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劉再復先生的《一個年青學者之死》，久久不能平靜，那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個結，這個結我不想輕易打開，因為關在閘門后面的是洶涌的心潮。

　　沈元，這使近代史所大喜大悲的年青學者已經(jīng)離世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足有兩代人之遙，現(xiàn)在所里的人大多不知道他，認識他的人也極少談到他，有誰知道這被遺忘三十年的人，曾經(jīng)在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中掀起一陣陣風波。

　　我與沈元并非同事，也與他沒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觸到他的問題。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工作，協(xié)助領導處理學術事務。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薦給學部負責人劉導生的，劉導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薦到黎澍的門下。按那時的人事常規(guī)，一個從北京大學歷史系三年級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diào)進最高學府，有幸的是，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有膽識而愛惜人才的領導，那時又正值三年困難的調(diào)整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相對寬松，沈元才得以走進近代史所的大門。

　　風波起自1963年第3 期《歷史研究》發(fā)表沈元的《<急就篇>研究》一文，這是一篇對漢代兒童啟蒙讀物《急救篇》進行社會文化研究的學術論文，文章展現(xiàn)了作者對史學、文字學和音韻學的深厚功底和新穎的視角，這在言必稱階級斗爭的論調(diào)中是一縷春風，使人耳目一新；
該文從經(jīng)濟生活來分析社會思想，也頗具歷史唯物主義的特色。無論從國學或馬克思主義史學來考察都是一篇佳作，尤其是一些老學者對該文備加稱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老師周予同先生，他一說起沈元就眉飛色舞，興奮不已；
郭沫若甚至贊嘆說:“ 這樣的文章我也寫不出”；
在年青學者和大學生中也有議論，議論最多的是沈元成了右派才有時間讀書，寫文章，盡管這是人們的妄加揣測，更不了解右派的辛酸，卻把當右派看成可以贏得時間讀書的機會，而對自己疲于運動，沒有時間讀書的經(jīng)歷非常感慨，甚至為此憤憤不平。

　　在大學或研究所沒有時間讀書!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卻是這一代人的由衷之言，試看從1956年入學，1957年就投入整風和反右派運動，如火如荼；
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不間斷地下鄉(xiāng)下廠勞動，熱火朝天；
1959年的交心運動，拔白旗，反右傾，接踵而來，人人如坐針氈。我所在的復旦大學歷史系連畢業(yè)論文也甭做了，就草草畢了業(yè)。五年制的大學真正埋頭讀書的時間又能有幾何? 研究所也不例外，雖說它以著書為本職工作，可都是集體撰寫，個人若背著集體私下寫作，稱為“地下工廠”，被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判，更甭說有獨立思考了。幾十萬字的一本書，十多人參與，相互扯皮，多年不能定稿，成為馬拉松。有一年近代史所上報一年的成果統(tǒng)計，全所上百名研究人員卻只發(fā)表二、三篇了無影響的文章。為此哲學社會科學部曾經(jīng)進行“近代史所為什么出成果少”的調(diào)查。在這種情況下出了個沈元，怎能不引人注目!

　　沈元來所不久，1963年第1 期《歷史研究》又發(fā)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建國后《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yōu)遇，再次博得滿堂喝彩，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這“沈元道路”的說法據(jù)說是來自北京大學，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fā)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干部是嚴重打擊�？蛇@“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復旦大學的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我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無非是強調(diào)學生要有時間讀書，別無深文大義�？墒钦f者無意，聽者有心，引發(fā)輿論大嘩。沈元問題有人控告，有人贊嘆，沸沸揚揚，這一下引起主管宣傳部門的注意，為此也要有個說法，周揚親自發(fā)話要學部就此問題進行調(diào)查，就這樣我參與了這項工作。

　　被調(diào)查的對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員對沈元的反映，凡被調(diào)查的對象對沈元的為人和治學都有所稱道。黎澍喜滋滋地說:“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睂σ粋�小輩作出如此高度的評價，實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調(diào)查結果認為，對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黨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積極工作，在街道監(jiān)督勞動期間表現(xiàn)良好，在來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應該以右派論處，文章的檢查也沒有發(fā)現(xiàn)政治錯誤。其實這一調(diào)查僅限于沈元個人，而對社會反響最激烈、最尖銳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談，在當時情況下這是保護沈元，息事寧人的唯一辦法，這也是從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到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的默契，作為參預調(diào)查工作的成員，也樂于保護一個難得的人才。其時沈元又寫成《馬克思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張玉樓”的筆名在《歷史研究》發(fā)表，《人民日報》并加以全文轉(zhuǎn)載。改用筆名也是有關領導在調(diào)查后的建議，可這一舉措并未完全平息風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fā)文后，又再次告狀，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饒，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讓沈元發(fā)表文章為止。

　　其實，以筆名發(fā)表的這篇文章，仍是響應黨的號召的奉命之作，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完全符合主旋律的，告狀的信也繞開文章的本身，直指他脫帽右派的身份。按當時的政策，“右派”這頂帽子，是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的特殊稱謂，摘掉右派帽子，是矛盾性質(zhì)轉(zhuǎn)化的標志，這就意味著從敵我陣營，回歸到人民隊伍，理應享受人民的待遇，再也不應受到歧視。然而這在當時被譽為毛澤東思想一大創(chuàng)造的政策，并非如實奉行，在極左思想的引領下，對這批人依然是冷眼相對，若有對此心存疑慮的，一句話，脫帽右派還不是因為是右派，就駁得你啞口無言，更何況帽子還在別人手中，隨時可以再拋過來。所以一旦當了右派，脫帽不脫帽，都是檔案中永遠抹不去的“污點”，背負終身，政治運動一來，又會陷入千人踩、萬人踏的境地。從這里可以理解，為什么有些人對摘帽右派緊抓不放，為什么顧準直至臨終也要拒絕脫帽。問題是，沈元被追堵時并非是運動時期，他是一個出身書香門第，靦腆少語，循規(guī)蹈矩的書生，從來沒有得罪任何人，也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應職的工作。一些知識分子也與他無仇無怨，又何以這樣咄咄逼人 ?置人于絕路! 我百思不得其解。這份尚屬圓滿的報告是由范楚玉執(zhí)筆起草，文革前她已調(diào)離。當風暴來臨之際，我擔心這份報告會給一些人帶來災難，就私自銷毀了，爾后在翻江倒海的查抄中，再也沒有了它的蹤影，但這記憶卻永遠埋在我的心中。

　　事實上“沈元道路”，也就是當右派才有時間讀書的道路，是無法作出結論的偽問題。沈元驕人的成績，是他的才華和努力的結果，作為右派成為另類，有可能被某些運動排除在外，省下參加運動的時間，但代之而起的是懲罰性的勞動和精神折磨，同樣要耗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所以“沈元道路”，并非是贏得讀書時間的出路，實際上這是知識分子對政治運動厭倦不滿而又無奈的臆想，長年被剝奪研究時間的抑郁，無法作出研究成果而又無處訴說的痛楚，都借助“沈元道路”的發(fā)揮，一吐為快，這是知識分子被扭曲的心態(tài)，強加給沈元的聲名，誰又知道這在文革中加重了沈元多少災難?!

　　文革到了，為沈元問題多少人遭受折磨! 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認罪，劉導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沈元可想而知。

　　文革結束后我調(diào)到近代史所，那時沈元已按投靠蘇修的罪名處死有年了，到所后我從人事處處長陳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出逃蘇聯(lián)大使館，實在是被逼無奈，文革中他已經(jīng)結婚，寄居在親戚家，紅衛(wèi)兵運動一來，將他們一家掃地出門，迫使他們到處躲藏，走到哪里紅衛(wèi)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納他，兩個年青人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 現(xiàn)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難理解，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 1956年在他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名學生時，憑著他的聰慧和好奇心，翻譯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豈知就是這樣一個幼稚、魯莽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反蘇本是劃右派的重要根據(jù)，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極右分子是什么? 為此被開除、勞教，流落社會。當初對蘇聯(lián)奉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邊倒，稍有異議的就以右派懲處。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顛倒，老大哥成為罪大惡極的修正主義，人人都要斥而誅之。又怎能為了一已的生路，潛逃到蘇聯(lián)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 當初為伊淪落到地獄，今朝又夢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魯莽的錯誤。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裝成黑人潛逃，以為可混過大使館的門衛(wèi)，卻被輕而易舉地揭露，在兩國交詈中，這是投奔敵國的行為，毫無疑問，這是叛國，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jù)，這是司法常識，可他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為保命逃到蘇聯(lián)大使館，豈能被收留? 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

　　在狼煙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個右派叛國投敵的案例，是進行階級斗爭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領導豈可放過這一機會，公安部門很快就把這一案例交給近代史所的群眾進行討論，名為征求民意，誰又敢說個“不”字! 在磨刀霍霍的逼視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態(tài)，就這樣全所一致同意從重從快處以極刑，沈元因此被槍決，終年30歲。

　　文革后我來到近代史所，悄悄問過一些人，沒有一個認為他是該當死罪的，言談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還為當時的違心之論懷有內(nèi)疚，可在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敢于站出來幫他說一句話，哪怕說一句死刑緩辦的也沒有，一個也沒有! 假如能緩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條命，一個少有的才華橫溢的年青生命�？蛇@只是后來人的一廂情愿，是天真的幻想，豈不知，文革中無端喪命的都難以計數(shù)，何況還是有端的沈元! 以征求民意為名要所在單位討論，實際上是狠抓階級斗爭教育，甚或是在釣魚，考驗每個人的態(tài)度，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種行動說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為過。由公安人員坐陣，形勢之逼人，氣氛之嚴酷，絕不可能有人站出來為他說情，包括最欣賞他，在學術界勇于提出獨立見解的黎澍，對他的死刑也沒有表示異議。在黑云壓城，萬馬齊喑的氛圍中，有異議的也只能深藏內(nèi)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黎澍是個有良知的學者，當初對處死沈元沒有異議，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沈元被揪，更加重他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罪名，他在1964年曾發(fā)表《讓青春發(fā)出光輝》一文，列舉一系列的思想家和科學家在青年時期就勇于探索，作出貢獻，鼓勵年青人及早成才。就是這樣一篇好評如潮，與沈元并無關系的短文，也被斥責為沈元張目，對年青人的熱情期望被無情地踐踏，有何天理可言! 沈元之死他也遭受刺心之痛，否則何以在文革結束后，是他，首先提出為沈元平反的問題。要知道這在改革開放初期，也不是沒有風險的，事關“叛國”，誰又膽敢染指這一重大案件! 有幸的是，劉導生已調(diào)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黎澍的建議很快得到劉導生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機緣巧合啊! 是他倆賞識沈元，把他引進學術界，成就了沈元的聲名。沈元在盛名之下遭遇“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厄運，招惹是非，身遭文革浩劫，為避難而引頸就擒，如今也在他倆的努力下，力圖放松沈元頸上的繩索，促使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審定，作出罪不當死的結論，給予平反，了卻這一冤案。

　　如今沈元早已成為枯骨，再也聽不到為他不平，為他流淚的親友的呼喚，但這一結論對他的家人，對所有為他負疚的同仁，是一種解脫。這也只能是對后人的一種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擠壓下的人性，只能容有這一絲余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彌補的是，沈元永不歸來了。

　　這已是遠去的歷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們淡忘，他的后事，家屬的下落，也沓無音訊。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因為像他這樣被迫逃亡到海外而葆有愛國心的不乏其人。傅雷被錯劃右派，導致傅聰?shù)某鎏�，而傅聰�(shù)某鎏佑旨又亓烁道椎淖锩�，父子之間的惡性牽連，禍端四起，肇成傅雷夫婦雙雙自殺，這是傅雷抑或傅聰之過? 都不是，葉永烈在《傅聰緣何避走海外》一文中，袒露傅聰出逃的心情說:“ 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yè)，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fā)兒子，兒子揭發(fā)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走我永遠是內(nèi)疚的�！�(1) 德國漢堡大學著名教授關愚謙也遭遇被迫逃亡的命運，文革中他冒充日本人避難西方，殃及妻兒親友，被視為十惡不赦，可他也有一顆愛吾中華的心，多年來致力于中德友好工作，并成為德中友好協(xié)會的負責人。他們都為當初的行為有深深的自責，可都以赤誠之心努力補救遺憾，續(xù)寫了流亡后的下文，用實際行動表明，他們并不失為一名愛國者，為此也獲得國家的諒解。1978年鄧小平批示:“ 傅(聰)探親回國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辦理�！�(2)關愚謙的探親歸來也得到高層領導的同意，并受到國家的禮遇。

　　時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實踐而證明的愛國者們，在當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遠走他鄉(xiāng)? 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好人也會被暴政逼得無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諱而自救救人，對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評說。如今他們都已有了完滿的結局，這不禁令人聯(lián)想到沈元，可嘆的是，他已永遠沒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終止，使他再無機會表現(xiàn)對國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刺心之痛，長留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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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見《報刊文摘》2006年 1月23日。又《上海采風》2006年，第1 期。

　　原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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