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毛澤東讓他把天管起來，他說“天有不測風云……”

　　今年是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逝世30周年。他一生的貢獻主要有兩個：一在科學領域，二在教育方面。關于前者，由于知識有限，我不敢妄加評論；
但是對下面的傳聞卻印象很深。

　　早在1964年，他寫了一篇論文，通過分析陽光、溫度、降雨對糧食的影響，提出了發(fā)展農(nóng)業(yè)的許多設想。毛澤東看到后非常重視，專門把竺可楨請到中南海，對他說：“你的文章寫得好�。∥覀冇袀�農(nóng)業(yè)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彌補了八字憲法的不足。”竺可楨答道：“天有不測風云，不大好管呢！”但毛澤東卻說：“我們兩個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來了！”（人民網(wǎng)《中共黨史上的80位人物》第50條，轉(zhuǎn)引自《北京青年報》2001年7月2日）

　　第二天，遠在廣州的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專門打來電話，向竺可楨了解毛澤東談話的重點，以便在科技工作中貫徹；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裴麗生更是詳細了解這次談話的經(jīng)過，并在黨組內(nèi)做了傳達（《竺可楨傳》第197頁，1990年版）。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睕]想到幾年以后，這位“管天的人”也未能在文革中幸免于難。

　　一、蔣介石讓他把浙江大學管起來，他提出三個條件

　　竺可楨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他1910年考取清華第二期庚款留美生，與胡適、趙元任等人赴美留學。在美國，他與任鴻雋等人創(chuàng)立中國科學社，并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貒�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武漢大學前身）、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前身）、南開大學任教，后來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是我國現(xiàn)代氣象學和地理學的主要奠基人。

　　1936年初，浙江大學受“一二•九運動”影響，掀起驅(qū)逐校長郭任遠的風潮，據(jù)說當年在該校讀書的地下黨員胡喬木，是這次學潮的組織者之一（《浙江大學簡史》第34頁，浙江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郭是廣東人，早年留學美國，在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上頗有成就。他被迫辭職后，陳布雷向蔣介石推薦竺可楨。蔣認可后，委托行政院秘書長、著名地質(zhì)學家翁文灝去做工作。竺可楨向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征求意見，蔡認為能不去最好，“但蔣處不能不去，婉言辭之可也�！保ā扼每蓸E日記》第一冊，第14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月21日，蔣介石在孔祥熙寓所約見竺可楨，竺推說要與蔡先生商量才能決定。他如此推托，除了怕影響研究工作外，還有三個顧慮：一是“不善侍候部長、委員長等，且不屑為之”；
二是時局不寧，戰(zhàn)爭有一觸即發(fā)之勢；
三是即便答應下來，短時間內(nèi)難見成效。事后，經(jīng)翁文灝、陳布雷等人反復勸說，他才提出如果能滿足三個條件，可以考慮。這三個條件是：“財政須源源接濟；
用人校長有全權(quán)，不受政黨之干涉；
而時間以半年為限”（同上，第17-18頁）。其中第二條是教育獨立的重要前提，他敢于向當局提這樣的條件，令世人玩味，也讓后人慚愧。

　　這件事不知是否與竺可楨的一篇文章有關。文章的標題為《常識之重要》，是他在參加南京高等師范學校20周年校慶時的演講紀錄，后來刊登在《國風月刊》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上。文章說：“大學教育之目的，在于養(yǎng)成一國之領導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討專門智識，而尤重于鍛煉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確，獨立不阿，遇事不為習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從潮流，惟其能運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學教育之富于常識也�！斌每蓸E還說，科學并不神秘，不過是有組織的常識而已；
如今國事紛擾，亡國之禍迫在眉睫，完全是政府和人民缺乏常識造成的。（《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244頁，上�？萍冀逃�出版社2004年版）事實證明，竺可楨就是抱著這樣一種理念走馬上任的。

　　二、還未上任，就把“教授治校”當作主要目標

　　經(jīng)過一番準備，竺可楨于4月25日正式來到浙江大學。完成交接手續(xù)后，他先與教職員工座談，然后到體育館與學生見面并發(fā)表講話。他說：“一個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圖書儀器等設備和校舍建筑。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實，最為重要�！睘槭裁催@樣說呢？因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yōu)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zhuǎn)移。假使大學里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yè)，以作育后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yǎng)成良好的學風，不斷的培植出來博學敦行的學者�！保ㄍ�上，第334頁）

　　在竺可楨看來，所謂教授并不是一個頭銜、一個職稱、一種待遇，也不是一種向上爬階梯；
教授是一群“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yè)，以作育后進為無上職責”人們。拿這個標準來衡量，可以看出如今的教授差距何在，現(xiàn)在的學風為什么敗壞。

　　為了充實教授隊伍，竺可楨多次拜訪邵裴之、馬一浮等學界前輩，聘請胡剛復、梅光迪、張蔭麟、王淦昌、王琎、盧守耕、周承佑等30多位著名學者前來任教，啟用一批深孚眾望的學者擔任院長、系主任等職務。他這樣做，完全是為了實現(xiàn)“教授治�！钡哪繕�。這一點，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出。

　　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已成定局后，該校工學院院長朱一成前來拜訪。交談中竺可楨表示他一貫主張教授治校，但是朱一成卻不以為然。竺堅持說：“余以為此乃一種目標，第一步在首先覓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保ā扼每蓸E日記》第一冊，第26頁）可見竺可楨的上述講話，也是在為這個目標做鋪墊。至于朱一成，著名科學家吳有訓對竺可楨說：此人不走，“必貽后患”。竺還聽說，朱某人只領薪水卻不上課，因此他決定“徹查此事”（同上，第29頁）。

　　如果說教授應該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yè)，以教書育人為無上職責的話，那么學生又應該如何努力呢？在這次講話中，竺可楨對大學生的人格培養(yǎng)提出具體要求。他說：“我們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須有明辨是非，靜觀得失，縝密思慮，不肯盲從的習慣�！庇辛诉@種習慣，才不會害己累人，才能不負所學。（《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337頁）

　　但是，如何才能養(yǎng)成這種習慣呢？竺可楨說：大學教育的目的，應該讓學生掌握學習的方法，開辟求知的途徑，并通過研究學問來培養(yǎng)他們的反省意識和批判精神。只有這樣，大學生才有能力對社會和自然進行精細的觀察、慎重的考量，才不會被傳統(tǒng)觀念束縛，不會被少數(shù)人利用。但是，如今的大學卻往往以傳授知識為主，使學生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正因為如此，他認為“半年來的學生運動，固然熱情可佩（少數(shù)另有作用者是另一問題），但其方式之無當，實為可憐�！敝v話結(jié)束時，他滿懷期望地說：大家既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就不應該盲從；
只有獨立思考，才能應付艱難危險的環(huán)境。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十年廿年以后的諸君，都可成為社會的中堅分子，而中國今后正是最需要頭腦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同上，338頁）

　　三、在就職典禮上，嚴厲批評只“教”不“訓”的教育制度

　　1936年5月18日，已經(jīng)上任的竺可楨補行就職典禮。典禮于上午10點半開始，先是新校長宣誓，其中有“決不妄費一錢，妄用一人，并決不營私舞弊，及接受賄賂”等內(nèi)容；
接著是監(jiān)誓員蔣夢麟致詞和來賓講話；
最后是新校長致答詞。

　　在答詞中，竺可楨首先根據(jù)浙江的歷史對大家說，在此國難當頭之際，我們應該學習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經(jīng)驗，既要“教”，又要“訓”。但是現(xiàn)行的教育制度卻只重“教”而不重“訓”，許多教師上完課以后就再也不和學生見面了。這種只注重知識傳授不重視人格熏陶的“教”而不“訓”的教育制度，應該盡快改變。

　　緊接著他指出，如今的大學即使在“教”的方面也有很多問題：

　　第一是重視學分，忽視了導師。學分制的弊病在于教師與學生很少接觸，學生只要讀滿學分就可以畢業(yè)。但是導師制卻為學生接受教授的熏陶提供了保證，這對學生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

　　第二是重視就業(yè)，忽視了學業(yè)。他說，大學生畢業(yè)即失業(yè)，與學校閉門造車有關。要解決這個問題，不但要改進大學管理，還要明確大學培養(yǎng)的目標。他引用美國著名學者羅威爾的話說：“大學的目的，不在乎使大學生能賺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來滋味能夠特別好”�；�于這個道理，他強調(diào)大學是培養(yǎng)領袖人材的地方，大學生學成后不僅要自己有飯吃，還要讓大家有飯吃。說到這里他解釋道：“大家有飯吃”與“有飯大家吃”不一樣，前者是生產(chǎn)教育制度，后者是分贓制度。由此可見，如果大學生只重視就業(yè)而忽視學業(yè)，就很可能墮落為分贓制度中的一員。

　　強調(diào)獨立思考，注重人格修養(yǎng)，培養(yǎng)領袖人材，是竺可楨一以貫之的教育理念�？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竺可楨率領浙大師生到天目山禪源寺避難。剛到這里，正好是星期日，他看到師生們一群一伙地外出散步，感到這里真是實行“導師制之理想地點”（《竺可楨日記》第一冊，第157頁）。第二天，他對一年級新生發(fā)表談話時說：自廢科舉辦學校以來，我國教育在設備和師資方面，不能不算有進步，但是有個最大缺點，就是學校并沒有照顧到學生品格的修養(yǎng)。這樣一來，教師就把傳授知識當作唯一任務，有的甚至“以授課為營業(yè)”。為了糾正這種傾向，浙大在全國率先實行了導師制。如今，我們雖然被迫離開校園，但是全校師生能在這里“融融一堂，通力合作”，卻是可喜的事情。他還告訴大家，國家每年給你們花很多錢，為的是培養(yǎng)社會的棟梁，時代的砥柱，而不是讓你們僅僅學習一點技術(shù)，為自己謀生找出路。這些話至今仍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四、為了讓學生具有清醒的頭腦，他主張實行通才教育

　　現(xiàn)代社會的分工越來越細，專業(yè)設置也越來越多，因此大學究竟是重視理論還是重視實用，是培養(yǎng)專才還是培養(yǎng)通才，就成了現(xiàn)代教育制度面臨的主要問題。浙江大學由求是學堂、浙江中等工業(yè)學堂和中等農(nóng)業(yè)學堂演變而來，對實用技術(shù)教育非常重視；
再加上無論是大清王朝、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統(tǒng)治，都把實用技術(shù)教育放在首位，因此要想改變這一傳統(tǒng)，非常困難。然而竺可楨知道，如果僅僅是學習一種專業(yè)，掌握一門技術(shù)，就不會擁有清醒的頭腦，也不會融會貫通，最后的結(jié)果是難成大器！因此他上任伊始，就把推行通才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1936年5月9日，竺可楨主持第一次校務會議時就提出要設立中國文學系、史地系和一年級不分系等議案。最后一項議案雖然討論最久，但還是成立以鄭曉滄、胡剛復、蘇步青等人為首的公共科目分配委員會，將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前些年蘇步青擔任復旦大學校長時還說：“如果允許復旦大學單獨招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我的意見是第一堂先考語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課就不考了。語文你都不行，別的是學不通的�！保ā秾W林散葉》第25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作為數(shù)學家，他能夠說這樣的話，顯然與竺可楨當年的主張有關。

　　1936年9月，是竺可楨上任后的第一個新學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學建校300周年紀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學同學會上發(fā)言說，哈佛大學的辦學方針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主張思想自由，反對政黨和教會干涉；
二是學校的課程應該更重視理論，而不是只注重實用。他強調(diào)，這兩點主張與英國大學基本一致，但是德國、意大利、蘇聯(lián)卻與此大相徑庭。（《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371頁）

　　第二天，他在新建成的教學樓出席新生談話會，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思想。他告訴大家：大學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時期，沒有經(jīng)濟負擔，也沒有謀生的問題，因此大家除了誠實做人、勤懇求學之外，最要緊的是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這比單純掌握一門實用技術(shù)更重要。他甚至說：“我們國家到這步田地，完全靠頭腦清醒的人才有救�！保ㄍ�上，第371頁）

　　抗日戰(zhàn)爭中，竺可楨帶領浙江大學師生經(jīng)江西、廣西最后到達遵義，途中他的夫人張俠魂因病去世，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盡管如此，他始終以通才教育為主，把浙大辦成了具有國際影響的一流大學。正因為如此，當時來訪的李約瑟博士才把浙江大學譽為“東方的劍橋”。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竺可楨注意到美國教育界在反思戰(zhàn)爭教訓的基礎上，重新認識通才教育的意義。他讀了著名教育家紐曼《論大學教育范圍與性質(zhì)》后感受很深，立刻為《大公報》撰寫《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一文，再次提出通才教育等問題，希望糾正多年來形成的重理輕文、重技術(shù)輕理論以及在學生中彌漫的“謀生不謀道”的壞風氣（《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640頁）。不久，他好像從費正清夫人費慰梅那里得到哈佛大學關于通才教育的報告，其中講到通才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民主國家的國民能夠?qū)�選舉和擇業(yè)有清醒的認識，以及通才教育雖然“不能使人成為良醫(yī)、大律師，但能使人與醫(yī)師、律師接談以后，知其良誘”（《竺可楨日記》第二冊，第888頁）。這就進一步加固了他堅持通才教育的信念。第二年10月，他參加中央研究院二屆三次評議會時，聽到陳立夫感嘆科學研究的困境，認為這是“自食其果”，與他“當教育部長[時]，竭力提倡實科”（同上，第975頁）有關。

　　尾聲：奮斗十三年，黯然離去

　　前面說過，當初竺可楨上任時提出只干半年，沒想到卻整整干了十三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十三年包括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zhàn)，而這八年又是浙江大學歷史上收獲最大、成果最多的時候。浙大百年校慶時，蘇步青回顧這段歷史，曾經(jīng)頗為感慨地說：當年“師生們住古廟破祠，吃紅薯干，點桐油燈，百結(jié)鶉衣。但為愛國而教，為救國而學，弦歌不絕，其精神、氣節(jié)，遠遠超過‘賢者回也’！古人云：‘多難興邦’。多難不僅興邦，多難也興學育才�！保ā稊�(shù)與詩的交融》第121-122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這不但是對浙大師生的贊揚，也是對竺可楨校長的肯定。不幸的是，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后，浙江大學卻因為內(nèi)戰(zhàn)和學潮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亂局面。到了1949年4月底，竺可楨不得不獨自一人悄悄出走，離開這所奮斗十三年的學校……

　　蘇步青還回憶說：又過了幾年，浙江大學在院系調(diào)整中被“一分為四”，使這所“名馳海內(nèi)外”的學校“頓失光彩”，他自己和數(shù)學系也被“請出去了”（同上，第123-124頁）。正因為如此，他說竺可楨“與蔡元培先生一樣，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偉大的校長”（同上，第203頁），真是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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