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們一心一意想著他們的家庭和房子，他們在那兒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體驗他們的創(chuàng)造性才華。他們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滿各種用具和可愛的東西，他們試圖改善他們的食宿，他們想為了使自己生活變得愉快，修建小別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車，將更多的興趣放在食物、穿著和家庭舒適上。簡言之，他們將興趣轉(zhuǎn)向他們私人生活的物質(zhì)方面。
　　――哈維爾，1975年4月，《給胡薩克的公開信》
　　
　　大約是1993年左右，學者崔衛(wèi)平打開一本被她束之高閣的朋友贈書，她并不認識書的作者，更不知道他是捷克總統(tǒng)，“如果我知道他是一位總統(tǒng)，我就不會去讀他的書了，因為我從來不會想到，一個總統(tǒng)，他的書、他的想法會和我有任何關系�！�
　　她漫無目的地翻看，看到一頁，作者說，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是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因為共產(chǎn)主義者把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都了解完了，但世界比這個描述要復雜和神秘一千倍。她又翻到一頁，作者說，也許我也信仰點兒什么，我可以信仰生活。“我看書首先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1990年代初感覺非常壓抑，在精神上不能呼吸，”崔衛(wèi)平說，“這兩句話就特別打動我，而我還不知道他是誰。”
　　其實在1989年以后，瓦茨拉夫•哈維爾最著名的文章之一《無權者的權力》已經(jīng)被人翻譯成中文，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中國的知識圈里流傳，但崔衛(wèi)平當時并沒有讀到它。她開始一篇篇地翻譯哈維爾，第一篇就是《給胡薩克的公開信》，“那篇是最難譯的，但那樣一種描述的方式我覺得非常好，從整體上描繪了這個國家的精神面貌�！�
　　就這樣，仿佛是命中注定，1970年代的捷克開始降臨到1990年代的中國。1974年，出身莊園主家庭的哈維爾38歲，在一家啤酒廠打工，早晨5點起來滾啤酒桶。6年前，蘇聯(lián)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也碾碎了許多捷克人的生活，作為一名荒誕派劇作家，哈維爾的劇本很長時間不能上演。1975年，他發(fā)表了一篇給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總統(tǒng)胡薩克的公開信，在信里，他描繪了捷克在消費熱情和經(jīng)濟增長之下隱藏的社會精神和道德危機：所有的正派標準――真理、堅持原則、忠誠、利他主義、尊嚴和榮譽――都已坍塌，而自我中心、偽善、冷漠、懦弱、恐懼、屈從，從個人責任中逃脫出來并無視其普遍的結果――這樣一些東西正在蔓延和系統(tǒng)地發(fā)揮作用。
　　“什么是人們事實上害怕的？”哈維爾問，是審判？拷打？失去財產(chǎn)？流放？還是死刑？都不是。殘酷的極權統(tǒng)治已成歷史，如今的當權者采取了更微妙和精致的形式，一種生存壓力制度籠罩了整個社會，每個人都身處其中�！斑@是那種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見的網(wǎng)直接覆蓋整個社會；是那種所有恐懼的道路最后消失的盡頭；雖然對于大多數(shù)人，在大多數(shù)時間內(nèi)，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這張網(wǎng)，不能觸到它的細絲，但甚至頭腦最簡單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時每刻沉默的在場，并采取相應的行為�！�
　　“如果在人們維護他們已有東西的防御性嘗試背后是恐懼，”哈維爾繼續(xù)寫道，“那么變得日益明顯的是，為贏得他們目前還沒有占有的東西的侵略性努力的主要推動力是自私和野心勃勃。在近代很少有像這樣一個社會制度如此公開和厚臉皮地給這些人提供領域：一旦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時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權力和個人目的中準備做任何事情的沒有原則的和沒有脊梁骨的人�！�
　　崔衛(wèi)平把文章翻譯出來，并和朋友們分享，“它首先讓我能夠開口說話，那時我們處在一個失語的狀態(tài)，找不到一個能夠描繪生活的狀態(tài)，對我來說，描繪生活是很重要的，找到一種對于我們的生活環(huán)境的理解方式是特別重要的�！痹谂笥训墓膭钕拢�她一點一點地翻譯著哈維爾的其他文章，前后用了10年時間，結成了一本《哈維爾文集》。
　　很難估量這本從未正式出版的文集對中國知識群體的影響�！澳阒�道，我是電影學院的教師，”崔衛(wèi)平說，“我在大學從事文學研究，我在自己的專業(yè)上花了更多的力氣，我也覺得自己在專業(yè)上是合格的，但好像我被提及更多的是翻譯工作，而不是我的專業(yè)。有點兒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吧�！�
　　
　　無權者的權力
　　一個羞赧而達觀、禮貌卻堅毅的人，他把無權者的權力表達得精準無誤，他在共產(chǎn)黨的監(jiān)牢里待了5年，在秘密警察的嚴密監(jiān)視下生活了20年，其間他的作品受到壓制難以發(fā)表。他當了14年的總統(tǒng)，寫了19部戲劇，啟發(fā)了一部電影和一首饒舌歌曲，他是同代人中最富吸引力和最不墨守陳規(guī)的作家之一。
　　――2011年12月19日《紐約時報》訃聞
　　
　　給胡薩克寫信時，哈維爾住在距離布拉格150公里外的赫拉得切克，因為經(jīng)濟條件的好轉(zhuǎn)，他已經(jīng)離開了啤酒廠，被問及為什么要住在鄉(xiāng)下時，他說，起初我們是想和別人一樣，在假期和周末有個去處，然而逐漸地，我們越來越多呆在鄉(xiāng)下，越來越少呆在布拉格，直到有一天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事實上已經(jīng)住在這兒。
　　但哈維爾事后反思，最終離開布拉格，是因為他在那兒已經(jīng)無事可做，而他還不得不總是擔心因為訪問了誰或者去了哪兒給別人招惹麻煩。公開信發(fā)表后，他準備了一個“應急包”，里面有雪茄（他是個老煙槍）、牙刷、牙膏、肥皂、一些書，一件T恤、一些瀉藥等等，只要離開屋子他就隨身攜帶。
　　牢獄之災暫時還未到來，來的是他的一個搖滾樂迷朋友，并向他推薦了捷克的地下樂隊――“宇宙塑料人”。這支樂隊成立于“布拉格之春”以后，以披肩發(fā)、奇裝異服、放蕩行徑和高分貝的搖滾樂對抗官方的“正�；�運動”（要保護的“只能是那惟一的花朵：馬克思主義的紅薔薇”），他們其實對政治一點兒也不感興趣，歌詞也完全不提政治，他們想要的無非是自由地玩搖滾而已，有人評價說，“他們沒有要求當權者賞給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們的行徑就好像自己已經(jīng)擁有了自由一樣�！�
　　40歲這一年，哈維爾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實粉絲，某種程度上說，這支樂隊是他“反政治的政治”論述的絕佳案例。在那篇最富盛名的《無權者的權力》里，哈維爾講述了一個水果商的故事：
　　某個水果店經(jīng)理在陳列櫥窗上貼了一幅標語：“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標語是上面批發(fā)水果時同時發(fā)下來的，水果店經(jīng)理拿過來往櫥窗上一貼就完事了，這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問題在于，水果商真的關心無產(chǎn)者大聯(lián)合這件事情嗎？“這并不是因為他想讓人家來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萬萬同樣的標語一樣，來構成這個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哈維爾分析說，“人們無須相信這一切，但他們不得不裝成篤信不疑的樣子，至少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了這個制度，制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
　　但假如有一天，水果商突然決定停止張貼標語，并且在政治會議上講心里話――他開始拒絕儀式，這就破壞了游戲的規(guī)章，麻煩也將隨之而來：經(jīng)理職位被解除，他被派到倉庫去。他的工資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亞度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受到了威脅。他的上司會來騷擾他，同事們會對他大惑不解�！凹偃缟鐣�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實中生活必然是對其最根本的威脅�！惫�維爾判斷。
　　拒絕千篇一律和陳詞濫調(diào)，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真實中生活，哪怕他們從事的不是政治活動，這或許就是“反政治的政治”的真義，也是“無權者的權力”的來源――“它產(chǎn)生于存在的層次，即人類意識和良知的層次。這一層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選民和士兵的數(shù)量來估量的……”
　　哈維爾1978年的“預言”在1989年11月成為現(xiàn)實：作為“公民論壇”的發(fā)起人之一，他領導了捷克斯洛伐克民眾的抗議示威，不流血地實現(xiàn)了政權的和平過渡。
　　
　　乞丐的歌舞劇
　　1989年的事件證實了我很長時間感受到的某些事情。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不同的外國記者來訪問我，每次他們都說，這個國家的大多數(shù)人從來不參加到他們中來，他們從來不奮起，因為他們滿足于現(xiàn)狀，或者至少與之達成妥協(xié)，諸如此類等等。我經(jīng)常對他們說，你能夠知道什么？在這個社會的靈魂中蟄伏著巨大的潛能。
　　――1992年，哈維爾與波蘭老友米奇尼克對談
　　
　　哈維爾曾經(jīng)歷過“布拉格之春”中全民族范圍內(nèi)對蘇軍入侵的和平抵抗，那時冷漠已經(jīng)統(tǒng)治捷克斯洛伐克若干年，而人們?nèi)员Ｓ凶饑篮土贾�，這當然讓人滿懷信心；結果不出一年，整個社會再度被冷漠癥壓倒，那些曾經(jīng)赤手空拳對抗坦克的人們說，無所謂啊，我們必須好好照料自己的花園……哈維爾再一次感到目瞪口呆，他對波蘭思想家亞當•米奇尼克說：“此時我意識到我們既同時是帥克和土地測量員K，而我們也都是揚•胡斯（捷克宗教改革家，獻身于教會改革）。這些性格在我們所有人身上同時存在�！比欢�，接下來卻又是奇跡，“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們的社會中，仍然有著巨大的沉睡的善意�！�
　　這不禁讓人想到，遠在緬甸的昂山素季同樣會被認為是有些樂觀的看法：“我其實并不真正理解犬儒主義到底是什么。你必須清楚，人們所說的，未必是他們想要去做的。這種情況會永遠存在�！�…這件事情很有意思，以前人們會聲稱他們對政治不感興趣，但令人驚訝的是，一旦空間開了一點小口子，哪怕只是一點兒，你會發(fā)現(xiàn)，原來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動，去改變。”
　　對人性相對較高的估計，在崔衛(wèi)平看來，可以解釋為什么哈維爾從劇作家走向政治家，“一個行動的人之所以那么做，一方面是相信自己行為本身的意義，另一方面是相信自己的行為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意義，能夠增加這個世界上‘善的總和’。”
　　“我能夠理解有些人對‘我們的社會仍然有巨大的沉睡的善意’這句話不產(chǎn)生共鳴，因為看了太多讓人絕望的事情，”崔衛(wèi)平說，“但樂觀來源于對自身的估計，如果一個人沒有對自己絕望，就沒有理由對他人絕望。”
　　不過，哈維爾的“樂觀”也招致了批評，俄裔美籍詩人布羅茨基在一封公開信中就勸告他不要“制造幻象”，“無論怎么說，把社會建筑在人是邪惡的這個承諾上要比建筑在人是善良的這個承諾上來得慎重�！�…‘新理解’、‘全球責任’、‘多元變位文化’在本質(zhì)上并不比后來民族主義者的懷舊烏托邦或暴發(fā)戶的企業(yè)家白日夢好多少。這種玩藝無論怎么符合條件，都還是建筑在人是善良的這個承諾上，這類措詞也許適合那些管理民主工業(yè)國家的蠱惑人心的政客，但不適合你這個需要知道人類心靈真正狀況的人。”
　　從本質(zhì)上說，哈維爾是典型的“60年代人”，反對一切循規(guī)蹈矩（很多人都會提到，上任的第一個月內(nèi)，他就邀請滾石樂隊來訪，并且在總統(tǒng)府的走廊里玩起滑板），2009年崔衛(wèi)平與哈維爾見面時曾向他提問：什么是你一生中貫穿始終的東西？哈維爾答：冒險性�！拔矣X得他不只是反對極權，也反對西方技術理性高度發(fā)展下，刻板公文背后的冷漠與缺乏責任感。”崔衛(wèi)平說，“他的底色是藝術家，是偏藝術氣質(zhì)的知識分子。”
　　頗富深意的是，痛恨重復、簡化，整個生活都在反對陳詞濫調(diào)的哈維爾在當上總統(tǒng)后，因為本身擔當?shù)慕巧�，卻也不得不屈服于此。“我責成自己千百次地自我重復，向我的聽眾發(fā)出簡單明了的呼吁。當我做一個演講，我意識到我不能使用復雜的長句子，我必須盡量簡潔和結束在一個能夠理解的呼吁上面。我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當我提出一個有原創(chuàng)性的句子，但把它解釋三遍之后，它已變得陳腐�！�
　　他痛恨寫發(fā)言稿，但每當秘書為他寫時，他就感到尷尬和臉紅，“結果是，我試圖自己寫，”他對米奇尼克說，“但是我又痛恨做這件事，你不知道昨天要寫一個今天的發(fā)言稿是多么的討厭……”
　　“我理解這個�！彼�的秘書打斷了他，“昨天，我建議我來寫那個發(fā)言稿，但是我意識到我是在徹夜痛苦地寫一個你將發(fā)現(xiàn)痛苦地把它念出來的東西，我決定，最好的辦法是我們當中只有一個人忍受痛苦�！�
　　從1989年到2003年，哈維爾在總統(tǒng)的位置上坐了14年，歷經(jīng)大事無數(shù)，包括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分裂。他對經(jīng)濟缺乏興趣，他感情豐富卻往往猶豫糾結，他在妻子去世后一年即另結新歡，乃至他支持北約轟炸南聯(lián)盟的立場都為他招致了批評，但在離任之際，他仍享有55%的支持率。
　　
　　離開
　　因為我確實是一夜之間被拋進一個神話世界，在接下來的歲月里，不得不回到大地，意識到神話故事僅僅是人類原型的投射，這個世界在其所有結構上并不像神話故事。因此，雖從未嘗試成為神話世界中的國王，卻發(fā)現(xiàn)自己實際上通過一種歷史的偶然性被拋進這個位置，在狠狠地摔到地上方面，在從令人興奮的革命世界進入例行公事的官僚世界方面，我并沒有被賦予外交上的豁免權。
　　――哈維爾，2002年9月19日，在紐約市立大學學生中心發(fā)表演講
　　
　　這是哈維爾最后一次對美國進行官方訪問，在一場名為《向政治告別》的演講里，他自問：“在差不多13年內(nèi)我本人是否有所改變，這難于理解的漫長的總統(tǒng)生涯對我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
　　“于是我發(fā)現(xiàn)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他自答，“盡管這些經(jīng)驗應該帶給我更多自信，但事實正好相反。在這段時間里，我變得對自己更加沒有把握和更加謙卑……那些任期比我短的其他總統(tǒng)，他們興高采烈地互相見面或與其他重要人物見面，上電視或發(fā)表演講，這一切只會讓我感到更加可怕。有許多次，在一種幾乎是非理性的恐懼中，我故意地回避了某個值得歡迎的大好機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浪費了機遇和傷害了一個良好的動機�？偟膩碚f，我似乎越來越猶豫不決，對自己亦是如此�！�
　　該如何理解自己的這種轉(zhuǎn)變呢？
　　哈維爾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他更加理解加諸他身上的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他周圍的人和世界，甚至包括他自己的良心都不再問什么是他的理想和目標，他希望如何改變世界，反而開始問什么是他實際上達到的、他的意圖有哪些結果、他希望留下什么，“我忽然感到，正是曾經(jīng)使我站出來反對極權主義政權并為此入獄的那種精神性的和知識分子的焦慮不安，目前令我懷疑自己工作的價值，也懷疑我曾經(jīng)支持過或影響過的那些人工作的價值。”
　　他告訴聽眾，自己不是在說感到挫折，“我只是在說：通往理性、和平和公正的道路意味著許多艱巨的工作、自我否定、耐心、知識、一個冷靜的視野，并且甘冒被誤解。這將不再依靠神話世界和其中的英雄，也不再依靠將詩人提升到推翻帝國和軍事聯(lián)盟這樣位置的歷史偶然性。詩人的警告之聲應當更仔細地被聽到和被認真對待，甚至比銀行家和證券經(jīng)紀人的聲音要更嚴肅地對待，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指望這個世界在詩人的手中突然轉(zhuǎn)變?yōu)橐皇自姟！?
　　2008年，哈維爾完成了荒誕劇《離開》，講述了一個沉迷女色的老政客不愿意面對政壇外生活的故事，不過他把更多的退休時間留給了國際社會的異議人士――似乎是對七八十年代自我的一種回歸，他支持古巴和白俄羅斯的反對力量，也一直在為改善緬甸和朝鮮等地方的人權狀況鼓與呼。
　　2011年3月，根據(jù)《離開》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布拉格上映，這是他作為導演的處女座，也是他參與的最后一個公共項目。同樣在3月，哈維爾主要著作的英譯者、加拿大作家保羅•威爾遜（Paul Wilson），也是“宇宙塑料人”樂隊的鼓手向哈維爾談及自己即將去探訪“后革命”的埃及，“你覺得埃及人為民主做好準備了嗎？”哈維爾問�！澳銈冊�1989年的時候為民主做好準備了嗎？”保羅反問。
　　2011年12月17日，赫拉得切克。哈維爾在睡夢中停止了呼吸。他來不及知道，自己的著作終于要用阿拉伯文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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