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社會問題與矛盾，引起了海內外學者與中國問題觀察家的廣泛注意。人們共同關注的問題是，漸進式經濟改革進行了二十四年以后，中國已經進入了改革中期階段，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積累下來的矛盾與問題，是否會對政治穩(wěn)定產生影響？這些矛盾與問題，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情況下，會導致社會矛盾的加劇，并進而引發(fā)政治沖突？

　　一些海外一些作者僅僅從經濟視角來論證中國必將發(fā)生政治危機，有人甚至地斷言，中國將會在五年內崩潰①，這樣的結論未免過于粗率簡單。事實上，經濟與社會問題是通過它們對政治結構的挑戰(zhàn)來體現的。不同的政治系統(tǒng)與政治社會結構在承受、適應與解決社會危機方面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要對中國的前景作出預測，就必須超越經濟學內部的思考，進入政治學與政治社會學的思考領域，只有把經濟與社會矛盾放在這一社會所在的特定的政治體制的背景上來考察，才有可能得對中國未來發(fā)展前景作出更客觀的判斷。

　　中國轉型政治體制與高經濟增長

　　自七十年代后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已經發(fā)生相當深刻的變化，進入經濟改革中期的中國政治社會結構有什么基本特點？我們可以用發(fā)展政治學的概念，把這一政治模式概括“后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的權威政治模式”（Post totalitarian Technocratic Neo-authoritarian Regime）。大體上，這種發(fā)展模式具有三個基本特點。

　　首先，是它的技術官僚特點。八十年代初期以來，執(zhí)政層主要是由技術型官員為主體，這一種類型的執(zhí)政層可以稱之為“技術專家型執(zhí)政層”，在國際政治學上，人們一般也中性地稱之為“技術官僚政治”(Technocracy)，這一執(zhí)政層一般具有超越意識形態(tài)思維的工具理性與務實的決策風格，這種技術專家執(zhí)政層，對于中國從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全能主義（Totalitarianism）政治向現代化政治的平穩(wěn)過渡，對于擺脫保守的教條主義與激進的西化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思維的“路徑依賴”，對于克服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左右政治勢力沖突的兩極化，無疑具有特殊的積極意義，自九十年代以來，中國之所以能從左右兩極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勢力的拉鋸沖突中擺脫出來，自由派與原教旨保守派逐漸在九十年代以來逐漸邊緣化，②，并在保持現存政治秩序的歷史連續(xù)性的基礎上，漸進地變革與發(fā)展，此種技術型官員執(zhí)政模式無疑發(fā)揮了歷史性的積極作用。

　　其次，作為一種后發(fā)展國家的權威政治，九十年代以來逐漸形成的這種政治模式，具有低政治參與與高經濟投入相結合的特點。更具體地說，自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政府通過抑制激進自由派與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保守派這兩極政治勢力的政治參與，并通過對民間政治參與的嚴格制度限制，來實現政治穩(wěn)定，并以此來創(chuàng)造有利于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宏觀環(huán)境，正是由于這種“低度政治參與”下的政治的穩(wěn)定，為吸引國內外資本的高投入提供了有利條件。而資本高投入，與中國幾乎可以無限供應的的低廉勞動力的結合，形成了在國際上具有強大競爭力的生產力。中國權威政治下的低政治參與與高資本投入相結合的發(fā)展模式，打破了后發(fā)展國家一般難以擺脫的低水平循環(huán)，即“低生活水平——低儲蓄率——低經濟投入——低生產率——低生活水平”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形成了“高投入——高增長——高生活水平——高儲蓄——高投入”的良性發(fā)展，實現了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起飛，近二十年來，尤其是鄧小平南方講話以來，中國實現了平均年增長率8%以上的持續(xù)經濟繁榮。根據中國的國家統(tǒng)計局權威人士對中國未來中長期的經濟作所出的預期，中國經濟總量有可能在２００５年超過法國，２００６年超過英國。③ 我們可以認為，權威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參與，與高度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

　　第三，與拉美與東亞權威政治相比，中國的權威體制具有“后全能主義”體制（Post-totalitarian Regime）的特點，更具體地說，這一體制是從改革以前的社會主義全能體制(Socialist Totalitarian Regime)演變過來的，它的形成機制是這樣的：一方面，中國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活領域已經在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影響下，出現了有限的多元化，原先完全受黨政控制的板塊型的“單位”社會內部，分化出自主性的經濟社會組織。④另一方面，現行的政治體制，仍然繼承了全能體制下的組織資源，如執(zhí)政黨的一黨領導，黨組織對社會生活領域的參與與組織滲透，國家政權對傳媒、國家機器、社團組織，對作為國家命脈的大中企業(yè)的有效控制，等等。這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權威政治，保留并繼承了全能主義政治的大部分政治資源，并運用這些政治資源作為工具，來完成中國向市場經濟秩序的平衡過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現代化中的現行政治體制，具有遠比拉美與東亞權威主義國家更強的宏觀控制能力，具有更有效的對突發(fā)事件與危機的處理能力，以及對風險形勢的承受力與適應力。中國現行政治的這一重要特點，是那些預言中國社會經濟矛盾必將導致“中國五年內崩潰”的某些海外觀察家們完全忽略了的。

　　質言之，我們可以把這種“后全能型”的政治權威模式概括為具有剛性調控能力的“低參與高投入”的發(fā)展模式�！昂笕�能政治”在運用強大的國家機器與政治資源動員能力，以剛性方式來排除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政治動蕩與危機方面，應該說是具有其他類型的權威政治所沒有的某些特殊的優(yōu)勢的。

　　中國后全能主義權威政治的另一個發(fā)展優(yōu)勢在于，它具有一種“延時效應”，即權威主義強控制下，即政治低參與條件下，政治穩(wěn)定可以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得以持續(xù)，這就有可能為難度較大的改革與發(fā)展贏得時間。這就在客觀上為政府通過長時間的經濟發(fā)展來解決舊矛盾，提供了可能的機會。政府有較為足夠長的時間與回旋余地，來解決前一時期沒有解決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問題，并有可能在一個比較充裕的時間段里，把前期遺留的矛盾加以化解。新階段出現的新問題，又可以在下一長期間段逐漸化解。政府有更為充裕的條件來應對發(fā)展中的困局。這種權威政治強控制下的“延時效應”，是第三世界那些如同“走馬燈式”更迭的早期議會民主政治難以獲得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后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模式，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后發(fā)展國家來說，是一種有助于應對各種復雜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穩(wěn)定狀態(tài)下，完成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發(fā)展模式。

　　在這一體制下，以下的良性循環(huán)的可能性是不應被排除的：在低政治參與高經濟投入模式下，經濟增長普遍提高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增加了權威的合法性與可信度，有助于持續(xù)的政治穩(wěn)定，而經濟繁榮過程中，中產階級與中間收入層的不斷擴大，他們對民主的期待成為新的合法性標準，新一代執(zhí)政者為獲得受治者群體的廣泛認同，勢必以推進民主來實現這一新的合法性目標，另一方面，經濟發(fā)展導致經濟結構多元化，而對這種多元社會結構中的多元利益群體的整合，又必須采取民主協(xié)商與妥協(xié)的方式，一旦民主政治不但成為受治得對執(zhí)政者的合法性要求的尺度與標準，而且也是成為社會整合所必須的條件，這一種情況下，經濟發(fā)展與民主化就具有了正相關關聯(lián)。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低參與與高設入的發(fā)展模式，從長遠來看，最終將為未來的中國特色民主創(chuàng)造經濟條件與社會前提。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后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是一種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逐漸形成的、符合中國國情并具有明顯發(fā)展優(yōu)勢的政治社會模式。

　　權威體制的缺陷及其對發(fā)展的消極影響

　　雖然，中國現行發(fā)展模式對于改革中前期政治穩(wěn)定與經濟發(fā)展功不可沒，然而，正如任何事物均具有兩面性一樣，在中國進入改革中期以后，又往往帶來權力層腐敗與兩極分化的結構性問題，這一體制的弱點就逐漸地表現出來，如果處理不當，甚至會進一步陷入兩種惡性循環(huán)的困境。

　　首先，是低政治參與與結構性腐敗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從發(fā)展社會學角度而言，權威體制的低參與度，雖然有助于抑制過度參與膨脹，不從而進一有利于改革啟動期所需要的政治穩(wěn)定，正是這種秩序穩(wěn)定與低勞力成本的結合，從而起到激勵投資的作用，然而，“低參與”也具有“兩面刃”的特點，首先，以“低參與”為特征的權威政治卻難以避免權力層與管理層的腐敗。這是因為，權威政治是以權威性的資源配置為基礎的，一般而言，權威配置是以排斥自下而上的制度性權力制衡為條件的。在這種情況下，有效監(jiān)督的缺乏，經濟市場化過程中官員接觸經濟事務的機會的急劇增多，尋租現象的普遍存在，就勢必增加腐敗發(fā)生的概率。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當嚴重的腐敗發(fā)生率，引起社會公眾日益強烈的不滿時，某些當政者與部分地方當權官員為了維護自己的非法利益，他們會以“政治穩(wěn)定”為理由，進一步抑制與排斥自下而上的對政府官員的批評。把對腐敗現象的揭露視為反現行體制的非法行為，并利用自己的權勢來阻遏對自己的監(jiān)督與批評。正因為如此，其結果實際上就會形成“低參與——高腐敗發(fā)生率——強權威控制——低政治參與——高腐敗發(fā)生率”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缺乏自下而上監(jiān)督的權威體制，雖然在鼓動經濟投資方面如魚得水，但管理層腐敗也會由于缺乏有效監(jiān)督而日益嚴重。

　　其次，是權威體制難以避免“低參與”與“高兩極分化”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從發(fā)展社會學角度而言，在低政治參與的約束條件下，高水平投資（特別是外國投資），往往會導致收入不平等的急劇擴大。雖然，在進入發(fā)展起飛階段以后的相當一個時期內，收入差距的擴大有其不可避免性與相對的合理性。正如美國學者阿德爾曼所指出的，“高速度的工業(yè)化，迅速提高的農業(yè)產生力與高增長率，這一切都趨向于有利于高收入群體，而不利于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分配。經濟發(fā)展的動力學趨向于對貧困階層相對不利，經濟發(fā)展的最大受益者始終是中等階層和高收入階層群體�！雹� 更具體地說，原先掌握各種稀缺資源的較為富有的人們，分享經濟發(fā)展的利益的機會，要比缺乏這些稀制資源的下層民眾要多，這是發(fā)展經濟學中已經注意到的一個自然趨勢。

　　然而，權威政治下，掌握不同稀缺資源（如權力、財富、機會、地位與名望等等）的人群之間，也即經濟精英與權力精英階層之間，彼此很容易會形成“反法制的互利性”⑥，即他們各自利用自己所擁有的稀缺資源進行利益交換，從而通過這種非法的互利行為而使彼此均可獲得更多的稀缺資源，如財富、地位、權力與機會，等等。這樣，擁有資源的人群與沒有資源的人群之間的差距將會在“低參與政治環(huán)境”中進一步擴大。兩極化的程度也會更高。正因為如此，權威體制下的低度參與，將會一步加劇這種貧富之間的兩極分化趨勢。事實上，改革開發(fā)20多年，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在1980年是0.33，到1994年突破警戒臨界0.4，目前已經超過0.45。中國已經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國家的行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速度在加快，收入分化帶有明顯的群體特征，公眾對收入分配現狀越來越表示不滿，尤其是那些依靠行業(yè)壟斷獲取的不合理的高收入。

　　低政治參與與高兩極分化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一方面會使下層民眾產生日益強烈的相對挫折感，以及對現實政治的不滿，甚至進而會在部分失利階層及至絕望階層中形成再次激進化的政治傾向，另一方面使富有的既得利益群體為保持自己的權益而保守化，社會由此會形成階層之間的嚴重對立。拉美國家在這方面是有嚴重教訓的。

　　謹防出現地方政治“蘇丹式政權”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人們失去對這種以抑制政治參與為基本特征的權威體制的消極面的警惕，這一體制就難以避免權力管理層腐敗、社會不公以及兩極化現象，這里特別要提到技術型權威政治下的官僚文化問題。雖然，如前文所述，這一群體在中國當代現代化過程中具有重要歷史貢獻，然而，一方面，由于權威政治下的地方一級官僚，在低參與制度保護下，可以避免面對體制外的強大的政治挑戰(zhàn)，由于體制的約束，社會上并不存在挑戰(zhàn)并制約這一官僚利益凝固化的現實力量。因而很容易在官僚層中形成尾大不掉的利益壟斷與排它性的分利集團，（例如農村地區(qū)費改稅難以推行，干部精簡困難重重，中央保護農民利益的諸多政令無法落實等等，均與這些政令與地方官員推行者為了維護本身利益而進行消極抵制有關。）另一方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又同樣恰恰是“后全能體制”的特點，中國社會內部自組織力量的天然缺乏，中國通過內生的市民社會與自主性社會機制來緩解矛盾的機制，比拉美與東亞權威主義體制更為缺乏。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中國改革進入中期以后，權威政治下的官僚利益已經出現凝固性與內封閉性�！昂笕�能體制”的剛性，又起到有效扼制自主性民間聲音的慣性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央一級缺乏治理這種轉型期官僚病的決心，地方官僚利益在沒有面對挑戰(zhàn)者的情況下，勢必不斷凝固化，自我封閉化，在某些“天高皇帝遠”地區(qū)，將出現一種最壞的權威政治亞類型，即“蘇丹式政權”（Sultanistic Regime）。⑦ 蘇丹式政權是權威政治中的一種極端私人化權力類型。更具體地說，此類權力者甚至可以在完全不受傳統(tǒng)習俗與慣例的約束的情況下，極端任意地行使權力。此類權力者運用自己長期積累的裙帶人脈關系網、通過任人唯親（cronyism）來從事腐敗活動�，F代蘇丹式政權的特點，可以運用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林茲的分析，概括如下。

　　首先，是權力的完全私人化，掌權者把所管轄的地區(qū)完全看作自己的私產。

　　其次，是權力行使的任意性與無規(guī)則性。權力者使用其權力是任意的，不受制度與規(guī)則限制與約束的，也不受任何對意識形態(tài)與價值體制的效忠精神的制約的。權力者個人的意志就是法律。這些大大小小的“蘇丹”們甚至并不感覺到有必要用意識形態(tài)的用語，來包裝他的私人意旨的合法性。

　　第三，是通過私人網絡來進行統(tǒng)治。掌權者任用的官屬并不是通過正常的普遍的官僚程序或規(guī)則或標準選擇的結果，而是任用親戚、朋黨，甚至黑社會式的團伙。這些受任用者的地位直接取決于他對統(tǒng)治者的效忠與服從。人們對權力者的個人的效忠的動機，并不是由于這個權力者代表了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理想，也不是他具有什么超凡的魅力品格，而是由于權力者運用恩威并施的混雜手段，從而使人們對他產生懼意。

　　掌權者及其僚屬并不代表社會上的某一階級或集團。雖然這個社會在許多方面都已經很現代化，但這種政權形態(tài)之所在在某些發(fā)展中國家相當強大，就是因為這些國家與地區(qū)的傳統(tǒng)的與法理的權威均都很弱。從而使這種權力個人化的政權能乘虛而登堂入室。⑧

　　上述由美國學者林茲所概括的對蘇丹式政權的特點的描述，雖然不是針對中國。但這些特征，又與中國某些地方官員的所作所為何其相似。例如，人們可以回憶起中國新聞中曾經報道過的某位地方官員的名言：“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這就是這正是那種無須意識形態(tài)包裝的“蘇丹式用語”的顯例。

　　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為什么會出現部分地區(qū)官員的“類蘇丹化”傾向？這是由于全能主義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信仰，對某些地方官員的約束力已經逐漸弱化，而權威政治的低參與特點，又使地方官員的行為失去有效監(jiān)督機制的制衡，只要存在著這種既不受舊規(guī)則約束，又不受新規(guī)則約束的、完全受個人不開化的利己心理支配的失范狀態(tài)，地方政權中就會出現當權的保護人與受其任命的被保護人之間的相互利用的依附型上下級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出現“蘇丹化”或“準蘇丹化”傾向將是不可避免的。賴昌星、禹作敏式的人物之所以在中國現實生活中層出不窮，部分農村社會出現的干部“土豪劣紳化”、“地痞化”、“惡勢力化”，正是某些地區(qū)已經出現“蘇丹化“傾向的明顯征候。

　　“蘇丹式”政權不是與生俱來的政治現象，它是一個漸進蛻變過程的結果。更具體地說，是某種制度結構退化的結果。大多數蘇丹式政權是從某種權威主義政治形態(tài)中蛻化演變過來的。如果說，極端民主化過程會退化為無政府狀態(tài)，那么，權威主義的極端個人化，會退化為蘇丹式的政權狀態(tài)。在一些不發(fā)達國家與地區(qū)，蘇丹式政權這種情況特別普遍，例如，根據林茲等學者的研究，海地的杜瓦里埃、古巴革命以前的獨裁者巴斯蒂塔、伊朗革命前的巴列維家族，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均是此類政權的顯例。

　　如前所述，中國權威主義具有不同于其他權威主義類型的新特點，即“后全能型”特點，這一特點對于地方的“蘇丹化”，究竟有什么影響？從積極方面而言，后全能主義具有全能主義的歷史上形成的制度化的優(yōu)勢，這就使中央通過一黨政治的有效控制，對地方官員的行為有更強的制度化的約束能力，這是防范地方走向“蘇丹化”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后全能主義下，社會自主組織程度遠比一般權威主義國家更低，通過民間力量約束地方權力腐敗的機制更弱，正如前文已經提到的，中國通過內生的市民社會與自主性社會機制來緩解矛盾的機制，比拉美與東亞權威主義體制更為缺乏。“后全能體制”的剛性，又起到有效扼制自主性民間聲音的慣性作用。

　　正是由于“后全能主義”特點的兩重性，如果放松對地方官員的有效控制，失去對地方“蘇丹化”的應有的警覺，剛性的后全能體制，反而更容易陷入地方政權 “蘇丹化”的困境。而且，一旦進入蘇丹化陷阱，由于地方官僚擁有強大的政權手段與對民間社會的強控制能力，用以保護自己的一己私利，要克服蘇丹化就更為困難。而且，由于腐敗與兩極化形成的社會不滿，在后全能體制的權威主義體制下，由于沒有充分暢通的渠道，難以在社會空間敏銳地反應出現，有關社會非常狀態(tài)的信息就不能及時被中央所掌握，這也增加了全社會抗衡地方“蘇丹化”的難度。

　　而且，由于全能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自上而下的對官員控制的程度，在后全能體制下漸漸式微，上級當權者往往“寬容”下級的違法行為，來換取下級對自己的效忠。這就會進一步不自覺地縱容腐敗勢力的惡性發(fā)展。

　　中長期政治前景的展望：中國會不會發(fā)生政治動蕩？

　　在對中國政治的大背景進行了分析以后，讓我們回到本文開始提出的問題上來：中國會不會在發(fā)展過程中，在積累的經濟社會矛盾的壓力下，發(fā)生重大政治危機？

　　本文的看法是，綜合考察中國經濟社會變遷過程的的種種積極與消極現象，并對現行體制的承受力與問題矛盾進行評估，可以大體上得出以下結論，那就是，在十年時間里，中國不可能出現重大的社會動蕩，激進的以政治理念為意識形態(tài)訴求的自下而上的政治挑戰(zhàn)將不太可能發(fā)生。如果治理得當，中國有可能出現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民主化方向的轉變。另一方面，如果對低參與體制的有效監(jiān)督能力低下這一事實認識不足，對它可能導致的上述兩種惡性循環(huán)，即腐敗與兩極化的惡性循環(huán)，沒有足夠的防范措施，而放任這一消極面。那么，在十年以后的中長期里，中國會面對地方“蘇丹化”惡性泛濫的可能。在那種情況下，中國將陷入某種可以稱之為“軟危機”的發(fā)展陷阱。

　　首先，我們要說明在十年內中國不可能發(fā)生導致重大政治動蕩與現行體制崩潰的理由。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取得相當的成績，經濟增長普遍提高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經濟發(fā)展的效績與由此增加的政權合法性也緩沖了社會公眾對腐敗與兩極化、失業(yè)等發(fā)展中產生的矛盾與問題的不滿。雖然社會上存在著種種問題與矛盾，但與八十年代相比，社會成員的心態(tài)基本上已經逐漸趨向溫和化，從整體來說，雖然弱勢群體普遍存在并存在著轉型期社會不滿，但并不存在一觸即發(fā)的那種危機形勢。

　　第二，從政治層面而言，造成中國發(fā)生重大政治危機的政治動蕩，與以激進自由化與保守的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的反體制政治動員有關，只有在社會上存在著強大反體制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反現行政治秩序的聯(lián)結孤立個人的廣泛的社會運動，而中國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后，已經進入一個“脫兩極化”時代，激進自由派與原教旨保守派這兩種以左右意識形態(tài)為依托的政治勢力，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經進入邊緣化，對社會民眾均不具有動員力與影響力。而只要不是以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對民間力量進行廣泛動員，中國政府就不可能面對強大的政治挑戰(zhàn)，因而也不可能出現政治動蕩的局面。固然，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肯定會出現各種社會問題，甚至出現不同規(guī)模的群體性事件，然而， 意識形態(tài)信仰受到了中國現代化引發(fā)的世俗化過程的瓦解，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政府的訴求只要不是以政治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各個階層，各個地區(qū)出現的問題是將分散的，多元的，不會因意識形態(tài)動員而聯(lián)成一片，因此，中國不可能出現重大的全局性的政治危機。

　　第三，中國以技術專家治國層為基礎的政治中心內部，政治態(tài)度已經明顯地“中間化”，更具體地說，政治高層內部以已經不存在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對立與反差，因而也并不可能形成八十年代中后期高層內部，由于政見反差而形成的不可調和的分裂與沖突。正因為如此，進入“后兩極沖突”時代的中國，在政治體制外，不會出現以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的政治勢力，對政治中心及上層政治層構成有影響力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在政治高層內部，由于各成員政治理念的反差度不太，因而也沒有可能在遭遇到挑戰(zhàn)的壓力下，被迫地或主動地分裂為激進保守兩大集團的前景。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國上層政治因而也不可能出現嚴重的不可調和的政治分裂。保持最高層決策圈內部的政治穩(wěn)定將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第四，由于世俗化的沖擊，青年學生一代已經相當程度地非政治化。而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是獲利階層，現今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在態(tài)度上脫激進化，溫和化是知識分子的主流。他們在漸進改革中看到自己的前途，也看到民族的長遠利益。由于知識分子已經溫和化與非意識形態(tài)化，運用意識形態(tài)的使命感動員民眾，并以知識分子為核心與民眾結合成反體制的政治力量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⑨

　　第五，從權威政治對社會的控制的角度來看，即使中國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相當嚴重的腐敗，由于如前所述，中國的“后全能型”權威主義是一種強勢的權威主義，這種權威體制具有對國家機器的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加之高科技、現代交通、通訊能力的發(fā)達，使這一后全能體制的政治控制力“如虎添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它對于危機局勢具有相當強的剛性的承受力與處理能力。社會弱勢群體的不滿也同樣由于而且受到低度政治參與制度的抑制，因而不會既時表現出來。因此，從近期來看，政治穩(wěn)定不會因為腐敗與兩極化的嚴重而敏感地反應出來。

　　正是基于這一分析，可以大體上認為，在可以預見的相當一個時期以內，更具體地說在十年左右的時期內，中國可以維持政治上的基本穩(wěn)定。

　　然而，根據本文已經分析過的，低政治參與條件下權威政治，具有形成兩種惡性循環(huán)的可能前景，具有地方“蘇丹化”的惡性泛濫可能趨勢。如果中國沒有制度上的突破性的新發(fā)展，這些現代化過程中的消極癥候只能越演越烈，而不會自然中止。因此，從長遠來看，在中國權威政治體制下，全能型權威主義無疑對內生的矛盾缺乏自我調節(jié)能力，因此，社會矛盾將會不斷地持續(xù)地積累，中國將可能進入一種不死不活的“軟性危機”狀態(tài)。更具體地說，這里指的“軟性危機”是一種由于“軟政權化”⑩、排他性的壟斷性的利益集團惡性膨脹化、地方政治出現廣泛“蘇丹化”的“非動員型退化型危機”。

　　這種“軟性危機”不同于走向體制崩潰的“硬危機”，“軟危機”的特點是，體制與秩序在形式上會仍然存在，但整個社會卻處于實質上的無政府狀態(tài)，有令不行，有法不依，土皇帝當道，這些因素甚至將有可能成為一種退化的了制度體系的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一旦出現這樣一種退化性的結構陷阱，即使再從事民主制度建設，就會面對更大的困難。更具體地說，當腐敗與兩極化，權錢勾結形成的“反法制互利性”，達到某一程度，腐敗綜合癥就無法通過體制的內部更新克服。

　　雖然，正如前文所述，權威政治可以利用強力控制下的“延時效應”，來爭取更多的時間以化解原有的矛盾。這原是權威政治在促進經濟發(fā)展方面特有的優(yōu)勢。然而，延時效應也具有兩面刃的特點，如果當權者在較長的時間內對舊有社會矛盾的積累，如彌散性腐敗、經濟上的兩極分化、農民負擔過重等等，缺乏足夠的敏感，甚至麻木不仁，也不能在足夠的時間段內找到合適的解決辦法，那么，“延時效應”就會變?yōu)樾屡f矛盾的“延時爆發(fā)”，當新舊矛盾迭加并積累到一定程度時，由于權威政治缺乏安全閥，而后全能體制下的權威主義的安全閥值比一般權威政治更高，積累的矛盾將有可能在某一個偶然因素的引導下出現“低頻高強度”式的爆發(fā)。

　　印度尼西亞可以作為最近的例證。蘇哈托在印度尼西亞推行的權威政治，近三十年來在經濟發(fā)展方面的業(yè)績是有目共睹的。但腐敗長期持續(xù)惡化的腐敗，最終使蘇哈托政權在民眾中喪失了其道德形象與合法性。雖然統(tǒng)治者試圖以華僑為替罪羊來轉移民眾的攻擊矛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收效甚微，一旦出現國際金融危機這樣的突發(fā)性的外在因素，這時，權威主義低政治參與條件下特有的“低頻高強度”的社會動蕩就勢不可當。此時，人們早已經把這一權威主義政權在經濟長期持續(xù)增長的功德忘記得一干二凈。

　　雖然從當下中國發(fā)展的情況看來，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在政治邏輯上看，這種可能前景仍然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如果執(zhí)政層能充分運用現行的體制在制度化程度方面較高的的優(yōu)勢，未雨綢繆地、漸進地穩(wěn)妥地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克服腐敗與兩極化這兩大癥候，經濟增長的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中比較合理地分配，社會不滿在權威體制內部得以化解。使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在一種穩(wěn)健溫和、理性的氣氛中發(fā)展。中國就有可能避免這種“軟危機”的前景。因此，先從完善有效監(jiān)督開始，經由基層民主建設，以及推行黨內權力制衡的制度化，這樣就有可能使中國的后全能型的官僚權威政治，逐漸發(fā)展為權威監(jiān)護下的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民主體制。在發(fā)展中變革，在變革中尋求穩(wěn)定，是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前途所系。

　　注 解

　　① 一位曾經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美國律師章家敦，于2001年在其海外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中，對中國的前景作了頗為悲觀的預言，這位作者斷言，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中國將在五年內土崩瓦解，成為一堆不可收拾的爛攤子”。這一觀點在海外也引起了廣泛注意與回應。在互聯(lián)網上廣泛流傳具有類似觀點的另一篇文章《下一個崩潰的是中國嗎》，該文同樣為人們描繪了一幅中國經濟走向崩潰的未來景象。作者認為，“大量銀行壞帳引發(fā)的金融危機”、“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導致“農民和城市下層階級生存狀況不可逆轉的惡化”, “權力資本的趁勢擴張”等等，這些因素結合到一起，勢必引發(fā)城市與農村下層階級大規(guī)模的社會騷亂，最終引起“高層分裂”，于是“中國將走向經濟崩潰與政治動亂”。

近來出現的此類“中國前景悲觀論”的論著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作者在列舉了種種經濟社會問題以后，直接推斷出中國將因此發(fā)生政治動蕩乃至崩潰的結論。

　�、� 參見2002年2月3日《聯(lián)合早報》：“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蕭功秦：新權威主義政治形成，中國社會己趨于穩(wěn)定”

　�、� 孫麗霞：“國家統(tǒng)計局人士預測：中國經濟2005年將超過法國”，引自《中經網》(www.cei.gov.cn)　2002-07-01 08:13，原文載《國際金融報》。

　�、� 據有關學者統(tǒng)計，在新舊世紀之交，中國的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已經取得了迅猛的發(fā)展，到1998年底，全國各類登記的社會團體已達165,600個，民辦非企業(yè)單位約70萬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已經自發(fā)產生了一個相當規(guī)模的社會自組織趨勢。參見時正新主編：《中國社會福利與社會進步報告(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00年出版)，94頁

　�、� 引自亨廷頓與納爾遜：《難以抉擇》，華夏出版社，23頁，1989年 出版。

　　注6 參見蕭功秦：“軟政權與分利集團化：現代化的兩重陷阱”，《蕭功秦集》，142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參見蕭功秦：“軟政權與分利集團化：現代化的兩重陷阱”，《蕭功秦集》，142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⑦ 蘇丹式的政權這一政治學概念是由美國政治學家林茲在比較政治研究中提出來的。它指的是權威主義政權在不受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制約的情況下出現的一種退化了的極端類型。參見：Edited by H.E.Chehabi and Juan J.Linz: Sultanistic Regime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see,1998)p3-48.

　　⑧ 同上。

　�、� 參見蕭功秦：“世紀之交中國各階層政治態(tài)勢與前景展望”，引自蕭功秦《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3-201頁。

　�、� 參見蕭功秦：“軟政權與分利集團化：中國現代化的兩重陷阱”，《戰(zhàn)略與管理》，1994年第二期，《蕭功秦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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