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和飯，從本質(zhì)講，并無不同，只是水放得多寡而已。

　　清代的袁枚在《隨園食譜》里作了一個權威的論定：“見水不見米，非粥也；
見米不見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膩如一，而后謂之粥。尹文端公曰：‘寧人等粥，毋粥等人�！�此真名言，防停頓而味變湯干故也。”

　　食粥一事，中國舊時文人筆下時常涉及的。宋代費袞《梁溪漫志》里，有一篇《張文潛粥記》，講得最透徹了�！皬埌驳烂砍科�，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虛，谷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臟腑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將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養(yǎng)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yǎng)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這與宋代陸游的一首《食粥詩》，主旨上頗為相似：“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他們所以把食粥提到養(yǎng)性命，求安樂，得長生的高度，其實，這是和我們中國這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社會靠天吃飯，經(jīng)常因天災人禍，十年九荒造成的糧食匱乏狀況相關聯(lián)的�！懊�時吃干，閑時吃稀，干稀搭配”的“稀”，也就是粥。這種農(nóng)家飲食習俗，并不表明種田耕地的農(nóng)夫，不習慣一年到頭天天吃干飯，而有喝粥的癮。非也！問題在于忙時吃干，閑時也吃干，到了青黃不接之際，甕空罐罄，無米之炊，巧婦難為，那勒緊褲帶的日子就難熬了。

　　張文潛、陸游的食粥，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寒文人于困頓中的超脫，于窘迫中的豁達，于匱乏中的安恬，于平淡中的自適。他們筆下的粥，就不僅僅是果腹之物，而是精神上的自我宣示了。

　　蘇東坡由湖州任上量移密州，調(diào)差之際，曾約秦觀、參僚同游鎮(zhèn)江金山寺。由于當日隨后風浪大作，船只無法返航，遂留宿僧寺，在那里，他作《大風留金山兩日》詩一首。最后兩句為：“潛山道人獨何事？半夜不眠聽粥鼓�！�

　　所謂“粥鼓”，就是寺廟清晨傳膳的擊鼓聲。

　　此時的蘇軾，由于經(jīng)受不了官場的傾軋，小人的排擠，主動要求外放，離開朝廷，放浪江湖。初初領教到失落，冷淡，白眼，排擠的滋味，能夠切身感受平民的心情。這才使他有僧寺里與眾和尚在一起，餓著肚子等待清晨那頓粥時，既親切，又迫切的體驗。文人要放不下架子，而且太快活，太優(yōu)裕，經(jīng)常處于酒足飯飽，聲色犬馬，桑那按摩，三陪服務的大滿足中，是不容易體會到饑餓、貧窮的真情實感的。

　　蘇軾另一首求粥的詩：“老我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杖君家去。”這時候的蘇東坡，已經(jīng)是飽嘗人情冷暖，深知世態(tài)炎涼的一謫二貶之人，更是坦蕩無遮，文人本色。這種聞粥而去的落拓不羈，浪漫情懷，多少是他身處逆境中的精神抗爭了。

　　“人以群分，物以類聚”，什么人能跟什么人相通，來往，交際，接近，是有其規(guī)律的�？础端疂G傳》便可知道，凡贊成“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好漢，才聚齊到梁山泊；
淡茶一盞，薄酒一杯，小菜一碟，談詩論文，肯定是《儒林外史》中文人雅士們的集會；
而吆五喝六，猜枚行令，觥籌交錯，水陸紛陳，不消說，在座的便是些《三言兩拍》里官佐商賈，市井小人，酒肉朋友，飲食男女之流；
若是聽到抬轎吹拍之聲，捧場喝彩之詞，帝王偉大，長官英明，上司正確，老爺英明，便知是《官場現(xiàn)形記》里的盛會。

　　道理很簡單，彼此同為肉食者，脾性能接近；
大家同是喝粥者，心情易相通。

　　舊時文人，很提倡甘于清苦的精神，在《顏氏家訓》中，提到了一位叫裴子野的文人，說他“有疏親故屬，”凡“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yǎng)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敝挥凶约吼囸I過，才能體會別人饑餓的痛苦，裴子野與眾親友一齊捧碗啜粥，那是充滿了人情味的溫馨場面。同樣，從鄭板橋《家書》看到，給他弟弟的信里說“十冬臘月，凡乞討者登門，務餉以熱粥，并佐以腌姜�！币部芍�只有自己清寒過，才能了解別人清寒的窘境。中國文人與粥，這種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于他們自身的貧苦體驗而來。正因如此，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里，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間的疾苦。

　　由此看來，若曹雪芹一直過著“鐘鳴鼎食”，“錦衣飫食”的生活，未必會寫出《紅樓夢》來。他的文友敦誠，敦敏兄弟，在詩中說到他貧居北京西山時的窘迫景況，“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使我們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于他家境沒落以后，處在生活貧窮線上，才了解到人世的滄桑，時事的艱窘，仕途的險惡，命運的坎坷吧？

　　敦誠的詩，自然有詩人的夸張成份。曹雪芹那時的確生計艱難，但尚可以到小鋪去賒二兩酒，看來，還不到只是以粥果腹，舍此別無其它的地步。因為，按常理，即使再薄的酒，也比再稠的粥，多費上幾文。何況中國人喝酒，最起碼要一碟花生豆吧，連斯文掃地的孔乙己，還以茴香豆下酒呢！若以鄭板橋自敘的“半饑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頓無下頓的七品縣令嘛？要餓得兩眼發(fā)青，曹雪芹寫不出《紅樓夢》，鄭板橋也畫不出墨竹了。然而，他們過著的是當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當無疑問。在物質(zhì)水平上，與大多數(shù)人相同，因此在認知上，更接近勞苦大眾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戴著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里的作家，一天到晚打飽嗝，從無饑餓之苦，窮困之痛，也就難以與喝粥的中國大多數(shù)人共鳴，便一點不奇怪了。

　　中國舊時文人，由于喝粥的結果，多半喝出一個淡泊的精神世界，實在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他們或堅貞自守，或安貧樂道，或充實自信，或知足不爭，但在他們的筆下，卻總是程度不同地要發(fā)出對社會，對民眾，對國家，對世界的真實反響。有的，哪怕為之付出生命，也要說出大多數(shù)人想說的話，這就是喝粥文人與大多數(shù)喝粥普通人的心靈感應了。

　　文學，要都是風花雪月，虛無縹緲，沒有老百姓的真情實感，恐怕也夠嗆的。(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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