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根株浮滄�！保汉m的哀傷
發(fā)布時間:2020-05-25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胡適（1891一1962），原名胡洪骍，字適之，安徽績溪人，20世紀中國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倡導自由主義。1910年留學美國，先入康乃爾大學，后入哥倫比亞大學，深受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影響，1917年初，在《新青年》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暴得大名”。1917年回國后，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出版新詩集《嘗試集》，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二三十年代曾先后創(chuàng)辦《努力周報》、《新月》月刊、《獨立評論》周刊等有影響的刊物�？谷諔�(zhàn)爭時期臨危受命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4月遠赴美國。1958年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他一生在哲學、文學、史學、古典文學考證等領域都有成就，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
1949年1月1日的胡適日記很簡短：
“南京作“逃兵”，作難民，已十七日了！
蔣先生有主張和平的文告�！盵1]
此前1948年12月14日，胡適匆忙離開北大，告別大軍合圍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無自責地對司徒雷登說自己痛悔抗戰(zhàn)勝利之后這些年沒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過去做的那樣自私地又埋頭于他所感興趣的學術(shù)活動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著淚水”。[2]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對著滾滾而去的長江，胡適和傅斯年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背誦著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兩人都禁不住潸然淚下。1949年1月2日，胡適將這首詩抄在了日記中。2月12日，他在上海和雷震見面時又出示了這首詩，雷震認為“正為國民黨今日處境之寫照”�！爸l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胡適和傅斯年“兩人都下淚了”，他們的淚到底為何而下？這首詩為什么一再在胡適的腦海中徘徊？恐怕不是雷震所講的那么簡單�！爸l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們哀傷的首先不是國民黨這個政權(quán)的敗亡，而是他們熱切向往的漸進變革之路的中斷，他們知道以和平方式播灑文明的種子、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切努力即將付之流水。
胡適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更有興趣的是學術(shù)工作，是辦大學，是從文化上擔負起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盡管他在1949年的轉(zhuǎn)折關頭再次踏上抗戰(zhàn)時走過的赴美游說之路，并說過“在道義上站在蔣一邊”這樣的話，但他不愿從政做官這一點沒有什么改變，這可不僅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這里固然有他個人性情、趣味、學養(yǎng)、經(jīng)歷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對知識分子應始終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清醒認識有關。3月7日，他看到石濤畫冊自題：“不識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嘆“遺民不肯拋棄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國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類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傷都包含在陶淵明的詩和石濤的畫里，但他的哀傷又豈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淵明、石濤所能體會的�！案旮婧！�，“青青天外山”，在胡適的后半生，這樣的哀傷幾乎一直在他的心頭縈回不去。
一
1月8日，蔣介石請胡適吃晚餐，勸他去美國：“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么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 [3] 話雖如此，國民黨方面乃至美國方面希望他做大使、做外長的呼聲卻一直不斷。不過他連顧問性質(zhì)的“總統(tǒng)府資政”都拒絕了，他留戀的倒是北京大學校長這個位置。
1月21日，胡適打消了將家屬送往安徽老家的念頭，親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一起上了開往臺灣的船。當天他得知蔣已下野離開南京，李宗仁代總統(tǒng)。第二天早晨，他一回到南京就收到了“總統(tǒng)府”秘書長吳忠信的來信及“總統(tǒng)府資政”的聘書。23日，李宗仁來看望他和梅貽琦，談了一個小時。1月24日早晨，他寫了一封信給吳，懇切地表示：
“依據(jù)‘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xiàn)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時局關系，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tǒng)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也請先生代為收回，并乞先生勿發(fā)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
適明晚與梅校長同車去上海小住，特來告辭，恐不能相見，故帶此心留呈先生，懇求先生念我愚誠，代我打消此事，不勝感謝！” [4]
他也確實盡著作為北大校長的一些責任，3月9日，北大醫(yī)學院學生焦增煜從北平逃到上海，剛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獄中看報紙，見到一則梅貽琦的啟事，知道第二天胡適有個公開演講，就給梅打了個電話，恰巧胡適也在那里，接了電話后，他馬上打電話給蔣經(jīng)國，三十分鐘焦就釋放了。焦去看胡適，報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經(jīng)過，痛哭流涕。胡適當即親筆給他寫了一份證明書：
焦增煜是國立北京大學醫(yī)學院舊制學生，應于實習兩年期滿之后給予畢業(yè)證書。但當其第六年下學期實習時期，焦君因時局關系，于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下旬離開北平。其所攜北京大學教務處注冊組所給歷年成績表及實習證件，均屬真實，特為證明如右。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胡適 卅八年三月九日[5]
憑著這一紙證明，這位學生才能漂洋過海，進了加拿大的一家醫(yī)學院。這不是孤立的，竺可楨日記中講到，曾有北大學生拿了胡適的信要到浙大借讀（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二學生華力進以適之函來（廿一晚，即適之非臺前夕所書），余告以浙大開學已六星期，此時不能再收借讀生，囑其于暑中參加入學考試�！盵6]）
2月13日，陳雪屏來電，吳鐵城希望胡適來做駐美大使。在這個問題上他一直比較清醒。2月14日，他就復電：“弟深信個人說話較自由，于國家或更有益，故決不愿改變。”[7]
當然，也有人認為胡適不應該從政，香港學者陳君葆在2月28日的日記中說，他與曾昭倫夫婦以及剛到香港不久的王云槐一起午餐，“我初與他談話，便說胡適是不應搞政治的，朱光潛到了不應該和不必說話的時候，倒說起話來，那真是犯不著。”[8]
6月12日，閻錫山在廣州組閣，發(fā)表胡適為外交部長。當天包天笑的日記中說：“胡適在美國，恐尚未知其事，亦未得其事先同意，將又蹈傅秉常之覆轍。但傅尚回國一次，胡則在此時期，未必回國也。”[9]連局外人都有這樣的看法，“倒霉”之中的國民黨政客們豈能不知，這只是應付美國人而已。6月13日，胡適日記只有一句話：“馬歇爾向國民黨新政府提出兩條建議”，同時粘貼了一則英文剪報，由胡適出任外交部長就是馬歇爾的兩條建議之一。[10]6月21日，他經(jīng)過七八天的“仔細考慮”、“日夜自省”，致電葉公超等轉(zhuǎn)閻錫山，誠懇地要求辭職。電文中說：“適在此努力為國家辯冤白謗，私人地位，實更有力量”，他請閻錫山、李宗仁、朱家驊等諒解他，他說：“今日懇辭?俏?揭病！盵11] 但即使窮途中的權(quán)勢者也不會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誠懇所感動，權(quán)力的邏輯是沒有情、誠可言的。6月28日，他接到閻錫山仍不放他辭職的電報。當夜他還見到了宋子文給蔣介石的電文：“廷黻兄與職商量，勸其（適之）就副院長職，留美一個月，與美政府洽商后，回國任行政院長。但不知國內(nèi)情形許可此種布置否？適之昨謂李代總統(tǒng)實在未來電邀就外長。堪注意�！笔Y復電：“甚望適之先生先回國，再商一切也�！盵12]
6月30日，胡適連發(fā)三個電報，一給閻錫山，一給杭立武，都是堅辭外長事。一給蔣介石，認真地表示宋子文電報中所說，“從未贊成，亦決不贊成�！盵13] 8月20日，他在給杭立武的電報中說：“弟決不愿就外長，亦不愿就任何官職。弟昨始得見新布之千葉白皮書，更覺得我前所謂辯冤白謗，實有需要。若政府不許我向外聲明未就外長事。豈非閉我之口，裹我之腳乎？此意千乞代陳介、麟、百、騮諸公為感�！盵14]朱家驊的檔案中有這一電文的抄件。
8月16日，在寫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胡適這樣袒露自己的心跡：
“兩個月來，精神上十分苦悶！‘外交部長’的事，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打了許多電報辭謝，但政府至今還是用‘無賴’的方法，再三勸我不要向外發(fā)表不干外長的事�。▋蓚�月了。我在8月6日發(fā)一電，說，……‘政府至今仍不許我向外發(fā)表不干外長事，豈非閉我之口，裹我之腳？……’此電去后，十日不得覆電。）
你們勸我在外教書，把家眷接來。此事我也仔細想過，但我不愿意久居外國。讀了White Book之后，更不愿留在國外做教書生活。
我想回去做點我能做的事。第一，決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據(jù)了�！劣凇夷茏觥裁�，我現(xiàn)在還不很明白。也許寫文章，也許是講演，也許是兩者都來。此事請元任替我想想，就給我一個判斷，請不必告訴外間朋友�！盵15]
12月23日，“實在是提不起勁兒來，有些日子真難受”時，他又給趙夫婦寫信，再次提及：
“六月中，閻內(nèi)閣發(fā)表了我的外交部長，后來他們用種種法子，力勸我不要向外發(fā)表我不就外長的話，因此，我從六月到十月初，什么報館記者都不見！10月初公超的外長發(fā)表了，但局勢大壞，我也不忍就談我私人的吃飯問題，所以一擱至今�！盵16]
此外，蔣介石希望他出面組織在野黨，宋子文希望他出面領導救國運動，他都謝絕了。2月12日胡適日記中載：“11：00 雷儆寰來，可同飯�！蹦翘旌m和雷震一起午餐，推心置腹談了數(shù)小時，他對雷震說，蔣有意讓他出面組織一個在野黨，但他覺得自己“個性不適合”，做不了這件事。[17]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雷震此后熱心于組織反對黨，這一天胡適說的話想必已印入他的心坎。這當然是后話。
6月14日，蔣廷黻在美國對胡適說，宋子文從歐洲回來后極力主張要他出來領導救國的事業(yè)自己愿從旁力助。胡適去看宋，果然如蔣廷黻所言，“我猜想他在歐洲必見了Thomas Corcoran[托馬斯·科克蘭]，受了他的影響，故作此幻想�！盵18]
6月22日，“Thomas Corcoran[托馬斯·科克蘭]自法國回來，在子文兄[處]見面，他力主張我出來擔任救國事業(yè)的領導工作。
我早猜子文是受T.C. [托馬斯·科克蘭]的影響，T.F.[ 蔣廷黻]不信。今夜我聽T.C.的話，更恍然明白了�！盵19]
總之，在“根株浮滄海”的日子里，胡適也未改變初衷，從無介入實際政治的打算，所以他不可能答應宋子文們要他出面領導政治上救國運動的請求�！蹲杂芍袊穭�(chuàng)刊，他只愿意做名義上的發(fā)行人，連一個政論刊物他都不想直接介入。自然，對他而言不介入直接政治并不是放棄個人應盡的責任。
二
1949年3月下旬，胡適曾到過臺灣。3月27日下午，當時的臺灣省議會、文化協(xié)進會及各文化機關團體發(fā)起邀請他作一次公開演講，他在傅斯年等的陪同下來到中山堂，聽眾達六千多人，連講臺上也坐滿了人，只給他留下了一席之地。他演講《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tǒng)》，認為自由不是舶來品，他以中國古代傳統(tǒng)中的諫官御史、史官制度作為例證，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稱為自由主義者，認為王充的《論衡》從帝國時代就開辟了自由批評的傳統(tǒng)，在范縝、韓愈、王陽明身上他都讀出了自由主義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無類”及科舉制度解釋為“教育的平等”。這些觀點本身難免牽強附會、令人啼笑皆非。他的用意是要在一個面臨“自由”與“不自由”、“容忍”與“不容忍”抉擇的“危險”時刻，針對有些人說“‘自由’是有產(chǎn)階級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的論調(diào)，挖掘出一些古代的自由傳統(tǒng)，他說：“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盵20]
這次演講和他此前不久（1948年10月20日）在浙江大學所講大致相同。在即將天翻地覆的歷史轉(zhuǎn)折關頭，胡適所耿耿于心的仍是自由，他將自由嫁接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千年老樹上，用意也無非想讓真正的自由在中國扎根、生長乃至開花、結(jié)果。這一觀點從學術(shù)上誠然可以商榷，但他的用意則是不容輕慢的。
4月3日，雷震與王世杰到溪口看蔣介石，第一次向蔣透露了他們和胡適等人想籌辦《自由中國》雜志的意思，蔣“表示贊成并愿贊助”。[21]（據(jù)蔣經(jīng)國4月1日日記，蔣介石準備發(fā)動“民主救國”和“自由中國”兩個運動，大約與此有關，無非是想利用自由知識分子對理想的熱忱）4月6日即胡適離開大陸的那天，他和雷震、王世杰一起吃早飯，顯然獲知了蔣的這一態(tài)度。4月14日，在茫茫無際的太平洋上，應雷震所托胡適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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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chǎn)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治，這正是國際共產(chǎn)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fā)起這個結(jié)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
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有這些：
第1， 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第2， 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第3， 切第4， 實改革政治經(jīng)
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5， 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chǎn)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第6， 自由的極權(quán)政治，第7， 不第8， 讓他擴張他的
勢力范圍。
第三，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qū)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最后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22]
最初，創(chuàng)辦《自由中國》雜志確實帶有挽救國民黨政權(quán)的意圖，所以民主、自由的價
值都是包裹在反對“國際共產(chǎn)主義鐵幕”的外衣下，這也是它最初得到蔣介石許可乃至支持的原因，這本小小的半月刊將在最后的孤島上向蔣的獨裁、專橫發(fā)起挑戰(zhàn)，將與蔣的小朝廷對峙，這是蔣始料不及的，胡適卻未必心中無數(shù)，所以他一直很謹慎，不想介入太深。當然，他是《自由中國》無可爭議的發(fā)起人之一，從2月10日、12日、16日到4月6日，他和杭立武、雷震、王世杰至少商量過四次，這個雜志名稱還是他向杭立武提議的。所以，4月16日，船到檀香山前夕，他寫信給雷震、杭立武、王世杰三人：
“《宗旨》寫了幾次，都寫不成。最后有一篇短的，十分不滿意。千萬請你們與書琴、
佛泉、子水諸君仔細斟酌，最好是完全重寫過。
請注意這不過是擬稿之一種。
萬不得已時，還是不發(fā)表書面的宗旨或約章。
若發(fā)表《宗旨》定稿，請不要具名�！盵23]
不過，雷震他們并沒有聽從胡適的意見。當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在臺灣創(chuàng)刊，不僅把胡適寫的這番話原封不動印在扉頁上，而且以遠在美國的胡適為“發(fā)行人”。以后在紀念《自由中國》三周年時，胡適講過這樣一番話，
“……大陸危急的時候，……許多朋友在南京在上海常常談到國家的問題，想辦一種日報或雜志以振起輿論。在那個時候，大家就定了‘自由中國’這個名字。當時有幾位朋友要我寫一個簡單的宣言。
（那時）我們還有半個中國沒有被赤禍蹂躪，自由中國還有半個大陸。……”
船到檀香山，他就把這四條“宗旨”寄給雷震、杭立武，“希望他們把這個簡單的稿子修改擴充�？墒撬麄兒芸蜌�，沒有修改，就將我在船上匆匆寫成的文字作為《自由中國》雜志的宣言。這實在令我感到十分慚愧。后來這幾條宗旨不但刊載于《自由中國》的第一期，并且每期都刊載，作為提醒我們同人努力的宗旨。到現(xiàn)在，我仍感到慚愧�！盵24]
對于以他的姓名為“發(fā)行人”，他表示自己“最不高興”，認為“這是作偽”，不是一個“好榜樣”。[25]
《自由中國》創(chuàng)辦時，杭立武還是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所以這個刊物曾得到教育部的經(jīng)費補助，創(chuàng)辦人也多為國民黨中人，“但她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官方刊物，而毋寧傳達了一群自由主義者在國家危難時期的共同聲音。”[26]
4月14日夜，在寫完《自由中國》的宗旨后，胡適重讀《陳獨秀的最后論文和書信》，感動無比，信筆寫下一篇長文，作為《陳獨秀的最后見解》序言。此前，2月23日，他就讀過《陳獨秀的最后論文和書信》，“深喜他晚年大有進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痹谶@篇滿含感情色彩的序文中，他對“死友”陳獨秀的最后見解更是表示了由衷的贊佩，認為--
“是獨秀自己獨立思想的結(jié)論，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只有他能大膽的指摘‘自列寧、托洛茨基以下’均不曾懂得‘資產(chǎn)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只有他敢指出二十年（現(xiàn)在三十年了）來共產(chǎn)黨用來打擊民主政治的武器--‘無產(chǎn)階級的民主’原來只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名詞！
獨秀的最大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nèi)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quán)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并不是資產(chǎn)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2086
陳獨秀在病中寫給西流的那封長達五千多字的長信，“陸續(xù)寫了廿余日才寫好”，其中有三千多字是討論“民主政治”的。胡適說“這封信是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獻”。陳獨秀提出了“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胡適認為“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里，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qū)別就在這里，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盵27]
這篇序文最后，胡適說：“因為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對獨裁政治，所以他從苦痛的經(jīng)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nèi)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2091
然而當后來雷震一再吁請他出面組織一個反對黨時，他的態(tài)度卻從來沒有改變過，那就是不同意。當年12月8日雷震聽到胡適要組織“自由黨”的傳聞，曾給胡適寫信：
“很湊巧的事，蔣廷黻先生對外發(fā)表謂 先生要組織中國自由黨（草案已由紀五弟寄來雪艇先生處見到），《自由中國》刊物適逢其時出版，《新聞天地》附會這兩件事有關聯(lián)，他的題目是《胡適、自由、自由黨》，開頭就說“胡適提倡自由主義，不是一日間事，由自由主義進而組自由黨，也不是一件傳聞的新聞，但是從我國堂堂正正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長蔣廷黻在成功湖宣稱，卻是一個道地的新聞，何況適逢其時的，由胡適為發(fā)行人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正在此時于臺北出版”，誰說天下沒有這樣湊巧的事。
《中國自由黨》章程已拜讀，先生愿出來領導，使愛好自由人士以十分的興奮。既名為黨，則不能不講組織，廣納自由人士于一組織之內(nèi)，這是萬分萬分困難的事，希先生對此點特別注意。又負此責者，不但要有組織能力，并須公正、和平與任勞任怨，國民黨失敗之前車可鑒，務祈（負組織之人，心地不可狹隘） 先生注意組織人選，一切毛病與漏洞，將來會由此而生。又，自由黨組織部分，定得太簡單�！盵28]
實際上，胡適沒有介入蔣廷黻試圖組織“自由黨”一事，雷震誤信了王世杰兒子紀五的話。此時的雷震對組黨也并怎么不熱心，他更熱衷的是發(fā)起一個“自由中國運動”，同年，他曾寫信懇請胡適出面領導這一運動：
“再者，‘自由中國運動’因先生不起勁，仍不能開始，港、臺一般志同道合之人士及青年學子，十分失望。先生所推薦之人，如孟余、孟真兩先生，都不愿擔任此工作，而孟余先生更消極。老實說，‘自由中國運動’如非先生出來領導，絕對沒有希望。以拯救民族文化為己任如先生者，還能這樣長此因循下去么？先生不愿組黨，猶有理由可說。而先生不做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實在說不出道理來。前次征求先生組閣，我是反對的。因如此必然犧牲了先生個人而于國事毫無補益，請先生領導這個運動，我是極端贊成的，因為只有先生才配領導這個運動�！盵29]
這封信只留下一個不完整的文本，是否發(fā)出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適始終沒有答應出面領導“自由中國運動”。
三
1949年初，胡適曾有過一閃而過的和平幻想，所以才會想把家屬安排到老家安徽績溪去住。1月8日，蔣介石請他吃晚飯，他為蔣講了溫賴特將軍守巴丹半島力竭投降，勝利后釋放回國，美國人熱烈歡迎，國會特授于“榮譽勛章”的歷史。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這件事，并寫了“蔣公稍有動意？”一句話，蔣是否為這個故事所打動，胡適只是猜測，所以才會在后面加一個問號。從蔣堅持要胡適去美國，蔣從無求和的打算和誠意，所謂“求和”文告都不過是演戲罷了。
2月15日，胡適在上海銀行分行和老同學、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談了半小時，竺可楨日記中說，“八點至霞飛路……晤適之，……適之對于中共與中央和談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qū)⒏芭_灣一轉(zhuǎn)�！盵30]
也就在這段歲月里，胡適重提了“和比戰(zhàn)難”的口號，3月23日的包天笑日記記載，聽說胡適在臺灣講話指出“和比戰(zhàn)為難”。幾年后（1952年11月9日）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胡適說：
“‘和比戰(zhàn)難’，是我三年半前，國共和談未破裂共匪未渡江前說的�！捅葢�(zhàn)難’這個名詞，將在未來戰(zhàn)史上會留下好幾頁的記錄。在國共和談時，我說了‘和比戰(zhàn)難’。某晚，張治中跑來看我，說：‘胡先生，我對你什么都佩服，就是對你的“和比戰(zhàn)難”不敢領教�！蚁霃堉沃鞋F(xiàn)在應該佩服我了吧！與共產(chǎn)黨談和，原是不容易的！” [31]
其實，他最早提出“和比戰(zhàn)難”是在抗戰(zhàn)初期，1938、1939年他給蔣介石政府的電報中就強調(diào)和平比戰(zhàn)爭難百倍。1949年，胡適正是意識到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會接受蔣介石請他去美國的要求。4月6日上午，他在上海再度登上開往美國的輪船，他自稱“此是第六次出國”，也是最后一次了。10年后在《自由中國》紀念會上，他說：“當民國三十八年初，大陸危急的時候，政府要我到國外去。”
4月21日，胡適乘坐的輪船抵舊金山，還未進口，海關人員就帶來一批新聞記者，挾著報紙來訪問他，要他談話，他在幾年后回憶：“我已經(jīng)有十多天沒有看到報紙了，連忙接過報紙時，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國內(nèi)和平?jīng)Q裂，共軍已經(jīng)渡江。在這種情形下，要與外國的新聞記者談話，是多么困難。” [32] 4月27日，胡適到達紐約，住在他當年離開駐美大使職務后租的房子里。此次赴美與抗戰(zhàn)時情形不同，國民黨政權(quán)即將在大陸崩潰，美國朋友問他的態(tài)度，他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tǒng)的�！彼髞韺懴隆拔覀円x擇我們的方向”一文時，再次重申了“我這個觀點是永遠不變的”。[33]
這和蔣對他的謙恭、拉攏恐怕也不無關系，即使在下野溪口時，這你月9日，蔣曾專門派兒子去上�？此�3月9日蔣經(jīng)國日記，“父親派我赴滬訪胡適先生”232）。5月8日，浙贛鐵路已被解放軍占領，長沙、衡陽指日可下，香港學者陳君葆在日記中說：“以蔣介石言，已無可為了。而胡適還說‘救中國還來得及’！”（1051）
5月28日，蔣介石給胡適寫了一封密信：“此時所缺乏者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質(zhì)，而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現(xiàn)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于其不承認中共政權(quán)為第一要務。至于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對于進行方法，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進行，但仍以行政為正途，且應以此為主務。望先生協(xié)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為盼�！盵34]
胡適大致上就是按著蔣的這一思路，開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說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國內(nèi)局勢迅速變化，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頭，精神上苦悶極了。5月22日，他給趙元任夫婦的信可以看出他當時的處境、心境，其時即使是同情國民黨政權(quán)的美國人也都“一籌莫展”、“有心無力”。和他抗戰(zhàn)之時做“過河卒子”，赴美外交已不可同日而語。到7月6日，胡適在美國展開民間外交的各種努力都歸無效，他通知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以后（1952年12月7日）他回憶說：
“……在民國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頭，說不出話。我曾對家人說，‘不要以為胡適之在吃自己的飯�！覀兗亦l(xiāng)有句俗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以我?guī)资甑慕?jīng)驗，我感到青山就是國家。國家倒楣的時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時候，就是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國外這幾年，正是國家倒楣的時候，我充滿了悲痛的心情，更體驗到青山真是我們的國家。
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于說話。所以在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因為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為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zhuǎn)移的。在這個時候，只有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約會。就是自己作文章，說幾句話，也是人家請我作，請我說話，才作才說的。因此，三年以來，我只是給國家留了一些體面，其他毫無貢獻。即使局勢有些好轉(zhuǎn)，也是毛澤東發(fā)瘋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沒有功勞。”[35]
8月5日，美國政府發(fā)表“中美關系白皮書”，認為中國內(nèi)戰(zhàn)的“惡果”非美國所能左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國民黨的批評極為嚴厲。之后胡適有5個月沒有去過華盛頓，12月中旬，他因事前往，仍沒有去訪問政府和國會中人。1954年2月，胡適在給司徒雷登回憶錄《旅華五十年記》寫的序文中，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因為在雅爾達出賣了中國，因為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停止了對華的有效援助，而且最主要的，因為自己是有大的權(quán)力和無人可與抗爭的世界領袖地位，所以倒下來的中國流著血的時候，美國可以說‘罪不在我’。
我也同意司徒博士的看法：美國為了贖罪而應該做到的起碼事情，就是繼續(xù)拒絕承認中共政權(quán)并繼續(xù)反對這一個政權(quán)在聯(lián)合國的席位。這一點跟歷史性的偉大傳統(tǒng)，至少是相符合的。這個偉大傳統(tǒng)就是史汀生和胡佛所高舉的以及羅斯�？偨y(tǒng)和邱吉爾首相所寫在‘大西洋憲章’的不承認主義�！盵36]
在精神苦悶中，整理《水經(jīng)注》幾乎成了胡適的主要工作。從7月1日后，他常常都是以《水經(jīng)注》的考據(jù)自娛，打發(fā)“根株浮滄海”的痛苦時光。雖然他8月間給趙元任的信中說自己不搞考據(jù)了，可是9月5日，他還是禁不住寫了一篇5000多字的《象棋小考》。他在文后的“暫記”中說：“1949年9月5日是美國的‘勞動節(jié)’，其前兩日為周尾，故共有三日的假期。我在這百憂交迫的時候，決心休息三天，就開始寫這篇‘象棋小考’。寫得太長了，我在客中友沒有書，不夠參考，故又擱下了�！盵37] 到10月29日，他還專門給楊聯(lián)升寫了一封長信討論這篇文章。
9月30日，他在“百無聊之中”又寫了一篇短文《試考董沛所見全氏的水經(jīng)注校本》。當然，他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本民族命運的關注。據(jù)陳之邁回憶，這年10月底、11月初，胡適兩次心臟劇痛，仍不斷和友人討論時事：
“ 1、征兵事，必求公平合理。
2、蔣介石復職總統(tǒng)問題，最所關心。”[38]
四
1949年5月，香港的左派報紙發(fā)表了北平輔仁大學校長、七十歲的歷史學家陳垣給胡
適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49年4月29日首發(fā)），陳垣以幡然悔悟、回頭是岸的過來人姿態(tài)，一方面對胡適所持的自由思想、治學方法以及一切之一切進行了駁斥，一方面勸說胡適放棄過去的“錯誤成見”、否定過去的“觀點錯誤”，翻然覺悟，脫離“反人民的集團”，“回到新青年的行列”。[39]
6月18日晚，胡適第一次看到《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英文譯本，第一段引用的是當日他給陳垣最后一信的末段，第二天他在日記中說：“全函下流的幼稚話，讀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寫的？”6月20日，他細讀了陳垣公開信英譯本，“更信此信不是偽造的（？），可憐！”[40] 他們之間在學術(shù)上曾有許多交往，胡適離開北平的前夜，還在寫信和陳垣討論學問，信的最后說到“今夜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打斷6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了”。
6月21日，胡適從6月15日的《華僑日報》上讀到這封公開信的中文本，當天他在日記中說：“我讀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歲了，竟丑態(tài)畢露如此，甚可憐惜！”[41] 不過到了6月24日，他的想法就發(fā)生了變化：“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學習’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前發(fā)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的太過火了！”25日，他和蔣廷黻都懷疑陳垣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chǎn)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喚冢??磧梢桓齙襯謐髡呶痹炱溆嗖糠幀！?[42]
12月15日夜，他自抄給陳垣的信，那是1948年12月13日關于考證的一封信，轉(zhuǎn)眼
一年了。他在附記中說：“這是我在北平最后的一封論學書，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陳垣先生沒有答復我問的話。”[43]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陳垣不久后就會發(fā)表這樣的公開信與他對壘。陳垣公開信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話是：
“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xiàn)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達到研究著，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qū)里才有真正的自由�！盵44]
后來，胡適在陳垣公開信后面寫了一篇跋，憑他長期以來對老朋友的了解，他斷定這么漂亮的白話文不是陳垣自己寫的，他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顯然是別人寫好了以他的名義發(fā)表的--
“改寫這封信的人當然是一位聰明的文人，熟悉共產(chǎn)黨的思想路線�？上斆髁�，太熟悉中共思想路線了，所以他把這封信寫得太過火了，就不像陳垣校長了！”
“在共產(chǎn)黨的軍隊進入北平之后三個月，七十歲的史學者陳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舊治學方法雖然是‘科學的’，究竟‘是有著基本錯誤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確定了今后的治學方法！
所以我說，這封《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之下決沒有學術(shù)思想的自由�！盵45]
雖然“根株浮滄�！�，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依然熱切地關注著此岸的一切，這畢竟是他的祖國啊。5月22日，他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說到，香港《大公報》50月10日發(fā)表北大、清華等校校務委員名單，他評說“兩校常務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濃厚。”其中提及許多故交、同事的情況，如北大的周炳琳、鄭天挺等。對周鯁生的情況更是關切：“武漢大學怎樣了？鯁生怎樣了？”[46]
8月16日，他在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談到一些留在大陸的故友，對大陸的變化及朋友們的出處都表示了深深的關切。他引述沈君怡的來信說陶孟和在京滬“很活躍”，“他說，他是道地好人一個，可惜自己太無主意，并且容易沖動，于是別人的見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辈⒄f：“七月七日香港《大公報》記‘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于7月17日在北平開幕，選出廿九人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沒有端升。此段記載說，朱德、董必武都曾到會講話。朱德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正確的社會科學，這就是馬克司、列寧主義’。Wonderful！”[47]
12月23日，他在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談到“香港《大公報》發(fā)表了幾百個新‘官’，
其中有‘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員七一人，‘周鯁生，武漢大學
教授’是七一人之一�！盵48]
這一年胡適59歲，離他的生命終點已不到12年。在寫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他曾一再提及“精神上十分苦悶”，這種苦悶一直伴隨著他走過1949年�！案旮婧！保木襁�將籠罩他整個生命的黃昏。
注：
[1] [3] [7] [10] [11] [12] [13] [18] [19] [40] [41] [42]《胡適日記全編·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31、732、743、774、778、781、782、774-775、779、778、778-779、780頁。
[2]司徒雷登給美國國務卿的白皮書，轉(zhuǎn)引自《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美]格里德，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27頁。
[4][5][14] [20][22] [24][27] [31] [32] [33] [35] [36] [37][38] [43] [45]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2068、2077、2099-2100、2078-2081、2082-2083、2083、2089、2069、2092、2092-2093、2097、2098、2100、2107、2063、2126頁。
[6] [30]《竺可楨日記》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29、1218頁。
[8] 《陳君葆日記》下冊（1941年-1949年），1033頁。
[9]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續(xù)編》，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93頁。
[15] [16] [46] [47] [48]《胡適書信集》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1181、1188、1179、1181、1187頁。
[17]雷震日記，《雷震全集》第31冊，臺灣桂冠圖書出版公司1989年版，130頁。
[21]轉(zhuǎn)引自范泓《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88頁。
[23] [25] [28] [29]萬麗娟編《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2、9-10、5-6、8頁。
[26] 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生平的幾個疑案》，《萬象》2004年第七期，42頁。
[34]轉(zhuǎn)引自陳漱渝《飄零的落葉--胡適晚年在海外》，《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4期。
[39] [44]《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資料匯編》第四集第二冊，1982年沈陽，34-35、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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