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鳴先生前不久厲聲疾呼：“西方哲學死了!”。對此，筆者難以茍同。即使是一種建立在主客體的分裂已達極端的范式基礎上的哲學話語，它也只能表明這種哲學自身的某個維度的嚴重越位。對此的“消解”只能是重新界定這種哲學話語的各個維度的關系。如果說黑格爾的“異化規(guī)律”從哲學的高度對事物存在和發(fā)展的秘密進行了破譯，那么，即使“理性主義”作惡多端，我們也只能從“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分裂以及后者所獲得的它不應該具有的功能上進行糾正，換言之，重新對它的功能進行“資格論證”。

　　在這種意義上，從來不會存在早先的季羨林、現(xiàn)在的黎鳴，以及許多有志于中國文化復興的有識之士所預料或言說的，僅僅因為西方哲學、西方文化所導致的一戰(zhàn)、二戰(zhàn)、環(huán)境污染、人與人之間日益異化等等負面因素，就自行論證了中國哲學、中國文化在21世紀復興的可能性和它應該復興的合法性。作為一種建構一個民族的精神共同體、一個精神家園，從而塑造國民健全的人格的民族文化，中國文化的復興的合法性基礎不在于西方哲學的危機，而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價值依據的證明、它對于一個無論如何都表現(xiàn)出最明顯的文化屬性的民族生存和發(fā)展的意義，以及它在當代文化言說中的缺位。因此，從文化復興的角度上講，西方哲學的命運固然可以給我們的哲學文化闡釋以一個參照系，但它并不構成一個可以作出事實和價值判斷的標準。作為一種以其思維方式、邏輯結構的演繹而將一系列本身已經將價值信息進行編碼并滲透進文化話語的學科，追問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必須抓住中國文化本身的價值依據、它失落的后果，以及它切入當代的意義的語境。這是構成我們闡述“合法性危機”的嚴厲前提。

　　似乎正是預感到了這點，陳明在他發(fā)表于6月2日的《讀書時報》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學科還是意義？》中強調：“我認為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是意義危機，它指向的不是傳統(tǒng)思想文本及其解讀，而是當代‘哲學家’群體的工作及其產品，以及它們與民族生命/文化在精神上的自覺聯(lián)系。具體來說，就是作為一個承擔著特殊使命的學科的‘中國哲學’及其承擔者的工作、勞動，不能如國人所期待的那樣在當下與歷史、未來之間建立起意義和精神上的聯(lián)系，不能在時代條件下創(chuàng)造性地建構起基于民族生命的表達系統(tǒng)。它所關涉的，根本上是民族生命/意志/文化的自覺程度和實踐力度的問題�！边@無疑一語中的。但顯然，在此語境中的“合法性危機”與政治統(tǒng)治上的“合法性危機”不存在話語譜系上的一致性。如果說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危機主要指其喪失了“正當性”，即一種倫理上的拷問，那么在此的“合法性危機”指的是一種曾經存在，卻無法履行其功能的學說已經喪失了對當代的解釋力，它與賴以證明其存在價值的對象之間切斷了聯(lián)系。在這個時候，消除這種學說的“合法性危機”，就是重新闡述其話語體系，不斷地與對象融合，并在與當代語境的合諧中超越自身。

　　這一點已經無可置疑地證明蔣慶背后的“讀經”的意義。但更有必要指出的是，以經典的形式閱讀經典是不夠的。如果說經典背后是古人的特定時代環(huán)境，在文化的傳承中，逐漸修改文化符號成了一種發(fā)展的特征，那么重新捧讀經典的原文不僅接觸到了可以抽象化、形而上學化的文化語符，而且還接觸到了經典與當時環(huán)境聯(lián)系在一起的各種政治、社會指令，而這些指令，可能不僅與當代的意義重構沒有聯(lián)系，還可能有害無益。當代人置身于一個與古人不同的時代環(huán)境，除了超越于時空的人性的自發(fā)反應，以及一種文化“原型”的同構外，賴以思維和進行判斷的外在時空環(huán)境，即材料、符號、工具等等是不同的，一個讀經者是否能超越于當代物質空間形式而進入經典，從經典中改變自身，再以自身為中介實現(xiàn)古與今的對接，使經典再次在當代發(fā)出異彩，是令人懷疑的。誠然，讀經者多是兒童，其思維方式、人格結構尚未定型，而經典本身的思維方式不僅可以進入其精神世界，其價值符號更可以進入其價值本體，從這種意義上講，“從娃娃抓起”似乎具備了一種教育學的可行性。不過正是如此，在兒童尚缺乏判斷力，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情況下，經典中的有些文化語符，比如對君王的尊崇等會對其人格結構進行滲透，不利于在一個崇奉自由、民主和獨立的時代的精神世界的建構。故而，在不丟失文化指令的前提下，以當代的語境對經典進行“翻譯”是最好的。文化的復興必須能夠做到在闡述自身時，也不斷地通過開放，與異質文化的交流而揚棄自身。如此，一個賦予民族存在發(fā)展以意義、在不斷地吸收異質文化的有益價值信息中確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的文化-精神共同體才會浴火重生。

　　而正是如此，文化復興與其背后的一套哲學話語的“合法性”建立了緊密的聯(lián)系。不斷地編碼文化指令的哲學話語的形式使文化在一定的邏輯結構下成型。不解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文化保守主義”很難找到更深刻、更有力的論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必然是一種哲學，但它有深刻的哲學基礎，卻是無可懷疑的。在對宇宙、人生、社會、人性的觀照中，對基礎的論證雖不構成文化體系的主要成分，但它構成了這個體系成立的先在依據。而哲學話語顯然不是一種如同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更強調實證的話語。與其說哲學是一門特定的學科，不如說是一種達到了什么“高度”便可以叫做“哲學”的觀察、思考、論證的話語方式。研究政治側重于實際的政治操作便叫做政治學，而為政治活動尋找倫理、人性、社會等等的基礎便是政治哲學，而后者已經不是政治學，而是哲學的一支。從這種意義上講，說中國哲學不是哲學是毫無道理的。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自有自己一套不同的話語方式和思維方式。如果說西方哲學建基于主客體分裂的基礎上，從而更側重于話語的語義分析、邏輯上的論證、對基礎的苦苦追尋、不斷地在準備接受駁難中尋找理由和證據，從而呈現(xiàn)出鮮明的認識論，以及在認識論基礎上的規(guī)范性的特征，那么建基在主客體的統(tǒng)一、側重于直觀、混沌、模糊地把握事物本身、在認識論基礎的“消隱”中較鮮明的規(guī)范性的中國哲學，則雖與西方哲學不同構，卻是同質的。它們是“面對事物”的兩種方式，即使可以比較優(yōu)劣，一方也不能以自己的標準來對另一方的意義乃至存在本身進行否定。

　　哲學背后是深刻的思維方式和價值信息。一種哲學認識論可以催生出一種價值，這種價值不僅可以提升人的文明修養(yǎng)，甚至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比如，建構在懷疑主義基礎上的哲學認識論認為，人與認識對象之間、語言與事實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對應關系；
也即，我，以及無數(shù)人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世界本身，我們僅僅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從不同的層面進行的“觀察”而已，從而沒有誰能掌握了真相，只能說是誰，并且不是他本身，而是他的看法，在哪種角度和層面上，更接近于事實的真相。這種哲學認識論的基礎既破除了絕對論和徹底的相對論，同時也為否決了有誰掌握真理，從而為寬容、民主和尊重他人的看法這種言論自由提供了認識論的先驗依據。擁有這種思維方式的人，久而久之便可以使它進入價值本體，并通過對文化語符的不斷編碼而形成一種文化自覺。任何一種自由民主制度，背后都可以看到這種哲學的身影。因此，當我們強調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時，不僅著眼于它在當下對于現(xiàn)實解釋的無力，它對經典文本的解讀的純粹知識化、符號化方面的問題，更重要的在于一種思維方式、話語方式的轉軌。同一種思維方式可以對不同的話語符號進行相同形式的“編碼”，從而消解它們不同的價值信息而將它們納入運行的同一軌跡，而在此基礎上，文化是不可能實現(xiàn)價值上的應然性的證明的。因此，在文化復興的背后實際上是哲學對“合法性危機”困境的不斷應對。而一旦哲學能在思維方式、話語方式，以及背后的認識論基礎上“編碼”文化的指令，傳統(tǒng)文化便可以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不斷撞擊中獲得價值上的充分論證，并加快復興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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