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記者的身份回到大陸，這一年恰巧是他的朋友魯迅先生去世20周年的紀念，曹聚仁在上海親眼目睹了熱鬧的紀念活動。就此他連續(xù)寫了兩篇文章來講述這樣一件事情，這兩篇文章后來都收到他出版的著作《北行小語》中，在10月16日的《在魯迅的墓前》一文中他寫到上海為了紀念魯迅將魯迅先生的墓遷到上海的宏口公園以便于人們參觀，遷墓之日場面十分隆重，于此同時曹聚仁還特意收集了數百篇紀念魯迅的文章，他專門拿出沈尹默的文章進行了一番議論，言其畢竟是“耳聞之徒所能寫的”，盡管言語中有諷刺的意味但還是相當客氣的。不過，到了10月29日他又寫了一篇文章《紀念魯迅的日子》，這一篇文章似乎有些對整個紀念活動進行全面論述的味道，但這一次他的態(tài)度是明顯的，“魯迅的神話化和庸俗化的笑話，那是隨處可見的�！彼�列舉了不少紀念活動的事情，其中一個就是上海魯迅紀念館的一位負責人申請將魯迅墓改為魯迅陵，而另一個讓他有些憤怒的是關于紀念魯迅的文字，“紀念魯迅的文字，實在使記者看得有些厭煩了。有的，簡直不知所云�！�

　　也是在這一年曹聚仁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魯迅評傳》，想來這也是他專門為了趕在紀念魯迅先生去世20周年這樣一個日子里，不過他想寫作一部關于魯迅傳記作品的想法由來已久，他甚至曾告訴一位朋友他到香港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寫魯迅的傳記，因為在他看來當時關于魯迅的描述大多不值一提，他所謂的不值一提就是要么過分的丑化要么沒有事實的根據要么將其神化的子虛烏有，在此之前為了寫好這部傳記，曹聚仁甚至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他先后編撰出版了《魯迅年譜》和《魯迅手冊》兩部專著。經過多年的準備，曹聚仁終于趕在了魯迅去世20周年的日子出版了這部精心寫成的著作，他是想要還原一個歷史真實的魯迅，因而在這著作的開篇他就寫到1933年他與魯迅的一次會面。那天夜晚，魯迅到曹聚仁家做客，吃完晚餐后兩人談性甚濃，魯迅看到書架上放了大量他自己的著作和相關資料便問曹聚仁收集他的資料是否要為其寫一部傳記，曹聚仁回答說，“我知道我并不是一個適當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寫法。我想與其把你寫成一個‘神’，不如寫成一個‘人’的好。”

　　《魯迅評傳》1956年在香港出版，隨后幾十年中連續(xù)再版，在香港甚至海外的研究界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這本著作直到1999年的4月才被引進到大陸出版。對于大陸魯迅作品及研究出版的持續(xù)熱潮這倒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為什么相隔43年才出版這本具有價值的魯迅傳記呢？其實這并不奇怪，就是因為作者曹聚仁在他的寫作初衷就是要將魯迅寫成一個普通的人而不是一個脫離現實的神，對于一個與魯迅有過密切交往的研究者，曹聚仁的這個心愿基本上得到了完成。他在這部傳記中以比較輕松的筆調記錄了魯迅的一生以及魯迅的生活習性、社會交往和價值觀念等，為我們更為真切的理解魯迅提供了一個新鮮的途徑。在曹聚仁的眼中魯迅是一個并不特別的人，他有獨特的人生經歷和許多有趣的生活習慣，但這些東西并不奇怪也并不與平凡人有多么大的相異之處，甚至他眼中的魯迅完全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高大和完美，在著作中他甚至這樣形容他所見過的晚年魯迅的形象，“他那副鴉片煙鬼樣子，那襲暗淡的長衫，十足的中國書生的外貌，誰知道他的頭腦，卻是最冷靜，受過現代思想的洗禮的�！边@是一個有趣而大膽的描述，但如果我們要是稍微了解魯迅先生晚年的具體情況的人都會承認這樣一個刻畫，魯迅死的時候僅僅37公斤重，而根據曹聚仁在這本著作中的一章《日常生活》中寫到，魯迅先生喜歡抽煙往往是煙不離手，甚至一邊和客人談笑風生一邊煙霧彌漫，曹聚仁說魯迅大約每天吸煙多達50多根，如果了解這樣的一個背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準確卻稍微有些刻薄的概括。但一經由他的手筆寫出我們對于這個魯迅感到親切甚至讓人感到很可愛，覺得魯迅就應該是這樣的一個人，諸如他在書中寫到魯迅一次和他的弟子孫伏園到陜西去講學，一個月得了300元的酬金，于是魯迅就和孫伏園商量，“我們只要夠旅費，應該把陜西人的錢，在陜西用掉�！焙髞懋旚斞钢�道陜西的易俗社經費很緊張，就決定將這錢捐出去。西北大學的工友照顧他們非常的周到，魯迅也決定多給他們點酬勞，但其中一位朋友不贊成這樣做，魯迅當著朋友的面什么也不說，退而對孫伏園講：“我頂不贊成他說的‘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時候才來’的話，他要少給，讓他少給好了，我們還是照原議多給�！本瓦@樣一個小小的細節(jié)我們就可以看出魯迅在精神上的高潔，在胸懷上的寬廣以及在人世人情上的練達。但作者沒有任何的渲染和夸飾，就用這樣的一件小事情就寫得活靈活現。對于魯迅的評價，曹聚仁也是盡量的保持客觀和平和，他借用魯迅對于胡適、陳獨秀和劉半農等人評價的比喻來評價魯迅，我認為也是頗為恰當形象和準確的，“我以為他是坐在坦克里作戰(zhàn)的，他先要保護起自己來，再用猛烈地火力作戰(zhàn)，它爬得很慢，但是壓力很重�！�

　　這樣看來我們就不難理解曹聚仁在《北行小語》一書中對于那些紀念魯迅的方式和文章的不滿來了，因為他所讀到的那些文字中的魯迅先生與他所接觸和認識的魯迅實在隔膜的很。這是在1956年，但不幸的是在隨后大陸的歲月里，對于魯迅的闡釋和紀念越來越離譜，越來越朝向“神”的偶像發(fā)展，在文革中，魯迅甚至成了和毛澤東一起唯一可以供人們閱讀和膜拜的偉人。學者謝泳在一篇研究魯迅的文章中曾經發(fā)出這樣的疑問，就是為什么繼承魯迅精神的人和違背魯迅精神的人都在使用魯迅作為他的精神資源，“文革時期魯迅的書是他同時代作家中惟一沒有被禁的，也就是說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是讀著魯迅的書長大的，可為什么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讀過魯迅書的紅衛(wèi)兵戰(zhàn)士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懂，學生打死老師的事幾乎天天都在發(fā)生，這一切是從何而來呢?在那個年代里魯迅的書是可以完整地讀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讀魯迅書的人怎么就不學好呢?魯迅是反專制的，可專制偏偏又找著了魯迅，這是為什么?”？（《魯迅研究之謎》）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就是同樣是對于魯迅的熱愛和尊敬，為什么有的人的眼里魯迅就是一尊神而為什么有的人的眼里魯迅卻是一個人？我想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魯迅被人們尊敬成為一尊神的時候，那么他的精神資源變成為不可懷疑的真理，而一旦成為真理則又往往會成為了不可懷疑的思想束縛，一旦成為思想的束縛則會成為背叛魯迅精神的一種奇怪的產物，這也許就是為什么魯迅精神資源會往往成為違背其精神的人的利用品。魯迅先生一生提倡“立人”，他指出中國的社會是“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保ā稛粝侣�筆》）魯迅思想核心也是最值得我們繼承發(fā)揚的就是反抗這種被奴隸的思想，而他反對人的被奴役關鍵是從人的精神世界出發(fā)，包括人的思想被奴役也包括被他自己的思想所奴役，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也是他常常反對和批判權威和偶像的原因，他在自己的遺言中對于死后的自己就要這樣的交代，“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死》），這盡管有些不近人情但我以為他是清楚的了解這樣一個危險的歷史傾向的。對于魯迅的神化和對于魯迅的扭曲其實是一樣嚴重和可怕的事情，成為魯迅思想的崇拜者在某種意義上則成為他的思想的奴隸，這在我們的魯迅研究界和我們的讀者中常常是屢見不鮮的，甚至在今天依然如此，這也就是為什么在關于研究和探討魯迅的問題上常常還會鬧出許多令人尷尬的笑話甚至鬧劇出來。曹聚仁在魯迅傳記中說，“我總覺得把他夸張的太厲害，反而對他是一種侮辱呢！”這是多么讓人敬佩清醒和發(fā)人深思的斷語��！

　　1936年魯迅去世以后，我們對于魯迅的紀念就一直朝著這個方向發(fā)展的，而且這樣的潮流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則是越來越極端，學者程光煒在他的研究著作《文化的轉規(guī)——“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中對于魯迅在現當代文壇地位的確立的過程有過詳細的研究，其中他也花費了大量的篇幅對于建國后魯迅在人們認識上的變化，在《魯迅：唐·吉訶德的困惑》一章中他論述到大量讓我們觸目驚心的魯迅被神話的現象，諸如“與‘毛選’齊名的《魯迅全集》”、“‘故居’和‘紀念館’在各地的興建”、“規(guī)模浩大的‘魯學’” 等等，對此學者程光煒有這樣的一個解釋，“正像胡適在臺灣被視為‘當代圣人’一樣，魯迅在愛大陸的文化地位是無人望其向背的。他們的存在，恰好彌補了中國晚清以后一百多年來圣人的空缺�！边@種精神世界需要偶像來填補的奴隸思想正是魯迅先生所批判的封建思想，但恰恰卻將魯迅先生自己塑造成了完人和圣人。1940年毛澤東對于魯迅有一個驚人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保ā缎旅裰髦髁x論》）這個評價最終決定了魯迅在中國地位發(fā)生了更大的躍進，使得魯迅在被人們神化的道路上再迅猛的前進找到了理論的依據，但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是1978年中國開始進行思想解放，批判“兩個凡是”的思想，但毛澤東關于魯迅的批評一直被人們繼承和認可，重要的是在政治領域人們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對權威和偶像崇拜的運動，但在思想文化領域人們并沒有太多的行動，知識分子更多的是進行撥亂反正和自我的重新定位上，遠遠沒有注意到自身的所要反思的問題，這也就是問題之根結，使得今天的魯迅也日益成為思想領域“兩個凡是”的神圣化身。

　　1993年上海學者王曉明寫了一部《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這部帶有強烈個人情緒印記的傳記一經出版就獲得了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年讀者的喜愛，但人們發(fā)現在王曉明筆下的魯迅則又成為了另一番的模樣，這個魯迅盡管失去了以往魯迅傳記中的神圣的光環(huán)，他具有常人一樣的精神情緒，王曉明對于生活在特殊時代里的清醒者魯迅的精神世界有了傳神而細膩地刻畫，不料他的這種寫法卻有了另一種的隱患，在2001年他的這部著作重新出版的時候，王曉明在書的前言中不無憂慮地寫到，“……他們以各不相同的詞句，表示對這部書的欣賞，而理由卻大致相似：你‘剝掉’了魯迅的‘神’的外衣，讓我們看到了‘人’的‘真實’，尤其是‘人’的‘軟弱’、‘渺小’和‘卑劣’……我還清楚地記得，一位廣州的高中生用了‘卑劣’這樣嚴重的斷語之后，特地在信中解釋說，他這是指人的‘本質性’的‘卑劣’，而非指魯迅個人的品質。”王曉明的魯迅傳記之所以受到青年的歡迎是因為他的筆下的魯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人的輪廓，一個具有與人同樣精神世界的魯迅，但沒有讓作者想到的是他自己走的有些遠了，他的筆下的魯迅由于內心世界過于的陰郁和孤獨，作為前后夾擊的“橫站”的戰(zhàn)士卻使得讀者感受到的魯迅讓人既不親切也不可愛，當然這也與作者當年所處的具體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有著重大的關系，但在再版的時候王曉明還是堅持自己的這種理念而不做修改。其實王曉明對于魯迅的重新認識又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研究傾向，在近些年文化學術界又出現了許多反對魯迅、拒絕魯迅和有意尋找揣測魯迅人性陰暗和隱私之處的研究文章，這些與把魯迅奉為神靈的行為一樣是緣木求魚的思考魯迅，并且是走到了另一個反對人性的極端，究其原因他們要么是在過分神化魯迅的心理下以自己的一點片面的發(fā)現而自得要么則是將研究的魯迅本身置于一個非人的審判臺來苛責。今年是魯迅先生去世的70周年紀念的日子，我們又將集中讀到更多紀念魯迅的文字以及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也包括我的這一篇文字，我只是希望這些文章或活動能夠更將魯迅先生放在一個人的位置上來紀念，那將會真正有益于我們。

　　2006年3月8日凌晨于北京魏公村

　　原文載《中國教育報》2006年4月30日，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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