始，是因為美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面臨了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教育體制的崩潰，和我們中國晚清的時候差不多。后來所有這些美國大學通識教育改革的方向，實際上是以一種現(xiàn)代手段重新把以往的經(jīng)典教育傳統(tǒng)引入大學。美國教育傳統(tǒng)和英國一樣，是以人文教育為中心的，人文教育是以兩門古典語言為中心的，所以入學首先要考希臘文和拉丁文。當時教育傳統(tǒng)崩潰的標志就是希臘文、拉丁文兩門古典語言的教學被取消。這就意味著教育傳統(tǒng)的崩潰。這是因為當時美國大學都是按照德國模式建設，就是所謂的研究型大學，強調(diào)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美國的大學開始探索通識教育，其實是在傳統(tǒng)斷裂了20年之后，重新用現(xiàn)代的方式將其引入大學，所以它最核心的東西是人文教育。

　　如今，我們開始探索通識教育，可能我們現(xiàn)在的問題類似于美國當時所面臨的問題。以往聯(lián)結社會成為一體的紐帶被掙裂，這就需要一個新的現(xiàn)代體制重新來凝聚人們，讓處于一個共同體的人們意識到自己是處于同一個共同體。而教育最為關鍵，教育提供了共同基礎。

　　哥倫比亞大學的通識教育基本上是后來所有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的范本，它一開始就只有兩門課，一個叫做“當代文明”，一個叫做“人文經(jīng)典”�！爱敶�文明”并不是指現(xiàn)代的文明，而是指西方從古到今的文明，“當代文明”這門課是2個學年4個學期，第一個學年學的是從古到今的文明，第二個學年學的是西方現(xiàn)代的文明。第一個學年談的是人文學科，談的都是希臘、羅馬、文藝復興，談的都是在社會科學出現(xiàn)之前的哲學、文學、歷史、宗教等，第二個學年進入了現(xiàn)代社會，基本上是社會學、經(jīng)濟學、人類學、經(jīng)濟學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哥倫比亞到芝加哥、哈佛再到斯坦福的通識教育，其核心都沒有變，它讓美國重新認識到自己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意識到它與自己的歷史文明的關系。在芝加哥大學哈欽斯的時代，提出的口號非常清楚：通識教育的閱讀課程不是不斷更新的課程，而是恒久不變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人類永恒不變的問題和涉及本族群特殊性的問題。而對于西方文明而言，對人類永恒問題和本族群特殊性問題的思考集中在歷代的經(jīng)典當中，所以通識教育集中在西方的Great Books當中。1945年哈佛大學討論的時候，是戰(zhàn)爭最為激烈的時候。當時，哈佛校長科南的《哈佛報告》前言寫到：為什么恰恰是在戰(zhàn)爭最激烈的時候，美國對于教育、對于通識教育的討論最為熱衷？二戰(zhàn)期間，幾乎美國所有的大學都成立了通識教育委員會來考慮通識教育問題。其中一個深刻原因，就是二戰(zhàn)德國法西斯的崛起，讓人們對西方文明有了深厚危機感。這篇前言還講到：大學里所有的學科知識加起來都不能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是誰”？這也就是需要通識教育來解決的問題。

　　1987年斯坦福討論的時候出現(xiàn)了從未有過的現(xiàn)象：通識教育成為美國政治討論的核心問題。這場討論也和通識教育閱讀哪些經(jīng)典這個問題直接相關，阿蘭·布盧姆那本有名的書全是在討論這個問題。原先美國的通識教育都是以西方文明為核心的，叫做western civilization，簡稱CIV。他們理解的CIV就是西方文明。斯坦福大學的改革改變了課程名稱，但是縮寫沒有變化，仍然叫做CIV，代表的是Cultures, Ideas and Values，也就是各種文化、各種觀念和各種價值，這被認為是顛覆了以往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慣例，挑起全美頭號政治風波。斯坦福大學的改革，在每一門課程后面加上一到兩本非西方的經(jīng)典，比如《論語》、《可蘭經(jīng)》、《源氏物語》等等，而這么少量的非西方經(jīng)典的閱讀就引起如此大的緊張，可見他們對自己經(jīng)典的看重。

　　我舉這些例子，是想說明通識教育是需要有一個核心的。但是我也不同意諸如新儒家的一些看法，認為中國進行通識教育就是進行完全儒家經(jīng)典的教育。我主張中西并舉，西方經(jīng)典與中國經(jīng)典并舉。因為我們沒法否認，我們現(xiàn)在正處在一個完全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當中，這是中華文明的歷史性處境。而且整整一百年來，我們對自己的經(jīng)典有些已經(jīng)放棄了。我們現(xiàn)在進入中國的傳統(tǒng)經(jīng)典，都不是從中國的脈絡進入的，而是從西方文明的角度來看的，所以不了解西方，實際上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國，只有在真正進入了西方以后，了解得越深，才能夠從西方文明中解脫出來，進入中國文明的理解。這是個漫長的過程。

　　如果通識教育要深入，一定會牽涉到課程設置，關鍵問題是要突出核心、突出靈魂。根本問題是要讓我們的教育立足于中華文明的歷史性根基之中。這是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目的，而達到這個目的要以中西并舉的方式來進行。在課程的具體設置方面，要盡可能采取小班討論制、paper跟進制。我現(xiàn)在推薦一個方案，集中精力以可操作的方式來設定幾個最基本的課程。也就是用比較少的學分，設置一些課程。4學年8學期中的3個學期作為通識教育，兩門核心課程，一門中國文明，一門外國文明，但是所有課程要求經(jīng)典閱讀。這就是我對中國通識教育的初步想法。

　　(本講演為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主辦、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協(xié)辦的“世紀人文論壇”系列講演之一)

　　甘陽，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曾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歸國后擔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長期從事政治哲學研究、西方政治哲學、西方思想史著作的譯介工作，著有《八十年代文化意識》、《將錯就錯》、《政治哲人施特勞斯》、《中國大學改革之道》(與李猛合編)等書，另有卡西爾《人論》等譯著。近年來，對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十分關注，先后發(fā)表了《華人大學理念九十年》、《中國大學人文教育面臨的七個問題》、《針對現(xiàn)代性問題的通識教育》、《大學通識教育的兩個中心環(huán)節(jié)》等文章。（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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