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頓（１８３４～１９０２）的名言“權力使人腐蝕，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蝕”早已為我們所熟知，但他的著作不知何故很少被翻譯。他開創(chuàng)的劍橋史的事業(yè)倒是我們很熟悉的，延續(xù)至今，僅其中的一套劍橋中國史就使我們獲益匪淺。阿克頓十分博學而又極有見識，但卻寫得很少。他去世以后，人們發(fā)現(xiàn)他遺下的成千上萬卷書幾乎都被他讀過，頁邊都寫有注釋，還有無數(shù)的木格子，其中裝著各種資料和索引卡片。有學者曾經(jīng)隨意翻閱過幾個格子，其中一個記的是自從荷馬史詩中優(yōu)力棲斯的老犬開始、人們對動物的同情心的許多古老事例；
另一格是專門收集各民族所有出版物中對繼母的苛刻語言的。

　　最近偶然重新翻到我１９９１年讀他的《自由史及其他論文》（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所作的筆記，不禁感慨系之。阿克頓寫道：“在每一個時代，自由的進步都被它的自然的敵人——無知與迷信、征服欲與愛安逸、強人對權力的渴望和窮人對食物的渴望——圍困著而舉步維艱�！�…在所有時代，自由的真誠的友人都是很稀少的，它的取勝一直要歸功于少數(shù)人，是由這少數(shù)人聯(lián)合其他一些目標常常和他們并不一致的人而取得的，這種總是潛存危險的聯(lián)合通過給敵手提供恰恰是反對自己的基地，以及在成功時的腐化引起的爭端，有時竟致是災難性的。”

　　而有關自由的錯誤的觀念，也許比利益的沖突對自由所造成的損害還要大。自由的進步于是要相應于知識的提高和法律的改善。阿克頓所理解的自由是：確保每個人在做他相信是他的義務的事情時，可以不管權威、多數(shù)、風俗、意見的影響而得到保護。他說：“我們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真正自由的最可靠標準就是少數(shù)所能享受的保護范圍。自由在此就可定義為宗教的基本條件和保障�！币嗉醋杂墒紫仁橇夹暮托叛龅淖杂�，或者說，是貢斯當所指稱的“現(xiàn)代自由”。

　　但在強調(diào)參政權的“古代自由”的發(fā)展中，未曾就沒有與“現(xiàn)代自由”一致的東西，這尤其體現(xiàn)在法律的改善和權力的分散上。阿克頓認為：梭倫立法的意義在于：上層階級過去一直掌握著立法與司法權，他仍然讓他們掌管，只是把上層階級的標準由不變的血統(tǒng)變成了可變的財富。而窮人也有了從上層階級中選舉行政官的權利。此前，人們知道的反對政治無序無政府的惟一資源只是權力的集中，梭倫卻承擔起通過權力分散而達到同樣效果的任務，他說民主的本質(zhì)就是不服從任何統(tǒng)治者而只服從法律。任一少數(shù)或者多數(shù)都不應當獨攬大權。正是后來雅典人中人數(shù)最多的一個階層把司法、立法、以及部分的行政權力統(tǒng)一到一起，使立法者凌駕于法律之上，從而使雅典走向了衰落。而古羅馬的自由也經(jīng)歷了與雅典同樣的興衰。

　　另外，在有關自由的古典文獻中，尚缺少下面的因素——代議制政府、擺脫奴隸制和良心的自由。那些訴諸更高的權威給政府劃了一條形而上界限的人們，卻不知如何使之成為現(xiàn)實。故蘇格拉底對變質(zhì)了的民主暴政的抗議，所能做的只是為其信念赴死；
斯多亞派只能勸導智慧者避開政治，把未寫下的法律放在自己心里；
直到基督說“讓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才帶來對絕對主義的否定和自由的新的就位。

　　在阿克頓看來，現(xiàn)代自由實在與基督教有不解之緣，宗教自由是公民自由的啟動原則，公民自由是宗教自由的必要條件的觀念，是保留到十七世紀的一個發(fā)現(xiàn)。但后來對平等的過度渴望卻使“對自由的希望成為泡影�！蔽磥聿蝗輼酚^，但阿克頓又告訴我們，如果有理由對過去驕傲，那么也有理由對將來的時代抱有希望，“因為將來的故事是藏在過去之中的，那一直存在的與將要出現(xiàn)的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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