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制度使窮人變富，壞的制度使富人變窮。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壞的制度。

　　——寫在前面

　　我是誰？將何去何從？在當今社會的轉型與變遷中，我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我處的位置在正在或未來的變革中是有利還是受損？我為什么會感到生存壓力？我對我目前的生活感到舒適嗎？每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都會引發(fā)社會成員對正在或即將變革的社會結構產生個人的重新定位和訴求，重新評估自身的安全指數和尋找新的認同。例如，醫(yī)療改革之后，人們要考慮到存足錢看�。�
住房改革之后，人們考慮到要貸款供房；
教育產業(yè)化之后，引發(fā)了高校生源比例的結構性變化，頗受非議；
神舟五號載人飛船上天，舉國歡慶；
……這些，都是社會成員對一個社會的安全感和認同指數的反映。一個社會的穩(wěn)定程度，實質上取決于這個社會的社會成員對自身安全感的安全系數和該社會中的成員對執(zhí)政黨、國家、民族和社會的認同指數。

　　所有問題的中心命題只有一個，就是：我是誰？我有安全感嗎？

　　當今中國正處于劇烈的社會變革中。雖然宏觀表面平靜，但微觀內部已翻騰。國人普遍處于一種不安全感和缺乏認同感之中。可以說，當今的社會變革，是解放以來僅次于土改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會變革，這種大的社會變革雖然以平和的姿態(tài)出現，但誰也不敢保證未來不會出現大規(guī)模的流血沖突。誰能保證文化大革命不會以一種全新的形式重來一次？

　　當一個國家的執(zhí)政黨執(zhí)政地位的合法性問題突現的時候，就揭示了一個國家的社會認同危機。茅于軾先生認為，中國25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功為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新時期共產黨執(zhí)政合法性的基石。茅先生在《已見曙光待見朝陽──擴大執(zhí)政黨的合法性基礎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中指出，“解決了合法性問題，才有改革的開始。共產黨才能夠比較放心，允許大家來參與改革的討論。如果討論中反覆質疑共產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討論變成往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下一步如何走的重要問題就被扔到了腦后�！泵┫壬�明確指出，必需在擴大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基礎上推進中國所有改革和完成中國社會結構的和平變遷。事實上，隨著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喪失（參見燕園評論于建嶸先生的《終結革命：背棄承諾抑或重構價值》以及本人的《和平革命：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與非正義性考》），執(zhí)政黨執(zhí)政地位的合法性已經成為一個命題，中國老百姓對共產黨執(zhí)政的認同，已經出現危機。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在《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后的社會不穩(wěn)定》中指出，中國再次進入社會不穩(wěn)定時期，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經濟結構調整；
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yè)洪水’；
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xiāng)差距和地區(qū)差距；
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最大的經濟損失；
世界最大范圍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比绻麍�(zhí)政黨不加以重視，將會危及國家和社會的穩(wěn)定。

　　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三位從宏觀角度以調查研究形式對當今中國社會作了真實嚴峻的剖析，下面我將從微觀角度以社會學心理學角度對當今中國社會問題進行闡釋：

　　1、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

　　2、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認同感的偏離；

　　3、不安全感的增強與認同感的偏離對矛盾的激化；

　　4、中產階級的孵出；

　　5、結論。

　　1、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現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不安全感普遍增強，不僅是生活在最底層的農民，就連生活在社會最上層的1%的權力精英和4%的經濟精英，都普遍感到了不安全；
處于社會中層12%的中產階級，是目前安全感指數相對較高的階層。中國各階層的不安全感具體表現為掌握權力的權力精英對社會成員自由言論、集會、結社的控制，即對自身擁有的權力的不安全感；
大量貪官攜款外逃和私有企業(yè)主向國外轉移財產，即對自身擁有的巨額財產的不安全感。僅《人民日報》公布，近年來中國貪官600多人卷款50億外逃，實際的數字遠不止這些，保守估計，90年代以來，中國外逃貪官和現正打算外逃的貪官約2000人，加上已經拿到外國綠卡的中國官員和經濟精英的子女親戚等，共卷款1萬5千億。中國高層生活狀態(tài)尚且如此，處于中國社會底層的平民特別是下崗工人和農民，不安全感則來自最基本的生存威脅。在醫(yī)療、住房和教育改革后，處于社會底層的平民階層的不安全感顯著增加。精英的不安全感來自未經認同的權力和巨額不合法財產，平民的不安全感則來自教育與生存。相比之下，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訴求則簡單得多，主要來自日常生活的住行等生活安全，如擔心偷盜，搶劫，飛機出事等。安全指數是一個社會的穩(wěn)定指數，不安全感容易產生攻擊性。如果一個社會的某個階層安全感普遍下降，這個階層的暴民數量就會明顯增多。茅于軾先生說，中國每年處死超過一萬人，“如果分析一下這些人的收入和文化水平，恐怕大部分都屬于社會的低層�！睘榇�，茅先生建議少執(zhí)行死刑，主張用毛澤東的話：“可殺可不殺的，一概不殺。”安全感的普遍潰乏，以及安全感引發(fā)的攻擊性，容易引發(fā)一個社會的變革危機。王、胡、丁三人的文章指出，目前的一些突發(fā)性事件，多是“能量聚集型”；
但如果“能量聚集型”事件得不到解決，就會發(fā)展為“放大型”社會事件，導致如印度尼西亞之類的暴亂。

　　2、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認同感的偏離。所謂認同，就是指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歸為某一類。認同感，外在表現為一種歸屬感，與安全感相關。認同又分為社會認同和自我認同。多數人的自我認同構成社會認同。例如我認同我自己是一介平民（自我認同），認同楊元慶是精英（社會認同）。認同有一種承認、歸屬之意�，F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認同感普遍偏離，主要指中國各階層的社會認同彼此偏離。例如神舟五號載人飛船上天，普天同慶，是因為中國社會各階層民族認同普遍一致，神舟五號載人飛船上天，中國社會各階層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驕傲。但除了民族認同，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其它社會認同都有不同程度的偏離，如執(zhí)政認同，改革認同，同一階層對另一階層的財富認同等。改革并沒有如改革之初有預記的那樣，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帶動下大家一起富裕，而是少數人得益，大多數受損（相對受損），因此使得改革的合法性也開始遭到質疑，即改革認同的偏離：在某一項改革中，高度認同的只是既得利益集團，受損的弱勢群體則只有無奈跟隨；
共產黨執(zhí)政50多年來，中國人的政治生活并沒有多大改變，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方面甚至還不如19世紀二三十年代，加之近來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喪失，由此產生中國社會各階層對共產黨執(zhí)政認同的偏離：權力精英要求更加集權和建立新的權威，廣大平民呼吁政治改革和民主。執(zhí)政黨總是努力把國人的民族認同引向執(zhí)政認同（如申奧、發(fā)射載人飛船等）。仇富心理的出現，近兩年來獨甚，每倒下一個富豪，國人都拍手稱快（孫大午案除外，對孫大午案，出現相反的一邊倒），即是對富人的財富認同的偏離：資本積累的原罪與掌握巨大資本的精英階層的為富不仁和赤貧階層與下層平民對財富不公平占有的仇恨。中國已經出現執(zhí)政認同危機，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也深刻認識到了這點，企圖以不斷深化的經濟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來彌補，同時加強對國民的日常生活與思想控制（例如對自由結社和網上言論的控制），極力利用國民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來建立新的民族主義精神，引導國民把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等同于執(zhí)政認同（例如反黨就是叛國），極力混為一談（例如愛國主義就是愛黨）。相比而言，中產階級對共產黨的執(zhí)政認同程度較高。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變遷的繼續(xù)，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層已經相對沉淀和明晰，即1%的權力精英、4%的經濟精英構成了中國社會的上層，各級政府局級以下官員、技術和文化精英、高級知識分子、中小企業(yè)主和中資外資企業(yè)中高層管理者構成了12%的中產階級，廣大城市市民和農村農民構成中國80%的平民階層處于中國社會下層，還有3%赤貧階層。由于改革繼續(xù)向既得利益集團傾斜，中國社會的分層逐漸出現類似于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上層精英不認同下層平民，下層平民也不認同上層精英。中國事實上與印度一樣，成為極不平等的國家。

　　3、不安全感的增強與認同感的偏離對矛盾的激化。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認同感的偏離導致了對中國社會傳統道德認同的偏離�，F在社會風氣日下，傳統道德失守，在于中國人的認同出現在與傳統相比比較大的偏離。例如，由于貪污腐敗盛行，權力精英靠攫取權力快速致富，使中國人的勤勞致富的傳統美德受到威脅。各行各業(yè)貪污腐敗成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占一畝三分地，職業(yè)道德淪喪。娼妓普遍存在。雖然人們以妓女為恥，但對妓女的態(tài)度較傳統改了許多，同情多過責難。有部分地區(qū)出現夫妻檔，男的拉客，女的接客，俗稱“放飛”。中國社會各階層不安全感的增強和認同感的偏離還導致了矛盾的激化，如“民工”現在成為不穩(wěn)定的代名詞，民工在每一個城市，都被視為“潛在的小偷”，成為一個城市的不穩(wěn)定因素。普通市民嫌民工臟，有大學教授建議在公共汽車上開辟“民工專區(qū)”。打、砸、搶是暴民的拿手好戲，群體性哄搶事件時有發(fā)生；
同時，利用權力強占則是權力精英和經濟精英的一貫作風，近年來不斷發(fā)生的農民和城市下崗職工到天安門自焚慘劇，說明了中國社會上下兩個階層的對立已經到了相當地步。中國已經出現俄化和拉美化傾向，俄化即權力精英中的腐敗集團逐步取代平民成為反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拉美化即貧富差距的繼續(xù)擴大化。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不斷惡化，達0.49，實際已經超過0.50，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認的國際警界線。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中國之所以在如此大的基尼系數下仍能維持社會穩(wěn)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zhí)政黨改革開放的成功和嫻熟的高壓控制手段，以及中國二千年來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鋼性。然而經常會有突發(fā)事件發(fā)生，下層平民的集體上訪、自焚、投毒、爆炸、縱火等。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質勘探大隊基礎工程公司下崗職工劉建平在公司居民樓內縱火自焚，造成居民樓內多人死傷；
繼南京拆遷自焚和安徽農民朱正亮天安門自焚之后，10月1日，湖北荊門又一農民企圖在天安門前自焚未遂。越來越多的沖突事件表明，改革開放前被稱為人民內部矛盾的沖突事件，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社會的兩個階層或利益集團的直接對立事件，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不能再稱之為人民內部矛盾。平民階層對精英集團是一種羨恨交織的復雜心態(tài)，精英集團對平民則是一種強排斥與漠不關心的鄙視態(tài)度。自今年國慶節(jié)以來，短短15天，就有近20人不遠萬里來天安門前上演自焚、跳水、縱火等慘劇，北京公安局稱已逮捕16人，并稱將對在天安門前鬧事的人處于嚴懲�！懊癫晃匪�，何以死懼之”，上求于天而天不應，下求于地而地不靈，螻蟻尚且偷生，何況人乎！前20年的改革，民眾的機會相對而言公平；
96年之后，特別人高等教育改革之后，政府的各項改革措施已越來越向精英集團傾斜，下層平民在政府決策中少有代言人，很難在政府決策圈中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存在于下層平民的革命情結已經在下層平民的心里潛在，一有機會，規(guī)�；�的暴民就會產生（近年來全國千人以上的暴動達幾十起），由于缺乏組織性，大多被成功鎮(zhèn)壓。

　　4、中產階級的孵出。中產階級是一個社會保持穩(wěn)定的杠桿。理論上認為，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超過30%，這個社會就會取得相對穩(wěn)定；
超過40%，就達到穩(wěn)定期。中國現在約有12%的中產階級，中國已經進入社會極不穩(wěn)定時期。此時，中產階級的意義非常。有調查表明，中國人對自己目前生活不滿意者達40%，極不滿意者達12%，這還是對4億居住在城市人口的調查，如果加上農村人口調查，中國人對自己目前生活不滿意的人口比例會更高。在調查中，對自己目前生活滿意度較高的是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和一部分準中產的小資。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的呼喚，已經隨著中產階級的出現呼吁了很久，但中國的中產階級遲遲不肯壯大，一直在12%左右徘徊，現在，最有可能進入中產階級的是一部分準中產的小資。最近，小資和白領這個群體迅速壯大，幾乎每一個小資都發(fā)著中產夢，其中部分已初具實力。假使這些準中產的小資十年后進入中產階級的陣營，也不過是給中產階級的比例提高約2至5個百分點，最樂觀的估計中國的中產階級在2020年達17%，中產階級的社會杠桿作用仍然有限。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是中產階級的孵化器，然而1996年高等教育產業(yè)化以后，特別是近年來高等教育學費的大幅度提升之后，作為“中產階級的孵化器”的高等教育已經成為中國中產階級孵出的瓶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高等教育改革已經使高校生源發(fā)生了結構性改變，96年以前，中國高校生源比例農村生源占60%到70%，城市生源占30%到40%；
隨著這幾年學費的持續(xù)高漲，2003年，中國高校生源比例已出現結構性變化，農村生源縮減到40%至50%，而且呈現繼續(xù)縮減的趨勢；
城市生源擴大為50%至60%，呈繼續(xù)擴大趨勢。而且，由于城市生源的增多和農村貧困生源的增加，中國高校生源階層分化明顯，集團與派別林立，貧困生引發(fā)偷盜搶劫等治安性事件，富家子弟則引發(fā)逃課、打架斗毆等群發(fā)性事件，高校學風日下。與此同時，高校中貧困生與富家子弟之間的溝通存在明顯障礙，沖突時有發(fā)生。有高校教師呼吁，現在，隨著高校生源結構的改變，在未來社會中，執(zhí)政的將是這些不知民間疾苦的高校學子，他們在制定國家政策的時候，將會更加不知體諒下層民眾的艱辛，那時的社會矛盾將會更加尖銳。事實上，由于教育產業(yè)化特別是高等教育產業(yè)化之后，中國下層上中層再向上層變遷的通道已經收窄或堵塞，中國下層向上層變遷的成本加大，中國上層對下層的強排斥已經鋼化，中產階級人口比例增長的腳步放緩，對中國社會矛盾的緩沖作用有限。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如果還不及時更正這一點，中國社會矛盾引發(fā)暴力革命的危機將增加。

　　5、結論。中國社會目前正面臨解放以來繼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會變革。社會分層已經相對穩(wěn)定和明晰。社會上層精英對社會下層平民的強排斥性鋼化。社會下層進入社會上層的通道變窄，變遷成本加大。在整個社會變革的社會轉型與變遷中，中國民眾普遍感到失衡，民眾的不安全感增強。社會結構缺乏普遍的認同。社會各階層對社會各種現象和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以及對自身所處的社會認同和對他人的認同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偏離。這種偏離激化了改革開放不公所帶來的種種矛盾。這種矛盾不再是簡單的人民內部矛盾，具有敵我矛盾性質。潛在的革命已經在人們的心底產生。中國如果不及時改變這種能量聚集式的潛在革命危機，中國社會二千多年來的暴力革命與專制回歸的歷史宿命將再一次重演。最初的革命發(fā)生的人們的心底，仇恨的種子正在萌芽，隨著中國社會基尼系數的進一步增長，即使中國的經濟改革進一步取得成功，如果民眾從未來經濟改革中獲利不多或者說甚至繼續(xù)受損，中國民眾改革開放幾十年的不滿情緒一旦如火山般爆發(fā)，能量將無法預計。中國社會將發(fā)生一次更大規(guī)模的社會變革。暴力革命是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愿意再見的歷史事件，潛在的革命經已產生，亦可化解在萌芽狀態(tài)。

　　“如果你要有個美好的將來，那將是與他人共同的將來。”在資本積累的原罪面前，每一位權力精英和經濟精英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有人評價，何清漣的書《現代化的陷阱》將有100年的歷史價值，我只有無奈地承認這一點，并以此作為我的文章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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